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行动路线的决定①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

　　(一九四三年二月)
　　在卢沟桥事变后，是要团结全民族战胜日寇，是要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问题。在历史上抵抗外族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可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也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甚至封建阶级、奴隶主阶级也可以来领导的。历史上的这些事例，都可以找到。不论由哪一个阶级来领导，不论参加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怎样，只是他能团结各阶层共同抵抗外族的压迫，实质上都还是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由于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领导成分不同，统一战线内部的结合关系不同，就决定统一战线结合的范围、程度与形式，抵抗外族压迫的政策与力量等等，而有各种不同；而这些不同点，也就要影响到“是否能够胜利的抵抗外族压迫”这一结果，以及还要影响到在战胜外族敌人以后国家内部关系的组织。因此，在抵抗外族压迫的战争中，第一，必须要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第二，还必须要看这个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成分是什么，内部结合的关系是怎样，然后才能了解这个统一战线的力量，它所实行的政策，以及它是否能胜利的抵抗外族和在胜利以后又将建立怎样的国家。很明白，这后一个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注意或不清楚了解这后一个问题，就必然要作出绝大的错误。
　　很明白，在今天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是存在着或存在过实质上有区别的两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型。
　　第一种，是以大资产阶级中之一派为直接领导的——在形式上是很不完备的，似乎是很难捉摸的一种很特殊的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抗战以后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合作，就是蒋介石的“团结抗敌”。这种统一战线，在抗战初期中的阎锡山、程潜、廖磊、黄绍竑等人的地区，曾经一时是发展到比较完备的形式的。在今天也还是全国性的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他们(大资产阶级)在口头上不承认统一战线的原则，不要共同纲领，拒绝与其他各党派实行平等的民主的合作。他们所要的是其他一切党派团体和阶层不论在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甚至在思想上都完全地绝对地服从他们，跟随在他们的后面去抗日，原则上不允许其他阶级有任何的独立性，并企图在抗战中消灭、瓦解或削弱其他一切异己势力。严格镇压民众的革命运动。然而又由于他们的力量软弱，今天他们还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威胁他们最大的民族敌人，他们无力来同时对付国内的其他派别，并且还不能不和其他派别妥协，给以一定的权利和地位。这就是他们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内容。
　　第二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现在的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敌后许多抗日根据地，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以三三制政权及其他平等的民主的形式团结所有各抗日阶层及党派团体共同抗日，实行照顾各阶层人民利益的和彻底战胜日寇的政策。但这种统一战线今天还只是地方的局部的，在不是全国的形式。
　　这两种统一战线，都是抗日的民族的统一战线，都在中国同时存在，也还没有最后闹到彼此不相容。但这两种统一战线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而这后一种统一战线，在胜利地抵抗外族压迫的斗争中是有极大的优越性的，也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所要求的。因此，我们的方针：只要条件是允许的与可能的，我们就应该为建立这后一种比较优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或使前一种统一战线逐渐转变为后一种。在条件许可与可能的形势下，我们总不应该拒绝这样做。
　　因此，在中国抗战中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种，是以大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在一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在一般意义上来讲，大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之下去参加。第二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吸收其他抗日的阶层来参加。在全国范围内来讲，目前要求建立第二种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要求建立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同领导的统一战线至少目前也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建立第一种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只能这样做。但在局部范围内(大多数是敌后地区)来讲，建立第二种统一战线就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只要我们在这样做了以后不致于引起全国范围的统一战线的根本破裂。这就是说，在抗战以后，我们应该独立自主地团结敌后一切抗日的势力和阶层，建立以自己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政权、军队等等在内)，坚持敌后的抗战。这种敌后的统一战线应该包含在全国的统一战线之中，不与国民党及中央对抗，同时也不拒绝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抗日党派来参加。这就是我们在敌后应采取的关于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
　　为什么在敌后我们能够独立自主地建立以我们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这是由于敌后的特殊环境以及敌、友、我各方面的特殊条件而产生的。首先是由于敌人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大破裂。在敌人大举进攻之下，地主资产阶级在敌后广大地区内的政权、武装及其他腐败的统治机构，被敌粉碎，或驱逐，或迅速的逃走或投降敌人，或当汉奸为虎作伥反抗抗战，旧的秩序已被彻底破坏，而敌人又因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且忙于正面作战，敌人的“新秩序”又还不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来，这就给了我们(以及其他任何人)一种可能，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期内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建立武装、政权及其他机构，按照自己所需要的标准来建立一种新的抗日的秩序，建立在我们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三民主义。同时(这是次要的)又还因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很有威信的党，还有自己的武装，我们本身又能比较最完善地建立起这种新的抗日秩序。而且在这时期内这样做了之后，并不伤害友党，且为友党在抗战中所必需(国民党政府及中央军委批准冀察晋边区政府成立等事实，就是证明)。这种特殊的有利的时机，在一切敌后地区都或长或短的产生过的。这是在中国革命历史的特殊发展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时机，使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机内可以不大费力的大体的局部的解决革命中最中心的问题，即在部分地区内(一省数省之内包括数千万人口)建立以自己为领导的一切革命阶级联合的三民主义的政权。在敌后所产生的这种时机，一般都是不长的，有的只有几星期，有的是几个月、半年或一年。因此，历史上产生的这种特殊时机，如果我们不能集中注意去利用，不在事先就有充分的准备，那末，这种时机是稍纵即逝的。
　　我们是否应该利用这种特殊时机来爽快地解决革命中业已成熟的又不会发生危险的各种基本任务呢?是应该利用这种时机来解决的(虽然只能局部的解决甚至还没有胜利的最后保证，而只能是一定时期的解决)。这种时机在历史上是不常产生的。如果今天的历史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产生了这种时机，而无产阶级自己不知道去利用，或自觉地不去利用(做一个不在混水里面摸鱼的君子)，让这种特殊有利的时机放过，那就必然要受到历史的严重的惩罚。在革命中业已成熟的各种任务(例如二五减租、三三制的三民主义政权等)，是多年来没有解决的，如果不在这种可能的特殊时期内解决或造成解决的前提(虽然这只能是局部的)，那也将会在多少年以后还不能解决的。
　　有些同志说，这种特殊时机，只在华北敌后产生过，在华中华南敌后没有产生过。华中华南敌后的情况“特殊”，这里没有八路军，因此，在华中华南敌后我们就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及抗日民主政府和武装等。这种理论，是不合事实的。华中华南敌后与华北敌后比较，是有一些个别的特点，但这些特点综合起来还不致于引起实质的变化。这种特殊时机在一切敌后地区都是产生过的。
　　有些同志说，只有正规战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战胜敌人，游击战是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和战胜敌人的，因而主张我们不要去重视游击战争与敌后地区的工作，因而主张我们只有以全力去倚靠与帮助能够进行正规战的大资产阶级，才有出路，而不要去利用这种特殊有利的时机，不要独立自主地到敌后去打游击。这种理论的错误，也被后来大资产阶级实际的对内反动政策和伟大的敌后游击战争所给予敌人的严重打击，并造成我们在将来转入正规战的某种可能等等事实，所完全证明了。试想我党如果没有敌后的游击战争及许多根据地，我党今天在抗战中的地位，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地位，又将如何?那我们今天是不能生存的，更不要说我们能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
　　有些同志说，如果我们利用这种特殊时机，我们主要的采取有组织的形式去参加抗战，如果我们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建立我们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主根据地及政权、武装，并实行三民主义等，那大资产阶级是不能允许的，因而也就是不能存在的(?)，因而就会要引起国共合作的根本破裂(?)，因而主张我们不要这样作，因而主张我们主要的应采取个别的秘密的方式去参加国民党部队抗战，因而主张我们只参加大资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当苦力或纯粹的帮手，就够了，不应该超出大资产阶级的意旨之外去行事。这种理论的错误，也被后来及现在的事实所完全证明。华北华中敌后的许多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是长期存在着，国共合作也并没有因此根本破裂。相反，华北、华中许多抗日根据地及三三制政权的存在，恰恰成为反共派不敢轻易的根本破裂国共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并还造成继续国共合作的重要条件。如果说皖南事变曾经引起国共之间的很大裂痕的话，那末，皖南的负责同志恰恰是主张并在党内独立自主地实行上述错误理论，一切不敢超出大资产阶级意旨行事的人。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是顺从大资产阶级的意旨行事，只是安心地充当大资产阶级的苦力或纯粹的帮手，而不与大资产阶级一切的反共企图进行斗争，那国共合作就一定破裂，革命就一定要失败。远之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结果，近之有皖南负责同志机会主义的结果。因为无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合作，是在基本上带着阶级对抗的合作，在合作的任何时候，无产阶级必须有充分的警惕性。这种合作在大资产阶级说来，是带着极大的被动性与被迫性(帝国主义的压迫，共产党正确的政策和人民群众的逼迫等)，只要到他们认为不需要这种合作的时候，合作对他们不利的时候，情况可能的时候，他们就要压迫、限制，甚至丢弃无产阶级这个仍然带着枷锁的“盟友”，并且严厉地来反对无产阶级，“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符合他们的“统战”法则的。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实行适当的让步，在合作过程中不去过份危害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另方面又在合作过程中进行适当的斗争，并造成了一种情况，使他们不能随意破裂这种合作时，这种合作才可能保持延续到适当的时候。
　　这就是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路线的中心环节。
　　这就是党在卢沟桥事变以后策略路线上的一些基本问题。
　　刘少奇
　　① 摘自刘少奇《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原报告共三部分，这是第一部分的第四节。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史料选编/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