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局关于边区九年来的统战工作总结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

　　(一九四三年)
　　边区党九年来，随环境条件变化，接受党中央指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工作过程，为便于叙述，分三个阶段。
　　三五年冬到“双一二”，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阶段。这时内战尚极残酷，蒋介石亲到西安，企图最后消灭我们。日本帝国主义酝酿华北特殊化，企图在“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的烟幕下，利用国民党不抵抗的睦邻政策来不费一弹一矢灭亡中国。党中央指示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当时，我们在边区境内实行了改变土地政策，由打土豪分田地转变为募捐抗日经费，以支持战争需要；改变了肃反政策；释放与医治俘虏的白军高级将领如师长牛营[元]封[峰]之流，释放过去专门反共而被俘后表示愿意抗日的XX师政训主任王XX；支持红军东出开赴抗日前线及西征找寻团结抗战的战争；团结当时抗日情绪比较明显的东北军与西北军。
　　在一切这些工作中，边区的党政军民曾付(出)很大血的代价，才换得国民党统治者回心转意。
　　这一阶段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被贯彻到底执行着，左的关门主义残余和右的新倾向，都不起什么作用。
　　“双一二”事件后到三八年边区政府和留守处的“五一布告”，可说是统一战线形成后边区党内右倾倾向发展到投降路线的第二阶段。
　　这时之初，从“双一二”到“七·七”，边区党接受了中央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的指示；举行边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实行了党中央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四项保证，将苏维埃政府转变为陕甘宁特区政府；红军游击队改变为特区警备部队与地方保安队；执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变所有反对国民党的言行为拥护国民党，实行蒋介石先生诺言，实现全国民主政治对日抗战与三民主义。
　　可是，国民党却不真诚实行蒋先生之诺言，虽然停止了内战，仍不坦白承认国共合作，而以“共产党投降”之诽词，毁谤我们；利用我各个苏区不甚联贯的空隙，仍然鬼鬼祟祟，布置消灭我神府苏区及其他边远地区之红军游击队与地方苏维埃政权。有的幸经我发觉，未中狡计；有的地区却吃过大亏。同时，却进占住[驻]我定边县属之安边堡，靖边县属之宁条梁等。
　　“七七”虽然日本打来，国民党只进行应战政策，仍不许可我们参战。直至敌人晋绥，始勉强准我抗日，但其欲借机消灭我们的阴谋并未放弃。
　　此时中央路线是正确的，可是右倾思想在边区党内却随和平实现而开始发展起来了，如在转变苏维埃政府为特区政府时，却实行完全没有必要的自动取消红宜县、赤安县、子长县、赤源县、秀延县等特区内部为行政便利的区域划分与名称；在改编部队时，借口经费困难而裁减与遣散许多从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工农干部等。
　　党的十二月会议前后，正是太原、上海失陷，国民党的中央与前线正在况乱逃亡不暇之际；全国人民抗日浪潮发展到最高涨的情况，国民党还顾不来压制抗日运动，他想消灭我们的心力相违之时，边区党内的右倾思想，由张国涛[焘]、郭洪涛所代表，而向投降主义的路线发展了。他们被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冲昏了头脑，满足于国民党当局的片面应战，认为一切都好了，甘愿俯首臣服，硬要一切经过人家，一切服从人家。因此，在划界时，使边区的红宜、横山、葭芦、固北等四个县全划给了人家，把定边的砖井、公布井一带；盐池的八岔梁横城一带；靖边的诸冈湾一带；神府的镇羌堡、大小保当附近一带也不要了。另外还在边区内部分出所谓统战区，其中包括陇东、关中、绥德三个分区和现有延属在延安、延川、延长、甘泉、子长；或者是放弃了原有的民主政权，或者是承认了二重政权，至少也是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合法的据点，使边区领域大受损失。大大小小的政治土匪出现了四十多股，以宁夏为后台的赵老五，以安边为后台的□□□、张廷芝等著匪到处抢掠。二重政权的保安队在我们面前大摇大摆，背过我们就进行瓦解我党政军民学的组织和抢人暗杀，甚至虐待与蹂躏抗工属的活动。当时弄得延安附近就抢人，甚至曾出现过截刺周恩来同志的惊人事件。此时，地主也企图复辟，各县地主向农民要土地。过去和红军游击队或县区乡党政干部结婚的女人，也被二重政权的政府认为不合法而挑拨民间争夺诉讼……尤其是不只农民，连党员干部也闹糊涂了。张国焘本人开小差，下面的落后党员干部也有的开小差，有的消极不干。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甚至也向农民要土地。在职的子长县委书记，为了参加抗敌后援会而将自己的履历向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填表请求委任。陇东的党，把给上级的报告和表册交国民党邮局寄递，经兰州、西安才来延安。在让地、让政权时，也曾将自己的部队让人，如李振海所带的游击队，硬是将部队给人家，将李同志另调工作。
　　此时，国民党当局又借口调遣军队，把许多杂牌军队调来调去，过往边区，扰害人民，图谋不轨。最显著的如姜云台旅，原说道经定边，结果到定边后却驻下不走，开嫖放赌，把定边城关的社会秩序弄了个一塌糊涂，反而封锁我城内驻军，不许进出，简直喧宾夺主，几至巷战。
　　总之,在这一阶段的前期，正确路线为主，右倾思想颇为发展。到了后期，右倾思想发展成了投降路线，竟在边区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使边区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边区一切，可以拱手送人，不只卧榻之旁任人鼾睡，甚至共产党人的头上可以任人舞枪弄剑。
　　从三八年“五一布告”到现在，是坚决执行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边区党把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与巩固的核心。因此，这一工作过程，又可分为三个时期。“五一”到三九年底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时期。
　　这时正是抗日战争防御阶段的后期和相持阶段的初期。全国的第一个抗日高潮逐渐过去，亲日派准备投降与国内分裂；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前面进攻我们，炮打宋家川；国民党的反动派在边区的内部、边区的周围不断的向我们挑衅磨擦，他们“溶共”、“限共”之不足；又行所谓“防制异党办法”，企图消灭我们，走向对日投降：“他们用尽造谣污蔑的手段，挑拨邻区人民、邻区政府、友军部队、哥老会以及少数民族等对于边区的恶感，以掀起危害抗战团结的磨擦；他们不但在边区内外遍设特务机关，实行所谓暗中包围，而且还在边区内部经过所谓点线工作……瓦解边区；他们组织土匪……达四十余股之多；他们用暗杀逮捕来残害边区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与民众积极分子；他们用封锁办法、绑票办法来隔断边区同邻区交通；他们挑起的事变有陇东事件、旬邑事件、瓦窑堡事件、杨家园子事件、延川事件、靖边事件、神府事件、富县事件等，对边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他们侵占去边区十个区、七个半乡、一百三十一个村庄……”(节录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高岗同志在边区二次党代表大会报告)
　　在上述情况下，为巩固边区，保护人民利益，反对投降分裂与倒退，边区党根据党中央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指示、三八年六中全会决议及三九年六月十日反投降指示与十月十日决议，还有三八年五月边委关于应付挑拨及破坏边区事件指示、关于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五月十五日边府与留守处布告、三九年三月的统战部长联席会议、边委统战部给各分委县委的通知、边委给各级党政军关于统战问题指示信、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磨擦问题指示(五月三十日)、关于目前战略形势指示(七月二十九日)，给绥德分委关于统战工作及党的群众工作的指示，以及在三九年春季召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颁布边区第一次施政纲领；冬季召集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等决议与布置。经过这些步骤，进行了许多必要的斗争和坚持团结，才制止了顽固派的分裂内战和对日投降，也克服了我们党内的右倾投降倾向：同时坚决执行了党中央自力更生的指示，展开边区的开荒运动，使边区军民在断绝接济与封锁中未至饿死，保存了全国坚决团结、抗日、民主的中坚力量。
　　从四〇年到四二年的高干会，是第二时期。
　　英美苏被欧战拖住，日本以诱降为主，除使汪逆粉墨登台外，还欢迎蒋回南京，汪逆亦申明甘愿让位。两次反共高潮就在此际出现。顽固派阴谋以反共献媚日寇，密颁“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调动二十万大军包围边区，沿边境又筑碉堡封锁；何绍南捣乱于警区五县之内；九十七师等部队则攻旬邑，夺宁县，占镇原，而陕甘两省当局尚集中大军计划进攻庆阳、合水、淳化、富县、延安；更于西安、汉中设立劳动营，拘囚爱国青年，办理特务训练班，上磨擦课，专门训练“反共人材”。
　　边区党根据中央四〇年二月一日、七月七日诸决定及四一年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指示等，曾有边区周围磨擦问题指示(四〇年七月二日)、国民党公开机关在边区进行特务处理办法(四〇年四月十五日)、给关中分委关于反磨擦斗争及三种不同军队之不同策略指示(四〇年四月五日)、关于警区农民索取土地问题指示(四〇年四月五日)，并于四〇年开始实行“三三制”，四一年“五一”又颁布边区施政纲领，冬季召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使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更能切合实际与具体化。
　　在反磨擦和实行“三三制”过程中，都发生过偏左偏右的倾向。在反磨擦中以偏左倾向为主，个别事件上，个别干部能掌握有理有利，但却不太熟悉于有节的原则。在实行“三三制”时，起初是“左”的关门倾向，不敢让富有者进来，接着便走向右的尾巴主义，一切惟地主绅士是从。这些左右的摇摆，边区党在发觉之后，均曾予以适当的纠正。
　　从高干会到现在是第三时期。
　　日本的诱降政策更加活跃，正面战场几至静寂，大批汉奸派到重庆，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更向准法西斯独裁方向迈进，用五十万大军和三道封锁线包围和封锁边区；用绑票办法，断绝交通；用抢劫办法，侵扰交界区乡；去年七月，更拟闪击延安。
　　经过高干会，首先纠正了打出去的思想，指明建设边区的方针，纠正了“三三制”中的左右摇摆：建设工作中的样样模范；贯彻了农业第一；自己动手，发展合作事业，使边区境内的党政军民及外来移民都做到了丰衣足食。我们经过“三三制”实现了各抗日阶层的民主团结；经过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合作社，组织了各阶层人民的经济合作；经过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避免了农村中的阶级对立。
　　九年来，边区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执行了有团结有斗争的革命政策，才克服投降主义，渡过困难年月和三次反共高潮，并建设和发展了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把边区建设成坚持团结、抗战、民主的坚强堡垒，为推动全国进步，准备反攻，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史料选编/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