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高自立同志关于环县事变问题给马锡五等同志的函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

　　(一九四〇年六月八日)
　　锡五同志转玉亭、景瑞二同志：
　　玉亭、景瑞二同志的报告，均先后收到。
　　县府所召集的区长区书联席会议，对于环县事变的检讨，我们觉得还不够深刻，所以也就没有得出事变教训的正确认识与结论，亦就不能防止环县事变的重复，因此，提议县府再作一次检讨，并请注意以下各问题：
　　一、环县事变不是偶然的，突如其来的事变，必然有事变的前因后果。所以在检讨的时候，要注意到事变以前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在什么上面违反了民主，在那些地方没有顾到民众利益，以致脱离了群众，而造成群众对政府的反抗，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以下两点认识不妥当，例如“群众不了解民主，原因是我们的教育不够”(具刘景瑞同志报告)这样提问题，不能了解环县事变的真正原因，因为不是实行了民主而引起事变，而是违反了民主才引起事变。换句话说，不是人民有话不肯讲出来，而是人民讲出的话，我们的负责者不去倾听，不去接受，所以人民才觉得没有民主，而起来反抗。又如：“群众对征粮扩兵意义不懂”，实际也不是这样，不是民众完全不懂得征粮扩兵的意义，也不是我们的宣传解释全无，因而起来反对。而是手里作的与口里讲的不同，口里讲的是能出粮的才出粮，能当兵的才当兵，而手里作的却是不能出粮的也要出，不能当兵的也要当。口虽讲的是自动的缴粮与当兵，而手里作的却是强迫缴粮与当兵。这样才引起民众的反抗。
　　二、要注意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下级去负担，因为只说下级错了，下级就不会心悦意服，例如：“区的干部对阶级意识模糊”、“对审查干部不清”(县府工作报告)。据我们所知道的，县府在这方面也有更多的责任，连专员公署边区政府都逃不脱这种责任，我们亦深深感觉对于环县以及对于全边区各县的情形不够了解，以致在扩兵征粮中，没有注意到环县的特殊情况，没有事先指出这种情况，来帮助在环县工作的同志警惕起来，而是太一般化了。同时也感觉对于征粮没有颁布一个统一的条例，作为下面的标准，没有坚持原定的数目字、时间和步骤，而盲目同意了某些区域可大大提早超过完成的措施，并把这种错误的措施相当影响了环县，更助长了环县的急性病。这些都是我们应负的责任。因此，我们提议，专员公署对县，县对区都应首先执行自我批评。应检查自己对于下级的指导上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对于下级的工作是否有经常的检和督促，下级的意见是否接受与考虑过……等等，均应来次深刻的检讨，执行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一点不隐瞒，一点不夸大，有几多就几多，下级的缺点和错误，上级的缺点和错误，也一点点的批评，毫不客气，毫不畏惧。只有这样，对自己，对上下级才有所帮助与警惕。同时在执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不是笼统的，一般的批评某一级，某一部份人的缺点与错误，而应具体的指出谁是主要负责的，并且应当对于主要负责的作出一定的结论，这样才有教育意义，才是责有攸归。
　　三、在检讨时，客观原因固然要作正确的分析，要详细的指出来。但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客观原因上面去。例如顽固份子有计划的进攻，封建势力浓厚，文化落后，土匪厉害，人民不愿当兵等等。因为这些原因到处都或多或少存在，都是我们早已料到见到的东西。正因为有这些原因，所以才要宣传教育，民主主义，组织的动员与领导，法令等等，这些都是为的克服这些客观原因的，如果这些客观原因在事变中引起了作用，那么，就是我们与这些客观原因作斗争中，还有缺点与错误，我们就要检讨出这种缺点和错误出来。
　　四、检讨的办法。
　　1、首先由专署县与县政府派人到区到乡(特别是环城、耿湾、洪镇、毛井)去参加些会议，找些人谈话，在主要问题上收集些材料，并从各方面去充实这些材料，并且要找经历过这次事变的，与没有经历过这次事变的不同干部，不同的民众去谈话与开会，把两方面的意见归集起来，整理起来，再由县一级党的或政府的要员加以讨论，得出一个概括的结论，然后再召集区的干部来县府开一总检讨会议，先由县级的负责人作一报告，然后加以讨论，再把讨论所发挥的意见归纳起来，作成总结，再报告分区专员公署，专员公署再召集一定的会议(各县长、县书联席会)。报告环县事变的检讨，并加上专署对于事变应有的责任，及对县上应得的结论(如主要责任归准负……及应否给予一定的纪律等)。然后报告边府，边府再加以讨论，并加上边府对事变的责任，及对专署应作的结论。然后再发到下级，按级加以报告，作为今后的经验教训。
　　2、检讨时，不仅分析事变的原因，并且要讨论出具体的纠正办法，因为主要的要求是得出教训，讨论出纠正的办法，这才是最需要的。
　　3、希望专署接此信后，立即计划实行，并于一月内完毕为盼。
　　敬礼!
　　主席林伯渠
　　副主席高自立
　　六月八日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史料选编/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