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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教育时间和教育法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李伟
“长城”部去年的工作任务，除冬季整训以外，都是以生产建设为主；生产又是以农业为主，运输业和副业(伐木、解板、烧炭等)为辅。建设包括打窑洞，盖房子，修整住地。按季节划分，一、二月，十二月为冬季整训期，三月到十月为生产阶段，十一月为过冬准备月(烧木炭、割马草、背柴、运米、打毛袜等)，因此，全年的政治文化课，各连队平均只能上到一八六小时，按每周应上十小时的政治文化课计算，只合四个半月。最好的单位，上课二二二小时，也不过合五个半月，就这些时间，也是从生产忙碌中“挤”出来的。
根据去年经验，教育时间是这样抽出来的：
冬季整训，可以有三个月到四个月的光景——去年十一月份因收秋菜及过冬准备耽搁一月，假使再紧缩些，则十一月下半月可以开始整训。在这一时期，每周可以上半天课(星期六下午党日)。这时的教育应以军事为主，因为军事课用挤出来的零碎时间，是不能学到什么的；政治课(策略及时事教育)占半天(两小时半)；文化课(国文、数学、自然)占两天(十小时)；军事课占两天半(十二小时半)，另外，星期六进行测验和党课。在这一时期，仍然需要一少部分人员从事一些必要的生产工作，因此，去冬到课人数，平均为百分之八十，最好的单位做到百分之八十三·三。
开荒播种(三月中旬到五月初)和秋收(九月十月)为农忙时期，这时的教育，只好全部停止，每周只能进行一次政治讲话，配合当时的任务和时事。如果有大风雨的话，还可以抽出些时间上文化课。至于一些解释鼓动的讲话材料，可以放在点名或集合时间临时进行，这也是必要的。
锄草时期较长，而且工作较轻；加以天气酷热，如果每个劳动力所负担的地亩不很多(不超过二十亩)，就可以实行半日教育制。最好只在早晚间时进行锄草，而在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的一段，除去中饭和午睡外，可以抽出两小时上课——或者都放在中饭前，或者中饭前和午睡后各一小时。如果地多，忙不过来，至少每天可以抽一小时上课——去年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每周上一次政治课，四次文化课。这一段，可以叫做“半农忙时期”。
播种完毕到第一次锄草当中，可以有二十天上下的“农闲期”，不过，这个时间的长短，要看地的多少和播种时间而定，往往是：这一块地最后播种完毕，第一块的苗儿却出来了。在最末一次锄草到秋收开始之间，可以有一个月上下的“农闲期”。这时，每周应当上四天课，留一个生产日去做零星的工作。
这样算来，可以凑足五——七个月的教育时间。倘若地少些，或专门抽出一小部分人员担任长期的生产工作，就会争取更多的时间了。
生产当中教育时间的掌握，最好是放在营或连(伙食单位)去具体执行。因为在生产中，“勿违农时”是一个大原则，而农业的时间，因劳动力、地的多少，播种的先后，谷物菜蔬的种类不一而不同，想刻板地规定是不成的。
关于教学法，我们知道，上课的次数和时间，仅仅是教育工作“量”的一方而，而“质”的改进，要向教与学的方法上去探讨。在这里，我只就战士政治、文化教育方面提供一些意见：
“长城”部的政治教育，在四一年前，每周上课五小时，教材内容过于广泛——有策略，政治常识，时事，历史，革命理论，锄奸……；在四一年以后，我们改变了这种作风，把政治课时间减少，内容确定为时事策略教育和工作任务解释讲话。这样，曾收到相当好的效果；去年六月份，在锄草阶段中，我们曾进行了破除迷信的教育，用上课，座谈，大报告等各种方式的配合，有系统地说明迷信的由来和它的害处。在连队座谈会上，当时发言相信鬼神的共有二十一名，半信半疑的有十三名，发言坚决不信而且列举理由的只有十名。司令部的一个炊事员李××曾经常把一群小鬼吸引来，大谈神魔鬼怪。但经过这番争论，最后在全部队军人大会上，政治处派人做了专门报告，并当场做了化学实验(用碱性酸性溶液变石芯试纸的颜色)，科学战胜迷信之后，部队中的反应大大不同了，司令部的小鬼们竟嘲笑李某为“鬼课的教员”，使得他再不敢乱发言论了。七八月份，我们又进行了反对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教育。冬季整训中，又以建设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为中心，选定教材，都收到很好的成绩。今年锄草中的教材，我们已确定以政府的七种法令为主，配合时事进行。
在目前和平生产环境和部队现有条件下，战士文化课已不能只限于识字课了，它应当包括：国文、数学、自然和历史常识。在冬季整训中，我们曾每周上国文课二次，算术课二次，每次两个半钟头，用一点钟讲解，一点半钟作练习，默写和演算；每周自然和地理各一次，每次一个钟头。上课还应当分组进行，我们的国文和算术课也是按一二三年级分组上课，自然及地理采取大课报告的方式。
教员的解决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只有很少的几个专任教员；此外，吸收了连长，排长，政指，参谋，书记、干事，以及营的干部，来分担这个工作。这里，却又产生了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怎样教得好。为了改善教授法，我们曾组织教课参观——召集大家轮流听旁人讲课，听罢，马上组织讨论批评；其次是教育准备会，用来统一教材，研究教学方式方法；再就是听课检查。去年十二月份的一次检查中，我们认为较好的，是×营部的政治课：教员是一位有着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政指。他上课时，光在黑板上写个题目，而后讲，讲时只准大家听，不准记笔记，讲完，在黑板上写一个简单扼要的提纲，等大家抄完，把提纲再讲读一遍，做结论，留下讨论题。×营甲组数学课教员是一个高中程度的副政指。他在讲分数加减法时，很简单地讲过道理方法之后，举出很多有趣的例子演算，并启发战士发问，一一解答，使大家感到兴趣，而后演起算题来。另外，我们发现一些国文教员把讲课的中心放到讲故事上去，忽略识字作文一面，使战士感到国文课和政治课没有什么区别；×部的政指给战士讲地理，讲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却连个简图也不画。下课后，一个战士问我：“今天讲陆大政策，有什么……球岛，什么东三省……”经我给他画了个简图，指点了一番之后，他才把“陆大”纠正过来，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处副政指讲政治课，因为误过一次课，于是把两次的材料，一起讲完，手拿教材，念一句讲一句，内容多，声音低，也不发问，也不写黑板，下课后大家各搞各的去了。这些都是不好的例子。
应当要求每个教员了解：教育战士是自己的责任，上课前要有充分的准备，写出讲课提纲，提纲内配注上生动的例子。文化课应有系统化的教材和必要的实验、演算和练习。最后，教员应当经常征求学生的意见，观摩旁人的教授法，以改进自己。
除去课堂教育之外，还必须有课外学习生活来配合。战士讨论会应当不间断地进行。每次上课后，讨论会等于一个补助教育。这时，教员可以参加，去解释战士们还不了解的问题；担任勤务的人员也可以补课。学习组的组长，我们确定为副班长，这样，和行政工作配合更密切些。
战士课外读物，目前尚感缺少。他们很喜欢群众报和边区文协出版的一些小册子。虽然有些同志不能读，但可以由班上文化较高的同志帮助解释。在前方时，为了解决课外读物的困难，以及适应战斗环境的流动性，我们曾试做过“流动俱乐部”，即：装订一些活页的纸本，上边剪贴和抄写各种内容，分做：时事、政治、军事、文化、娱乐等栏。在行动时，战场上，生产中，可以随身携带，内容也可以随时增减变换。
部队教育是一件长期的、复杂的、负责的工作，因此，需要长期打算，具体地认真执行。怎样保证在任何环境任何时期，能不间断地进行教育，是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
(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