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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声明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在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会上的发言
艾青
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内有军阀官僚的压迫，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是民族主义的作家。但是一个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作家，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就不能安心存在。这个事实，凡是在大后方生活过的进步作家们都可以证明。
我是在中国生长的，我也在外国流浪过，我有充分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精神。九一八事件之后，我从巴黎动身回来，到上海只住了一个多月，就被捕了——直到抗战前一年才出来。
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措施。中国作家们真是热情澎湃地为抗战工作。但这种有限度的民主空气，很快就丧失了。
皖南事件发生，我看见了国民党的统治人士如何欺压一个为人民利益斗争的政党。于是我下决心来到边区。我是和几个朋友化装为山西部队中的职员来到延安的。
来到延安之后，我要求出版诗刊，被答应了。我也曾编过《谷雨》。我编的刊物从来没有经过什么审查，更从来没有象我在重庆时那样文章被扣，被随便删去的现象。在延安有充分的出版的民主和自由，正因为这个缘故，才会发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其实，王实味那样的一个敌人派进来的托洛斯基分子，我们是不应该让他自由的。
我在延安是被尊敬的。我被边区政府聘请为边区参议员，我又是志丹县选出的边区参议员。这样的事情在外面是没有的。假如有的话，都是象梁实秋那样的，反对抗战的“作家”。国民党的参政会竟然聘请了反对抗战的“作家”当参政员!这是什么政治路线。
我在延安生活很愉快，身体也好起来了，新从重庆来的人，都说我比几年前胖了。我也写了许多东西。
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最近大后方的朋友寄来的信里，附来一张剪报，这张剪报是登在一个在中国出版的叫做“良心话”的刊物上的。从这张剪报可以看见“良心话”之毫无良心。
这张剪报就是：
行不得也——艾青!
艾青——这位青年诗人因为对于延安存了一种过度的“幻想”，所以去后，便感到了极度的失望，更加因为那儿文人们地位是最低下的，待遇极低，而又不时地遭受有枪杆的或有资历的老“同志”们所妒忌，生活的困苦更不是这种牛奶咖啡诗人所能长久忍耐的，自王实味《野百合花》之后，他的心都寒了，居在延安就象在油锅里煎熬，因为他同情王实味的悲愤，而他也有走上王实味慎惨、冤枉、末路的一天，所以他几次三番的请求“当局”派他到重庆报馆来工作。可是“顶头上司”周扬的考语却是“思想不纯，意志尚欠坚定”，始终未邀批准。在去年八月中旬，他曾一度偷逃到了陕北边区境×地，却又被政治保卫局派了特工把他截回，现在软禁延安不能动弹了。但一面还要“奉命”写作违心之论的诗文，可是这种刺刀下逼出来的“创作”，自然要黯然无光了。最近艾青致函与其友人，谓现在他一天到晚朗诵诗经，说这是避免现实的唯一法门。
唉，延安的大门进去是容易，可是想逃出来就难上加难了，这话一点也不假。可怜的艾青，但中共对于文化干部的手段可也太毒辣啦!
对于这样的造谣污蔑，我应该有如下的声明：
王实味《野百合花》发觉之后，我曾在中央研究院的大会上发过言，我指出王实味是托洛斯基分子，我没有称他为“同志”。我说了一两个钟头的话，那次说话的全部内容就是抨击王实味。今天在座的范文澜同志就是那时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他可以证明。在大会之后不久，我又写了一篇《现实不容歪曲》，以解放报副刊的全版篇幅，驳斥王实味。假如象我这样的行动叫做“同情王实味”，我倒很希望这样的“同情者”愈多愈好。
我从来没有向什么“当局”“请求”过到重庆报馆工作。在我的记忆里，也想不起什么时候我曾有过一个“顶头上司”叫“周扬”(恐是周扬之误)，因为我既不曾在以周扬同志为副院长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当过教员，也不曾在以周扬同志为校长的延安大学做过事。这当然是一种挑拨。我请记者先生们回重庆的时候，告诉《良心话》的编辑，我和周扬同志是很好。我和所有“有枪杆的或有资历的老同志们”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打倒日本法西斯主义以及其走狗。
有一个时候(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我确曾看过诗经，但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却是为了发现中国诗歌是广大农民反抗压迫他们的统治阶级的文学传统。(我曾写了五六万字的一个论文：《为群众的诗》)。
这个剪报上说我“偷逃到了陕北边境×地”!我不知道中国那儿还有比边区更好的地方!假如一个人要为国家和人民做事，这里实在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这一年来我很少写东西，这件事，曾引起爱卜斯坦先生和周本渊先生的关心。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这一年来我在探索一种最为群众所欢迎的文学形式。从今年一月起，我参加了秧歌的工作。今天下午诸位先生就可以看到秧歌的演出——这是最被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戏剧文学。
同时我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目的是为了使自己能更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
我是一个中国人。
今天我把从重庆寄来的这个造谣污蔑的材料宣布出来，是为了要证明：国民党常常给那些不应该享受自由权利(因为他们破坏团结抗战)的人以自由；却不给应该享受自由权利(为团结抗战而努力工作)的人以自由。
请记者先生们注意这个事实。
(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四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