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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树理的创作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周扬
在被解放了的广大农村中，经历了而且正经历着重大的变化。农民与地主之间进行了微妙而剧烈的斗争。农民为实行减租减息，为满足民主的正当要求而斗争。这个斗争在抗战期间大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地位，因而组织了中国人民抗敌的雄厚力量。抗战胜利以后，减租减息与反奸、复仇、清算的斗争结合起来，斗争正在继续深入发展。这个斗争摧毁农村封建残余势力，引导农民走上彻底翻身的道路。经过八年抗战，农民已经空前地觉悟和团结起来了。他们认识了他们贫穷的真正原因，他们决心为根本消灭这个原因斗争。他们把斗争会、清算会很正确地叫做“挖穷根”。这就是说，要把贫穷的根子挖出来，将他斩断。农民的革命精力正在被充分地发挥，这个力量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抗拒的，是无穷无尽的。它正在改变农村的面貌，改变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农民自己的面貌。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最大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
这个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他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第一篇为人所知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之后，立刻在群众中获得了大量读者，仅在太行一个区就销行达十四万册，群众并自动地将这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接着发表了中篇《李有才板话》，这是一篇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样作。不久以前，又发表了同样主题的长篇《李家庄的变迁》。
我们面前是三幅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壮丽美妙的图画。
《小二黑结婚》写的是一个农村中恋爱的故事。故事很简单：小二黑，一个特等射手的年青漂亮的农民，和一位美丽的农家姑娘小芹相好。但是小二黑的父亲二孔明和小芹的母亲三仙姑，这村子里的两位“神仙”，却反对他们的结合。二孔明为他儿子收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作童养媳，但是小二黑不认账，他对父亲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小芹也不认母亲为她定下的婚事，把婚礼扔了一地，对母亲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走!”你看，他们回绝得多么干脆，多么坚决!当村里的恶霸金旺兄弟将这对情人双拿住，企图诬告他们的时候，小二黑一点没有畏怯，他是理直气壮的，因为他“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结果，自然是小二黑胜利了。作者是在这里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利)，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说明，进步的因素是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作者对二孔明及三仙姑的描写，算得是够讽刺的了，但当我们看到这两位“神仙”为自己儿女的事情弄得那么狼狈不堪的时候，我们真有点可怜起他们来，待到后来看到他们的转变，简直要喜欢起他们来了。原来作者攻击的对象，并不是他们，而是金旺兄弟，那些横行乡里的恶霸。
在《李有才板话》中，便正面展开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斗争围绕在改选村政权利减租问题上。老户主阎恒元，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描出了地主的老奸巨猾的性格，他把持了村政权，操纵了农会。关于他，李有才曾经编过一段快板：
“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
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
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
李有才，这位农民的天才歌手，用他的快板反映了村子里的事件和人物，表现了农民对于这些事件和人物的积极的反应。这些快板是多么真实、多么畅快、多么锋利呀!正因为这些快板戳穿了阎恒元们的假面，李有才被他们撵出了村子。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被打击、分化、收买。年青、热情，但是没有经验，犯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章工作员被愚弄着，完全蒙在鼓里，他还说阎恒元是“开明绅士”呢?并且还把阎家山奖为“模范村”呢。然而农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们唱道：
“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
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
他们继续斗争着。一个小元变坏了，其他许多“小字号的人物”还是积极的；有才老叔撵走了，还是有人编歌子，他们的嘴是封不住的。当县农会主席老杨同志，这位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熟悉群众要求，有群众作风的人物来到村子里的时候，那么多年青积极的农民便好象给他们有所吸引一样的团结到他的周围了。他们重新组织起农救会，发动了斗争，改组了村政权，实行了减租，积极斗争起来了。作者在这里正确地讴歌了农民斗争的主题，写出了斗争的曲折与复杂性，写出了农村中的各种人物：地主，农民；包含积极的、中间的与落后的；两种类型的工作干部。他没有把人物与行动简单化，没有只写胜利，不写困难，只写光明的一面，不写阴暗一面。他的笔是那样轻松，那样充满幽默，同时又是那样严肃，那样热情。光明的、新生的东西始终是他作品中的支配一切的因素。
《李家庄的变迁》的主题，同样是写的农民与豪绅地主之间的斗争，而且这个斗争范围更广、过程更长，因而也更激烈、更残酷。前两篇作品所特有的幽默的调子在这里被一种沉重的空气笼罩。农民主人公铁锁的性格也比那些“小字号的人物”更深沉，他有比他们更多的经历，他的活动更带自觉的性质。全书的故事就是以他作中心来展开的。他是李家庄的一个外来户，受尽了当地豪绅地主的剥削压迫，跑到哪里也逃不出他们的魔掌。只有在太原和一个叫张小常的青年共产党员的偶然相识，才第一次在他的生活史上投射了一线光明。这个小常几乎成了他以及后来的全村的偶像。抗战开始，小常恰好被派到他们县上来工作，他亲自到了他们的村子里，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牺盟会的工作。铁锁和农民中共它积极分子冷元、白狗都活跃起来了。豪绅地主李如珍一伙也在加紧活动：他们抵抗减租减息、他们想教牺盟会不起作用。中央军、日本人来了，他们便得志起来，对农民实行了血的报复。小常被活埋了，铁锁、冷元投到了八路军。而当八路军第二次解放这村子的时候，村里剩下的人，连从前的一半都不到了。斗争是残酷的，而且是长期的。作者在故事结尾处写到了庆祝抗战胜利大会本来就可以住笔了的罢，然而他却不能不加写一场自卫战争欢送参战人员的大会，向读者强烈地暗示了：斗争还在前面!他灌输了读者以胜利信心和斗争勇气。
《李家庄的变迁》虽只写的一个村子的事情，但却衬托了十多年来山西政治的背景，涉及了抗战期间山西发生的许多种种事情，包含了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有很大的企图。和作者的企图相比，这篇文章就还没有达到他所应有的完成的程度；还不及《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在他们各自周围之内所完成的：他们似乎是更完整，更精练。但是就作品的规模和包含的内容来说，《李家庄的变迁》自有他的为别的两篇作品所不可及的地方。
在巡观了赵树理同志的这三篇小说之后，我想说一说在他的创作中有些什么独创的地方，专门值得研究，值得学习呢?我打算说两点：一、是他的人物的创造；二、他的语言的创造。
作者在人物创造上，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将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斗争的表现中，放在这斗争中的一定地位上，这样来展开人物的性格和发展。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都决定于他在斗争中所处的地位的变化，以及他与其他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他没有在静止的状态上消极地来描写他的人物。
首先，他写了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创造积极人物的典型，是我们文学创作上的一个伟大而困难的任务，原因是，一、作为我们遗产的过去，优秀的作品几乎都只写了农民消极的落后的方面；二、现实中新的人物、新的属性也还在形成、生长之中，作者虽还没有创造出高度集中的典型，象阿Q那样的，但他无论如何写出来了新的人物的真实面貌，那些“小字号的人物”们可以看作新的农民的具体的形象。而且，是多么生动的、可爱的形象啊!但是作者也并没有将他们理想化。这些都不过是普通的农民：他们年青、热情、有时甚至冒失；他们所身受的豪绅地主的剥削压迫，迫使他们不能不走向革命。他们在苦难与斗争中渐渐成长起来，他们渐渐学会了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们敢说敢干，且又富于机智和幽默。每个人都在斗争中显示出各自的本领与才能，正如《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同志所说的，“老槐树底下有能人”。群众的斗争——这就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斗争教育了农民，培养出了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赵树理同志的创作就反映了农民的智慧、力量和革命乐观主义。在老杨同志这个人物身上，他创造了一个杰出的农民干部的成功的形象。
作者同样出色地描写了地主、恶霸和他们的“狗腿”。他的重点也是放在他们和农民对立、和新政权对立的关系上。他们对于农民的要求减租与组织农会、改组村政权等等活动，进行了顽强的坚决的抵抗。这种抵抗在不能使用公开暴力的时候就要有狡猾的手腕。他们“一肚子的肮脏计”。他们充分地利用了农民的自私、落后，和工作干部的没有经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李有才板话》中《丈地》一章便提供了关于这一方面的非常特出的描写。
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界线是划分得十分清楚的。农民凭着他们的阶级本能和经验，对于这个分界一点也不含糊。我们只要看看，当小元还是积极分子的时候，那些“小字号的人物”和他多么亲，而一当小元做了武委会主任，受地主同化之后，他们对他就疏了，他们前后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从心底发出了两种不同的情感。两个农民在被指派给小元锄地的时候，有对段话是妙极了，我只引其中的两句：
小福道：“头一遍是咱给他锄，第二遍还教咱给他锄!”小顺道：“那可不一样!头一遍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们大家情愿帮忙，第二遍是人家当了官，不能锄地了，派咱给人家当差。早知道落这个结果，帮忙?省点气力不能睡觉?”
作者也写了农民中的落后分子，如象《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他“吃亏、怕事，受一辈子穷，可瞧不起穷人”，但他也有个好处，“只要年轻人一发脾气，他就不说话了”，他倒底还是善良的。落后的人物在斗争的环境中也不能不起变化。不只这个老秦，还有《小二黑结婚》中的那两位“神仙”，到后来都有些变了。你也许觉得他们的变化太小，而且近乎消极罢，但作者是现实主义的，他不能把一个人物写成一个晚上就完全变了样子，象有些作者写人物转变那样；他只是着重写了环境的力量。他虽没有告诉你他的人物转变得怎样，但却叫你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转变。
作者在描写他的人物上，其次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境界。关于人物，他很少做长篇大论的叙述，很少以作者身份出面来介绍他们，也没有见多少添枝加叶的描写。他还每个人物以本来面目。他写的人物没有“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他写农民就象农民。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简单明了的，没有一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地方。而且，只消几个动作，几句语言，就将农民的真实的清新的面貌勾画出来了。让我再从《李有才板话》中引用一段，这是写农民们在听到他们村长撤差的消息时的反映：
“一进门，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道：‘什么?什么?’，小明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长撤差了!’小顺从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戏!’小福道：‘我也算数!’有才道：‘还有几天?我当他这饭碗是叫箍箍住了!谁说的?’小元道：‘真的!章工作员来了，带着公事!’小福的表兄问小福道：‘你村里头对喜富的仇气就这么大?’”
就这么短短的对话，听来是那样轻松，那样愉快，然而又是多么有力地表示了农民对于地主恶霸的仇恨心理。这种仇恨在《李家庄的变迁》中就成了爆发式的：农民们在龙王庙将汉奸地主李如珍活活打死的那个血淋淋的场面，也许会有人感觉到农民的报复太残忍了罢，但是请听一听农民怎么说的：
“这还算血淋淋的?人家杀我们那时候，庙里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
还有比这更正当、更公平的辩白吗?这些农民都是积极的活动的人物，所以他们的语言和行动是紧紧结合的，语言表现行动，而又发展于行动之中。所以总是简练的、生动的，斗争的语言和日常生活的语言完全融合起来了，农民的机智和幽默在斗争的火焰中磨练的光芒四射。他们把讽刺的话叫做“开心话”，叫做“扔砖头话”。这就是对豪绅地主、官僚、恶霸、“狗腿”们“扔砖头”。这是斗争的语言。就这样，作者从这些行动和语言中，将新的人物的性格显示出来了。
最后，作者在整理人物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明确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人物的一定的关系。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也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农民的主人公的地位不仅表现在通常文学的意义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个精神，整个思想。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力的基础的。他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象之外的事体；没有写他们所不感兴趣的问题(当然写别的主题的作品，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把每个人物或事件在群众中的反映及所引起的效果，当作他观察描写这个人物或事件的主要角度。农村的事情，还有谁比农民了解得更深切、更透彻的吗?对于地主，有谁比农民更熟悉、更清楚底细的吗?就是对于农村中干部们工作的好坏，农民也是最正确的批判者。因为群众的意见总是正确的。在《李有才板话》中，李有才的那些真实反映了群众意见的快板，如果单从形式上看，也许会被看作是中国旧小说所特有的“有诗为证”的一个变体，但我却以为他表现了赵树理同志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精神，这是他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有了这个观点，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
若有人怀疑，赵树理岂不只是一个农民作家吗?他的创作和思想的水平不是降低到了“农民意识吗”?回答当然不是。他不但歌颂了农民的积极的前进的方面，而且批判了农民的消极的落后的方面。他写了好的工作干部，这在农村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骨干，没有这骨干，农民的翻身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批判了坏的工作干部。这好与坏的一个主要区别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替他们解决问题。老杨同志和章工作员的区别就在这里。两个人物的对照的描写充满了现实的教育的意义。
关于赵树理同志在人物创造上的基本特点，我所看到的就是如此。现在我就来说一说他在语言上的创造的工作。
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在他的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造家。
《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学习民间语言，民间形式的努力产生了很多优秀的结果。就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有成绩。但有些作者却往往只在方言、土语、歇后语的采用与旧形式的表面的模仿上下工夫。赵树理同志却不是那样。他执行了他自己作品的创造的任务。
在他的作品中，他几乎很少用方言、土语、歇后语这些；他决不为了炫耀自己语言的知识，或为了装饰自己的作品来使用它们。他尽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话语，但求每句话都能适合每个人物的特殊身份、状态和心理。有时一句平常的话在一定的场合从一定的人物口中说出来可以产生不平常的效果。同时他又采用了许多从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不断产生出来的新的语言。他的人物的对话是生动的、漂亮的：话一到了他的人物的嘴上就活了，有了生命，发出光辉。
他在作叙述描写时也同样是用的群众的语言，这一点我以为特别重要。写人物的对话应当用口语，应当忠实于人物的身份，这现在是再没有谁另作主张的了；唯独关于叙述的描写，即如何写景写人等等，却好象是作者自由驰骋的世界。他可以写月亮，写灵魂，用所谓美丽的词藻，深刻的句子，全不管这些与他所描写的人物与事件是否相称以及有无关系。要创造工农兵文艺，这片世界有打扫一番的必要。人物与环境必须相称。如果环境中的什么事物，在一个人物的中心是不存在的，即是他对这事物不感兴趣，这事物与他的生活毫无关系，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耗费气力去写他呢，仅仅为了自己个人的爱好?我们来看一看赵树理同志怎样描写环境：
“阎家田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李有才板话》)
这里，风景画是没有的。然而从西到东一道斜坡不正是农村中阶级的鲜明的区分吗?
再看一看他如何描写李有才的窑洞：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窑说也好笑，三面看来有三变：门朝南开，靠西墙正中有个炕，炕的两头还都留有五尺长短的地面。前边靠门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着些水缸、菜坛、锅匙、碗、碟；靠后墙摆着些筐子、箩头，里面装的是人家送给他的核桃、柿子(因为他是看庄稼的，大家才给他送这些)；正炕后墙上，就炕那么高，打了个半截套窑，可以铺半条席子，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好象个小山果店……扭转头看西边，好象有菩萨神龛；回头来看窗下又好象小村子里的小饭铺。”
这岂只是在写窑洞啊?他把李有才的身份和个性写出来了。
作者在描写人物的时候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也是非常特殊的。他往往不从正面来写，而从人物的举止行动在别人身上所发生的效果反映出来。
他这样描写着小二黑的漂亮：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峻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那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写小芹，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山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最精彩的是写小芹的娘三仙姑到区上去的那一幕：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了，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从上面的引用，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作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的魅力呵!这种魅力是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得的。
不用说，作者在语言上是用过很大功夫的。据赵树理同志自己写给我的自传材料及杨献珍同志所告诉我的，他一贯努力于通俗化的工作，他在写这三篇作品之前，作过许多文字的活动。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写得为大众所懂得。他不满意于新文艺和群众脱离的状态。他在创作上有自己的路线和主张。同时他对于群众的生活是熟悉的。因此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他有意识地将他的这些作品通通叫做“通俗故事”。当然，这些决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艺术品，他们把艺术性和大众性相当高度地结合起来了。
我的文章写到这里该停笔了罢。关于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你或者要说，我只说了他的好处而缺点几乎一点也没有讲。是的。我与其说是在批评什么，不如说是在拥护什么。“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各部门都达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
(民国三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