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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有才板话》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茅盾
　　前些时候读过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觉得很好，曾经写过一点读感，现在再把读了《李有才板话》以后的感想也写一点罢。
　　《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写的一个中篇小说。赵树理他是解放区的新作家，他的第一篇为人所知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以后，立刻在群众中夺得了大量的读者，仅太行一个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群众并自动地将这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引见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继《李有才板话》之后，他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
　　我也读了《小二黑结婚》，可惜还没有借到《李家庄的变迁》。这一篇小文打算只说一说《李有才板话》，因为这个中篇当然可以视为赵树理(到目前为止)的代表作。
　　《李有才板话》写的是解放区的农民“为实行减租减息，为满足民生民主的正当要求而斗争，这个斗争在抗战期间大大地概进了农民的生活地位，因而组织了中国人民抗敌的雄厚力量。抗战胜利以后，减租减息与反奸、复仇、清算的斗争结合起来，斗争正在继续深入发展。这个斗争将推翻农村封建残余势力，引导农民走上彻底翻身的道路。……它正在改变农村的面貌，改变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农民自己的面貌。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最大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引见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李有才板话》写农民与地主的斗争，而斗争则围绕在改变村政权与减租减息两个问题上，为什么发生“改变村政权”这个问题呢?因为阎家山的地主阎恒元利用了村里的落后农民和落后工作干部，通过了在作村长的他的私人，而把持了村政权；并且愚弄着那个年青、热情，但是没有经验犯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章工作员(区里来的)；又打击、分化、收买农民中的积极分子。村政权既然这样不民主，那自然要发生贪污，使得减租减息只是个名目，农民仍然受地主的剥削。结果是县农会主席(一个长工出身的人)偶因公事到这村里来，看见村公所象个衙门，村长及工作干部居然都有官架子，觉得不对，于是他采取了群众路线(和农民们住在一起，同饮食，帮他们打谷)，得到农民们的信任(相信他不会“官官相护”而帮助地主阎恒元一党)，弄清楚了阎等的不法和奸诈，发动农民开大会改选村政权并清算了阎恒元这伙。《李有才板话》让我们看见了解放区的农民生活改善的斗争过程和真相，使我们知道此所谓“斗争”实在温和得很，不用开大会由群众举出土劣地主的不法行为和侵犯他人财产的证据；同时也许地主自己辩护。近来有些人一听到“斗争”两字便联想到杀人流血，种种恐怖(这都是听惯了反动派的宣传之故)，遂以为“改善农民生活”乃理所当然，而用“斗争”手段则未免“不温和”；哪里知道解放区的“斗争”实在比普通的非解放区的地主老爷下乡讨租所取的手段要“温和”了千百倍呀!地主老爷下乡讨租不但带着武装，而且往往一言不合(佃户的对答稍欠恭敬，或稍稍中□自己的痛苦)就打佃户，乃至带回县里关起来。两者相比，谁是“温和”，谁不温和，亦就可以了然了。我还疑心《李有才板话》所写，尚不免夸张。事实上恐怕还是温和些，恐怕地主欠农民的那笔帐，不会算得那么清楚，事实上是地主该吐还十块钞的时候能够吐出七块八块也就算了；地主们之狡猾和爱财如命，我是知道得很深刻的。
　　《李有才板话》是一部新形式的小说(这是和章回体的《吕梁英雄传》不同的)，然而这是大众化的作品，所谓“大众化”，可以从下列诸点得到证明：第一，作者是站在人民立场写这题材的，他的爱憎分明，情绪热情，他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是旁观者，而他之所以能如此，无非因为他是不但生活在人民中，而且是和人民一同工作一同斗争；第二，他笔下的农民是道地的农民，不是穿上农民服装的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那种“多愁善感”，“耽于空想”的脾气，在作者笔下的农民身上是没有的；第三，书中人物的对照是活生生的口语，人物的动作也是农民塑的；第四，作者并没有多费笔墨刻画人物的个性，只从斗争(就是书中故事)的发展中表现了人物的个性；第五，在若干需要描写的地方(背景或人物)，作者往往用了一段“快板”，简洁、有力、而多风趣，这也许是作者为要照顾他这小说的题目“李有才板话”，但是，我们读过之后，再将整篇小说在农民群众中朗诵的时候，这些“快板”对于听众情绪上将发生无比强烈的感觉，便知道作者这一新的创造决不是没有深刻的用心的。
　　由于两种势力的汇合与交互影响，解放区的文艺已经有了新的形式。这两种努力的方面是和广大人民生活切实站在一起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为要真正服务于人民而毅然决然不以本来弄惯的那一套自满自足，而虚心向人民学习，寻找生动朴素的大众化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是在民主政权下翻了身的人民大众，他们的创造力被解放而得到新的刺激，他们开始用“万古常新”的民间形式，歌颂他们的新生活，表现他们的为真理与正义而斗争的勇敢与决心。《李有才板话》是这样产生的新形式的一种。无疑的，这是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这也是标志了迈向民族形式的一步，虽然我不敢说，这就是民族形式了。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