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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一个是提高文化水平；一个是普及人民教育。中国从“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蓬勃的发展，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以后，二十年来，把世界各国近二、三百年来文艺思潮底各种流派，都或多或少的反映在中国文化阵营里。如果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随着更进步的创造社诸人为“浪漫主义”作家，文学研究会为“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代表，同时，“颓废派”、“唯美派”“象征主义”等等也纷然杂陈；那末，“五卅”以后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到一九三〇年“左联”的成立及其以后的发展，也就可以说是中国的“新写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时代了。中国只经过短时期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发展，还不待其成熟，就已经过渡到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发展了。并且它还发展到世界最高的文艺思潮，最高的社会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这是反映国内外的环境与时代。以国内的环境来说，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因而这反帝、反封建等斗争异常激烈。以国外的潮流来说，世界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且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苏联土地上，已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因此，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不仅带有强烈的革命性，而且它还以非常的速度到达了最高的水准。二十年来每个大变革的时代，新文化运动都起了它开路先锋的作用。显然的，它在提高文化水平上(虽然力量还薄弱而不充实，作品还少创作)是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于促进人民教育之普及上，尚未尽到它应有的责任，以致现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众仍然是文盲，这情形乃是我国文化上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最大原因有二：一个是中国□带来不一致；一个是工农劳苦大众识字很难；总的原因都是因为中国没有标音符号——字母，而只有方块的汉字。一九二三年钱玄同、赵元任、林玉堂、黎锦熙等在“国语月刊”的“汉字改革号”上曾经主张“汉字革命”，以罗马字(拉丁字)代汉字，而且他们还努力作了许多工作，编了一些书籍。但是因为固执四声变化必须在拼音中表示出来，便造成了它本身发展的障碍。不过时代终不容许中国文字革命远远落后于中国文学革命，一九三一年果然在中国工人中涌现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创作。新文字的特点是：它主张彻底的文字革命，废除方块汉字而代以拼音文字；它主张采用国际最进步、最流行的拉丁字母，并反对用它来作汉字注音的改良办法；它勇敢的废去四声，肃清了拼音上许多障碍；它主张发展各地方言，使言文能一致，以达到通俗化、劳动群众化；它反对强迫的统一国语运动，主张各种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拼音法；它主张合于科学的文法来发展中国语言；它主张国际化，以适合现代科学技术的要求，使中国文字现代化；它主张发展中国固有的文明，改进各地土语的错误。一九三四年国内讨论文艺大众化的时候，对于拉丁化新文字曾发生过热烈的争论，结果虽不免仍有少数人怀疑反对，但绝大多数都表赞同。因此，新文字应否实行在今天已不成问题，主要的问题却在于今后当如何推行新文字，以普及全国人民的教育，至于还有人怀疑反对，自然我们应再加以说服。大概反对新文字的人不外两种：一种是崇拜汉字复古守旧的人，他们对于一切新的东西都持反对态度，这种人是不可以理喻的；还有一种是不明白新文字的具体内容，好处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把新文字的种种具体问题解释明白，他们是会赞成的。因此，我把新文字的几个重要问题说在下面：
第一、从声韵学上来考察新文字的字母是不是能够正确而且完全地代表中国一切声音?首先把拉丁化新文字的二十八个字母写在下面：
a啊 b白 c此 ch尺 d得 e厄 f非 g格
i一 j以 k克 l勒 m墨 n乃 ng额 o鹅
p拍 r二 rh日 s四 sh十 t特 u物
w窝 X黑 y雨 z子 zh之
这二十八个拉丁字母，大概世界各国大都用来作为代表他们说话的声音符号(虽然也各有些不同)。据万国发声学会考究的结果，世界上无论什么民族，什么国家，其发音总在三十个左右，所以就国际音标来说，这二十八个字母是含于发音学的；以中国声韵学来说，旧时守温有三十六字母，民国二年读声统一会所定的注音字母把守温字母合并为声母(子音)二十四个，实际上有四个是用不着的(见下面表内)。满清时代有一个精通声韵学的满人，把汉字与满文对照，作成《音韵逢源》一书，定声母为二十一个。因为注音字母把母音之“一”代替子音j，故少一声母(子音)，而拉丁化新文字的声母(子音)则有二十二个，因为把注音字母的所谓介音字母“一”，分成一个子音，一个母音，再把所谓声化韵母“儿”(r)也作为声母(子音)。因此，就整整齐齐的有二十二个子音，列一对照表如下：
(表见另纸——子音字母新旧对照表)
从上面这个子音对照表看来，守温的字母虽然有“见溪群疑、端透定泥、知彻澄娘、帮滂并明、非严奉微、精清从心邪、瞭穿□审禅、影晓喻匣来日”三十六个、其实只有二十一个，其余十五个都是重复的。因为它分别清浊音及古音的繁杂，所以有许多重复，《音韵逢源》已经把它合并成为二十一个子音，注音字母没有j母而却是gi ki ni xi列出来，以表示g k ng x的软音，所以成为二十四个子音，其实这是拼音规则的事，不应另立字母。至于“儿”(r)一音，中国本来没有这个音，所以守温字母和《音韵逢源》都没有，注音字母虽添入，而却叫它做声化韵母。中国人学外国文对于“儿”(r)的发音很不容易学，而世界各国文字里，“儿”(r)的发音很重要，故必须添进去。从这些地方看起来，新文字的子音字母是很正确而完备的。
再把母音子母作一新旧对照表如下：(见另纸——母音字母新旧对照表)从上表看来，注音子母把广韵二百六韵，共需叠韵一千有八十五者，总括为十六个韵母(母音)，实在很不完备。旧韵书也非常混乱。新文字共有三十八个韵母，不但把旧的韵母通通都能表示出来，就连旧时有声音无汉字的音韵，也都能一一表示无遗，这是新文字的优点。就是旧文，因为是拼音文字，也比汉字进步。只要参考《音韵逢源》一书，可以看得出来。
第二、新文字废去四声的麻烦。拉丁化新文字，大胆地把四声废除了。这是它的一个特色。早在一九二三年钱玄同、赵元任诸人，就已提出“汉字革命”的口号，但终以拘执于拼法要有四声的变化，成为它本身发展的阻力。因此，关于四声应存应废的问题，有过多次的争论，就在制定注音字母的时候，吴稚晖曾竭力反对过四声，在他的《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的一篇文章中，有过下面一段话：“南北热心推广注音字母的□班同志，至今还是不能把观念弄得很清楚，往往有些黑话的瑕疵，外人疑怪。借着发音字母，教教一班‘灶婢厮养’，任他们单独应用，原足以助通俗教育，发生很大的效力。但有最无谓的一端，即诸君定要在字母上面赘附四声……达意，是从上下文语气接连听入耳朵，彼此帮助，合成意思，虽四声全行弄错，也能达意。如其不信，我将官音拼若干来，假如说，众话命锅低伊柯纵通交狲闻，低而柯交冤师欬，低散柯交里怨红，低思柯交奉果丈。(注)诸君读下去，定能懂我意思。
(注：中华民国第一个总统叫孙文，第二个叫袁世凯，第三个叫黎元洪，第四个叫冯国璋。)
如果这段话说得不错，那未四声的表出，的确如吴稚晖所说，是“一种养疣办法”，而新文字的废除四声，是对的而且是必须的。同时它还提出了一切用大家口头语为基准的主张，因为如果用文人文绉绉的说，为基准，那末四声的表出，也许是不能省的。新文字以口头语为基准的这一个原则和它的废除四声的主张是不可分离的。
第三、发展方言土语，不是破坏国语的统一。中国现在本来还没有统一的民族语，用北平话作为标准的“统一国语运动”，至今也未收到效果。最大多数的人民，还是使用着各地的方言土语。正因为顾及到这种情形，拉丁化新文字才主张用不同的音写出各地的方言，而不是行了拉丁化新文字才去分裂中国的语言。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表面上虽象全国统一的，其实各地的读法还是不同，并且汉字的字面上的全国统一性，也只限于百分之二十学过汉字的人，和百分之八十的大众，是毫不相干的。或者有人认为拉丁化新文字的方言一行，就会使中国人民不能团结而形成分裂，这是不对的。因为人们是依靠物质的利益而团结，决不是依靠言语的统一而团结，这是很明白的，而且行了拉丁化新文字以后，才能促成真正的统一语。因为各地方言的不同，主要的是方音的差别，汉字没有方法把差别的原因表示出来，因为它不是拼音文字，而拉丁化新文字则能显出它的原因。举个例子来说吧：“中间”有些地方说zhunggian，有些地方说zhunggan；“房间”有些地方说fanggan，有些地方说fanggian；“咸阳”有人说xianiang，有人说xaniang；“关严”有人说guannian，四川土话说guanngian。这是因为g、k、ng、x四个子音有倾软四种发音，它们在母音a、o、e、u之前则发硬音，在母音i、y之前则发软音，如“鸡”我们读qi，广东人则读ge。“行街”我们读xingqie，广东人读xanggai(广东人说上街之意)。“我”长江一带ngo，福建汀洲读ngai，北方读uo，山东读ngang(俺)，上海读“倪”ni。“我”的本字是“卬”，《诗经》上说：“卬须我友”，注解上说：“卬，我也”。《尔雅》上也说：“卬，我也”。卬和昂用新文字拼出来都是ngang，山东读得很对，长江一带及北方一带读去入声，故读作ngo，北方没有ng(额)母的发音，故去ng作o，而又表示他们作合口呼势，故可写作uo，至于上海则读“我”的入声，而变成ng的软音为ni，因为ng母不能拼i和y作软音。汀洲读开口呼就成ngai。北方没有ng母的发音，所以“安”作an，“恩”作en，“爱”作ai等等，而南方则加上ng的声。又如“吃饭”广东叫giadung，福建汀洲叫“食饭”shpuan，湖南叫“喫饭”kia—fan。因为b、p、f都是唇音，可以通转，而g、k都是舌根音，可以通转。有些进步的方音，我们要利用来改革方言，例如北方“四”s和“十”sh，“事”s和“实”sh不能分别。而长江及南方则分别得很清楚。又如浙江人学北平话把“这个人”，zhego rhen，说成zego len。湖北人把“日本”rhben，说成“二本”rben。因为l和r都是舌音，可以通转，因此总有许多地方混杂，分不清楚。s和sh，也和r和rh一样，也有许多地方弄不明白。四川省许多地方把“把那个东西拿来”ba nago dungsi nalai，说成“把拉个东西拉来”ba lago dung siiali，常常把鼻音n读成l，虽然n和l都是舌半音可通转，但总是错的。补救的方法，我们只要编一部字典，每一个词都把各地方的方音对照排列出来，则自然渐渐彼此知道相互不同的发音，不仅可以矫正自己的错误，而且也学会了各地方的方言。外国教士不就是用罗马字(拉丁字)学会了许多方言吗?所以发展方言不是分裂国语，反而是促成统一的好办法。斯大林同志曾经有过发展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以达到用统一的语言文字一段话，可以借来说明这一点，斯大林说：
“他们大概是不懂得民族文化的发展，因为用本地文字规定并实行初等普通强迫教育的关系，将更有力量的伸张起来。……要给各民族文化发展和伸张起来，显出它所含的一切可能，以便造成他们联合成为一个总文化，用一个总文字的条件。……列宁有时把民族自决的问题写成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式：‘为了联合而分开’，你们试想一想——为了联合而分开，这简直象一种怪话。但是这个矛盾的公式，却反映着马克思辩证法的日常真理。”(《斯大林选集》，第四卷二七二——二七三页)
虽然我们各地方的方言和各民族的言语的差别，有些根本上不同，而发展各地方方言以造成他们联合成为一个总语言文字的条件，却是一样的。
第四、新文字的写法使字的拼音和词儿的写法都非常清楚。我们把口头说的话，用符号写在纸上，就是文字，也就是文章。说话的时候要发出声音来，字母就是表示这些声音的符号。言语是用词儿和句子来造成的，词儿和句子又是由于我们说话里面一个一个的音段造成的。有用一个音段就能表示一个观念的，如：马、牛、羊、鸡、犬、豕；也有用几个音段才能表示一个观念的，如：中国、牡丹、芍药、社会主义、华盛顿。
中国的方块汉字，多半是一个字表示一个音段，所以世界的言语学家说中国是“单音段”monozyllable的言语系统，其实这话也不完全正确。因为中国通常所说的一个汉字，只能算是一个音段，不能说它都能表示一个观念。现在我们要把表示一个音段和表示一个观念的东西分别清楚，因此，我们决定：把表示一个音段的叫做“字”；把表示一个观念的叫做词儿。
一、词儿是我们说话里面的基本单位，词儿有时是用一个音段造成的，有时是用几个音段造成的。汉字既是用一个字代表一个音段，遇到多音段的词儿，就要写几个字才能成一个词儿，并且方块的汉字是间隔同等距离的连贯写着，不容易看出哪几个汉字应该成一个词儿。中国话写法拉丁化，首先就要去掉这些毛病。所以我们写字的方法，就必须要有详细的规定。我们知道了字母和它所代表的声音，就可以把它们拼成音段，结成词儿，作成一句话。
例如把“我现在写文章”这一句话。用一个表格表示出来：
从上面的表，可以看到从字母结成声音，从声音拼成音段，从音段造成词儿，从词儿作成句子，这就完全作成了一句话。把许多话集合起来，就成了一篇文章。从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出，词儿一定是要连着写的。
音段是把子音和母音来拼成。wo是单音段的词儿，它是由子音w和母音o拼成。xianzai是两个音段的词儿，xian这一音段是子音x和带鼻音的母音ian拼成，zai这一个音段是子母z和复杂母音ai拼成。sie是一个音段的词儿，由子音s和复杂母音ie拼成。wenzhang是两个音段的词儿，wen这一音段是子音w和带鼻音的母音en拼成，zhang这一音段是子音zh和带鼻音的母音ang拼成。
zh、ch、sh、rh、z、c、s、r这八个字音没有母音也能成一个音段。比方rz(儿子)，is(意思)，zhsh(知识)，zs(自私)，sgo，siez(写字)，cdi(此地)，chz(尺子)，rhz(日子)。
六个正母音a、o、e、i、u、y，都可以单独做音段。
复杂母音ai，ao、ei、ie、ia、iao、iai、iu、ou、ye、yo等十一个可以单独做音段。
带鼻音的母音an、ang、en、eng、in、ing、ian、iang、yan、yn、ung等十一个可以单独做音段。
只有u开头的八个复杂母音和带鼻音的母音有七个要把u变成w，比方“挖”、“外”、“位”、“我”、“湾”、“汪”、“文”等音段，不写作ua、uai、ui、uo、uan、uang、un，而写作wa、wai、wei、wo、wan、wang、wen等，“翁”则写作ung。
上面写法重要的有六种。已经说过词儿的写法，凡是一个词儿，无论它有几个音段，都要连着写，这是一，二：形容词和副词的语尾“的”di及表示所有或介绍词的“的”de(注)都要和前面的辞儿连着写。比方：(我的哥哥的朋友的妹妹)wode gogode pungjude meimei，(高高兴兴的念书)gaogao—xing xingdi nianshu，(这个是他的)zhego sh tade，(红的花) xungdi xua，(青的山)cing di shan。
(注：北方说“我的”不说wodi，而说wode，所以介绍词和所有格都当写作de。)
三、表示位置的词尾“里”、“上”、“下”、“中”等，也要跟前面的词儿连着写。比方：“嘴里”zuili，“书上”shushang，“楼下”louxia，“胸中”xyungzhung。
但是象“里头”、“中间”、“上面”、“下面”、“底下”、“面前”等等多音段的词尾，可以当作独立的词儿，不必跟名词连着写。比方：“屋子里面”uz limian，“房子中间”fangz zhungjian。不过“之前”、“之下”、“之后”、“之外”等等要和前面的词儿连着写。而数词写法又在例外。
四、表示数量单位的“个”——go，“本”——ben、“张”——zhang、“枝”——zh等等，都要和前面的数词或指示形容词(这、那)连着写。比方：“一个学生”igo xyosheng、“三枝铅笔”sanzh kiaibi、“这把椅子”zheba iz。
五、动词的语尾“了”、“啦”、“着”、“开”、“来”等等，也要和前面的动词连着写。比方：“来啦”laila、“看着”kanzho,“推开”tuikai，“拿来”nalai，“放下”fangxia，“去了”kyliao。
六、表示多数的“们”men，应该省写作mn来作多数的符号。比方：“我们”womn、“你们”nimn、“他们”tamn、“同志们”tungzhmn等等。
界音法一共有五种，在一个多音段的词儿里头，如果第二或第三，第四……个音段(只要不是第一个音段)的开头是a、t、i、o、u、y等母音的时候，在发音上容易引起混乱。(注)有了“界音法”，就可以避免这种可能的混同。界音法有五种：
(注：比方：要是把皮袄写成piao，念的人就会当作“飘”、“亲爱的”如果写作cinaidi，也许有人要念作ci—nai—di“七奶的”。)
一、在两个易起混乱的音段中，要是后一个音段的开头是a、e、o的时候，就用界音符号，把这两个音段隔开。比方：pi’ao(皮袄)，cin’aidi(亲爱的)。
二、ia、iao、ie、iai、iu、ian、iang这七个音段，只要不是在一个多音段的词儿的开头(这就是说：只要不做这词儿的第一个音段)，而在词儿的中间或末尾，就要变成：——ja、——jao、——je、——jai、——ju、——jan、——jang。比方：在词儿的开始iaokiu(要求)，ioucy(有趣)，在第二个音段syjao(需要)，meijou(没有)。
三、i、in、ing这三个音段，只要不是在一个词儿的开头(就是说：只要不是做词儿的中的第一个音段)，而是这词儿的第二(或第三……)个音段的时候，就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字母j，而变成—ji、—jin、—jing。这个j的作用，等于一个音界符号。比方：在词儿的开头：is(意思)，inggai(应该)，不在词儿的开头：zhuji(注意)，dajing(答应)。
四、在一个多音段的词儿中，如果前面一个音段的最后一个字母是子音，而后面一个音段是y、yen、yng、yo，这两个音段中间，就要用j来隔开。比方：前面的字母是母音，kyy(区域)、uye(五月)、zoyng(作用)，前面的字母是子音，guanjy(关于)、cingjyan(请愿)、mingjyn(命运)。
五、u这个字母，只要不是在词儿中第一个音段的地位，而是在词儿的中间或末尾的时候，在u的前面就要加上一个w。w在这里的作用，等于一个界音符号。比方：在第一个音段的地位uki(武器)，usiandian(无线电)，在第二个音段的地位rhenwu(任务)、cowu(错误)。
最后，因为新文字废除了四声，有几个特别的词儿，为避免可能的混同起见，要用母音的重复来加以区别。比方：mai(卖) maai(买)、shansi(山西)、shaaisi(陕西)，liu(刘)、liiu(柳)，liz(李子)、liiz(梨子)或可用沙黎来代。
第五，以合乎科学、合乎逻辑的文法来改进中国语言文字。有些人以为中国自来没有文法书，中国文字也没有一定的规则，所谓“文成法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甚至于说：“中国文字变化莫测，不能以文法的规律来分析。”这种说法很不正确，因为思想的规律，并不因民族各别而区分，句子底逻辑的分析，也不因语言不同而特异。所以中国文字也一定可以用文法来分析的。但是，自从欧洲文字流传到中国以后，有些人又机械式的把外国文法应用到中文里面末，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这个原因，象形文字的障碍固然要占一半，而研究的方法不好，也要占一半。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中国文字和欧洲文字有不同的特点，所以不能收很好的效果。
我们知道，英、法、德、俄各国的文法书，差不多完全是注重在讲词类的变化，只要词类的变化弄清楚了，文法的功用已经大概完备了。而中国文法的词类则很简单，本身几乎完全没有变化，所以只是讲完了九品词，对于了解文义和作文上，还是没有什么帮助。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欧洲各国的文字，在实体词中间，有性、数、格的变化，在动词中间，还有时间等等变化，而且因为他们是拼音文字，词儿的各种变化，大半都是在他们本身，所以词类的变化，就非常复杂。但是，在他们的变化中，就包含有文法的规则。因此，欧洲文字如果把词类的变化弄清楚了，句子和文字的组织，也就很容易明白了。中国文字就大不相同，他的实体词既不注重性别，又不用冠词，实体词本身也没有格的变化，动词的时间变化，也不在动词的本身上表现出来，所以词类就非常简单，这是因为中国是象形文字，它成了单音段的语言系统，一切文法的变化，不能在词类本身上表现出来。可是，这是不是说中国文字的词类没有变化呢?不，绝对不是的，中国文字虽然没有男性、女性、中性等等性的分别，而实体词的格变和动词的时间变化等等，同样是有的。不过不是拼音文字，就不能有多音段的连写法来作变化，因而就表现出本身毫无变化。表面看来，好象很简单，而实际上难处就正在这里，所以中国文法，如果只照外国文法注重在九品词，那是没有很大益处的。因此，我们研究中国文法的方法，必须要把句子做单位，把各种词类在句子中的相互关系和适当的组织弄得清清楚楚，不但要提出旧文字的道路，更要建设通俗的、言文一致的、合于科学逻辑的规律底新文字，这样才能算是真正的创造的中国新文字，也才能算创造的中国新文字底新文法。
现在我们研究中国文法有两个目的和两个方法：
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创造新文法的新文字。有人以为我们采用新文字，不过是汉字拉丁化，离掉汉字是完全不能表示思想底逻辑和高深的学理。这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创造新文法的新文字。这就是说；要用新文法来改造中国的象形文字为拼音文字；要用新文法来改造不合于科学逻辑的规律，不合于活的语言东方的文字，为合于科学的逻辑的分析，合于言文一致的国际化的，而且合于大众的新文化底新文字。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新文化勃兴，都是经过了古文学家把旧文字改造过的。如俄国的普式庚对于俄国文字的改进，就是一个例子。还有一层，有人以为我们用方言土语，是要把文化降低到村媪野叟的鄙野地位，而不知新文字的功用，恰恰相反，正是要用它来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所以文法的必须创造，就是为了这个原故。
第二个目的，是我们要吸收旧文化的精华来创造新文字和新文化。有人以为我们用新文字来代替汉字，就是毁灭中国文化。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知道，文字是文化的工具，它和其它艺术，宗教、文学等等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物，它在相当的时期内，是帮助了社会的发展的。中国象形文字现在虽然变成了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工具，但是它在适合于它的生产关系的时期，是帮助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而且它在民族中的印象很深，不是用我们的空想，就可以把它废掉的，并且人类发展的成绩，也不能简单地一笔勾消。我们也正如列宁所说：“要利用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在列宁格勒露天大会的讲演)的意思一样，要利用中国古代和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不朽的文化，来创造新文字和建设新文化。不过不扫清旧文字旧文化的腐朽和反动的因素，就不能产生新文字和新文化。我们要创造新的，又要吸收旧的，似乎是“矛盾”，而不知这正是辩证法的真理。以上讲目的，以下讲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用“句子作本位”来研究文法。中国从前大都是依照欧洲文字，用grammar的“词类本位”的文法组织来研究中文，它仅把九品词类分别汇集一些法式和例证，弄成九个各不相关的单位。这是文法书最不合宜的组织，是研究文法最不适当的程序；反之，我们先把句子的发展来研究，研究词类在句子中各部分的位置和职权，然后继续地研究词类的细目，这是很自然的程序。句子从最简单的形式到极繁复的形式，仿佛象一种有机体的生长一样，条理分明。所以用“句子作本位”来研究文法，是我们的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图解法(Diagram)来分析句子。图解法的用处，在于使学者直接地灵活地一眼看清复杂句子中各分句的功用。分句中短语的功用，短语中各词类的功用。用图解来分析句子，词类和短语的或为主，或为从，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非常明确，他们应在哪一个位置，担任什么职务，也是一目了然。这种方法能使学者对于文句作委曲深奥的考研，这是合于科学的研究方法。上面两个方法，黎锦熙在他所作的《新著国文语法》中，早已这样作，曾博得许多人的欢迎。
第六、用新文字来促进国际化，并沟通中西文化和改良翻译的缺点。新文字第一个好处，是可以打破中国的闭关自守，吸收世界进步的文化，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消灭中国的落后，使中国能很快的和世界一同前进发展到最高度的科学艺术及一切文化。现在世界上用拉丁字母的国家最多，各国拉丁化的运动也非常普遍，最近土耳其已改用拉丁化字母，就是一个好例。世界交通和学术有惊人的发展，无论哪一方面国际化的趋势都非常显著，更远的将来，世界总有一个总的语言文字出现，如斯大林同志说：“至于讲到各民族的文化和各民族的语言更远的前景，我历来都坚持并现在还继续地坚持着列宁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当社会主义稳固起来并深入于生活中的时候，各民族的语言不可避免地要溶化成一种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不会是大俄罗斯的，亦不会是德意志的，将是某种新的语言。”(同上，二八一页)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后，必会形成某一种总的语言文字，它既不是俄文，又不是德文或英文、法文……等等，而必是一种溶合各种进步的语言文字的新语言文字。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它必是一种拼音文字，而绝不会是一种方块的汉字。因此，我们如果不愿自居于世界之外的话，那末，我们必须要坚决地采用国际化的拼音文字，以和世界的潮流共同前进。新文字的第二个好处，是关于新的学术专用名词，如“马达”mada、“坦克”tank、“摩登”modern、“淡巴菰”toba-no、“咖啡”kafe、“可可”koko、“瓦罐”(车箱)wagon、“雪茄”sigar、“引擎”enging等等已能用国际的原音拼成中文。但因为汉字的关系，往往使人望文生义，引起许多误会，而且声音也不准确。如果用拉丁化新文字则和原来的音切合，或甚至写法完全相同，则不至引起错误，而渐渐国际化。我以为新文字推行后，有许多国际字，可以直用原文，在国际文化上将会得到很多便利；第三个好处，是可以改良现在翻译的缺点，现在我们看翻译的书真是万分苦恼，比方：翻译一个外国地名、人名，总是千差万别，地名则在地图上找不出来，人名则同一个人可以译作无数样。比方：“恩格思”又译作“安格斯”、“昂格斯”。“斯大林”又译作“史大林”、“斯达林”、“史达林”、“史丹林”等等。这还算好的，有些简直在一篇文章中同一个人译作无数的名字，真是使读者叫苦。拉丁化新字母的办法，是要把外国的字母的音和中国的音配合起来，哪个中国字母翻译哪个外国字母有一个确定，那末，一看见中国拉丁化的字，就知道那是外国哪个字拼成的。有时专有名词还可以照它的原文写下来，这不但而且确实一看就明白；第四个好处是中国语言用拉丁化新文字写出来，各国的人也逐渐地可以学会中国的文字，比汉字把各国人关在门外的办法，要好千万倍。借此也可以把中国固有的文明和真正的事实，宣扬于世界。
最后声明的是：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必然要跟着时代进化而进化。它当然要有人力的推动，但它也有必经的过程和步骤。因此，我们虽然主张废除汉字，却不是说一旦就把汉字绝对不用，而是要把新文字很快就应用到大众实际生活中去，使社会上认识新文字的人日益加多，慢慢地汉字自然没有人用。至于现在有许多改良汉字使大众也易记也易写如简字等等办法，我们也不反对。文字革命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业，希望全国同志多多提出意见来讨论。
吴玉章
(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中国文化》创刊号)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四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