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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抗战已经坚持三年多了,不用说,中华民族在这战争中确已表现了自己不可战胜的力量。由于抗战各党派及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由于我们在前后方以及敌后游击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由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各方面人士的艰苦工作,使敌人侵略的力量大大地遭到了削弱,使敌人屡次企图“从速解决中国事变”的阴谋诡计都变成了梦幻,使我们有可能继续坚持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文化界的工作,在三年来,对于抗战的坚持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在这期间,大都离开了上海北平之类的大城市,而走到内地,走到乡村里,军队里,分散在全国的许多角落,在一定的岗位上进行为抗战的工作。我们看见,进步的文化运动,在抗战中形成了一条广泛的重要的阵线。一种新的启蒙运动,在全国许多地方高涨起来。各种大小报纸杂志的出版,普遍到许多落后的地方,戏剧歌咏的运动,到处组织起来,美术和文艺工作者走上了前线,抗战教育在许多地方都建立起来,而特别是在敌后游击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在这一方面获得了最大的成绩,此外如各种文化团体组织之普遍于全国各地,进行文化界的团结,理论研究科学知识的提高,新的文化工作干部的涌现。这一切,就表现着抗战以来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空前的进步。而这些进步,反过来对于抗战就发生了它的极大的作用:它使全国人民清楚认识敌人的侵略的真面目,把广大人民的民族意识更加提高,它指示着抗战建国的道路,鼓舞着战斗的自信。它使全国各部门各岗位上的将士能够聪明而坚定地守着自己的职任。倘若没有进步的文化运动,倘若相反地在全国的言论界被动摇不定糊涂的思想所统治,倘若悲观失望消极苟安的空气充塞全国人民的生活里,倘若只有敌人汉奸的奴化运动而没有我们的民族文化运动的高涨,那么,抗战的坚持三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吗?
  但文化运动在抗战中所走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我们尽管可以说,今天中国文化上的发展,比较战前是大大地进步了。但如果依照抗战的需要来衡量的话,眼前的进步还是远远地赶不上实际的要求。抗战使我们需要展开思想自由的风气,以便在互相切磋的条件下提高学术理论的研究,以便在互相讨论中更能正确地把握抗战的规律,把握事实的真理,然而在许多地方,我们的思想发表要受到极狭隘的限制,我们的言论出版要经过极烦琐的检查。我们需要艺术创作的自由,以便我们的艺术家可以应用一切形式反映抗战各方面的现实,然而我们的作品,常常在发表的时候(特别是戏剧在上演的时候),要在一定的死的尺度标准之下受到横暴的剪裁。我们需要大量的抗战的进步的出版物,能够供应各地人士努力追求抗战知识及一切近代科学知识的欲求,然而我们常常听见书籍杂志被查禁,报纸被停止发卖,各地的书店出版机关被干涉被封闭的消息。我们需要近代的教育,使求学的青年们对于社会对于自然有新的进步的科学认识,使他们在现代的世界上能够有立足的资格,然而我们现在却看见了复古的运动,专门读经的教育;我们需要大批的文化工作者深入到各地去进行工作,然而在许多地区,进步文化人的活动,都受到了阻碍和限制。除了一部分的地方如华北和陕甘宁边区之外,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前进运动的前面,设立着种种人工的障碍网!
  这一切障碍的存在,是因为在抗战营垒中,有着许多对文化进步怀着仇视的人们。这些人是以少数上层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主体,他们对于抗战,怀着悲观失望的情绪,时时刻刻有着妥协投降的意念,他们对于全民族的进步,对于广大民众的觉悟,是怀着畏俱不安的心情的。这些人,为着少数人的私利,在政治上曾不惜听从敌人汉奸的利用,甘愿在他们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之下被驱使,进行组织“反共”磨擦运动,而事实上却恰恰是和汪精卫的“反共和平”的口号相呼应,成为敌人灭亡中国的工具。在文化上,他们也同样以反共作口实来压迫一切进步的文化,来限制一切思想言论的自由,来进行复古读经的运动,来进行愚民政策,而在事实上却成为破坏抗战,使中国走到灭亡道路上去的条件。
  我们的抗战在当前是处在一个新的严重时期。由于法国在欧洲的战败投降,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侵略野心。使它更积极地进攻中国,企图再来一次“从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布置,以便能够继续“南进”,去实现它独霸东亚的梦想。敌人的办法已表现为事实的是:封锁我国的国际交通,实行猛烈的天空轰炸,加强正面进攻,企图这样来压迫我们,逼迫动摇分子更积极地走向妥协的道路上去。近卫上台以后,它将会用更毒辣阴险的手段,将会利用一切可能的威逼利诱的方法,来破坏中国的抗战团结,来逼使中国屈服,那是一定无疑问的。
  敌人的企图一定会失败,中国必然不会屈服,这样的自信,我们是可以有的,因为今天中国抗战的力量已经大大地增涨,坚持抗战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已在广大人民的心中生了根。然而并不能说,在今天敌人的加紧进攻之下,中国的抗战仍然丝毫不会增加困难。相反的,在当前的时期,我们的抗战一定会遭遇到许多重大的困难,而动摇分子将会因此愈更增加动摇的倾向,妥协投降分子的活动将因此愈更加强。而如果不设法克服这些困难,不消灭这些倾向,让它自然地发展下去,这样要说抗战仍能坚持,投降危险一定没有,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中国全民族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力量克服敌人新的进攻之下所造成的困难,为着这样的目的,中国全民族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消除一切足以对消自己力量的内部磨擦,让敌人汉奸找不到一点离间破坏的空隙。就文化方面来说,那就是要有系统地充分动员起一切文化的力量,取消对文化运动的一切狭隘的限制,把文化运动大大地开展起来,在那进行着最后狂暴挣扎的敌人面前,建筑起全民族团结的精神堡垒。这样才可以克服当前的困难,加速最后胜利的时间。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以下的一些任务是必须要做到的:
  第一,在抗战的新的困难前面,我们的政治任务是要加紧全国团结,充分发扬民族的力量,打破敌人的新的进攻。因此,我们在文化战线就应该努力推动全国更紧密的团结,鼓舞全民族自力更生的勇气,揭露日寇挑拨离间的阴谋及其奴化政策的毒害。
  第二,要开展思想言论以及文艺创作的自由,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是由各党派各阶层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各阶层都各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系统,是不能勉强使他们完全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原是基于共同一致的纲领原则,而不是基于划一的思想系统,所以只要是在政治纲领的主张上基本相同,只要是不违反抗战立场、三民主义的纲领的立场,就是统一战线的一员,就应该在中国的言论思想界文艺界有合法的自由权。如果不开展这样的思想创作自由,如果在思想上硬要坚持独断的限制,硬要用划一的思想系统来进行统制,或用公式的尺度来束缚一切创作活动,如果一定要依据划一的思想和公式的尺度来作为统一战线的原则,那么,这不但不能统一,反而要造成分裂,至少是不能得到全民族的广泛的团结。所以,单单为着团结这一个原则,就必须要开展思想的自由,就必须一方面反对独断的统制和另一方面反对左倾的狭隘观点。至于思想自由对于提高学术的作用,文艺创作的自由对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是用不着解释的。
  第三,要反对思想文化的复古主义。思想文化自由的要求是为着要在自由开展的活泼精神之下使思想文化进步,使中国民族的思想文化能够跟上新的历史时代的需要,使全国人民能把握新的各种科学思想文化,因此也才能在当前争取民族的独立生存。复古主义是要想用旧封建时代的思想文化来迷糊现代青年的眼睛,把他们拖回到旧时代的墓穴里去,使他们看不见今天的现实,使他们不知道参加今天的斗争。因此,复古主义对于今天的抗战是非常有害的,日本帝国主义就善于利用复古主义(如“王道”精神之类)作为侵略的工具。所以只有那些完全不把民族抗战的前途放在心上而只看重少数人的私利的动摇者以至于投降主义者,只有这样的反动的人们,才会要用思想文化上的复古主义来麻醉青年。
  第四,要开放出版的自由。出版自由是思想自由所依据的物质基础,对于出版自由的限制,事实上也就等于思想自由的限制,因为思想言论是终要靠出版物来表现,来传播的。现在对于书报杂志检查制度,对于书店的封闭行动,都是用来钳制思想自由的方法,这自然是要反对的。
  第五,要在全国各地分散地建立许多中心的文化工作据点。抗战愈向前发展,物质条件就愈更困难。在目前,战争已把全国分作许多互相隔离的区域,这些区域互相间不但交通不便,而且政治情况人民生活条件也各不相同。文化工作要能够最有效地为抗战服务,就必须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决定具体的领导,而事实也证明必须要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可能象以前,特别是抗战前那样,全国的文化中心只有一个地区(如上海),全国文化工作几乎就是由这一个中心领导。这种方法现在是不适当了。文化工作的中心据点,必须要分散在许多地区,必须把文化干部分散到各地去,建立必要的出版印刷编辑以及其它的文化机构,才能够对各地区作具体领导。
  第六,要使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过去已有些文化工作者走上前线或农村,然而这种运动并不普遍,尤其是并不深入,因此大众化的口号虽然早已提出,而文化工作本身还是不能说已经深入大众,以后,应该用各种方法使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这一方面当然要文化工作者本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可惜一直到现在,大多数地区的政治军事负责当局,对于这一点并不大注意,而且甚至于完全忽视,这是需要改正的。我们要求各地军政负责者要能够重视文化工作者的需要,帮忙他取得深入民众的便利条件,而不要使他们受到种种不必要的限制。
  以上所说,就是在今天要开展文化工作必须要努力做到的几件最重要的任务。这些任务,基本上是曾经在文化界,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来过的,而到现在,除了一部分进步的地区曾表现出相当成绩以外,大都没有实现。在今天,抗战的实践要求,需要在文化工作上有更好的配合,使我们抗战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更进一步的开展,而要文化运动有力地广泛开展,那么努力完成以上所说的任务,正是当前必要而不可少的条件!
  艾思奇
  (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中国文化》第一卷第六期)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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