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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中央档案馆

　　从抗战后我们对文化人的工作，主要的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说：
　　第一阶段从抗战初期到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四零年一月)。在这一阶段内，已有许多文化人来到延安及前方，来来去去，听其自便。因当时大后方环境还比较好，去前方也容易，文化人中有留在延安工作者，有去前方工作者，也有住一时期而仍回大后方去者。也因为当时我党忙于抗战，忙于其他工作，对文化人工作除招待及给予帮助其上前方外，一般的对文化人的工作注意还是不够。又因为当时政治环境还不十分坏，而物质条件也不是那样困难，在文化人中所发生的问题，也不是那样严重。
　　第二阶段从边区文协大会到毛主席召集的文艺座谈会前(一九四二年五月)。在这一阶段内，在边区文协大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作为团结进步文化人的总目标。但是毛主席提出的这个方针，当时许多文化工作同志，并未深刻理解，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变为实际。且强调了文化人的特点，对他们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加以当时大后方形势逆转，去前方困难，于是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脱离工作脱离实际。加以国内政治环境的沉闷，物质条件困难的增长，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的模糊观念，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于是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如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如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如对写光明写黑暗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这种〔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出发，如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为了清算这些偏向，中央特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作了报告与结论，上述的这些问题都在毛主席的结论中得到了解决。
　　第三阶段，从座谈会到现在。在这一阶段内，就是把毛主席的结论，在文化人中展开讨论，从思想上转变他们。并采取具体步骤把他们动员到实际工作中，在他们思想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时机。把党员作家召集起来诚恳坦白地把一切问题都说清。因此，在现在延安文抗全部文化人下乡去工作，而文抗也无存在之必要了，鲁艺也大部下去工作，其他文化团体、文化机关也是这样。
　　检讨我们这几年来对文化人的工作，应当得出什么教训，作为今后工作的借鉴，作为各根据地对文化人的工作之参考呢?
　　第一，过去我们对文化人的工作，多半只着重于招待、优待他们，而对于在思想上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做得非常不够。优待他们，我们以后还是要继续做，但是，单有优待是不能真正团结他们、教育他们的，而且对文化人本身来说也没有好处，不是真正的帮助了他们，倒反而是害了他们，只有我们党积极的采取思想上团结他们、教育他们的方针，才是对党对文化人都是有利的办法。
　　第二，过去我们对文化人谈话，对党员文化人谈话也是一样，多半只着重于客客气气，即是见到他们有原则上的错误时，也不严正的诚恳的坦白的批评，而只是委婉曲折的带一二句，这一方面固由于怕文化人受不了，另方面也由于我们自己采取放任态度。这种办法，长期的经验证明是不能把事情办好的，必须是当客气的时候应当客气，当批评的时候就应当批评。对作文化工作的党员，在党的原则问题上尤须严肃，不应迁就落后，造成党内的特别党员，致妨害党的统一与他们政治上的觉悟。
　　第三，过去我们的想法，总是把文化人组织一个文协或文抗之类的团体，把他们住在一起，由他们自己去搞。长期的经验征明这种办法也是不好的，害了文化人，使他们长期脱离实际，结果也就写不出东西来，或者写出的东西也是不好的。真正帮助文化人应当是分散他们，使之参加各种实际工作。
　　第四，根据文艺座谈会及整风的经验，在有准备有步骤的办法之下，是可以把文化人的思想弄通的，而上述的办法(思想及批评及实际工作)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不过要注意选择适当的时机，即是问题已经暴露，他们思想上又稍有准备的时机，我们就可把问题有步骤的明确的提出，来与他们一道讨论，而得到解决。整风运动是一个最好机会，应该利用整风运动来检查文化人的思想，检查我们对文化人的工作。
　　* 本文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抄写稿刊印。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档案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