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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概述
中央档案馆
一、陕甘宁边区的形成
陕甘宁边区地处祖国的西北黄土高原，山峦连绵，沟壑纵横，雨量稀少，灾荒频仍，交通不便，地瘠民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在旧社会，由于军阀野蛮掠夺，官府衙吏横征暴敛，地主豪绅残酷剥削，民生凋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陕北、陕甘的党的组织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组织起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两支红军，创立了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两北军事委员会建立，实现了两个苏区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粉碎了敌人六个师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现子长)、延长、延川、安塞、保安(现志丹)、靖边等六个县的县城，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万，发展和巩固了二十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红军扩大到五千多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在创造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是两位杰出的领导人。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与由陕南转战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在崂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中，红十五军团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两个师的大部。正当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紧要关头，苏区内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肃反，刘志丹等一批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老干部被捕。革命形势出现严重危机。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边的吴起镇。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下令纠正苏区内正在进行的错误肃反。十一月，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指挥下，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联合作战，取得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①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渡黄河东征。五月，红军东征回师之后又挥戈西进，解放了甘肃、宁夏边境的部分地区，形成了陕甘宁边区的区域范围。
一九三七年三月，苏区改为特区，不久，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九月，经蒋介石指定和国民政府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将延安、延川、延长、绥德、米脂、葭县(现佳县)、清涧、吴堡、神木、府谷、安定、安塞、靖边、定边、保安、甘泉、鄜县(现富县)、淳化、正宁、宁县、庆阳、合水、镇原、环县、栒邑(现旬邑)、盐池等二十六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辖治。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军队先后夺去镇原、宁县、正宁、栒邑、淳化等五座县城、六个区、四十三个乡。边区政府随即新建了新宁、新正、淳耀、赤水、固临等五县。一九四四年底，陕甘宁边区的区域面积为九万八千九百六十平方公里，人口约一百五十万。共辖有一市、三十县，划分为五个分区，即：
延属分区，辖：延安、甘泉、鄜县、志丹、安塞、子长、延川、延长、固临等九县和延安市，人口约四十万。
绥德分区，辖：绥德、米脂、清涧、吴堡、葭县、子洲、神府等七县，人口约五十六万二千。
关中分区，辖：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四县，人口约十二万一千。
陇东分区，辖：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曲子、华池等六县，人口约二十六万二千。
三边分区，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等四县，人口约十五万五千。
①引自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45页。
二、陕甘宁边区的根本特点和历史地位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扩大、巩固和建设起来的，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足点，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的十三年中，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总后方，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摇蓝，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议。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瓦窖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同年八月在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三八年九月底到十一月初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延安举行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米脂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等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制定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引中国革命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地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转折，胜利地完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在延安时期全面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①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文件、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发表的大量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党的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著作、讲话中，它哺育了全党，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毛泽东思想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也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胜利前进的指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到敌后抗日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浴血奋战，打击、歼灭敌军，不断壮大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抗击了百分之六十四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开辟了十八块敌后根据地。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英勇奋战，最终打败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陕甘宁边区是培养革命干部的重要基地，延安被誉为革命圣地，革命的大熔炉。抗日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进步人士、革命青年和爱国侨胞，不畏艰难险阻，不远千里万里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寻求真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为了适应抗战需要，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各类干部学校二十多所，培养干部四万多人。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了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和党的优良作风，提高了觉悟，改造了思想，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各条战线上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中心。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曾经出版过相当数量和有很大影响的书刊报纸。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时期在延安出版马列著作五十多种，报刊三十多种，对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坚持抗战，赢得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中共中央从延安首先发起，总结了成功经验，然后在备抗日根据地推行的。前者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后者是解决抗战物质需要和财政经济困难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②“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③历史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正确论断。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党政组织和全体军民，尽了最大的努力，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中共中央通过在陕甘宁边区的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全党工作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陕甘宁边区的一切重大活动牵动着全国的神经，代表着中国的方向，全国进步人士无不对陕甘宁边区寄以厚望。陕甘宁边区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九三六年，美国记者埃·斯诺到陕北苏区和红军战地考察采访，写出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向全世界人民如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和希望的所在。抗日战争时期，艾·史沫特莱、贝特兰、哈·福尔曼、伊·爱泼斯坦等一批批外国记者先后到陕甘宁边区访问，他们回国后大都对陕甘宁边区作了客观、友好的报道。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等率领的援华医疗队，先后不远千万里来到延安，并奔赴抗日前线工作。他们不仅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也扩大和增进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在延安成立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和华北联合会、日本工农学校、朝鲜革命军政学校，越共领袖阮爱国(胡志明)、日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国际学联代表柯尔曼、雅德、傅洛德、雷克难等，到延安切磋国际反法西斯的问题，都是具有国际影响和意义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亲赴延安参观访问，对边区和八路军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给予了很大的鼓励和支援，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国外侨胞中影响很大。一九四四年，美军派出观察组驻延安，实地观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情况，对美国当时对华政策有一定的影响。
①引自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256页。
②引自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108页。
③引自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109页。
三、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由苏维埃制到民主共和制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五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吞并全中国。由此引起中国国内外矛盾的重大变化，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贯彻执行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开展了广泛的政治活动。包括：第一，调整阶级关系，实行政策转变。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发布了《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发出关于《土地政策新的改变》，调整对地主富农的政策。一九三七年三月以后，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恢复资本家、富农、地主的公民权。第二，争取东北军、西北军首先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二月，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先后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四月九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在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与张学良签署《抗日救国协定》。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汪锋持毛泽东、彭德怀致杨虎城的信和毛泽东分别致杜斌丞、邓宝珊的信，赴西安与杨、杜会晤，同时南汉宸介绍王世英赴西安与杨虎城会晤。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张文彬持毛泽东分别写给杨虎城和杜斌丞的信抵达西安，九月六日与杨虎城达成抗日合作口头协定。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首先在西北实现。第三，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中共中央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逼蒋介石抗日是“我们的总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到西安与各方商谈，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一个必要的前提。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电告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等四项保证，促使国民党于二月二十一日通过停止“剿共”内战决议。七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进行谈判，最后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迅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团结御侮”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形成。
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由苏维埃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将西北革命根据地划分为陕甘、陕北两个省和神府特区，统一归于西北办事处领导之下。西北办事处是西北苏区的最高政权机构，同时也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办事处设主席团，秦邦宪任主席。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林伯渠主持西北办事处的工作，开始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更名”、“改制”。所谓更名，就是将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所谓“改制”，就是将工农民主制即苏维埃制，改为普选的不分阶级的民主共和制。五月，《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公布，从七月开始，举行了乡、县选举，改选了乡、县两级政府，至十二月全边区共选举产生边区议会议员五百多名，但由于战争环境及其他原因未能及时举行边区议会的会议。
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等九人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从此，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四、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领导机构的变革和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时，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了中共陕北省委和陕甘省委，在关中、三边、神府成立了三个特委，在伊克昭盟成立了工委。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央又成立了中共陕甘宁省委。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五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高岗、林伯渠、吴亮平、马明方、李富春、周兴、李建贞、郭洪涛、王达成、习仲勋、自治民、刘长胜、崔田民、张秀山、刘景范、崔田夫、李维汉为边区党委执委，罗梓铭、蔡畅、马锡五、王世泰、张邦英、马丕勋为候补执委，第一次执委会议选举郭洪涛为书记。在边区党委成立前后，中共中央撤销了中共陕甘宁、陕北、陕甘省委，边区各地的党组织统一由边区党委领导。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高岗接替郭洪涛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边区党委，书记高岗，副书记王观澜。一九四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边区党委改为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副书记谢觉哉。一九四一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工作委员会与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委员林伯渠、谢觉哉、肖劲光、陈正人、王世泰、张邦英，候补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共中央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为西北中央局常委。一九四四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陈云任西北中央局委员。一九四五年十月以后，高岗调往东北，习仲勋任西北中央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党委及以后的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强了党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各项工作的不断发展。
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九年的两次边区党代表大会和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对于加强边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张闻天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开幕词，指出“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结论中论述了党的建设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和全党团结问题，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团结全党象钢铁一样”，“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①秦邦宪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指出：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党必须提高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水平，改革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这次大会，指明了觉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的方针任务。五月十五日，出席全国代表会议的苏区代表，举行了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边区已有党员三万二千四百一十八名。在会后的两年内，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员的决议》，全边区的党员发展到四万六千二百二十七名(军队中的党员未计在内)，比一九三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建立和健全起来，加强了对党员的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特别是党的纪律教育，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准则。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各级组织的工作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七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县徐家沟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一百七十名。毛泽东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向边区党组织提出了“提高自己，帮助全国”的任务，号召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抗日民主模范区。高岗作了《关于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大会的决议特别强调指出，提高党员尤其是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巩固党的关键，并规定了党内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具体要求和方法，号召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大会还发出《告边区全体党员书》和《告全边区民众书》，号召全边区的共产党员团结广大群众，以充分的毅力和信心贯彻执行大会的各项决议。
这次大会之前，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这次大会之后的两年内，主要进行党员的审查和教育工作。党员的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提高，成长了一批老干部，提拔了一批新干部，增强了党的队伍的素质。党的组织也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在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边区一级总学习委员会，下设党、政、军三个分学习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的整风运动。四月十四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对整风学习作出具体部署。四月二十一日，任弼时在边区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整风学习问题的报告。会后，全边区从上而下陆续掀起整风学习的热潮，边区系统的一万二千多名各级干部和各类干部学校师生参加了整风学习。大家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开展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通过这次整风学习，较好地解决了各级领导机关、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这个基本方向问题。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发展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收获是极大的。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了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重要负责干部三百多人参加会议。这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一次整风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是中央到陕北前，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觉悟，清算了左倾错误路线对西北革命造成的危害。第二，是检查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特别是某些干部闹独立性，地方工作中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军队中某些干部的军阀主义等不良倾向，从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第三，是边区的任务问题。会议检查和纠正了某些干部在建设边区工作中的“百端并举”、“样样是中心”等不切实际、不正确的思想，确定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而以生产为第一。这次大会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对于边区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提出，在整风学习后期进行审干运动和群众性的反特斗争。康生利用整风审干之机，发起“抢救失足者”运动。七月十五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报告前后，边区各机关各地区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混淆敌我界限，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发现这一错误后，立即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随后对受害人员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使整风运动得以继续健康发展。一九四四年中共中央组织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两个文献集，进一步总结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①引自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集267至268页。
五、坚持抗战，剿匪除奸，保卫边区，巩固边区
组织和加强抗战武装力量。国共合作实现以后，陕宁甘边区一度处于和平环境。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太原失守后，日军逼近黄河东岸，威胁边区安全；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磨擦事件，边区境内和边界土匪猖獗，骚乱社会秩序，破坏团结抗日。为了坚持抗战，保卫边区，中共中央加强了边区的武装力量。将留驻边区的部分八路军主力，组成留守兵团，由肖劲光任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并设立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警备区司令部、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将地方兵团，组成保安司令部，由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为副司令员，谭希林为参谋长。加强民兵建设，组织边区人民抗日自卫军。这三部分武装力量，形成边区军民三结合的武装体系，担负着保卫河防、肃清匪患，制止反共磨擦、保卫边区的重要任务。
进行抗战动员，保卫河防。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号召动员一切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信，提出要把边区变成抗战运动的模范，要求党的一切支部成为抗战动员的核心，要求各个群众组织把抗战动员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告民众书》，提出：全边区人民应该武装起来，开展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争；努力帮助政府军队做好各项后勤工作；一切群众团体都要组织自己的力量，保证抗战工作之顺利进行。边区人民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战动员工作。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一九四〇年三年内，边区动员一万三千多名青壮年参军，加上抗战前夕参军的人数，总计达三万余人。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组织二十二万人参加自卫军(三万多人是基干民兵)，二万八千多名少年参加少年先锋队配合部队保卫边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晋南吃紧，边区沿河各县在七天内动员一万多头牲口组成运输队到山西帮助军队运输物资，支援战争。边区人民为前线募送毛袜、手套十万双。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九年底，日军向边区河防发动二十三次进攻，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敌以一万五千人的兵力，先后占领军渡、孟津、碛口一带，炮击沿河的宋家川、枣林坪，并用飞机轰炸延安及沿河各县，边区河防部队坚守阵地，在宋家川方向，与日军昼夜隔河激战；边区动员各地自卫军整营出动，在隆冬寒月里，协助部队修好千里河堤工事，配合部队阻击敌人。在此期间，边区河防部队与日军大小战斗七十八次，在晋西北人民和军队的配合下，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使敌人未能跨我河防一步。
抗日战争期间，边区安置了一万一千五百多名伤病退伍军人，优待军烈属十万人，其中，为之代耕的一万七千多人，代耕土地十五万亩。抗日战争时期边区脱产人员较多，最多时达十万人。仅粮食一项，每年就需要十多万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八年中，边区人民缴纳救国公粮九十八万三千石。在地瘠民贫、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很不容易的。边区人民积极生产，节衣缩食，尽最大的努力，保证了抗战的需要。
剿匪锄奸。一九三七年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后，边区境内外的四十多股土匪(四千多人)，乘机在边区境内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抢劫人民和合作社的财物，杀害抗属和伤残人员，破坏交通要道，掠夺军用车辆，甚至袭击基层党政机关，妄图破坏边区民主政权。边区军队在民兵配合下，采取以武力进剿为主，政治瓦解为辅的方针，彻底歼灭了股匪。同时，边区群众组织了九千多个锄奸小组，十万人参加，两年内破获敌特汉奸案一百多起、土匪案一百五十多起，消除了隐患。边区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制止反共磨擦。从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之前，国民党抗战比较积极，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也较正常。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他们散发反共文件，制造反共事件，破坏团结抗日。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国民党在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封锁线，包围边区的部队多达二十多万人。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军队袭击占领了边区的镇原等五座县城及一些区乡，先后在边区周围制造了一百二十四起反共磨擦事件，包括六十三次武装进攻。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在边区境内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政府委派“反共专家”何绍南为绥德行政区督察专员，并在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等十三个县继续委派县长。这些地方大都是原来的苏区，在内战期间县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但是农村大都仍属边区。为组织人民一致抗日，边区政府理所当然的在上述十三县内也建立了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而何绍南等人却不顾团结抗日大局，公然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活动，诬蔑、攻击驻防的八路军，指使反动地主豪绅进行反攻倒算，有的国民党县长甚至绑架民主政权县长，枪杀民主政权的干部和伤残退伍军人。针对这种情况，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严正指出：“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①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并提出同顽固派进行斗争的三条原则。第一，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第三，休战原则，斗争到一定阶段，适可而止。这三条原则，总起来一句话，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边区的党、政、军、民坚持执行了这些原则，对敢于进犯破坏边区的顽固派，坚决予以还击。一九四〇年二月中旬，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惩办贪赃枉法、破坏团结、擅离职守、贻误河防的“犯官”何绍南，并报请委任王震为绥德行政区督察专员；三月十九日，又致电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要求撤走国民党在边区境内十三个县的县长。指出国共两党合作已三年之久，一县之内竟有“双县长”，政令不一，滋事扰民，古今中外，无此怪事。国民党政府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将委任的县长先后撤走。边区政府立即在上述十三个县建立了普选的民主政权。至此，结束了边区境内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边区得到统一和巩固。
一九四三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撤退河防大军准备分九路闪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朱德当即致电蒋介石、胡宗南呼吁团结抗日，避免内战。七月九日，延安召开了三万人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号召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也纷纷集会，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边区人民的充分准备，各抗日根据地的有力声援和全国人民反对破坏团结抗日的强烈呼声，迫使蒋介石进攻边区的计划未能得逞。
从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开始至八月八日，国民党军队向边区的关中分区爷台山地区多次发起进攻并一度占领爷台山。边区军民奋起反击，于八月十一日将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赶出边区，取得爷台山保卫战的胜利。
①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392至393页。
六、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陕甘宁边区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大力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
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纲领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内容。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有益的经验。
政权建设
毛泽东说：“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①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完全体现了这一原则。具体组织形式是“三三制”政权。即在人员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是：(一)参议会，实质上属人民代表大会性质，是最高权力机关。分边区、县、乡三级，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二)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主要领导人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专员公署和区公署，分别为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三)司法机关，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设县法院。边区和县的法院院长，由边区和县参议会选举产生。陕甘宁边区在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五年进行了三次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普遍、直接、自由的选举。
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延安召开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到会参议员一百四十五名。林伯渠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作为“边区一切工作之准绳”。这个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革命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施。会议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这次参议会开得很成功，奠定了边区民主政治基础。这次参议会还没有实行“三三制”，边区政府聘请了十二名开明绅士为特邀参议员。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延安召开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显著特点是实行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主致权的“三三制”原则。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②林伯渠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接受并通过了中共边区中央局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公布、经过全边区人民广泛讨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责成边区政府领导各级政府和全区人民群众切实执行。这个施政纲领更完整地规定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二十一项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纲领在陕甘宁边区的进一步具体化。大会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开明绅士)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开明绅士)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在选举的十八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七名，超过三分之一，徐特立即申请退出由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这次参议会审议通过了非党人士李鼎铭等提出的“精兵简政”的重要议案，大会决议“交政府速办”。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边区政府连续进行三次精简，初步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是政权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改革。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林伯渠作了题为《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指出一九四五年的唯一任务是打倒日本侵略者。
一九四六年四月，在延安召开了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到会参议员一百七十名，共产党员六十一名，占三分之一稍强。这届参议会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开鼓吹破坏国共双方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签署的“停战协定”，阴谋进攻解放区的时候召开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揭露内战阴谋，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林伯渠作了题为《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朱德到会发表演说，指出“中国的反动派还是不愿意中国人民享受民主，他们正在寻找各种名义来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来继续保持独裁，来继续进攻已经得到民主权利的人民，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与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反动派的阴谋，推进全国的民主事业和建设事业”。大会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马锡五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在十九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六名，占三分之一弱。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中，最重要的是要让非共产党人士有职有权有责，不如此，就失去了“三三制”的意义。边区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要求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领导干部之间保持个人之间的联系，促膝谈心交换意见，要求共产党员和干部尊重民主人士的领导等。这样就充分发挥了李鼎铬等民主人士的积极作用。
陕甘宁边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中，一贯重视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在边区的三届参议会参议员选举中，少数民旅的参议员名额按人口的比例高于汉族。边区参议会的议员中，少数民族议员六名。中共中央设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负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西北工委于一九四〇年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并派出考察团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西北工委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后，西北局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边区政府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回族和蒙族区域自治工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教育干部和群众尊重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边区政府还成立了民族学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是分散的农村环境，经济建设以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第三。抗战以来，边区的经济建设经过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九年为休养民力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有国民党政府发给军饷和外来援助，边区政府取之于民是很少的，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两年共征收公粮二万九千余石，一九三九年也只征收五万余石。大大休养了民力，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是边区战胜严重困难的阶段。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后，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了军饷，而且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断绝了外援，一切军需民用都要自给自足。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人民负担大大加重了。边区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正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③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自力更生”的伟大号召，要求全体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度过难关，支持战争”，要求边区军队和机关、学校一律参加生产，并迅速建起自给性的公营经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三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获得的收入占了经费支出的部分或大部分，有的还做到自给有余，上缴公粮。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几年来生产运动的成就和经验，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而只注意向人民要粮要钱的错误作风，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一系列重大政策。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提出为争取“丰衣足食”而斗争的号召。在整风运动取得巨大成绩的思想基础上，边区经济建设进入以争取丰衣足食为目标的新阶段。全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一切男女劳动力，组成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截止一九四四年底，农业方面，军民开垦荒地二百万亩，耕地面积增加到一千四百四十三万亩，粮食总产量较一九三七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棉花种植面积由一九三七年的三万九千亩，增加到三十一万亩，增长近七倍，总产量三百多万斤，自给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工业方面：由无到有，由少到多，先后建立起纺织、被服、陶瓷、玻璃、肥皂、火柴、造纸、印刷、煤矿、石油、化工、炼铸、盐业、机器制造和兵工等大小工厂一百二十多个，职工达一万二千人，私营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各种工厂、作坊多达一千四百多家，职工四千五百多人。棉布自给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三，其他日用品工业也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公私营商业也繁荣起来。延安市的私营商业，一九三七年只有一百二十多家，一九四三年增至四百七十三家，各类合作社也有很大发展。
边区的部队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自给。创造了“当兵不脱产，经费靠自给”的中外奇迹。边区的机关、学校从一九四三年起，经费自给部分占全年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四，这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公粮也逐年减少，一九四一年征收公粮二十万石，一九四二年降至十六万石，一九四三年为十八万四千石，一九四四年为十六万石，一九四五年为十二万四千石。农村阶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前，贫农、雇农是农村主要群众，这时大多已上升为中农。手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比战前提高一至三倍，公营企业的工人工资提高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机关、部队、学校的供给标准也有了提高。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陕甘宁边区确实初步实现了丰衣足食，形成以农业为主体的私有经济(包括私营工商业)、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三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
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主要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级干部，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财政经济的总方针和西北局关于生产第一的建设方针以及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团结一致，艰苦备斗的结果。这个时期所采取和实施的主要措施是：
(一)加强对生产运动的组织领导。边区政府成立了财政经济处，各专区、县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实行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各级领导机关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工作。从中央到地方以至每个单位、每个工作人员，每个农户都制定和落实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使生产运动成为广大人民和干部的自觉的行动。
(二)组织机关、学校、部队一切人员参加生产。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亲自种地、种菜、养猪纺线，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干部参加生产，不仅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提高了思想，锻炼了本领，带动了群众，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意义是很大的。
(三)开垦荒田。陕甘宁边区除绥德分区各县和陇东分区庆阳等县人多地少以外，其余各县大都人少地多，有许多荒地可供开垦。边区政府除动员当地农民增开荒地外，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边区还安置移民、难民十万余人，组成一支新的劳动大军。边区政府规定：移难民开公荒可取得所有权，开私荒三年不交租。无论公荒私荒，三年不缴纳公粮。同时认真帮助移、难民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极大地调动了移民、难民的生产积极性。五年来，老户、新户共开垦荒地三百多万亩(不包括机关、部队开荒数)，成为边区增产粮食的重要措施之一。
(四)军队屯田。一九四〇年五月，朱德提出军队屯田政策。一九四一年，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垦区。他们是战斗队，也是生产队。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把镢头一支枪，努力生产，保卫党中央。”从旅长王震到每一个战士，都无一例外地投入紧张的生产运动中去。第一年开垦一万一千多亩，第二年开垦二万六千多亩，第三年开垦十万亩。不但做到粮食自给，还上缴公粮一万石。广大指战员以辛勤的劳动，把南泥湾创造成为“陕北江南”，“南泥湾，好地方，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响亮歌声，传遍边区的各个角落，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边区部队基本上都实行了屯田政策，一九四三年边区部队生产的粮食达七万石(折细粮)，占当年边区增产粮食的三分之一。
(五)组织起来。全边区共有农业劳动力六十三万多个，其中，全劳动力三十三万个。一九四二年，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男劳动力，组织到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以自愿为原则的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中来(如变工队、扎工队、唐将班子等)。一九四三年，半数左右的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有效地调剂了劳力畜力，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九四三年，全边区有十五万妇女参加了纺织组，纺纱一百六十多万斤；五万多妇女参加了织布组，织土布十一万四千五百多疋。有一部分妇女打破了“好女不下地”的旧习，参加了农业生产。米脂县的妇女农业劳动模范郭凤英，成为全边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标兵。
(六)奖励劳动模范，开展劳动竞赛。在农业战线上，开展了学习吴满有运动。吴满有是延安柳林二乡农民，他连年开荒，把六十垧(每垧三亩)荒地变成熟地，改良农作，增产粮食，他还带头多缴公粮，拥军优属，扶贫济困，成为农民劳动致富的榜样。一九四二年五月，边区政府号召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在工业战线上，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赵占魁是农具厂翻砂工人。他积极工作，始终如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爱护工具，节约原料，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努力学习，帮助别人。一九四二年十月，边区总工会号召工人向赵占魁学习。后来向吴满有看齐、向赵占魁学习，成为农业、工业战线上的群众性运动。全边区在农业、工业和其他战线上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劳动模范，他们在生产上和工作上起了很重要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成为推动大生产的核心力量。一九四三年，劳动英雄杨朝臣、吴满有提出劳动竞赛的倡议，朱德、贺龙立即指示在部队推广，西北中央局也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推广。从而掀起了个人与个人，村与村以至乡与乡之间的竞赛热潮。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延安同时举行了劳动英雄大会和农业展览会，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劳模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报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延安又举行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和边区全面建设展览会，毛泽东在劳模大会上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通过这几次盛会，检阅了大生产运动的成果，交流了经验，奖励了劳模，有力地推动了全边区生产运动向纵深发展。
(七)改造二流子。所谓“二流子”，指的是那种抽大烟、赌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全边区有二流子六千五百多人。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是社会上和生产中的一个消极因素。在大生产运动中，各地通过教育和强制生产等办法，使绝大多数二流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的还成长为劳动模范。改造二流子对于改良社会风气，安定社会秩序，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促进生产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八)发展合作社经济。合作社是由群众集股金办起来的集体经济。它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支援工农业生产、方便群众购销。活跃市场、稳定物价起了重要的作用。边区政府对发展合作社给予大力支援、帮助和指导。一九四三年全边区有各类合作社(消费、信用、运输、手工业、综合等)二百六十个，股金一亿五千万元(边区货币)，一九四四年增加到六百三十四个，股金达七亿三千万元。延安南区刘建章办的综合性合作社办得最好，深受群众的欢迎，成为全边区合作社的旗帜。
(九)发展公有经济，主要是发展公营工业。一九三八年以前，边区日用工业品几乎统靠外间输入，一九三八年开始注重建设公营自给工业。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两年，公营企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九四四年全边区公营工业发展到一百二十三个，成为边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解决军需民用，推动和刺激边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边区工业分散于农村环境中，工业生产基本上是手工业和半机器生产，分别由十一个系统管理，技术落后，管理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西北中央局决定，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的经营政策，并号召一切工业、技术人员回到工业战线上去，努力改善管理，改进技术，提高产量和质量。边区公营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并培养了大批工业干部和技术工人，对建国以后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十)加强财政贸易金融工作。边区财政贸易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抗战需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市场。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授权财政厅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章程，保证边区货币的顺利流通。一九四一年三月，边区政府确定新民主主义的税收原则，即在照顾人民生活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税收，保证抗战需要。人民的纳税负担，既要普遍，又要合理。从一九四三年起，改征收公粮为征收农业税，并实行统一累进税制。由于人民生产收入增加，农业税的负担面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一九四三年前后，边区政府发放了农贷三千多万元，帮助缺乏资金的农户发展生产。同时对私营工业也予以资金帮助(或用贷款，或用投资)，促其发展。边区的贸易工作以出口食盐、皮毛、药材为主，换回必需的物资，并将公营商业的商业网与民众的消费合作社密切连系起来，形成边区内外的流通网络。
(十一)彻底实行减租减息。边区半数人口以上的地区，在抗战以前，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未经土地改革的地区则实行减租减息。一九四二年以前减租减息停留在一般宣传上面。一九四二年十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从一九四二年冬开始，未经土地改革的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实行了彻底的减租减息，减轻了封建剥削，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进行上述工作中，也曾出现过某些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偏向。但一经发现，即坚决纠正，所以整个生产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在大生产运动中，广大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涌现出不少新鲜事物，谱写出许多壮丽的篇章。在改造自然、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尤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倡导下，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文教建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除城镇外，农村连小学都很少，农民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和卫生条件很差，缺医少药，疫病流行，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
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的边区高干会议上，决定把生产与教育列为边区的两大任务后，边区的文化建设事业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一)大办干部学校。抗战以来，中共中央把创办干部学校当做教育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谈到干部教育问题时说：两年来，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青训班、女子大学、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干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鲁迅师范等十七所干部学校，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今后仍应继续这个方针。后来，延安又成立了医科大学、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等。一九四一年九月，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一九四三年四月，鲁迅文艺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大，一九四四年四月，行政学院并入延大，直属边区政府领导。此外，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及后来的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均办有党校，分期分批培训边区的县、区干部。党校以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学用一致、言行一致为教学方针，先后培训干部三千七百多名。大大提高了边区干部的文化政治素质。一九四二年以后，又在边区师范、三边师范、绥德师范附设行政人员训练班(地干班)，培训行政干部四百多名。一九四三年开始，每年冬季各县举办区、乡干部训练班，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总结交流工作经验，每年参加训练的约二千人左右，有效地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理论政策水平。
(二)加强在职干部教育。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召开的干部教育大会上，号召在职干部在百忙中以“挤”的办法获得学习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对问题的了解和深入。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特别强调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
陕甘宁边区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干部中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和具体的部署。边区一级机关，按干部文化程度，分甲、乙、丙三类组织学习组，分别规定学习的课程，包括文化、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内容，并规定每天上午七时至九时半为学习时间。各分区、各县也按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在职干部学习，并且从上到下形成制度，坚持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对于提高干部文化、理论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并带动边区各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办好中学、小学校和冬学、夜校、识字班，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④边区党和政府，按照这个方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小学教育。一九四〇年同一九三七年相比较，全边区初小增长七倍半，五年制小学增长三倍，在校学生增长六倍多达四万一千人。以后逐年增加，一九四四年以后还办起民办小学五百余所。中等学校从无到有，到一九四二年边区已有中等学校十所，其中普通中学二所、师范学校五所、中等专业学校三所，在校学生二千多人。冬校、夜校、读书班、读报组等的主要对象是成年农民，以扫盲为目的。一九四四年办起三千四百七十所冬学，入学农民达五万人，各类读报组、识字班几乎村村都有，最高时达五、六万人。不论中小学教育和成年教育，教学内容都与抗战、生产紧密结合，将提高文化和政治教育融为一体。
(四)新闻出版工作。抗战期间，延安和边区各地出版马列著作五十多种，报刊三十多种。《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是中共中央和西北中央局的机关报，各分区也都出版发行报纸，有的县也办了报纸。边区级报刊的工农通讯员达一千一百多人。群众还自办大众黑板报，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和新人新事。
(五)卫生工作。延安建立了四所医院，各分区、县也办有卫生院、卫生社、医药社等医疗机构。提倡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培训接生员，推广新法接生，动员群众同封建迷信和不讲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增强人民体质。
(六)文艺工作。抗战期间，边区集结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大批文化人，形成了一支相当大的文艺队伍。文艺社团和文艺期刊，象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影响较大的有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鲁艺实验剧团、延安电影团、青年艺术剧院、延安平剧研究院以及鲁艺、边艺、部艺出版的《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文艺月报》、《大众文艺》、《部队文艺》、《新诗歌》等刊物。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详细阐述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指明了文艺工作的方向。五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检查整风学习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此后，广大文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纷纷走向农村，走向工厂，奔赴前线部队，思想创作获得双丰收。他们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演唱，创造新文艺，改造旧文艺，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更加积极地为抗战和建设事业的胜利而斗争，文艺工作者自身也得到了改造和提高。延安和边区其他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演出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诗歌、音乐，如《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血泪仇》、《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三打祝家庄》、《黄河大合唱》等风靡全边区，迅速传播到其他抗日根据地，有些歌曲、剧戏如《兄妹开荒》、《黄河大合唱》等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新秧歌变成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对全国包括国民党统治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有所促进。
在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文教建设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教师、医生、通讯员、文艺工作者。为了表彰先进，总结经验，进—步推动工作，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边区政府会同边区文联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六日联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毛泽东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话，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⑤这是边区群众文教运动的政策总结，为进一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指出了前进的途径。
上述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教建设综合起来，就构成了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宏图，为新中国的建设安放了第一块基石。
①引自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二卷785页。
②引自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1页。
③引自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93至89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70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10页。
七、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在闭幕词中指出，这次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①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与民主，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于八月二十八日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即《双十协议》。但蒋介石集团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悍然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发动全面的大规模的内战，从此，中国革命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党内指示中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②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出动兵力达二十三万之多，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当时边区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两万多人，在彭德怀等指挥下，同边区人民紧密团结，奋起抗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方针，主动撒出延安以至放弃边区的所有县城，扩大敌人弱点，精心捕捉于我有利之战机，各个击破，歼灭敌之有生力量。毛泽东四月十五日在给西北野战兵团的《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③转战一年，经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榆林、沙家店、清涧、宜川、瓦子街等战役，歼灭敌军共计十余万；西北野战军由两万多人发展到十一万人(野战军七万人，地方兵团四万人)。一九四八年四月，敌全军败退，狼狈撤离延安，逃出边区。西北野战军胜利地转入进攻，肩负起解放大西北的光荣任务。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一直留在陕甘宁边区，继续领导全国各个战场的解放战争，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是对陕甘宁边区军民的极大鼓舞，也大大地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是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整个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和全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根本保证。在一年多时间内，陕甘宁边区有两万多青壮年参加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一万多青壮年参加游击队，三万四千多人参加各分区地方武装，组成随军担架六千六多百付、临时担架一万五千五百多付，随军运输牲口五千五百头，供应前线部队粮食七千八百八十万斤、军草一亿多斤、军鞋十五万双，培训一千五百多名中学生担任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的护士。边区人民在人力和物力上对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撤销。从中共中央到达西北苏区至陕甘宁边区撤销，历时十四年三个月，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坚持和发扬了延安革命精神，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全力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伟大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出光辉的篇章。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④我们将永远牢记毛泽东的勉励和教导，同全国人民一道，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化大业中，做出新的成绩，争取更大的胜利。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10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0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21页。
④引自毛泽东：《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2页。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央档案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