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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而奋斗—(三)党的政策调整（16）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
　　少数民族委员会诸同志：
　　去年十一月四日的报告，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信，今年一月十九日的信均收到。
　　去年八月间中央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曾经指出我们在蒙古人民中工作的方针是“发动蒙古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帮助蒙古人民的抗日运动和民族解放，联合他们一同对日作战”，这个总的方针到现在是正确的。但是今天的环境与半年以前有大的变动，主要的是绥远的抗战已在进行，西安事件促进全国和平统一，国共合作的条件更加成熟，在估计这种新的情形，蒙古工作不能不有许多重要的变动。
　　一、目前蒙古工作的中心，应当是抗日援绥，发动全蒙的人民拥护绥远的抗战，拥护阎、傅①抗战。在这一中心任务之下组织全蒙的人民参加和帮助援绥的前线，组织大批的蒙人参加前线和到前线去慰劳。在蒙民中，清楚的说明，只有积极的参加援绥的抗战，才能保证绥远战争的胜利，从绥远赶出日本的侵略，缓远的沦亡，即是蒙民的灭亡。在这一中心任务之下，应在绥远召开蒙古会议，由各旗选派代表，王公均应出席，与傅主席共商援绥具体方案。其主要点：(一)全蒙人民动员，(二)全蒙人民联合，(三)组织蒙民援绥抗日武装，(四)给前线以物质帮助，(五)组织慰劳团去前线。
　　根据这一中心任务应改变过去把抗日与反汉族军阀并提的策略。因为绥远的汉族统治者傅作义正在抗战，如果不改变过去这—策略，则使蒙民与正在抗战的汉族统治者处于对立地位，结果使蒙民不能参加到抗战中，在客观上是有利于日本，而且是帮助日本。
　　根据这一中心任务应着重解释蒙汉的联合一致抗日，这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目前宣传蒙人的独立或分裂，甚至与汉族统治者的对立，这是非常不妥当的，而且会给日本以便利。
　　在你们的报告和信件，曾虽提到抗日援绥的问题，但没有当作中心任务提出，而且与反对汉族的统治同时提出，这是不对的，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二、在蒙民中对于抗日问题显然的已有分化，即一部分左倾分子，主张坚决抗日，而且与我们更接近，如你们所说的亲红派，但还没有形成力量，另一部分即右派，与德王有联系，在德王的蒙蔽之下，以为德王可以救蒙古。最近×××②用很大力量，想帮助他们形成力量，作为反对共产党的工具。另一方面，蒙民上层中的大部分，或因榆林方面的威胁，或因其他关系，害怕与我们接近，对于抗日是赞成的，但不敢有坚决的行动。我们以这一派人为中派。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帮助抗日派的形成，扩大他的力量，争取中派，巩固左派与中派的联合，对右派应采取孤立，分化，批评与打击同时并用。但运用这些办法时要看抗日的力量来决定。这一部分右派并不就等于亲日派，因为他们与亲日派还隔有若干距离。
　　过去采取亲红派的名义去团结左派，在现在是不适宜了。如果这样做，将使广大的蒙民不与我们接近，而使我们陷于狭隘的孤立的地位。不要用亲红而要用抗日的名义去团结左派，将使右派无法反对，而使广大的蒙民更易于团结。
　　三、目前的中心任务则为抗日援绥，为使这一任务迅速成功，不能放弃蒙民中的特殊要求之争取，减轻汉族对于蒙民之压迫，蒙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治生活等，以动员与团结全内蒙的蒙民，但这种特殊要求并不能违背抗日的中心任务。有些特殊要求则可与绥远傅作义在蒙民会议协商解决，有些则经过群众的斗争而实现，这些需看当时具体环境而决定。
　　在蒙地居留的汉族土豪，不能用迁回长城的办法去解决，只能由当地蒙民汉民的斗争去决定。
　　在蒙地居留有不少的汉族劳动者，应以汉蒙联合抗日，来化除民族仇怨。我们的工作步骤，不能有任何使民族仇怨加深。
　　蒙人的土地要退还蒙民，这并不是一部公式，只能看具体情形决定。目前我们不应过分刺激蒙民要回土地的斗争。只在不妨碍民族情感之下，我们帮助蒙民索回土地。如果使民族感情恶化的情形之下，我们则帮助调解，双方说服之。
　　四、从你们的来件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左派分子中组织的削弱，这里的原因有三：(一)由于我们提出“联红抗日”或“亲红派”，使许多左派分子畏缩；(二)由于没有扩大力量去争取中派，使左派与中派合作；(三)由于对右派没有正确的立场，结果帮助右派的猖狂而瓦解左派。纠正这些弱点，是蒙古工作发展的基础。
　　中央
　　二月七日
　　*本文按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党的工作》第27期刊印。
　　①阎，指阎锡山；傅，指傅作义。
　　②指汤恩伯。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央档案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