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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的方针
李颉伯
我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是搞军运的，后来搞地方工作。一九三四年，我任唐山市工人联合会的秘书长；一九三五年在天津，我是华北铁总筹备会的负责人之一，那时候叫赤色工会。华北铁总筹备处名义很大，人数很少。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重视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我党的组织。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工人群众全国性的组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后，工会组织不能公开活动，就转入了地下。到一九三四年，工会组织就没什么群众了，只有些党员和少数革命的积极分子。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方针。这时总的路线变了，以前叫“反蒋抗日”，以后叫做“迫蒋抗日”。当时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临潼把蒋介石抓起来，这就叫“迫蒋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放后又叫“联蒋抗日”，总的方针就是这样变化的。当时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作为一个战略。中央在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方针后，就决定撤销赤色工会。一九三六年，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把华北铁总筹备处改成了北方局铁委。从此，华北铁总便由一个没有群众的组织变为一个秘密地、有少数工人党员、少数革命积极分子组成的组织，它主要是搞各种各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团结更多的群众，在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下，搞起一个业余京剧团，一个足球队，一个篮球队，另外，还利用群众的面目打入国民党工会，进行公开合法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发现积极分子，使北方局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离开华北铁总，到晋南打了一年仗。那时候，少奇同志是北方局书记，驻山西临汾，我们利用阎锡山的名义，组织牺盟会(山西牺牲同盟救国会)，组织山西省总工会、工人抗日救国会等等。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到陕甘宁边区学习。一九三九年“五一”劳动节，中央成立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它是党的组织。书记是康生(那时候，康生还是人，还没有变坏)，副书记是张浩。委员有刘少奇同志，陈云同志，朱宝庭同志，高长久同志等。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成立的当天，指定我当秘书。
当时，已经有了边区总工会，主任是毛齐华。
一九四〇年，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改组。康生不当中职委书记了，有很多委员也退出去了，如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都退了。由邓发同志当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书记，我是委员。以后，邓发同志牺牲，党又派我代理书记。我原来在延安是管理敌占区的工作，还做国统区的工作，以后边区被敌人严密封锁，联络不上，没有多少工作可干，又让我管各解放区的工会工作，主要是代中央起草电报、研究工人运动方针。
那时候的工运方针，还是当年苏区的错误方针，如果说中央苏区在军事上犯错误而被迫长征，那么在职工运动的方针上也是错误的。它过多强调代表工人、保护工人利益，损害了个体手工业者的利益，他们就不干了。这么一来，把中央苏区里边的工厂、作坊，都搞光了(其它苏区也是一样)，弄得苏区什么都没有。边区总工会开始有一段时间也执行了苏区那一套方针。
一九四二年以前，有一段时间执行错误的工运方针，指的就是“代表工人利益，保护工人利益”，这是在白区对敌人或对资本家进行斗争的方针；对自己的公营工厂那就不能这样做了。对苏区私营工厂，应当采取“劳资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错!其它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的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他还说：“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和学习，那是教条主义的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不会被你们伤着的”。他还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工厂”。
赵占魁当时在边区的农具厂。当时农具厂因备战改为兵工厂，把兵工二厂(即枪厂)和农具厂合并为联防司令部第一兵工厂。一九四二年夏，在第一兵工厂曾发生过一件事情。边区总工会和建设厅每年都签订集体合同。有关工人待遇、义务等问题，在合同里都有规定。各工厂由厂长和工会签订本厂的具体合同，这都是从苏联学来的。因为签订合同，这个兵工厂的工会主席狄德建，煽动了一些工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于驾共产党，骂八路军；说共产党和八路军都是喝人血的，要求提高待遇，不提就停工。大多数工人是好的，但一时也会上当，当时多数工人受骗，跟狄德建走了一段时间。那时高长久同志是边区总工会主任，章萍同志是劳动保护部部长。那天章萍同志到中央来，反映了狄德建的问题。中央派我去解决问题，我去的办法是争取群众。只要我们说服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把他们争取过来，事情就好办了。我刚到工厂，狄德建就说我是“大卖狗皮膏药”的。我和章萍同志一个人一个人，几个人几个人地去谈话，一个班组一个班组的去做工作，争取了群众，说服了群众，最后把大多数群众都争取过来了。因为那时候的工人，很多都是军队转业的同志或参加革命来的人当了工人的，所以问题不难解决，关键是把情况讲清楚。给工人的教育尽讲一些教条主义的东西，工人肯定是听不进去的，我们要用活人活事作教材。我们问工人：“你们说说看，你们兵工厂哪个人表现最好呢?平常表现最好，而且是在狄德建闹事期间，表现最好的人是谁”?大家都说是赵占魁。赵占魁当时是这个厂翻砂股的股长，以后我们总结了他的经验。写赵占魁事迹的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叫穆青，现在是新华社的社长。他两次写赵占魁，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他写的东西发表后，赵占魁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中说：“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工厂，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和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选。”“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支部工作与职工会的工作，必须统一于一个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制造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个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个方面工作分裂开来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三个方面要组织统一的委员会，首先是行政人员、行政工作、生产计划走上正轨，而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与处罚犯错误的工人，没有适当地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当时在中央领导下，曾归纳了职工运动的方针，就是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职工运动的方针。这是当时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归纳的这个方针。从而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绝大多数都按这个方针开展工人运动，生产都大大提高了，因而工人生活也改善了。赵占魁运动坚持六年之久。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毛主席开始搞武装斗争，建立苏区，从一九二七年算起，到一九四二年，整整十五年，才有了这么个正确的工运方针。
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由于有了正确的方针，边区工厂才出现了象赵占魁这样一大批新的劳动者。毛主席讲话以后，所有的边区和根据地，都走这个方向了，如太行山开展的甄荣典运动等等，那是按这个方针搞下去的。
李立三犯错误以后，中央派李富春同志来主持召开全总党组扩大会议，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那次以后，又确定了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职工运动的方针。我离开工会多年，到河北省委当书记，文化大革命十年我是没有工作做的，以后我到铁道部去当副部长。这样我和铁道部总工会一起还是坚持这个正确的方针。
我去年四月一日离开了铁道部，第一件事就是回延安，可惜时间太短，只住了四天。中央大礼堂和毛、刘、周、朱、任在杨家岭的故居，枣园、王家坪、中央办公厅都恢复了原状。在原来“女大”那个地方成立了革命纪念馆，有很多照片，我过去都没有见过的，也公布了，我看了很高兴，也引起了很多回忆。
一九四二年以前的方针，完全是学苏联的那一套。苏联有一个党、政、工三角，咱们叫三人团。有意见就共同研究，一致就一致，不一致就各向自己的上级那儿去反映，不是党委统一领导。党委统一领导是一九四八年解放沈阳，陈云同志任沈阳的军管主任，提出接管工厂，接管商店，都由党委统一领导，这种统一领导制是陈云同志的一个创造和发展。
(王建楼、梁剑武整理)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
注：解放后李颉伯同志先后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铁道部副部长等职务，现已离休。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