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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人运动
郗占无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夏，我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工会工作。一九四〇年夏，又被调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任秘书长，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陕甘宁边区是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是抗日战争中全国十几个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当时，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洛甫(张闻天)和负责职工运动的张浩(林仲丹)、邓发、陈郁等对工人运动都有过重要指示，许多同志还到工厂视察或调查，对如何做好工会工作做出示范。
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地瘠民贫，是很落后的农村经济。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当时的工人队伍，是煤窑、盐滩、纺织、服装、铁匠、木匠、石匠等手工作坊的工人，还有黄河水手、商店店员和出卖劳力的个体手工业工人，以及广大农村的农业雇工。这些工人在支援革命战争中都作过贡献。但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广大工农群众的封建行会观念和经济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相当浓厚。后来，随中央红军来了些职工；抗战开始后，又由各地来了不少政治文化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成为边区职工队伍中的核心力量，对改造职工队伍中的旧意识起了重要作用。
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进行经济上封锁，军事上骚扰进攻，给边区造成很大困难。毛主席曾在一次党政军干部会上讲话时说：“敌人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我们有三条路，一是饿死，大家都不愿意；二是解散，我们也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搞大生产运动。”边区的广大职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农业发展了，工业也发展了，经济困难克服了，同时也锻炼和培养了大批生产能手和管理好企业的领导人，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边区工会的组织概况
陕甘宁边区经过土地革命战争，群众受到锻炼，提高了觉悟，各业工人都建立了自己的工会，成立了区、县、省各级工会组织，涌现了一批工运干部。高长久、崔田夫、刘程云、李子厚、肖彩峰、高凤山、马汉三等优秀工运干部，都是在土地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筹备会。一九三八年四月，全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通过了工会章程和抗战时期工作纲领。规定凡以工资收入为生活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工人，不分年龄，性别，党派，信仰(除汉奸外)，都可以自由地加入工会。确定了工会的方针任务：动员工人积极参战，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实施职工教育，适当合理地解决劳资争议，改善工人生活等等。在边区政府领导下，合作社与劳动互助组织发展很快。农村工人都自愿组织起来，参加合作社，扎工队，变工队等(扎工队、变工队都是北方农村旧有的一种劳动互助组织形式)。一九三八年以后，边区的工业迅速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初，除原有的煤炭、盐业，有较大发展外，还有了纺织，造纸、被服、印刷等轻工业和机械、冶炼、军工等重工业。随着工业的发展，厂矿企业的工会和工会会员也迅速增加。一九三八年，厂矿工会为十个，会员五百人。一九四〇年厂矿工会增加到二十八个，会员为三千一百人。一九四二年厂矿工会达七十个，会员增至九千多人。到一九四五年初，厂矿工会已发展到八十六个，会员达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八人。职工中，纺织业有二千四百三十三人。造纸业四百八十三人，被服业九百四十四人，印刷业二百九十七人，机械工具业四百三十二人，化学业八百四十六人，矿冶业二千七百一十三人，木工业四百三十二人，面粉业一百九十六人，榨油业二百三十七人，火柴业四十人，陶瓷业九十四人，盐工一千九百五十九人，制毡业四百八十三人。此外，有交通运输工人三千人，手艺工人、店员、农村雇工四万五千四百一十八人。连同工矿工人合计为六万零九百五十六人。
一九四二年地方工会组织，有延属、关中，陇东、三边、绥德五个分区工会，三十个县工会，六十一个区工会，一千一百一十二个乡工会。一九四二年后，由于农村工人已全部参加了合作社或变工队、扎工队，群众性活动由抗联会领导，再加不少地区的农村工人居住分散，我们就不再普遍设立农村系统工会，分散的农村工人小组的日常工作，结合抗联会工作进行。分区和县工会的任务，主要是领导厂矿企业和城镇工人。
一九四二年，延安各机关开始整风，精兵简政。边区总工会工作人员由五六十人精简为二三十人。有些干部到党政机关工作，大多数干部到工厂工作。高长久到边区政府当建设厅长，张力克到被服厂，徐宏文到难民纺织厂，都是去做党和工会工作，陶悉根、阎文俊、张克夫、张健生等都到工厂工作。精简上层领导机关，充实基层的措施，不仅节约了机关经费，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基层工会工作，锻炼、提高了干部领导工厂工作的能力。一九四三年，工会又和妇联、青救会等群众组织合在一起办公，进一步节省了工作人员和经费。现在看来，精简上层加强基层的原则是对的。但最后由于留的业务领导骨干偏少，对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和领导工作有所削弱。
一九四四年五月，在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上，由于工厂职工的增加，及原有执委的减少(张浩、沈镇衍、白文生等均已牺牲)，补选了总工会执行委员十八名。总工会共有执委四十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并推选七名常务委员进行日常工作。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负责人开始是毛齐华同志。一九四〇年，毛齐华同志调到敌后工作，高长久同志当主任。我在边区总工会工作时，是高长久负责全面工作，刘程云任组织部长，张力克任文教部长，章萍任产业部长，我任秘书长。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刘程云、张力克调出。高长久同志于一九四三年底调去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后，由崔田夫当主任，肖彩峰任副主任，我和章萍继续在那里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开展大生产运动和赵占魁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尤其在工业生产上，边区工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原来边区没有工业基础，一九三八年工业家沈鸿带了他自己的十部工作母机和七个技术工人，从上海经武汉辗转来到延安，他们对边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一九三八年以前，边区工厂和矿物场工人仅有一百多人，到一九四五年发展到一万多职工和初具规模的大小工厂八十多个。边区的工业，厂子虽小，人才也缺，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军需到民用，各类厂子都有。到一九四五年，边区不仅有了能生产日用必需品的工业，如纺织、造纸、印刷、皮革、制药、火柴、肥皂、陶瓷、被服厂等，而且有了炼铁、造酸、造玻璃以及造子弹、手榴弹、炮弹、掷弹筒和步枪的工厂。
边区工会工作中最活跃的是开展生产运动。抗战期间，边区总工会以激发公营工厂工人新的劳动态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战时生产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在农村，各区、县工会发动农村工人和农民一起，扎、变工开荒，增加农产品；在工矿企业，则由工会与行政协同组织生产运动。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总工会每年都组织生产竞赛。参加竞赛的公营工厂一九三九年为六个，平均产量提高百分之二十；一九四〇年为十四个厂，平均产量提高百分之三十三点六三；一九四一年达二十九个厂，平均产量提高百分之四十三点六。
绥德、三边、关中、延属各地的民营纺织社等，都参加了竞赛，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了。织布由每天织四、五丈提高到十丈以上；捞纸由每天三四百张提高到一千张；排字由每小时七八百字提高到一千四五百字。每次竞赛，对成绩优良的职工，都进行奖励。但是一九四二年前的竞赛，一般都是短期突击，对经常性的生产组织工作，注意得不够，造成一些工厂竞赛时，情绪高潮，竞赛结束了，情绪也低落了，严重影响正常生产。如难民纺织厂一九四一年在迎接“五一”的一个月大竞赛中，毛毯日产量由六床提高到九床，竞赛结束后，连续两个月，日产量仅四床多。
一九四二年，边区公营工厂工会开始整风，边区总工会研究了如何搞好生产运动问题。大家认为要提高生产必须改变竞赛办法，规定除紧急需要(如战争和灾害等)外，不搞短期的拼命突击，于是在党中央支持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总工会决定，开展了学习赵占魁运动。毛主席很称赞这件事，他在一九四二年底关于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工厂。”
一九四三年三月份的工厂会议之后，边区总工会组织学习了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做的《抗日时期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把赵占魁运动推向深入。从此赵占魁运动由一般的宣传号召，进入了具体的组织工作。赵占魁向广大工友发出了挑战条件；邓发同志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李颉伯、陈用文、陈希文等同志，都和边区总工会的干部一起，亲自了解和指导农具厂和中央印刷厂等工厂的工作；洛甫同志亲自到难民纺织厂指导工作，他们找职工谈话，帮助工人订计划和奋斗目标，帮助行政，成立“赵占魁运动委员会”，同支部和工会，研究如何开展赵占魁运动。参加赵占魁运动的工厂都订出部门和个人的学习计划，赵占魁运动的普遍开展，对提高生产，保证抗战供给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一运动，各厂产量平均增加百分之三十至五十。难民纺织厂五月产布五百五十二匹，六月产六百五十匹，七月产九百〇八匹，八月产量高达一千〇六匹，而工具和人数反减少了百分之十；边区被服厂由每机每日扎十一点四套，最高十九点八套，提高到平均十六点一五套，最高三十套；中央印刷厂排字部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十，机器部提高百分之五十九，成本也显著降低，通过学习运动，工人中也涌现许多新的模范人物，如兵工厂的孙云龙、范明谦、崔锁贵，纺织厂的袁广发，王公武，张春常，印刷厂的姚文田、曹国兴、丁立智，石油厂的刘考生，肥皂厂的桂肇基等。一般职工的阶级觉悟也显著提高，劳动态度有很大转变，许多人克服了不安心工作思想，出现了带病带伤上工、早到迟退等新气象。职工中闹不团结和经济主义、行会主义思想，都得到克服，工厂职工会和党政工作也有了很大改进。一九四四年，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大会之后，赵占魁运动又向前发展了一步，运动内容着重在提高技术，改善质量，发挥创造性上；运动形式则更着重搞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一年后成绩显著，如：纺织业用质量不好的土纱，能织出很密很平整的土布；被服业消灭了“礼拜鞋”，制出了密针细缝的衣服；造纸、印刷、火柴等行业产品，都有进步。
边区工厂的职工，始终注意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活动，以解决设备、技术不足的困难。职工们制造了翻砂机、炮弹机，为制造炮弹创造了条件。另外还试制成功了氯酸钾、炼出了灰生铁、煤焦油，用麻钱提锌造出子弹皮等。在机械和兵工产品的发明创造方面，李强、沈鸿、徐驰、钱志道等同志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沈鸿同志制作装备了几个修械所的“四小件”机器，徐驰同志解决了冶炼生铁难题；钱志道同志研制了土法生产火药工艺；华寿俊利用马兰草造纸；朱次复创造和改进纺织机；林华制成玻璃和陶瓷；金直夫、王葆华等同志经营的化工厂自制成功肥皂；晋川创造通讯器材；陈振夏同志恢复石油生产等，都对发展边区工业立下了功劳。摆脱了工业品完全仰赖外来的情况。
边区工人的社会政治地位
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不仅可以自由组织工会，而且可以通过工会随时向政府提意见。边区还有许多优秀工人被选为参议员，直接管理国家大事，工人参议员完全是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厂职工的选举由工会主持，农村工人和农民一起选举。首先由大家选“参选委员会”，然后编小组，登记选民，提出候选人名单，讨论提案，最后召开选民大会正式选出候选人。候选人在大会上要报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个人简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改选时，选出的工人参议员有：边区二十三名，县四十九名，区一千四百七十一名。印刷厂青年工人李平同志，二十二岁就当选为边区参议员，是参议员中最年轻的一个。总工会主任崔田夫同志，则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
工人中参加政权工作的不少。如子长县县长李子厚、粮食局长薛兰斌、边区建设厅副厅长高长久，都是总工会的委员。
公营工厂的许多厂长和管理干部，都是从工人中提拔的。如边区农具厂的党总支书记杨长春、印刷厂的厂长祝志澄、难民工厂的厂长吴生秀、被服厂的厂长栾佩章、实验工厂的厂长王保林、新华化学厂厂长金直夫、火柴厂厂长林超等，原来都是工人，他们当厂长后把工厂管理得很好，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快，公营工厂的领导班子，是由厂长、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共同组成的，叫三结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讨论决定工厂生产和职工生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并交工人讨论，听取并采纳工人们的意见和建议。
培养工人管理工厂的本事，也是工厂行政，党委和职工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印刷厂、难民厂、纸厂等都培养了不少技术管理干部，分配给边区各地使用，中央印刷厂在抗日战争后期就给各解放区派出了十多个干部。抗战胜利后，中央组织部和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从陕甘宁边区抽调大批职工到东北和热河接收铁路和工矿，后来大多成了边区建国后经济建设的骨干，分布在全国各级企业领导部门和大企业。
边区工人的经济生活
边区的产业工人，大多在公营工厂工作。边区的公营工厂，是边区政府领导的工厂，是全边区人民的共同财产。工厂所担负的生产任务，按其重要性说，和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打仗的任务是一样的。工人的利益和边区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和厂长都关心职工，尽可能改善职工生活。职工的工资和生活福利待遇办法，是政府和总工会共同商议制定的。有些工厂个别行政负责人有官僚主义，损害了工人利益，工会就与之斗争，边区工人生活水平，是随着生产发展，逐渐提高和改善的。
关于公营企业的工资问题，毛主席在“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工会和厂矿干部学习这一指示后，思想认识有所提高，积极贯彻执行。对公营工厂的工资制度，几年中经过几次变动。一九三八年工人月最高工资为十八元，最低十元(米价每斗三元)，大体保持战前生活水平。后来物价高涨，工厂保障了工人的伙食和衣服费。一九四一年九月，总工会和政府建设厅共同规定了实行实物与货币的混合工资制度，由厂方供给工人一定的衣食费用，另外再给一定的货币工资，使工人衣食住都有了切实保障，不受物价上升影响。一九四二年五月，又规定混合工资中的部分货币工资制，按小米价折发给，使工人这一部分收入也不受物价波动影响。一九四三年工厂会议之后，工厂又实行全面工资制，工人生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女工、青工实行同工同酬的。职工家属小孩生活确属困难者，工厂则予以帮助。边区没有失业工人，家属也无冻饿之虑。工人有病，工厂负责医治，供给伙食，并酌予津贴。女工产前产后休息一个半月，工资照发。工人子弟免费上学。
实行实物货币混合工资的工厂，厂方供给工人每月小米四十五斤，肉二斤和足够的菜蔬、燃料，一年还供给单、衬、棉衣各一套及其它零用物品，另外发给工资。一九四四年化学厂工人最高每月可得米七点二一斗，一般也能得六点八四斗，最低的为五点八一斗；实验工厂最低七斗余，一般的约九斗，最高的达一石二三斗；实行全面工资的难民厂，最低收入也能维持本人的衣食费用，最高的每月可得小米一石二三斗。为了提高工人生活水平，职工会还组织职工工余种蔬菜、打毛衣等。
在民营工矿业中，工会在增加生产，调节劳资关系中起了作用，使工人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炭工英雄蔡自举，原来家里生活非常穷苦，七口人盖一条被子，常断粮食，后来不但全家盖上了被子，还喂了猪羊，家里常有三几石存粮。子州县的盐工分配办法，由盐主和工人对半分，改为盐主四、工人六后，工人生产积极性，工人得的多，盐主得的也多。如盐主姜生枝的盐井，有工人十五名，一九四〇年产盐二百三十四石，对半分盐主得一百一十七石，每个工人得七点六二石。改为主四工六后，一九四三年产盐三百〇三点一石，盐主得一百二十一点二四石，较前多得四石以上。工人每人分得十二点一二石，也比原来多了。
随着边区经济的发展，城乡手艺工人的工资也不断增加。原来的农村雇工，多已成为贫农、中农或富农，揽工的很少了。即使外来的顾工，待遇也随物价变动而变动。一个好劳力在边区做一两年工，就可以安家立业。
外来的穷苦工人在边区经济上翻身是比较容易的，如三边盐工高仲和，受过二十二年苦，天天混不到一顿饱饭，年年穿不上一件暖衣。一九四二年逃难到边区，当年打了一千五百石盐，一九四三年打了二千二百驮盐，折合粗粮一百四十石，变成了工具、用具齐全、穿盖崭新，猪羊都有的富户了。
工人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
对边区工人思想工作的内容，多是结合当时的抗战形势和党提出的方针政策任务，结合企业具体情况和职工思想问题进行的。目的是使工人深刻理解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责任，懂得劳动的性质和意义，提高参加抗战和在边区工厂劳动的积极性，树立坚定的新的劳动态度，这是教育工作的核心和重点。工矿企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教育，取得了收获。生产运动的成绩，就是职工政治思想教育的硕果。
边区工厂工人中，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的进步工人和青年，这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较高。另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农民，或外来的失业工人；还有些是从部队调来的，这部分人文化程度一般是很低的。一九四四年边区文教大会上，根据十四个工厂的统计，职工二千五百二十五名，中、小学以上程度的仅一千三百三十七人，占百分之五十三；半文盲五百九十一人，占百分之二十四；文盲五百九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三。文化程度比较差的如难民纺织厂职工三百一十五人中，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仅九十二人，占百分之二十九；半文盲七十一人，占百分之二十三；而文盲多达一百五十二人，占百分之四十八。因此提高工人们的文化水平、消灭文盲，就成了边区工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各厂的职工教育，由工会与行政协同进行。由于各工厂的性质和职工文化程度不同，教育形式也就多种多样。如新华化学厂、边区纺织厂成立了工余学校，全厂职工按程度分班上课；难民厂则按生产单位编学习小组，各组再按程度分班上课，政治课不分程度合上大课，技术课按生产部门分别上课。根据职工的需要，各厂的课程不完全一样：机器厂职工侧重学数学、物理；化学工厂职工则侧重于化学常识。但一般文化课占百分之四十(包括国语、算术)，技术课占百分之二十五，政治课占百分之二十，工厂管理与卫生等占百分之十五。当时尚无职工通用的课本，各厂除采用学校的与一般群众的读本外，多自编文化课本，选报纸的文章和消息为辅助材料。教员一般由职员、技师兼任，也有从工人中培养的。工人们提倡文化互助，实行“工教工”的小先生制度。教学内容一般都和生产密切结合。如难民、造纸等厂，以生产用的原料、工具名称编成课本，算术则以计算本厂的原材料、工资、成本等为教材；技术课则研究本厂生产中发生的问题。此外，工人们还利用墙报练习写文章，通过排演戏剧、秧歌等活动学习文化。一般工厂每天有一小时学习时间，冬季夜长，学习时间较多。一般工厂都工作十小时，所以安排学习时间很困难，但工人们都能见缝插针，坚持学习。
边区职工教育经过努力，收到一些成绩。如有的工厂基本上消灭了文盲。不少原来一字不识的工人，也能看书报写稿子了，有的工人学会了写信、记帐，特别是中央印刷厂和工艺实习厂，有的工人学习四五年后，搞掉了文盲、半文盲的帽子，都能看书报、写三四千字的通顺文章了。
各厂都有职工俱乐部，由职工会组织各种娱乐活动。在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后，工厂文娱活动开展得更热烈，对教育职工起了不少作用。
在一九四四年文教大会前后，许多工厂都把情报改为黑板报，大家办、大家看，黑板报办得短小通俗，反映现实，成为团结教育职工、推动工作的有力武器。
工厂的教育工作，一度发生过教条主义倾向，即搬学校和机关的一套，编大班上大课，教材内容与生产无关，这个缺点很快得到克服。特别在文教会后，职工教育努力做到教育与实际相联系，收效更大。
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
边区工会在团结广大职工的同时，也注意团结一切革命人民。
关于对边区工人及其他人民的团结。早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在组织雇农和手工业工人工会时，就注意了这一问题。抗日战争中，工人继续发扬革命传统，成为团结群众，巩固革命政权，支援抗战，发展生产和保卫与建设边区的核心力量。边区各级工、青、妇等群众组织，为了便于团结联系，都组织了抗敌后援会(或称抗联会)。一般情况下，多数地区、抗联会的主要负责人是由工会主要负责人兼任的。工会和各群众组织，都紧密团结，密切协作。
边区总工会和全国其他解放区的工会，时常互相联系、互通函电，交流经验。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起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致电各解放区工会，得到各解放区的赞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各解放区工会的代表在延安开会成立了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选举邓发同志为主任。筹委会在边区总工会设办公室。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在哈尔滨召开解放区职工联合会代表大会，由于有上海、唐山等非解放区工人代表参加，后来大会决定改名为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会议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
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以外的工人，也互有联系，多次和一些工会互通函电。边区总工会执委廖似光，同时是中国劳动协会的委员。从一九四五年起，解放区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和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共同组成中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活动。一九四五年八月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后，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参加世界工联的活动。
(王建楼、梁建武、艾鹏整理)
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
注：郗占元同志原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秘书长，离休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副院长。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