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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边区军事工业的发展情况
李强
我原来是搞科学技术工作的。1926年，我在上海做过手榴弹和炸药。后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工作，跟他四年多。1927年8月，他领导南昌起义，我留在武汉。周恩来同志、贺龙同志和叶挺同志进军广东，在汕头失败了。我于当年十月回到上海。不久，周恩来同志也回到上海，我又在他领导下工作。1931年我到国外做科学工作。1938年3月初，我回到延安搞兵工，前后干了8年，我今年已经78岁，有些事情记不清了，手头也没有什么资料，靠脑子记忆，难免挂一漏万。但是，陕北的工业发展史和工人运动史，是革命史册中光荣的一页，我亲身经历了这个时期，有义务和责任来回忆这一段历史。
(一)
陕甘宁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是在落后的乡村中建立起来的。这个地方，不说公营工业，连手工业也很薄弱。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陕北时，仅有一个四十多名工人的修械所。抗战以前，加上被服厂、印刷厂等，不过二百七十多名职工。我到延安时，只有一个兵工厂，厂子不大，几台机器，几十个工人。当时，周建祥是厂长，他原来不是搞兵工的，而是南方中央苏区造币厂的厂长，是长征过来的。抗战以前，边区也曾来了几个专家和技术人员，想在这里参加工业技术工作，由于关系没有搞好，不久他们又走了。工业专家沈鸿同志比我早一天到延安。抗战开始不久，他从上海把一部分机器迁到武汉，想为抗战出力。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能够尽力抗战和发挥他技术特长的陕甘宁边区。1938年3月，他经过西安辗转到延安，他带了十部机器和七个工人。工人中，我现在记得的有黄海霖、曹金木、陈绍力、姜载愉等。我和沈鸿同志研究后，首先动手建立机器厂。只要有了机器，就可以扩建别的工厂了。就在这一年，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先后建起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工厂、被服工厂、农具工厂、制革工厂、制鞋厂、石油厂以及八路军制药厂。这些工厂后来大都起到了倡导的作用。比如，1938年以前，边区的布匹完全依赖外边输入。1938年，边区政府创办了难民纺织厂。厂子的创始人是吴生秀、袁光华、朱次复，也是这个厂的厂长、工务科长和技师。这个厂开始在安塞县二区高桥镇，以后迁到延安县西川口，工厂发展很快，开始只八台机器和十个工人，到1938年底，也只有四十五个人，四台织布机，二台纺毛机，二台毛巾机，五台袜子机，一台弹花机。到1942年年底，职工队伍扩大到三百七十多人；房屋一百二十间，窑洞二百一十孔；可容千人的大礼堂一座，有铁机三十八台，木机十八台，合股机七台，整经机四台，络纱车一百多台；还有车床、钻床、旋床和发动机等等。这些机床、车床，有些是买的，有些是沈鸿的机器厂制造的，有些是经过难民纺织厂技师朱次复同志和工人改造的。边区的纺织工业是发展最快的工业。1943年，公营纺织工厂发展到二十多家，职工一千三百多人，年产量达三万多匹，供给部队、机关、学校人员需要量的百分之七十。到1944年，边区就有一百二十多个公营工厂了，其中边区政府系统有十五个；军工局系统有八个；中央管理局系统十六个；联司系统十二个；各地驻军有三十五个；各地专署有九个；各县政府有八个；其他单位的有二十个。工人队伍也多达一点二万多人，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很快为边区公营工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起到了支援抗日战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障供给，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就拿军事工业来说吧，军工局一厂(机器厂)几年中，为二厂(造枪厂)和无烟药厂制造了机器设备，供给了前方(主要是一二〇师)一部分机器及延安各厂的部分机器。二厂担任了边区部队枪支的补充任务；三厂是化工厂，是钱志道同志一手筹建和领导的，主要是制造无烟炸药，各种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等。二厂与一厂合并后，除了供应部队手榴弹、追击炮弹、掷弹筒，每月还供应十余万发子弹，以及底火、白药、无烟火药等。留守兵团的兵工厂，1942年以前，每月生产手榴弹五六千枚，1943年提高到十万枚。延长石油厂和永坪分厂保证了无线电台、机器厂和一部分汽车和灯用所需的石油。民用工业方面，如纸张、印刷、油墨、肥皂、毛毯、毛巾、鞋袜、食油、食盐等，都保证供给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百。
(二)
这些成绩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是由于我们能坚决执行党的自力更生的正确方针。1939年，敌人封锁边区经济，工业品输入受到了限制。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两次反共磨擦。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为了抗日战争和建设边区的需要，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我们积极响应，下最大的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并且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农副业生产，终于渡过了难关。
第二，团结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发挥了他们高度的热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艰苦奋斗。没有他们的忘我劳动和牺牲精神，我们边区的工业建设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的。
当时，边区工厂的管理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长征过来的老干部，像周建祥同志；有从东北来的，像郝希英同志，他是张学良时代沈阳兵工厂的，入党以后，被动员到中央苏区，经过长征到了陕北；刘鼎同志原是从国外回来的，我与他1929年一起在军委工作过。抗战时期，他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兵工部长，来延安后任军工局副局长。抗战开始后，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他们都是旧制大学的毕业生，知识水平较高。如沈鸿、钱志道、吴崇凌、王勋、林华、徐驰、王立、陈振夏等等，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当了厂长。一九三八年从上海又来了一批知识分子，像王立、龚家宏、汤钦训等同志。当时，一些长征干部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处得不太好，很难呆下去。工人情况也很复杂。有些工人是在红军打长沙时参加革命的，如赵俊同志，他原来搞过兵工厂，有技术，朱总司令有一支驳壳枪，是南昌起义的纪念品。枪柄上“南昌暴动纪念”几个字就是他刻的。据说这支枪现仍保存在军事博物馆内。樊钟秀是“红枪会”的，他带了一批工人从河南到了广东，被孙中山收编了，后来，参加了革命，长征时在修械所里工作，很有本事，没有机器也能制造出驳壳枪。中央苏区造币厂的工人来的也不少，有的用手刻下“袁大头”的模子，就能铸出银元来，与机制的一样。兵工厂还有一部分工人，是从太原兵工厂和重庆兵工厂来的。当时，工人和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问题，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在建设公营厂矿企业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重点的重点是做团结工作。当时工会的工作，主要也是做团结的工作。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邓发同志、李颉伯同志，还有边区总工会的许多同志，都经常下来抓这项工作。工会组织开展的赵占魁运动，对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搞好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注意改善和提高职工生活。在这方面工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工会的领导到一般干部，都下到基层去抓职工生活。当时，工人的待遇比干部高，干部是津贴制，工人是工资制。津贴制按等级发给，干部一般每月拿一元到五元，技术干部可以拿到二十元；而工人的工资最高可以拿到二十八元。一般十几元。我和沈鸿是津贴制，拿最高的二十元。那时边区的钱很值钱，我俩常下馆子，一两角钱就可以买一个炒肉菜。工人常有余款，有时还捐献给前方将士。
(三)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收获很大，尤其在公营厂矿企业中，促进了生产效率提高，难民纺织厂生产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三。化学工厂生产提高了百分之九十二。但是，后来进入了“抢救运动”，整得过头了，影响工厂生产，有的工厂生产下降得厉害。主要是“抢救运动”无中生有，乱控告，搞逼、供、信整人，把一些知识分子都当特务来“抢救”，像徐驰、王立、汤钦训、龚家宏这些抗战前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都被关起来了，有的工人说一两句错话，也被“抢救”了。天天晚上开大会批斗，挫伤了不少人的积极性。幸亏毛主席说了话：“一个不杀”。当然，也保了一些人，像沈鸿、钱志道就没有触动。实践证明，搞工业建设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我们要炼铁要造枪就得找沈鸿和徐驰，可是徐驰正在被关着呢!我通过组织去找他，让他出来搞个炼铁部，筹建高炉炼铁。他出来了，和沈鸿同志合作，很快建起高炉，把铁炼出来了。
(胡琳、王建楼、姚玉龙整理)
1983年9月22日
注：李强同志原任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局局长，全国解放后任国家外贸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