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东征

雷云峰张宏志

　　(1936年2月——5月)
　　东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于1936年春从陕北东渡黄河出兵山西的一次重大的战略行动。
　　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于23日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的战略任务为“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有了立足点，但陕北地瘠民贫，经过反革命几次“围剿”，遭受极大摧残，红军兵源的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成问题。当时盘踞山西的阎锡山与日寇实行“共同防共”政策，把山西沿黄河20余县划为防共区，并在东岸构筑碉堡地带，妄图阻挡红军抗日去路，还以孙楚指挥晋军4个旅在黄河以西吴堡地区布防。为了以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红军抗日的诚意和决心；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在发展中固巩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按照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方针，红军决定渡河东征。
　　东征部队称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参加东征的主力部队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员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红一师、红二师、红四师；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红七十五师、红七十八师、红八十一师，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下辖3个团。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参战部队逐步移至永坪镇、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待命。1月底，由毛泽东主持在延长召开军事会议，对东征进行了具体部署。红军在东征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包括训练地方工作干部，制造船只，训练水手，设立兵站，组织运输队，以及部队的战前演习和对敌人火力的侦察。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人民，首先是黄河水手工人承担了制造船只和运送红军过河的任务。陕北省成立了水手工会，水手工人都编了小组。渡河开始后，水手工人知道红军过河打阎锡山，忘了疲劳，不歇气地运送红军。红军从绥德沟口渡河时，绥德县的工农检察部长朱佑铭、县裁判部长李应起，参加到水手行列，为红军先遣队强渡搬船。
　　1936年2月20日晚，红军突破黄河天险，从北起绥德县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百余里的地段同时渡河。红军渡河后，在关上村及隰县等地首战得胜，3月10日进行了兑九峪战斗。以后，东征红军兵分三路，分头在运动中歼灭大量敌人，占领了同蒲铁路沿线大片地区。红军一面作战，一面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筹集资财，帮助地方建立游击队、党组织和群众团体，把红色种子撒在了山西的大片土地上。
　　红军渡河东征，阎锡山十分恐慌，一面向蒋介石求援，一面把自己能机动的部队集中起来阻拦红军。他将原布防于陕西境内孙楚率领的晋绥军撤回河东，阻拦红军北上。红二十八军乘机收回吴堡等被占领地区，并与根据地游击队配合，恢复与扩大了神府根据地。
　　红军渡过黄河后，陕甘宁根据地一部分游击队也随军过河，控制黄河渡口，保证运送物资、伤员。
　　由于蒋介石调集10个师兵力协助阎锡山向红军进攻，红军为顾全大局，保存国防实力，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于5月5日全部撤回河西，并于同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红军回师河西后，5月14日在延川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进行总结。红军东征75天，战果辉煌，歼敌1.7万余人，扩充红军7000余人，筹款约40万元，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红军所过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后来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这次东征，扩大了政治影响，使全国人民看清了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才是抗日的先锋军；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步伐，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太相寺会议还针对干部中存在的本位主义，进行了批评，是一次整风的会议，从政治上武装了红军。在这次会上，还布署了西征。红军经过东征，壮大了力量，物资上得到了补充，思想上得到了提高，加强了团结，斗志昂扬，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张莘)
　　

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主编：雷云峰；副主编：张宏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