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延安《边区群众报》的创办与作用

雷云峰张宏志

　　(1940年3月25日—1948年1月)
　　《边区群众报》是边区党委(以后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也是一份以边区基层干部和群众为服务对象的、真正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
　　1939年冬，边区文化协会为坚持文化大众化的方向，积极筹备“大众读物社”。“大众读物社”，其任务就是出版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和一些大众化丛书。这张报纸是专门办给边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看的。因为边区的区乡干部大都文化水平不高，识字不多，广大群众主要靠读报组念报给他们听，办报纸不得不考虑到要适应读者的文化程度。所以，这张报纸很自然地被题名为《边区群众报》。
　　《边区群众报》于1940年3月25日在延安创刊。创刊时，是一张四开两版的、晋恒白纸的石印报，十天一期。第十期以后，改为铅印周刊，用马栏草纸，每期四版，用四号字排印。后来又改用老五号字排印。内容安排是：一版边区新闻，二版边区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新闻，三版国内外时事解说(主要是抗战形势的解说)，四版是文化文艺。《边区群众报》由“大众读物社”领导，编辑部工作设有报纸科，主编是胡绩伟，科长是赵守一，编辑人员有金照、谭吐等。又设一通讯科，主持培养通讯员工作。该报的工作人员，开初只有四、五人，后来逐渐发展到十几人，最多时达三、四十人。
　　1941年5月，边区党委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群众报》就明确成为西北局的机关报了。
　　1942年，“大众读物社”工作结束，成立边区群众报社，由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领导，编辑部由杨家岭搬到延安新市场对面山头的原西北旅社旧址。除了继续出版《边区群众报》外，同时还出版一些原来“大众读物社”出版的大众化小册子。
　　1946年春，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边区群众报社搬到清凉山，和解放日报社一起协同办报。胡绩伟仍是《边区群众报》的总编辑，同时兼任《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主管《解放日报》关于边区宣传的编辑、通讯和采访工作。《边区群众报》日常编辑工作由金照领导。编辑部的人员住在清凉山半山腰的一排平房内。编辑、印刷工作是独立的。日常行政事务由《解放日报》秘书长徐健生主管，党支部受《解放日报》党总支领导。
　　1947年3月以后，蒋、胡匪军攻占延安，在延安保卫战中，边区群众报社跟随中共西北局转战陕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过油印小报，铅印小报，改过三日刊和周刊，报纸始终坚持出版。7月改出日刊。
　　1948年1月，《边区群众报》在绥德县改名为《群众日报》。毛泽东为该报题写了报头，并于1月10日出版，四开四版。
　　同年4月22日，解放军收复延安。随后边区群众报社又回到了清凉山，住原《解放日报》地方。由于蒋、胡匪军的破坏，房屋、窑洞的门窗和用具均损失一空，一切都要重新建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关怀下，经过报社同志努力以及群众的帮助，迅速解决了办公用具，安装了印刷设备，报纸正常出版了，并改为对开四版。当时编辑部又增加了新人。原在《解放日报》工作的丁济沧、马沛文转入边区群众报社工作，李季、汤洛、乔迁、雪凡、叶滨、马汉卿等亦参加了编辑或采访工作。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西北的蒋、胡匪军残部已成为惊弓之鸟。西北野战军在华北野战军的配合下，发动了对西安的进攻。报社跟随野战军部队进城，为使报纸尽快出版，报社先遣队参加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的入城工作队。5月上旬自延安向西安挺进。5月20日西安解放。报社先遣队人员进城后，一面接收国民党在西安的各种报纸和印刷厂，一面积极出版报纸。5月26日《群众日报》(西安版)出版了。第一天发行13万份。随着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延安迁到西安，6月10日，延安《群众日报》决定停刊。
　　《边区群众报》从创刊到搬至西安改为《群众日报》，历时九年之久。它作为人民政权所创造的人民文化之一部分，既是边区党委、西北局的机关报，亦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它具有显著的两个特色。
　　其一，它是直接办给广大群众阅读的，识字少的人看得懂，不识字者听得懂，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报纸。内容上，特别强调群众性。一方面以通俗易懂、明白、多样、活泼有趣来完成重大的政治任务；另一方面，以短小、精干、简单、具体来适合文化落后的边区群众。反映内容的写作形式非常重视运用群众中早已流传的民间形式，但却不是生搬硬套，而予以适当的改造，注意创造新时代的新形式。例如陕北的说书和秧歌，是边区男女老少都喜爱的形式，柯兰用说书形式写的《抗日英雄洋铁桶》、《乌鸦告状》等长篇说书连载，不翼而飞，不胫而走，流传在边区的各个角落；闻捷用“芦花公鸡调”填词，写了一首《牛儿要喂好》，至今读来仍不失为佳作。至于用秧歌调和“绣荷包”等小调填写的歌词，更是十分流行，真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所以《边区群众报》人们都称它是“咱们的报”，在群众中流传着“有个好朋友，没脚就会走；七天来一次，来了不停口；说东又说西，肚里样样有；交上这朋友，走在人前头”，打一报纸的迷语。充分表明边区人民对它的热爱。
　　其二，它是党所领导的群众性报纸。该报成为党报，不只是党委有明文规定，更主要是因为它在党委领导下，作为党的喉舌，坚定地、及时地、经常地、深入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配合党委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成为党委宣传、鼓励、教育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强有力的工具。同时，也是人民喉舌，在党委领导下，充分地、及时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呼声，说人民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说人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成为党密切联系人民的工具。一般情况下，它不登党的决议文件的全文和党的领导人讲话全文，不登党和政府会议详细的长篇报导，连一些最重要的长篇文章也不登。并非不宣传这些重要内容，而是根据自己读者对象的接受能力，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采取了大胆改编的办法，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简单明了的文字来进行改写，便于广大群众理解和接受。它登载自上而下的稿件很少，登载自下而上的稿件、信件要多得多；大量篇幅不是登载上层活动，而是刊载基层和群众的活动，凡与人民群众无关的上层活动一般不刊载。
　　正因为这样，1940年11月毛泽东给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的信中称赞：看了《边区群众报》后，“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1946年在该报出刊六周年时，毛泽东又特地赠写了“希望读者多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学习文化”的题词。报纸也发表《你是群众报的主人，你要利用它》的社论。在边区文教大会上，《边区群众报》荣获特等文教模范的奖励。该报创刊六周年时，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代表西北局撰文表扬《边区群众报》说：“这个报纸是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这个报纸对边区人民是尽了最大的组织和指导作用”，“是有很大功劳的”，“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郭志胜)
　　

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主编：雷云峰；副主编：张宏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