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雷云峰张宏志

　　(1946年初——1949年5月)
　　1946年初，中共陕西省工委成立后，从边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分赴关中、商洛和汉中地区，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并把关中地区划分为沿河工作区(包括韩城、郃阳、澄城、朝邑)、渭北工作区(包括同官、富平、耀县、蒲城、白水)、东路工作区(包括临潼、渭南、华县、华阴)、西路工作区(包括咸阳、兴平、乾县、醴泉、永寿)、西府工作区(包括扶风、岐山、凤翔、宝鸡、麟游、邠县)、太白工作区(包括长安、*(上左幸又丸下皿)厔、鄠县、郿县、柞水)和西安市等几个战略区，并在这些工作区成立了党的工委和一些县的工委。1946年4月成立商洛工委。在汉中建立了城固、江坝、江北三个据点。
　　陕西工委于1946年10月发出了关于恢复、整顿和发展国统区组织的指示：“建党工作要以发展为主，恢复为辅，应放手而谨慎地进行发展工作。”发展的地区应以山地、农村、交通要道为主，其次是矿山、工厂及城市附近。发展党员以工人、贫苦农民为主，其次是知识分子、政权工作者。党的组织形式也要求“适当的集中化、组织化”，改变过去的单线联系，按地区或生产单位正式成立支部。中共陕西地下党各级组织认真贯彻这些指示，使国统区党的组织和工作在1946年底以后大发展，呈现出新的局面。
　　1947年2月28日和5月5日，中共中央城工部根据解放战争形势，发布了《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突出强调在蒋管区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党员要“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或称合法化)，在社会生根；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等原则的上下层的工作，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城市的和乡村的工作，党内的联系和党外的联系，既要严格分开，又要相互配合，多发展极端隐蔽的党员及同情分子，加强纪律教育、气节教育等；要使党深入群众之中，甚至在敌人营垒之中，得到保护、掩护，不易被敌人发现，一但暴露的党员要及时转移。
　　党的地下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边区，粉碎敌人的进攻。首先针对胡宗南在陕西地区派粮、派款，苛捐杂税、抓丁、抓夫、修筑道路和工事等的劳役负担，发动组织民众与敌人作斗争，如1947年1月，临潼北田镇四保的地下党员团结保甲人员，到伪镇公所以诉苦、要求辞职为名，进行的抗丁、抗夫、抗粮、抗款斗争。其次是护送出入边区的党员和干部，如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1946年秋冬从中原突围出来到商雒山区，就是由关中地下党组织护送进边区的。第三，“开城门放吊桥”，发动武装起义。如1947年5月，地下党员马志超领导的400人参加的栒邑起义，1947年9月25日地下党员杨培才、田焕贵等领导的白水伪保警队、预备队的武装起义。他们除恶扬善，枪决三青团干事长高锡龄，遣散拉来的壮丁、民夫500余人。起义部队经过整编，命名为白水支队，队长杨培才，政委石生劳，下设三个大队，计500余人，有机枪3挺，长枪300余支。又如1948年10月6日东府工委发动韩增友、罗曼中、杨海潮等地下党员领导的朝邑起义，将敌朝邑县保警队、常备队等地方武装共1000余人，1300余枪文，改编为朝邑支队，杨海潮为司令员，王彦亭为副司令员，罗曼中为政治委员，范兰涛为参谋长。他们扣押了敌县长和县党部书记以及县府各科长，俘获了“陕保情报组”、“国防情报组”等特务组织人员五十多人，然后大开城门，迎接解放军入城。第四做策反工作。省委统战部长吕剑人和赵伯经多次做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六团第3大队长董策丞的工作后，建立了一条从土桥至丰泉的地下交通线，安全护送我党干部、青年，并为边区运送一些短缺物资。1946年8月15日董策丞在我党的策划下，于当日晚9时率部队起义，并由张洪镇经官道嘴、九里红等地进入边区，并将起义部队改编为关中分区保安第6团，董策丞任上校团长，李特生任政治部主任，龙伯渊任第3大队大队长，并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的接见。第五，掌握敌人基层政权及其武装系统。党组织派了一批骨干，打入敌人基层政权及其武装系统，充任敌人的乡、镇、保、甲长、保丁、乡警、保安队长等职，名义是敌人的使差，实际是我地下党工作人员，秘密地支持和领导着群众抗粮、抗款、抗夫、抗丁等斗争。如1947年11月，国民党临潼县政府在北田镇四保健丁，打入敌人基层组织中的地下党员，团结了23名保甲人员，以合法的形式进行斗争，终使敌人未能得逞。在反抗国民党横征暴敛、抗夫抓丁的斗争中，掌握在地下党员手中的枪杆子起着“主心骨”的作用。他们钻进敌人腹心，破坏敌人的基层政权，使它无法行使反动职能；一旦时机成熟，便拉起队伍，成为公开的红色游击队和党的地方武装力量，以配合解放战争的需要。第六，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输送干部、物资枪支弹药、医药器材，把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紧密地联系起来。第七，开展统战活动，以交朋友的方式将一些没有名义的所谓“非法武装”改造成为我党直接领导的约有3000人(枪)的合法武装。他们隐蔽在群众之中，把一个个村庄暗中联成一片，建立了合法斗争的“暗边区”，以配合解放战争的需要。第八，为我军提供军事情报等活动。总之，党的地下工作在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为保卫、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雷云峰)
　　

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主编：雷云峰；副主编：张宏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