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陕北代表团给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

　　(1932年12月10日、13日)
　　一、陕北代表团1932年12月10日的第一号报告
　　(甲)陕北目前政治状况
　　一、经济危机深刻化。在全世界经济总危机影响之下，在世界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进攻苏联，尤其是开发西北危机之下，在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为要维持其最后统治，加深对劳苦工农群众剥削之下，使陕北的经济生活同样的走到破产的途径。最明显而主要是：
　　(一)城市商业及手工业的凋敝——陕北出品主要的是皮毛绒，以前的商业能够暂时维持现状者，是皮毛绒对外贸易的相当活跃(十七八年①，皮毛每百斤约90元，现至多30元，绒每百斤170元，现仅50余元，还没人要)。近两年来，因为全世界及全国经济恐慌的影响(皮毛绒，发到天津、上海售不出去)，历次军阀混战的破坏(如山西金融紊乱，纸币的跌价，省银行票每元换现洋5分)，帝国主义者商品的倾销，以致陕北的现金非常缺乏。加之国民党借开发西北名义，更加紧了对城市中小商人及手工业者的剥削(如修路费，营业税，国库捐，维持费等，每县不下10余万元)，使城市中小商业及手工业者不断的倒闭关门(十之六七)。此外群众购买力减到最低限度，是城市工业商业破产最大原因之一。
　　(二)农村经济的破产——在陕北农村，生产关系有3种情形，延安以南土地多半荒芜，在此地耕种者大半是绥、米一带破产农民移来，每年所获，三分之一交租及工具费，三分之一、五分之一交苛捐杂税。近来这些地耕耘的农民，不特不增反而逃跑，以致虽有土地也无人耕种。绥、米、佳、吴、横各地，土地非常集中，十分之八九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的掌握中。农民每年所得，除大部分交租外，余均为豪绅官僚高利债主剥削而去。并且在连年灾荒(十九年旱灾，二十、二十一年②雹灾、水灾达10余县)、疫病流行之下，使农村经济更加破产。另一方面，农村副产物(羊皮、羊毛绒)的跌价，更加重了农村经济破坏的程度。在榆林、三边及神府、横〔山〕北，大半沙田，这些地方低，农村稀少，破产的情形更是不堪言状(特别是今年由7月直到现在，王英残部由绥远③来，带马7000余匹，将这几个区域的禾苗尽行吃去)。总之，在陕北经济破产的程度是一天严重一天，而且土地的集中也随着这一形势而发展。
　　二、劳苦群众生活概况和斗争的形势。
　　在这样的城市工商业农村经济严重破产情形之下，以及井④系军阀与杨虎城及陕北派为要争取陕北反革命的领导权和剥削权形势之下，统治阶级对劳苦工农群众的剥削，更加重了，使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生活恶化到极点，兹分述于下：
　　(一)工人——在陕北除过一小部分带产业性的工人(榆林兵工厂工人50余人，延长石油厂百余人，府谷柳林碛煤矿工人约600余人)，及半产业性的工人(绥德三皇峁盐工约千余人，榆林上、下盐湾工人约七八百人，米脂龙崖炭工约800余人)外，大部是城市手工业者(如榆林的毯工，府谷哈拉寨毡工)，及农村雇农及石匠工人，沿河一带的水手码头工人等。在这些工人中，除有些地方没有详细的调查外，其余的都是最痛苦的，如下：
　　A、榆林的兵工厂工人，完全是军事的管理，在日常政治生活上，没有一点的自由，挨打挨骂、坐监，不得随便出厂，都是平常现象。至于工作时间的延长和生产能率的提高，完全采用交件制实现。因工人的技术的熟练与否而差别，工资最多的为技师，大半是由上海、天津、太原等地来的，每人每月约40—70元。其他如学徒及本地技术不熟练的工人，约3元—20元。以前他们还能领到几成，今年来已经欠过7个月没有发，工人的日常伙食，大半是当卖衣服物维持。因此在今年五六月间，曾怠工一次和罢工一次。这次的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但还不够，当时仅有一个同志)，结果得到了相当胜利。不过井系军阀把兵工厂守卫的士兵遣散了30余人，他们以为是这些士兵指导的原故。
　　B、府谷柳林碛煤矿工人，分掘的、拉的、推的3种。这3种工人结合起来向窑主承包，得到的工资是按份摊分。这些工人工资也非常之低，每作11小时多的工，他们除维持自己生活外，养活家小是谈不到的。他们经常的爆发经济斗争，每次斗争都在党或赤工会领导之下(这部分工人中仅有同志3人，赤工会员有十四五人)，斗争大半都得到胜利(主要的，如从前1块钱推16车炭，以后减到7车。有一次罢窑，军警镇压，强迫开工，为工人反抗回去)。
　　C、三皇峁的盐工及上下盐湾的盐工生活都是异常痛苦，他们的斗争也曾有过几次，主要的是活埋盐税委员(在十六年⑤)及最近的反对盐税等。
　　D、榆林的毯业工人及农村中的石匠工人，都是工资最低，工作时间最长。
　　(二)农民方面——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分3种形式，如下：
　　A、地主的剥削：在绥、米一带，土地异常集中(杨家沟每年讨一万多石租子，高庙山五六千石)，每垧(约3亩)平均租子约4斗(在丰收年每垧约收谷8斗，歉年则仅二三斗)。去年歉收，佃农无交租，地主逼迫农民向高利贷借些货币折成租子。今年收成较好，地主除收折旧地租外，农民将所余的生产品廉价的折成货币还债纳捐，结果虽说是丰年(比较的说)，而农民还是无衣无食。
　　B、高利贷的活跃：两年来因现金缺乏，地主逼农民以货币代替租子。同时豪绅的摊派勒索，使农民不得不屈服在高利贷残酷剥削之下。目前的利率不特不能减低，而且日益增高(最低5分，甚至一角三四。去年记得在绥德，年关大洋1元，每月行利一角六都借不来)。这样一来，高利贷主也慢慢成为小地主了。
　　C、苛捐杂税的加重：陕北的苛捐杂税，在两年来奇重的不堪，其名目的繁多不可枚举(如国库捐、登记税、修路费、国难捐、维持费、棉衣费、地亩捐、白地捐等)，每种每县不下万元至10余万元。特别是地亩捐(烟亩变价)苛重异常，在今年每亩割大烟至多40两，而地亩捐便派50余元，多至八九十元的。这样，农民除过偷逃及反抗外，统治阶级再怎样压迫也是收不到的。前几年地亩捐在6月以前便能收齐，今年直到现在还收不齐，有些地方提款委员住了1个多月，仅收大洋3元而去(府谷木瓜区)。至于地亩加粮，也成了陕北普遍的现象(如横山加7成，米脂4成)。
　　D、总之，在陕北农村中有以下几个严重的趋势发展着：甲、统治阶级加重了剥削，但剥削的可能性减低。乙、土地愈加集中，高利贷主与地主打成一片，施行剥削。丙、群众生活愈痛苦而反抗的斗争也愈发展。这一事实，如宜川数千农民的交农斗争，安定望窑堡1000农民包围种团要求种团枪决地主黄某⑥，横山4000多农民反抗增地亩捐与洋警武装冲突，安定、绥德、清涧游击战争以及佳县等县的抗地亩捐等。
　　(三)士兵的革命化——在井系军阀欺骗下统治阶级的士兵较之任何一派军阀统治下的士兵痛苦(如每月军饷5元7成发，有的只3元，如高志⑦部)。士兵每月能吃些粗饭外，其他连鞋袜及零用钱都没有。兼之井系军阀及其走狗们极残酷的镇压与屠杀(在六七月中，榆林屠杀70余，绥德20余，其他部队一个或几个都有)，使士兵很快的认识了国民党军阀的狠毒残酷，积极的找寻出路。同时更因红军游击队的影响扩大和深入，更给了士兵一个有力的兴奋。以是士兵哗变成了潮流化(如宋家川哗变了1连，绥德哗变机枪连后又赶去的一连也哗变了，榆林企图大规模哗变而失败)等。
　　(乙)党的工作概况
　　在陕北城市及农村经济破产到这样程度，群众斗争到更开展的形势，党在领导和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表示了以下各点：
　　一、优点：(一)党的组织普遍在陕北23县中，有组织的地方有21县之多，除了南部各县只有很少的同志外，在北部各县都有党的广大基础。(二)成份较好，在全体同志中贫农雇农占80％以上，手工业者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10％。(三)党的政治影响普遍和深入，在陕北一般的劳苦群众中，大部对党及红军非常信仰和拥护的，并且经常的希望红军之到来(自然还有一部落后的群众的)。(四)党开始领导和发动群众的政治斗争，克服了和平发展的倾向。
　　二、缺点：(一)在政治上表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残余。(二)无产阶级意识薄弱，农民意识浓厚(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抓紧工人工作)。(三)所有的支部还不能完全在群众中起核心和宣传组织的作用。(四)大部分是旧的基础，而且是和平发展来的。(五)群众组织〔未〕广大的建立起来，不过较少的支部周围有些群众组织，但仍是零乱不集中。(六)对工人工作及士兵工作相当的忽视，尤其是城市工作没有抓紧。(七)有些群众斗争没有得到经常的领导。(八)反帝反日的工作没有好的成绩。
　　三、以上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来源是：
　　(一)没有得到上级正确的领导和帮助——自十九年八月⑧把陕北特委划归北方局直接指导并接受了立三路线后(二次扩大会议)，陕北的工作即失掉了正确的经常的上级领导，在这一过程中(由十九年八月至现在)，除北方局派一次交通及巡视员收到几封信外，再也没有发生过密切关系。特委看到这些缺点可以影响到工作的开展，同时又因反立三路线及反紧急会议筹备处⑨的斗争，特委曾派代表团去河北(在去年二月初一起身，初十前后到北平)，及代表团回陕北后，即与河北省委断绝关系。山西特委大破坏后，更使陕北与山西工作的联系上受到最大的打击。因此陕北特委由去年3月一直到今年10月没有直属的上级，常感到新策略、路线及材料的缺乏，使我们在工作的领导感到很大的困难。
　　(二)没有集中健全的指导机关——因为群众斗争日益开展，统治阶级的白色恐怖也严重起来。当代表团去年2月在河北时，陕北便经了一场大破坏，由县委一直到区委的干部，大部分被捕(因这些干部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而且过去对秘密工作不注意，早为反动分子所认识)。其余的不是脱离工作，便跑到北平或太原。当时特委负责人也因在榆林站不住而逃跑，及代表团回陕北后，团的负责人又因惧怕白色恐怖而自动脱离工作。当时党、团特委仅留干部三四人，而且不能完全在一个城市中住，皆住在乡村中，相距数十里。这样不健全不集中的指导机关，当然在工作的指导不能很顺利的。
　　(三)干部缺乏——在陕北特委及各地大破坏后，在工作困难首先便是由陕北特委以至各地干部的缺乏，我们在长期的过程中提拔出来的干部(工农分子)只仅够各地分配，特委直到现在负责人还感不够。
　　(四)经费无着——在陕北特委工作未大破坏以前，除本身征收党费及所得捐款外(大半是知识分子及学校供职的同志)，省委每月还津贴20元。及大破坏后，知识分子及当教员的同志很少，向贫苦工农征收党费又所得无几，所以在工作上经常因经费的限制而缩小能力。
　　*本文标题和内文中的标题均是本书编者加的。按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① 十七八年，指民国十七八年，即公历1928、1929年。
　　② 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指民国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即公历1930、1931、1932年。
　　③ 绥远，旧地名。1914年设置绥远特别行政区。1928年划察西5县并入，改称绥远省。1954年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④ 井，指井岳秀。
　　⑤ 十六年，指民国十六年，即公历1927年。
　　⑥ 安定望窑堡，即今子长县瓦窑堡；种团，指井岳秀部种宝卿团；黄某，指黄天锡。
　　⑦ 高志，指高志清。
　　⑧ 十九年八月，指民国十九年八月，即公历1930年10月。
　　⑨ 紧急会议筹备处，1931年1月罗章龙等人以反对六届四中全会为名企图分裂党擅自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即“第二中央”)，紧急会议筹备处是他们在顺直省委成立的第二党组织。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