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回忆陕北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1

马文瑞

　　(一)大革命失败后绥德、米脂、清涧的党、团工作
　　1927年夏我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上学，学校解散了，没上成。1928年，我考入米脂三民二中。这是个男女同校的学校，校长叫杜立亭，非党员，但他同情革命。教员刘春园、高克明、田焕辉、姜纯志、杜守智等都是党员，后来又来了个四川人叫吴伯樵，也是党员。教员里就有这几个党员，学生里党员还多一点，党、团员一共几十人，最多上百人。那时党的负责人是刘春园，以后是吴伯樵。团成立区委，负责人是李馥华，这人以后反动了；有个叫高植民的，佳县人，是团支部书记。我在米脂上学的时候，只作团的小组长，学生会的活动也参加过。革命活动主要是发展党员、团员，扩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再就是下乡搞农民运动。我记得最深的就是让我们学习澎湃的农运经验，我们学得很仔细，而且身体力行。农民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不能嫌脏。在地上坐，不能把手绢铺在地上来坐。农民给你旱烟锅，你就得抽。对农村妇女，要规规矩矩。到了乡下还得到地里去，找农民谈话。
　　那时绥德党、团组织工作比较好，比较活跃。1928年下半年，党的县委书记是白乐亭，当时没有部，组织是周发源，宣传是赵通儒。在团县委，我是书记也是党县委常委，团县委组织是周自岐，宣传是李景林。后来组织是高崇实，宣传是高植民。团县委就我们3个人。
　　1929年春，县委改组，白乐亭被派到米脂当县委书记，后来参加特委工作并在府谷做过县委书记。赵通儒被派到清涧当县委书记。绥德的县委书记是周发源。延长曾经成立过区委，有个董耀卿，他是延长比较早的党员之一。
　　我们党、团县委在绥德领导过一次饥民斗争。民国17、18年(公历1928年、1929年)，农民本来受剥削就很厉害，生活困苦，又加上两年的大旱，没有什么收成，不得不跑出去逃荒、要饭，自动组织起来吃大户。好多农民挑个担子，拖儿带女，跑到山西、宁夏等地逃荒要饭。于是，我们组织饥民进城向国民党县政府要粮、要救济，向地主绅士安文钦要粮。县委书记周发源对领导饥民斗争不积极，一心做生意去了。我是县委常委，和县委另一个常委、宣传委员胡荣华(农民同志)，还有团县委的一些同志，一起开会研究了如何组织饥民进行斗争。确定在6月间，发动农民进城。党、团县委通知各区委进行动员工作，还采用鸡毛传箭办法，到处传送和散发传单，发动几千饥民向南门、北门、西门、东门一起拥来。我负责县城指挥，党、团员到饥民中活动。记得那时崔田夫是南区党的区委书记，他亲自带领农民进城来了。马明方是北区的区委书记(社会职业是四十里铺小学教员)，也发动农民进城来了，他自己没进城来。农民都背着口袋，头绑“羊肚子”手巾，手里拿着农具，准备要粮。国民党把4个城门都关了，进不去，我们组织农民硬冲。我当时在南门跟前。国民党的军队(1个营)开了枪，但他们不敢向农民打，只是朝空中放。农民没有被他们吓住，冲进城了。那时，绥德四师的党、团员如党永亮、白如冰、白寿康、吴志渊、李光白(绥德四师团委书记)等化装成农民，到群众中进行工作。农民拥到国民党县政府里面，县长已经跑了。又到绅士安文钦家里搞粮食，也没有弄到多少。以后农民到圪坨里打了鸡蛋厂。这是山西的一个资本家办的，向农民收鸡蛋，弄成粉，然后远销外地，有百十个手工工人，其中童工不少。那时有个迷信的说法，说鸡蛋厂敬的是“火神”，它的大烟囱弄得天不下雨。因此把鸡蛋厂砸了。有的饥民把鸡蛋粉吃的太多，结果胀死了。绥德打鸡蛋厂，并不是原来的计划，而是因当时没有弄到粮食才去的。后来我把同志们找到二郎山开会，有党水亮、李光白等参加，大家认为，按党内文件和上级的指示，要把农民的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反对国民党，推翻国民党，但是怎样搞没有经验，提不出具体办法。后来，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张建南和国民党的县长接上关系了，要了一些白洋，站在南关搭起的台子上讲了一番话，给农民1人散了1块银元。斗争有了结果，农民就都回去了。这个斗争是党领导的，团也起了很大作用。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