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回忆陕北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3

马文瑞

　　(三)陕北早期的武装斗争
　　刘志丹、谢子长同志他们都在陕北特委工作过。子长同志曾担任特委军委工作，以后到苏雨生等部，在宁夏、甘肃一带活动。志丹同志领导“渭华暴动”以后在陕北特委工作，大约在1930年春，为了开展武装斗争，曾到保安(今志丹县)当团总。他们那时主要是在旧军队中活动。
　　晋西游击队到陕北是1931年秋天，大体是农历八月。晋西游击队里有好多陕西人。黄子文曾是晋西游击队负责人，还有杨重远、阎红彦、拓克宽、吴岱峰等。晋西游击队是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领导的，在晋西一带打游击。后来因为阎锡山“围剿”，呆不住了，就过河到陕北。那时拓克宽是游击队的队长，黄子文是政委，有30人左右。在清涧和安定之间的南沟岔碰到井岳秀部的一个班，本来游击队碰到敌人应该把他们解决了，拓克宽、黄子文决定不打，恐怕惊动敌人来“围剿”，就让这些敌军过去了；当时红旗也不打了，许多党、团员反对，就把他们两个改选掉了。战士们民主选举阎红彦当队长，吴岱峰当副队长，杨重远当政委，到安定一带活动。后来同河东过来的杨琪、肖永胜、师储杰等保商队汇合。保商队是保护商人贩卖大烟的，受到阎锡山的打击，他们约有一百几十人，在山西时，就和晋西游击队有联系，返到陕北后他们来找游击队，就在安定汇合了。我们有几十人，和他们合起来有200多人，很了不起，轰动了那一带。1931年我是安定县委书记，陕北特委的张资平正在安定巡视工作，我们和张资平商量，派张资平、慕嘉绩(县委组织委员)到部队里去。当时部队正找我们联系。我们主张以游击队为核心，把商队争取过来，和我们联合，共同对付敌人，逐步影响和改造他们，使他们也革命化。我们就定了这么个方针。游击队赞成我们的主张。
　　瓦窑堡的驻军是井岳秀部种宝卿骑兵团。该敌派1个排到玉家湾来打我游击队，结果都被我们消灭了，枪马全缴获了。后来我们这支部队去包围瓦窑堡，种宝卿顽抗，没有打下，就在安定、安塞、保安等地的农村行动。以后部队开到陕甘边的南梁堡一带。晋西游击队过河后，在安定等地活动，时间约两个月左右。部队到安定一带时，他们要号嘴、粉笔等，我们从瓦窑堡买来，派慕嘉绩去送，路上碰见敌人，慕牺牲了。晋西游击队初到安定，我们就派了一批党、团员和青年农民到部队，扩大了游击队。晋西游击队到陕北后番号没有改变。
　　高朗亭和刘善忠在1932年搞起了红军先锋队。刘后来被土匪打死了。这支部队打了一些胜仗，也打了一些败仗；有时行动，有时不行动。他们通过绥德南区区委找到米脂镇子湾特委机关，特委赵伯平、马明方开会确定承认他们是革命部队，而且给了番号，叫：“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高朗亭继续负责，派艾龙飞去做政治委员，这是1932年10月以后的事情。1933年春，特委开会把九支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队长是高朗亭，副队长是强世清，政治委员原来准备派常学恭去，后来又改变了。当时陕北特委直接领导的就这么一支部队。
　　1932年冬到1933年初，九支队是公开活动的，他们在延川活动时内部发生纠纷。安定的强世清、姬振元、白德胜等，和延川的一些人员闹分裂了。在永坪附近，强世清把高朗亭等的枪收了，部队从永坪一带开到安定北区、西区活动。我由特委到清涧、延川巡视工作，在永坪附近找到高朗亭，高说强世清他们把部队拉走了。我怕这个部队变坏以至投敌，就追他们。在安定北区和西区之间的一个山上找到他们。强世清病得很厉害，离队休息，部队由白德胜带领着。白是非党员，我去做争取工作。白德胜说高朗亭不好，欺负他们，不得已收枪，他保证接受特委的领导，决不投降敌人。以后特委派常学恭去当政委，被赶出来了；可是那个部队还是好的，一直没有发生意外。后来强世清回去了，他很能打仗，曾经把部队带到陕甘边，在合水一带和刘志丹同志的部队会合，得到人员和枪枝的补充，返回安定枣树坪附近时遭遇敌人，打了一个败仗，强受伤、牺牲，部队暂时把枪压了。1933年冬谢子长快要回到陕北时，特委又把这个部队恢复起来。当时收高朗亭的枪是错误的，但强世清是好同志。
　　1933年夏天，农历六月，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精神是确定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划了安定、绥清、神府、佳吴4个游击区(编者注：1933年10月20日中共陕北特委给中共北方代表报告提到决定3个游击区域，无佳吴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会上也讨论了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会后，陕北的游击战争活动就陆续搞起来了。
　　这次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后不久，发生了“米脂事件”。马明方、常学恭和我去米脂姜兴庄搞会议文件，特委委员王兆卿、毕维周和特委交通员高禄孝前去安定游击队，路过镇川堡时住在崔明道家里。崔明道是米脂区委书记。米脂出了叛徒董培义，他带领敌人捉我们，我们3个人跑了，王兆卿、毕维周、高禄孝和米脂崔明道、王守义、高庆恩同志被敌人抓去枪杀了，“无定河畔六烈士”就是这件事。事情发生后，特委机关并未破坏。特委的崔逢运、鲁贲跑到北京、天津，马明方和我商定先躲一躲，然后在佳县汇合，继续贯彻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后来我们在佳县汇合起来，马明方、常学恭、崔田夫、张达志、高长久和我等人在寨子沟开会，确定派常学恭到天津去给北方代表汇报陕北工作。常学恭去了以后再没有回来，被派到山东某地担任特委书记。此会确定马明方到安定，崔田夫、崔田民在绥德，张达志、高长久在佳吴，我到神府，分别巡视工作，任务是把游击队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争。马明方在去安定的半路上，遇到游击队打了败仗，压了枪，不能去了，又折回来。我到神府，找到区委贾怀光、乔钟灵等同志和准备搞游击队的马万里、高加德(此人后来叛变)、韩俊杰等同志。王兆相同志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回到神木家乡，我曾到他家和他会面和谈工作。后来在贾家沟开会，确定成立游击队，由王兆相任队长，并立即行动起来。为了组织游击队活动，我在神府住了1个半月左右。
　　王聚德、崔正冉等在绥德也搞起游击队。以后在绥清一带成立了第二支队，由白雪山负责，马万里也调到第二支队。佳县由刘子义、张鹏图、马佩勋等，搞了木头峪暴动。佳县、吴堡组成游击队第四支队。
　　佳县高起家坬会议，对陕北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起了决定作用。在陕北游击队红一、二、三支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红一团、二团、三团等，最后形成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1935年春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马明方任主席。
　　郭洪涛同志在1933年腊月间回到陕北，在佳县曹家坬和我接头的。我通知马明方(编者注：郭洪涛说到，他与张达志接上了头，崔田夫通知开会)、崔田夫等特委同志来佳县开会，郭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说我们是“富农路线”、“消极怠工”、“右倾”等等。马明方和我不同意，抵制了北方代表的指责。当时特委书记是崔田夫，在第四次特委扩大会议选举时，因为马明方和我们这些人是小知识分子，按那时的唯成份论，不能当书记，要工农成份的人来当，我们就选了崔田夫。崔田夫对敌人斗争坚决英勇，但在特委起作用大的是马明方。
　　郭洪涛传达上级指示时说要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开展兵运工作。那时的情况是：我们在高志清部队原来有工作基础，在井岳秀的教导营原有好多个党员，但后来都不存在了，只在三边(定边、安边、靖边)谷莲舫的骑兵旅有若干党员。谷旅下面有段幼安的一团，张廷芝和张廷祥的二、三团。段幼安是从高志清部队哗变出来的，张廷芝和张廷祥的部队是恶霸武装。安定游击队失败后，好多同志跑到三边搞兵运，于是特委决定派我到三边组织指导兵运。我到三边后把这3个团中的同志都找到，并组织起来进行活动。当时河北孙殿英土匪有一两万人，被蒋介石收编为屯垦部队，它开赴宁夏地区时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在孙殿英部队里搞活动的有南汉宸、葛霁云、阎红彦等党员同志。我到三边时，他们派了两个代表，一个叫艾稚卿(党员))，一个叫刘天民，到三边来联络谷莲舫部，并找共产党，找红二十六军。他们在三边没有找到关系，找到杨国栋。杨在谷莲舫部当参谋主任，虽消极了，但还没有自首叛变，是党的同情分子，和我很熟。杨介绍艾稚卿和我接洽，我就给志丹同志写了封密信，派神府来的两个农民同志送去。志丹收到了信，派红军连指导员曹士荣来找我，然后同孙殿英部去联系。孙殿英打宁夏失败了，曹士荣没有找到我，回到保安上旦八寨时被敌人发现而牺牲了。后来杨虎城把谷莲舫的部队调去西安。我的行止怎么办?一个是随部队到西安，一个是留下来回特委，我们商定随部队到西安，在开往西安途中驻庆阳时，我们让郝醒民同志带出十多人和若干枪支到南梁苏区，其余未动。到西安后杨虎城把谷莲舫部队缩编成一个团，我们的一些同志所在连队被遣散，于是我就让他们回陕北安定一带继续搞武装活动，我自己回到陕甘边苏区。
　　(1984年3月17日)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