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回忆1930至1932年陕北特委领导下的斗争*—4

赵伯平

　　(四)王明路线对陕北党的破坏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出现了分裂，罗章龙等人反对王明路线，号召组织紧急筹备处。北方局内的一些人也成立了紧急筹备处，以张慕陶为书记。北方局和紧急筹备处同时派出代表到达榆林。北方局派杨璞(号玉峰)传达北方局反对紧急筹备处的指示；白乐亭(曾参加特委扩大会议，后去北方局)则宣传紧急筹备处的观点。特委研究后，分别听取杨璞和白乐亭的汇报，决定拥护北方局，反对紧急筹备处，并将这一决定分别通知杨、白两人。同时井岳秀知道北平来了两个共产党员，并在一次政治处会议上透露要逮捕他两人的消息。马济川(榆林六中负责人，党员)参加了这次会议，立即向特委报告，我们将这一消息也通知了杨、白两人。杨很快走了，但白乐亭却不幸被捕。白被捕后表现很好，虽经严刑拷问，并未出卖组织和同志，英勇地就义了，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同志。
　　陕北特委由于思想不太明确，故决定派代表团到北方局请示汇报工作。1931年三四月间，特委留李文芳、孔祥祯、常立德在榆林主持工作，由我负责包括常应黎、王芾南(传达三中全会后未走)、刘澜涛4人组成的代表团。我们赴北平途中，经过太原，见到刘天章，以后到达北平。北方局当时的领导人是贺昌和阮啸仙，阮接待了我们，听取了工作汇报，嘱我们等待答复。7至10天后，阮通知我们去天津，住在日租界的一个旅馆。这时，阮又来了，他代表北方局传达对陕北的指示，还交给我们一个书面指示，这是北方局对我们请示的答复。以后又返回北平。
　　在北平，我们忽然见到从陕北赶来的孔祥祯。他告诉我们说，榆林六中出了问题，他在陕北站不住脚，因此到北平来了。原来我们离开陕北后，榆林六中的一些党员，因受王明路线的影响，准备举行纪念“五一”节的庆祝活动。这事为隐藏在该校的两个学生密探(一个名叫袁芬)得知，向该校教育主任又是CC①的孙士英(孙均玉)告密。在他们开会研究宣传提纲时，被军警包围，当场搜出了提纲，拘捕了七八个人。敌人审讯一个年龄小的学生，只打了几下手板子，这个学生就供出了一大批人。该校学生支部负责人石作奇被捕(后下落不明)，支部另两名负责人高锦春、王再兴头戴孝帽，手提烧纸，装成上坟的样子逃了出来。特委也受到牵连，在榆林呆不住了，李文芳、常立德回了家乡，孔祥祯跑到北平，他在途经镇川堡时，见到了马继民(马明方)，不久马到了太原。当时陕北特委虽未破坏，但人员已经星散，处于无人负责的瘫痪状态。
　　我们即在北平研究了榆林事态。鉴于孔祥祯已到北方局，我们派张资平接替孔祥祯的常委和军委书记的职务。当我与常应黎、张资平路过太原时，发现马继民已与山西省接上了关系，并被派往岢岚县担任县委书记的职务。为此，我们曾和刘天章交涉，仍叫马回陕北工作，直到我们回陕北后，马由山西回来。
　　我们还研究了回陕北后的行动。决定让常应黎、张资平携带北方局的指示，从山西柳林镇和宋家川过河回米脂农村暂住，我到神府、佳县一带传达北方局的指示精神。我从太原出发，行经保德，住了一晚，第二天过黄河到达府谷。在这里我遇见了团特委的鲁学曾。他陪同我一起到府谷等地传达北方局指示精神和巡视工作。到神木时，我让鲁学曾去找特委常委李文芳，李避而未见，我们只好返回米脂。时约在1931年6月。
　　由于客观环境的逼迫，我们最初住在乡下，特委机关也迁移到农村。我当时住在姜兴庄姜好兴(党员)的家里，到年底快过春节时才和鲁学曾回到榆林。
　　这时，领导机关包括县委和团委，全部转入农村。党的机关，包括支部一般不开会或少开会。党员全部转入地下，但组织关系保留。党的指示以办冬学的方式向党员传达。1940年5月，毛泽东同志谈到陕北党的组织为什么保存很好时，肯定了我们的做法。
　　不久，常应黎、张资平也由另一路返回陕北。但张资平到榆林后出了问题。张认识一个井岳秀部队的班长，后来他到部队找这个班长做工作。张是知识分子打扮，班长是个没有文化的人，非亲非故，口音不对，这就引起了敌排长的怀疑。经过盘问，露出点破绽，班长被开除，张资平被送到监狱。押解途中我在一个背巷子里见到他，张冲我笑了一下。当时榆林监狱扣押了一些党员，他们在狱中搞了地下支部，曹力如任支部书记。特委曾通过关系，在物质上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在狱中斗争。
　　*本文节选自赵伯平的《中共陕北特委领导陕北人民革命斗争概述》，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注释：
　　① CC，指1929年11月，陈果夫、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建立了特务组织“中央俱乐部”，又称“CC”团或“CC”系。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