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关于陕北革命活动的片断回忆*—1

崔逢运

　　我回陕北前后的工作情况
　　1931年秋末，我回到陕北家中。冬初，即与陕北特委接上关系，并担任了特委秘书长。此时，陕北特委书记是赵伯平，组织是毕维周，宣传是马明方，鲁贲(鲁学曾)、马文瑞负责青年团，我兼陕北互济会主任。我米脂的家是特委机关驻地。特委与安定(今子长)、清涧、绥德、米脂、佳县等地的工作联系也较正常。
　　1932年春，刘善忠、高朗亭提了淮宁湾民团的枪，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因游击队初建，人员组织不纯，有个别土匪混入，将队长刘善忠杀害，高朗亭随后杀了土匪头子，夺回了枪支。并很快找到陕北特委，特委即派人去整顿建立起了陕北特委领导的第一支红军游击队。
　　当时，这个游击队内没有短枪，陇东游击队的杜鸿范在家养伤，带两支私人手枪，经我动员，打算送给游击队。谁知送枪的人，送了1支，扣留了1支，准备自己用。特委知道后把枪追回，仍送给了游击队，并给犯错误人一个处分。
　　1932年秋，陕北特委与上级失掉了联系，因此特委决定组织一代表团去西安找上级。冬后，由赵伯平、鲁贲和我为代表去找陕西省委。我们在西安与杜滋生、贾拓夫接上了头。省委书记是孟用潜，不料省委决定调赵伯平去三原任中心县委工作，调我担任西安与上海的交通员，并让我立即去上海送文件。我到上海向中央汇报了陕北的情况，并提出回陕北的问题，但是中央又决定把我调甘肃武都去搞兵变，经我两次说明陕北不能无人，代表团不回去不好。吴富金给我的答复是：“这些问题你回陕西省委去研究。”我即把文件送交陕西省委，完成了交通任务。此次，在上海见到的陕北老乡有朱敏、乔国祯、谢子长、阎红彦、胡廷俊、马子敬等。
　　我由上海回到陕西省委后，提出中央决定调我去武都或回陕北的问题，经省委研究，确定我和鲁贲回陕北，武都让高岗去了。这时陕北特委划归河北省委领导，我和鲁贲由西安到北京与河北省委接上头后，才回到陕北。
　　我们由北京回到家，才知道我们走后不几天，榆林国民党当局就通缉我，并派了一排便衣到县上和我们村子附近侦察，问我的儿子：“你爸是不是在家?”我儿子当时年龄很小，实说我不在家，便衣队即住在我伯父的店里等我。店内有一做饭的是哥老会的，听见便衣队说哥老会黑话，是来捕我的，立即告诉了我伯父，让我注意。我伯父告诉他，崔运(即崔逢运)已走了。国民党县公安局也调查我走属实，这样便衣队才撤走的。因此，我返回后，不能公开活动了，只好转入地下。
　　*本文节选自崔逢运(崔瑞生)《我的五十年》。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