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合龙山陕北特委会议前后的一些情况

孔祥祯

　　1930年7月底或8月初，我和高维翰由苏联军政学院一起毕业回到上海中央，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和我们谈过话后，派我到陕北特委任军委书记，高维翰到陕南特委任军委书记。当时，北方局决定撤销山西省委和陕西省委，山西省委改成太原特委，陕西分陕南和陕北两个特委，这3个特委互相平行，直属北方局领导。我和高维翰一齐离开上海到天津(当时北方局在天津)，北方局书记贺昌同志接待了我们，并派杨璞(即杨玉峰)作向导把我和高维翰一块送到陕北绥德。到绥德后住在一个小店里，不久陕北特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具体地址记不清)。会上高维翰作了一个国际与国内形势的报告。谢子长、刘志丹到了绥德，但他们2人没有露面(因为刘、谢在陕北名声大，怕暴露了被敌人逮捕)。因为要发动陕北游击战争，所以会议期间，我以特委军委书记的身份，和谢子长、刘志丹个别谈了话，听他们谈了陕北游击活动开展和武装力量的情况。当时谢子长在地方民团掌握一些武装，刘志丹参加渭华暴动后敌人正在通缉。考虑到这些情况，所以当时我以军委书记委任谢子长为陕北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会后我曾到瓦窑堡谢子长家里去过一次，又和谢讨论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
　　从瓦窑堡回来以后，特委机关决定迁到榆林，我和特委书记赵伯平(赵是由陕西省委派去的特委书记)、团特委书记常应黎一起上到榆林。到榆后党、团特委住一个地方，设备简陋，经费缺乏，生活艰苦。我记得当时李文芳是特委组织部长。特委在榆林期间，我还给在教育团受训的下级党、团员军官讲过怎么打游击(实际上我自己也没打过游击，都是根据在苏联学的，尽是些纸上谈兵)，后来把这些人送到了谢子长处。
　　1930年十一二月份，北方局派王林(即王芾南)到陕北巡视工作。
　　后来赵伯平到北方局汇报工作。赵伯平走后，由我代理特委书记。1931年“五一”节前(农历清明节)，团特秀发了一份宣言传单，内容是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结果引起敌人捕人，捕了榆林中学几个党、团员。而且要捉我们几个人，这时敌人已经把守城门了，我们假扮上坟混出了城。出城后，我跟山西几个赶牲口的生意人，一起到了镇川堡，在张宏治家住了几天，马明方当时是特委委员，在镇川小学当教员，我即找到马明方，开了个会，把陕北特委和军委的工作都交给了马明方。此后，我即离开陕北到河北省委。
　　(1982年12月28日)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