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运动的发展

李景林

　　1929年，我由西安回到绥德，任中共西区工委书记。那时，绥德地区的农民运动已经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了。这一年，陕北地区遭受严重干旱，夏秋两季庄稼收成很少，贫苦农民家家户户没有吃的。官府却催粮催款，加上地主讨债，弄得民不聊生。贫苦农民不堪忍受官府和地主的敲诈勒索，就起来同他们进行斗争。绥德西区从周家崄起一直到苗家坪，数千农民蜂拥到大地主家里抢粮吃，那时叫做“起漫吃大户”；南区农民向“义仓”要粮食，同“仓正”算赈；各区农民抬“龙王”向县政府示威，还打毁了鸡蛋工厂。农民运动兴起以后，党组织派马思俊搞了一些枪，配合军运工作，开始组织游击队。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主要是要粮斗争，运动取得了胜利。
　　1932年，我离开绥德到清涧工作，在界首村小学以当教员为掩护。界首小学只有10几个学生，贺仲清任校长(非党员)，王学善(党员)在那里教书。我是个有名无实的教员，每天到处跑，很少在学校里。那时，清涧花岩寺民团团总韩起胜(脱党的)和界首驻军的一个排长冀其胜(也叫冀得荣)与我的关系搞得好，我利用他们掩护我工作。
　　是年，国民党清涧县政府课征田赋粮很重，农民无粮交纳，特别是白三里各甲的百多个村庄，田赋最重，其次是苏二里。当时，每垧(3亩)地课征田赋粮1升，最高的达1升1合，少的也有七八合。1升粮交款达2元多。但是，每垧地每年仅收获5斗黑豆或2斗麦子、3斗谷子，每斗黑豆市价3角，麦子8角，谷子5角，总之每垧地全年收入不过1元5角，收入不足应交的粮款。因此，农民不堪忍受重赋税的盘剥，从而起来抗粮不交。国民党县政府对付农民抗粮的办法，就是把军队和民团分散驻扎各个乡镇，不给其发粮发饷，以当地的田赋粮款抵应发粮饷，由驻军直接向农民催要。农民不交粮款，就会遭受军队和民团的吊打，或列出名单，领上军队搜粮抓人，农民则四处逃避。国民党军队、民团既要不到粮，又抓不到人，只好谁有粮有钱就问谁要。这样，地主、富农的利益也就被伤害了一些。这时，不仅一般贫苦的农民群众抗粮，连地主、富农和依靠收粮进行中间剥削的乡老也起来抗粮了，这样就形成了全民性的抗粮运动。因此那一年有大小几次群众性的“交农”(即向反动政府交农具)运动，如最先领导抗粮的贺有、刘聋子(刘福祥的父亲)他们都是乡老，由于人少，抗的结果反被县府把他两人管押入狱。这样，反动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在农村丧失了一部分自己依靠的阶级力量。
　　第一次清涧“交农”运动，是在1932年。农历9月间，下了一场冰雹，由我写了一个呈子，报告雹灾并要求减免田赋。报上去以后，县府不但不减免田赋，反而变本加厉的加重征收，催迫得也更紧了，还抓起乡老逼粮。群众听到官府不但不减粮反而扣人，个个义愤填膺，要上县城讲理要人，向官府交农具。随之聚集了数千人，老君殿的群众闻讯也来了数千人。县城被包围后，县长闭门不出，也不答应核减田粮。过了几天，群众带的干粮快吃完了，则陆续散了。这时，县长看到围城的人越来越少，即派民团出城抓人。这次交农具没有能进城，粮也没有核减。回来以后，大家商量组织抵抗。酝酿继续抗粮的意见也很多，有人提议要我写呈子，请县府调剂各里之间田赋畸重畸轻，以便大家都能交起；反对写这样呈子的意见说，那会引起各里之间农民兄弟的互相斗争，反而有利于官府的横征暴敛，好多人主张还是要想办法。
　　1933年夏收以后，田赋粮比较轻的里甲(最轻的每垧地3合)有些动摇，打算交纳。这时一旦有些村子交纳了田赋粮，则一年多时间的抗粮斗争将会前功尽弃。况且多数农民确实无法交纳那样重的田赋，无论如何是非抗下去不可。因此由界首学校的校长贺仲清出面，继续组织了几十个人到各村下命令：有钱也不准交纳。贺又对我说：“这个事没有公开的头头不行，得由我公开出面领导。”但是，农民抗粮是同官府的合法斗争，为了不致使敌人找到口实，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不能公开出来领导抗粮，尤其我是西安坐监狱回来的，是地方上最红的党员，我一出面就要变成非法斗争。但是也不能看着不管，当时离上级党和领导又远，无法请示。怎么办呢?贺仲清提出，采取群众起来“拉”的办法。因为只有采取这个办法，才能骗过敌人的耳目，驻军和民团给上司打报告时，就会说闹粮的农民了不得，把学校的校长、教员都拉走了。
　　一天下午，几百人到界首“拉”我和贺仲清。界首驻1排白军，也没敢阻止群众，贺仲清的家属向驻军报了案，我们和农民群众当晚到了定仙墕，又“拉”曾经当过区长的贺廷泉，并开了会议决定第2天都到花岩寺，再集合各里群众商量。第2天连贺廷泉、贺仲清都由群众拉着到了花岩寺，沿路又卷进了几百人。到了花岩寺，先给民团团长韩起胜打了招呼，我们召集有关群众商定还是请求减免田赋。我以群众的名义向县政府写了一纸呈子，用数字说明官府的田赋粮过重，农民无力交纳，应该酌情核减。唯恐敌人识破我的字迹，我拟就稿后由白恩林抄写。公推贺仲清拿上这个呈子带领群众进城同县政府谈判，黄石山帮助贺仲清带领群众。黄石山也比较胆大，还能听我们的话，闹粮后不久我就介绍他入了党。
　　贺仲清是个揽工出身的人，老俩口无儿无女，曾代贺廷泉任过几天国民党区长，社会经验丰富，能说会道，做事很有办法，我常常利用他办些事。所以闹粮也是让贺仲清出头同县政府谈判。几千人到了店则沟，遇上从县城里来的左协中的1营白军，也有县政府的代表，谈判了条件，要贺仲清进城去，群众就在店则沟等着。在店则沟，营长对群众提出的减粮条件答应了，群众才未去县城，又着人带信去见了左协中。左协中同意店则沟谈的条件，但县长和清涧绅士们不同意。贺仲清进城谈判毫无结果，县政府还发现贺是聚众抗粮的头头，欲扣押，但贺发觉后逃出来了，回到店则沟时群众已经散了。
　　大家继续商量决定：官府催粮来的人少就打，人多就跑，就这样抗到冬季。此后县政府催粮要款逼得更紧了，衙役们到处横行，更加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无比憎恨。腊月初七日(公历1934年1月21日)，群众到解家沟赶集会，县政府的催粮催款委员带领差役催收粮款，非刑拷打和随意禁闭群众，迫令群众限期交纳。这时，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正由安定(今子长)回来，于是清涧区委在安家山召开了1次党的干部会，根据当时情况决定游击队在赤卫队和贫农会的配合下行动。会后，即根据党的决定杀死了几个催粮催款的委员、衙役和东区区长。从这一天起，自发的抗粮斗争也就发展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斗争了，斗争的方式也由秘密斗争、合法斗争转变为公开的武装斗争了。接着，从邓家川到周家山移动了几个地方，召集绥德、清涧两县的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决定成立两县的党、团县委会。会议开了六七天，移动了3个村庄，几十里远，由无定河西移到河东，最后在周家山结束，崔田民和我一直参加到底。根据会议的决定，各村成立贫农会和赤卫队，并组建起40多个区，会议所订一年的计划3个月就完成了。原计划发展陕北苏区的几条路线也很快地打通了，和吴堡、安定都建立了联系，和陕北特委的关系也密切了。几个县之间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而且到处都能给我们放哨送行。那时，干部很少，各村仅有1名会长，1名队长，也来不及训练。我记得当时只有1本《游击队怎样动作》的教材，而且还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其中许多内容不适合我们当时的情况。
　　农民组织起来以后，敌人一两个人根本不敢出来，少量的部队也轻易不敢行动。群众见敌人来的人多就转移躲避，敌人抓不到人要不到粮。于是，敌人也变得狡猾了，经常化装成老百姓入乡抓人。1934年春，为了应付敌人小股的便衣队，赤卫队以排为单位上山集体种地。夏收以后，又集体收藏，但因没有进行分配，群众吃不到粮食，因此有些村子也就办起集体食堂来了。有些村子集体收藏的粮食被敌人抢走，弄得整个村子没有吃的。从而，在群众中一度产生了混乱，群众很有意见。是年秋，接到中央的土地法等文件，立即作了纠正。
　　那时，集体种地，集体收藏粮食，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敌人逼出来的，不这样做就不易对付敌人的小股便衣队。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当时武装力量弱，保卫不了发展很快的苏区，又缺乏分散坚壁清野的经验。
　　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各村都有贫农会，并根据山西的经验成立了互济会，吸收富农参加，有的地方也吸收上中农参加。互济会就是大家出粮出钱，救济灾民、难民和少吃无穿的人，采取这种募捐的方法，比较容易把富农的粮食和钱物拿出来，进行社会救济。互济会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救济了一批灾民、难民和少吃没穿的人。后来，在《西北斗争》上面登有文章批评，说互济会实际是富农会，而美其名曰互济会。这种缺乏历史观点的看法是不对的。
　　是年冬，在农民组织起来以后，根据中央土地法和其他有关文件，清涧县开始建立政权，分土地，烧旧契，并颁发新契。我记得新契上写着“中华苏维埃五年”或‘六年”。在决定烧旧契时，由于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对于穷苦群众之间的借贷关系没有很好考虑，就不加区别地也付之一炬，是不对的。但以后看到中央文件很快就纠正了，当时工作发展得快，我们水平低，赶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工作中发生错误，但发现了改的也快，根本没有形成什么路线。
　　(王绥中1964年1月整理)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