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忆红三支队—2

王兆相

　　打豪绅、除恶霸
　　特务队成立的当晚，就进行了第一次行动——打击温家川土豪温士尚，并决定以红军的名义张贴布告。
　　我们共分两路去抓人，结果两头都没有抓到温士尚，队员小刘还走火打死温家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我们觉得影响不好，准备好的布告不出了，迅速撤到窟野河东山上的长坡村党员刘文祥家里。不料消息走漏，阎家堡豪绅阎守仁报告给驻盘塘镇的国民党军队鲁仰尼连。鲁仰尼派出两个排来抓特务队，一个排由阎守仁带路到长坡村，一个排由我们村的王科成带路到王家后坬我家里。我们得到消息后，立刻转移到窟野河西山区去了。敌人没抓到特务队，就把刘文祥伯父和我父亲抓去，放火烧了两家的窑洞和财产。敌人把两位老人吊在房梁上，用皮鞭抽、烙铁烙，百般拷打，也没有得到特务队的一点情况。可是地主豪绅们却借温家川事件把特务队说成是“土匪”，大肆嚎叫：“王兆相当了土匪”，“特务队不分贫富，一概都抢”等等。我们当时对“土匪”这顶帽子很反感，觉得应该尽快揭穿敌人的诬蔑，同时消除群众的误会。
　　特务队转移到西山后，原准备解决高家堡民团，但高家堡党支部不同意，说他们可以借这个民团作掩护，以便长期活动。于是我们放弃了这个计划。这时候，陕北特委派高朗亭和一个姓罗的同志来支援神府，大家感到非常高兴。
　　一天，区委书记贾怀光派人送来信，要我们立即返回窟野河畔打击敌人，特务队当夜返回窟野河西的康家山隐蔽驻下。贾怀光赶来说，贾家沟的贾正官和贾凤隆，曾多次带领敌人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区委决定处决这两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那天正好是贾凤隆的妹子出嫁，我们化装成贾家阳崖的民团，大摇大摆地进了贾家沟。贾凤隆家里张灯结彩，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我们找到贾凤隆，假称要他带路去抓共产党。贾凤隆高兴得眉飞色舞，忙撂下家里的事跟上我们就走。我们又要他带路把贾正官也找来，他把我们引到贾正官家。贾正官一出来，队员们马上七手八脚地把两个家伙扎扎实实地捆了起来，就地一齐处决了。我们在贾家沟村子里贴出红军特务队的第一张布告。除历数贾正官、贾凤隆的罪行外，布告说明我们特务队是要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地租和高利贷，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的革命宗旨，为特务队“正名”。
　　镇压“二贾”以后，特务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插到窟野河东的阴寨子村，去抓地主乔世元。不料乔世元不在家，只抓到他的弟弟乔世清。经向群众了解，得知乔世清比较开明，没有什么恶迹，我们就对他讲了我党的政策，两天后让他回去了。乔世清回去后逢人就讲：“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好，讲道理，有本事。”
　　此后，我们又在佳县北沙坡西沟村、尚家岊村南路，镇压了国民党神木县政府派下来的几名收款衙役狗腿子。这些活动一下子震动了四乡，群众到处传颂：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专为老百姓办事的”。原来不明真相的群众，听说我们杀的全是恶霸豪绅和衙役狗腿子，还给穷人分钱分物，就不再相信敌人那套反动宣传，而且把特务队当做自己的军队，千方百计支援我们。有的把自己的亲人送到特务队当红军。王家后坬的王补梅老大娘把两个儿子都送到了特务队，她自己还经常为特委队站岗放哨，缝衣做饭，看护伤病员，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王妈妈”。
　　有了群众的拥护，我们纵横驰骋，如鱼得水。常常是白天隐蔽休息，夜间四出活动，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锄恶霸等党的政策，组织秘密农会、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等，今天在东山明天到西山。为了不使群众受牵连，不给党、团员惹事，特务队就到那些比较开明的小地主、富农和村长家里住宿，让他们公开接待我们。这样一来，这些人便不敢公开告发我们了；同时，也使他们觉得红军并不象敌人说的那样可怕，有的就慢慢靠近我们了。
　　红军的影响日益扩大，那些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纷纷逃进县城和驻有国民党军队的集镇。县里的衙役不敢下乡收款催税了，地主不敢逼租了，高利贷者不敢讨债了，贫苦农民们觉得气好出一些了。
　　陕北特委一直关心着神府游击战争的发展。11月初，又派马佩勋、马万里、张衡3位同志来支援我们，并带来了3支驳壳枪。特委在我们最需要武器和有经验的军事人才的时候，给我们派来人，送来枪，使大家非常高兴。
　　当天晚上，我们趁热打铁，打击了龙尾峁的一个土豪，缴到一些大烟土和几匹骡子。事后，队伍撤到虎头峁宿营，派贾如胜等同志给特委送去两匹骡子，剩下的由曹世华拉到山西去卖。夜里，马佩勋的手枪不慎走火，击伤李成兰的膝盖骨。枪声暴露了目标，部队必须迅速转移。于是把李成兰送到刘家老庄养伤，留下李成荣和乔六十照顾他。谁知我们走后不久，他们3个便被敌人发现了。李成荣被烧死在地窖里，乔六十被捕后壮烈牺牲。
　　*本文是王兆相《战斗在窟野河两岸——神府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前七节，原载《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并有删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