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忆红三支队—7

王兆相

　　“左”倾错误的影响
　　1934年是神府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一年。这年年底，苏区发展到北至府谷庙沟门、黄甫一带，南到佳县高起家坬、朱官寨一带，东到黄河及山西省沿河的3个区，西至榆林县建安堡的广大地区，共辖23个区，约14万人口。但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最突出的是肃反扩大化。有一阵子，连赤卫队、开辟村庄的工作队、小游击队、党支部都有捕人杀人的权力。往往因为说了一句错话，或者顶撞了哪位领导干部，就有可能被加上“反革命”的罪名杀掉，因而错杀了一些无辜的人。
　　采林村党支部书记王善继，是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斗争勇敢，工作积极，对党忠诚，敢提意见。可是因为他坚持正确意见，顶撞了一个上级，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杀了。
　　我父亲王万德不仅支持我和哥哥王兆卿参加革命，我们村王三格旦(王兆贤)因为参加打土豪被敌人抓去，他也卖掉自家的土地把他赎回来。就是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也坚贞不屈。我们村有个王科成，曾两次向敌人告密，并领着敌人抓走我父亲，烧了我家房产。我父亲三次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呼子威告状，但是因为王科成是呼家女婿，此状便怎么也告不准。我父亲一气之下，就领着王家庄的赤卫队把王科成杀了。我父亲气急擅自杀人是错误的，但被杀的是个反革命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父亲够不到死罪。但谁料想到一些领导人却说我父亲杀的是一个“党支部书记”，就将我父亲“镇压”了。直到1982年，中央组织部才平反了这起冤案。象这样冤杀的，还有红三团政委毛凤翔和在红二十六军工作的张秀山两人的父亲。这实在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有一度，传说山西过来收猪毛的是阎锡山的探子，一些地方便不分青红皂白，碰到收猪毛的就杀。王桑塌村有个王孝威，给地主豪绅跑过腿，也为共产党散过传单，送过情报，后来躲到山西，经过地方干部动员，这个人回到神木，谁知一到阎家堡，就被秘密杀害了。他的亲戚去收尸，竟也被杀了。以至闹得无论部队、地方，人人自危。
　　在土地分配政策上，有的地方对普通地主也扫地出门，实行肉体消灭。刘家沟有个地主叫刘海鳌，起初害怕分配土地跑了，经地方干部多次动员，刘带着家属回来了，并主动交出一支步枪和一些子弹。可是没多久，刘海鳌和他的大儿子都被杀了。这件事发生后，不仅地主，连一些中农也吓得跑了。
　　在干部路线上，搞唯成份论和宗派主义。对知识分子、出身不好的干部，多数不予重用，有的甚至被监视起来，并授予监视人以杀人的权力。而对一些所谓工农分子，既不调查其出身真伪，也不考察其他方面表现，就委以重任。呼家庄呼子威、呼子文、呼子长三兄弟，品行本来不好，只因为他们出身好，分别被委任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府谷县委书记、政府财经负责人。后来，他们3个人都背叛了革命。王家庄的王恩吉和沙坡寺的一个和尚，只做过一些群众工作，就被委任为区委书记。后来他们向敌人自首时，才说还没有入党。
　　对于这些“左”倾错误，我们当时在理论上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凭着直觉，感到这样做是错误的，并在行动上进行了一些抵制。一次，在我们村碰到河南安阳来的两个收猪毛的货郎。他们是父子俩，很本分，听说红军在盘塘抓杀了几个收猪毛的，吓得整天躲在屋子里哭哭啼啼。我看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特务，就悄悄地送他们过黄河走了。
　　(工程兵司令部党史办公室吉人整理)
　　*本文是王兆相《战斗在窟野河两岸——神府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前七节，原载《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并有删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