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主任

莫艾

　　一、“毛主席的话”
　　南区合作社的办公室，现在更新颖而光艳了，洁白的窑壁上，扫刷得一点灰尘也没有，那上面端端正正地悬着一幅彩色的布幛：
　　“合作社的模范
　　书赠刘建章同志
　　毛泽东”
　　“是毛主席送的咧!”
　　“毛主席送的么?”
　　“你不识字，我念给你听吧：……模范……刘建章……毛泽东”。
　　“模范!毛主席说的，哈……哈……哈……”
　　“对着呢，毛主席说的呀，我们的好主任。”
　　这窑洞里兴奋而且紧张。送股金来的，商量问题来的，以及串门子来的，这些川流不息的老乡们，他们还要比刘主任更加高兴呀。白布或毛巾包扎着的十几个人头，拥挤在那幅题字的前面。
　　老乡们，伸出他们粗壮的劳动的手掌，好奇地，在那题字上抚摩着，抚摩着。
　　二、群众的佣人
　　“秘密么?很简单，只要真正能够为群众的利益着想，把合作社的业务和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南区合作社刘主任、刘建章同志最后答复了我的追问。
　　的确，他全部秘密就在这里，延安南区人民流行着两句俗语，他们说刘主任是他们公共的佣人，南区合作社则是他们全区人民的帐房。他们之中谁有了问题，都要来请教他，疾病、死亡、婚嫁和缺乏生产用的工具，要来请他帮助，如果鸡子生了蛋，做买卖赚了钱，或者是谷子吃不了，怎么办呢?那末，谁也不会迟疑。“到刘主任那里去吧。”
　　“刘主任是共产党员，是真正帮助我们谋利益的老实人。”南区一个叫方德元的老百姓，他毫不思索地告诉我；“这是我们谁也不怀疑的。”
　　建筑在群众基础之上的这些威信，不是偶然的，这里有着很多有趣味的故事：
　　二乡农民杨生贵，1936年入股苏票5元，后来又陆续加了20元，共25元，从1938年起，4年中买铧8叶，比市上便宜280元；火柴20包，比市上便宜100元，布匹40丈，比市上便宜200元，1940年年底讨儿媳妇赊布10丈计360元，1941年底仍还原数，但要照布价来算。应该是1600元了，这里又便宜了1240元；25元股金现已滚到200元,净利175元。
　　南庄河农妇李氏利用空暇，去年1年纺纱83斤，赚花41斤半，值4150元，合作社曾奖励她4次，现币和袜子毛巾等合算在内，值300元，这样，她全家3口的衣服和日用品都顾上了。
　　金盆区一乡农民薛开有，1938年10月入股10元,年底以300元买驴子1条，向合作社借了200元，过了3个月，他把驴子卖给别人的价钱，就是500元了；南区四乡农民李毛子，1938年10月入股3元，1939年春合作社借给24元租牛1头，多打5石粮食，值当时市价800元。
　　去年春天政府动员教育经费，自卫军放哨费3万元，高峁湾生产股金8000元，银行储蓄券2万元，共6.2万元，分3次动员，每次每户开会收集，要误工一个，3次误工3个，全区1700余户,应该交这项捐款的至少1000户，就是要误3000工，每个民工以30元计，单只这项误工就要9万元，又加上6.2万元，总共负担数就是15.2万元，但合作社以部分红利都一齐代人民把6.2万元交纳了，这里无形中帮人民节省了9万元的负担。
　　象这一类例子是非常之多的，而它的发明人就是这位为群众所崇信而被称为公共佣人的刘主任。
　　三、懂得群众的感情和需要
　　他在合作事业上的发明是很多的，他为什么获得如此多创造呢?一句话：他懂得群众的感情和需要，同时也因为他善于调查研究，掌握材料。
　　全区1700多户，7100多人，除了个别新来的移难民外，他完全是熟识的，这熟识不仅是一般的“点头之交”，每一户的财产和每个人的性格，他都是透明的，他有一本很宝贵的册子，哪一户多少人?多少劳动力?种多少冬麦?多少糜谷?副业收入多少?以及鸡犬猪马牛羊，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他调查的方法，也是多样的，他经常在“谈家常”中了解每户的经济情况，有时也进行正面的调查，象这样的对话是再适当也没有了：
　　“多少人?多少牲口?”
　　“你为啥调查?”
　　“你不是要买铧、买盐、买布……么?我问清楚后就好预先准备了。”
　　“他是给我们谋利益的老好人。”我们应该把一切都告诉他。
　　这是确实的情形，按照他的调查与统计，他得出了每人每年平均须向外购买必需品的消费数字，以1938至1939年物价计：1尺3宽5丈长的老布1匹18元，农具5元，用具6元，应酬6元，4斤半食盐、1包火柴、1片水烟，加上迷信品5元，共计每人每年需消耗40元；1942年冬则需消耗1500元，如果每人把他的消耗费预先用半数入股，则合作社所赚的红利，就可把这些开支完全解决了。他占有了这个材料，因此，他所领导下的各个合作社，进货和销货，都是按着他所计划着的规律进行的，剩余和亏本的事当然就不会发生了。
　　他对人也是有研究的，他的方法是：“为了教育他，可以放得开些，只要掌握了原则一方面，就是更远大的利益一方面，对于欢喜占便宜的人，不妨给他一些便宜。”二十里铺有个叫老张的农民，他对合作社是没有认识的，在个性上是贪小便宜的，刘主任征求他入股的时候，他几乎说出120个困难。
　　“真的没办法么?”刘主任问。
　　“谁骗你，我现在还希望能借到200元哩。”老张负气地回答。
　　“我借给你好了。”刘主任真的马上借200元给他，并且帮他计划了一回买卖，过了两月，净赚100元，于是老张恍然大悟了：“原来合作社真有好处。”他现在已经入股800元了。
　　有个乡长，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但他对合作社的认识也正和老张一样，并且要把已入的股金抽回去了，刘主任一再告诉他，过了年就会一本一利了，但是他终于抽回了，并且影响着他庄上的另一个人也把股金抽回了，刘主任索性多叫了两个和乡长同庄的社员来，在说明社务情形之后，就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要抽股金，现在照抽好了。那两个人没有肯抽，过了两月分红的时候果然一本一利。于是这两个人就到处宣传，刘主任的威信更高了。而乡长也就懊悔不迭，但还没有因此转变了他对合作事业的认识。因为乡长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刘主任决心要争取他，合作社买了几千只羊子的时候，就以较贱的价钱，分了50只给他，第二年就变成80只，乡长的生活大大改善了。“你不要合作社，羊如何拦上?”刘主任半开玩笑似的问他。到了这时，他被现实的事实教育过来了，他现在是一个分社的主任。
　　四、冲破“教条”
　　1937年，刘主任还是当会计的时候，他看出一点：“为什么要限制每人最多10股呢?在这里，谁敢操纵，不是股金越多越好么?小小的资本能做些什么呢?”但他和王天金(当时的主任)同志商量的结果，他的提议遭到了尖锐的反对：“你要个人发财，实行资本主义么?”而王主任对他的回答则是：“上面的指示呀，怎好更改呢?”
　　互相间的争论是很激烈的：
　　“你现在一个资本也没有，怎能掌握人家的资本?”
　　“同志，只能平均入股，多不得的……”
　　“钱在我们手里，依人计数，依股分红，即使有谁入100万元，那对我们有什么损害呢?”
　　股金的限制终于取消了。接着作为争执题材的是红利问题，原来是上半年入股，红利多得，下半年入股，红利少得，而刘主任的意见呢，不分先后，平均分红。
　　“那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这是一位对合作社很有研究的人疑问。
　　“是的，表面上看来是不公平，”刘主任说，“但是为了刺激群众能多多入股，我们如果能有大批资金，来回一大，利润也就跟着增高，上半年入股人所得的红利，不会因而减少，相反地会增加了。”作为这个理由的根据还有两点：第一，上半年入股的人只占少数(四分之一)，多数是下半年入股的，很快地使他们得到很大的红利，那对于他们实在是多么大的一股刺激力呢?第二，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股金。
　　经过3天的讨论，当这个提议通过之后，合作社的股金马上由1.2万元上升到4.5万元了。
　　五、“托拉斯”
　　这不同于私人企业垄断下的“托拉斯”，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
　　南区合作社的附近是没有商店的。但在1938年，一位名叫高其贵的“货郎”，把历年积蓄的3000块钱，准备在三十里铺开铺子了。
　　刘主任找着他，他们谈论着高万有的故事。高万有也是喜欢做买卖的一个小商人，他到城里一家大商店去批货，但他只有10块钱，那大商店的掌柜很“慷慨”，居然又赊了50块钱的货物给他，可是货还没有销售出去，而1个月的期限已经到了。高万有只好以50元的代价探卖了1石麦子，隔不几天，麦价飞涨，每石竞涨到100元了，而赊来的货物呢?过了两个月才卖出去，只赚了12块钱，而他在无形中很早就损失了50元了。
　　“资本小，转不过身来。”于是刘主任向高其贵说：“向大商店赊帐吧，高万有何苦不是这样想呢?但结果垮了。”
　　“大家合作起来，力量就大了。”这句名言终于把高其贵说服了。虽然还是设立了铺子，并且得到合作社双倍于他的资金的投资，但这家铺子已不是私人的谋利工具了，而成为农民们集体的经济组合了。
　　这就是南区合作社“集体分社”——兴华社诞生的经过，现在这个分社的资金已达12万了。它和其它的十几个“集体分社”一样，总社给分社投资，而分社在盈余额内，又抽出一部分资金向总社投资——发展生产合作。这样，分社成为总社的一个细胞，它们的关系相互交错地结合着：分社可以因时因地策划农民的业务，经济独立，但在政策上，必须绝对受总社的领导；分社关心着总社，总社的力量更加增大，并且真正成为南区农村经济中的领导中枢，运用自如了。
　　刘主任认为这个“变商业为合作”的政策，对于南区合作社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六、两项杰作
　　“运盐是有利的，为什么老百姓不满意呢?”1941年政府领导运盐的时候，有些人情绪相当低落，曾有谣言传播：“某人的驴子运死了”、“某人死在路上了”。如此，部分的农民，甚至用病驴去驮盐。“让事实来击破这些谣言，还是由合作社来包运吧!”刘主任盘算着。
　　在他的号召下，全区的群众顿时都传开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把代金送到合作社，算做股金。合作社专门组织的运输队，于是熙攘在延定路上。合作社的股金立刻增加了7万多，农民方面呢?代金算作股金，公盐是由合作社代他白运了。有运输能力的，索性成为合作社运输队的队员，例如四乡姬生华，在合作社集体运盐的组织里，3个月运盐3次，赚了2300元，这要算运盐中最丰的利润了，原因就是组织在集体的运盐队里。
　　象这一类便利民众，便利政府的创作是很多的，但最出色的，要算包缴公粮了。1941年公粮20万石，造谣分子就宣传1942年一定是40万石，部分农民的生产情绪因此低落了，边区政府虽然公布1942年公粮决不超过16万石，可是个别老百姓依旧将信将疑。
　　稍园子梁农民方德元，还是唉声叹气：“困难呀!困难呀!”
　　“我说一点也不困难，你说，究竟有什么困难? ”刘主任诘问他。
　　“不是今年的公粮又要加倍了么?”
　　“政府已经决定比去年减去4万石了，你说加倍，难道乡上没有给你言传么?”
　　“哦!言传，言传还不是那回事!”
　　“老方，我给你写包票……”
　　于是刘主任便把方德元的家业一算：老方是民国二十年前从上边移来的难民，革命前还是一家4口人的穷光蛋，现在有两个骡子，1马1驴，3牛百羊值市价7万元，兄弟俩都讨了老婆，花去了4万元，40来垧分得的土地还不计算在内，已挣了11万的家业了。刘主任向他提议，叫他把全家副业和人口入股，依照合作社的计划种庄稼，保证他明年的家产增加一倍。这个提议虽然没有成功，但方德元还是依1941年出的公粮数13石，预先交给合作社，算作股金。刘主任给他的保证是：公粮无论涨多少不要老方负责，预缴的公粮算作股金，照股分红。方德元的生产情绪不仅安定下来，而且大大地提高了。去年他开荒8垧，多打了3石多细粮，而去年应交的13石公粮，合作社以红利帮他全交了，他所预缴的公粮，还算做他的股金，丝毫也没有损失。方德元今年真是高兴得了不得，他今年还要开荒8垧。他到处宣传说：去年的13石公粮由合作社帮他白交了。
　　去年包缴公粮总数计260石，包了的人固然提高了生产热忱，没包的也稳定了生产的信心。
　　“假使在缴粮的时候收买不到谷子，那怎么办呢?”我问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一定要和老百姓的消耗联系起来，群众需要买合作社的日用品，那末，他就非卖粮不可，如果不能掌握这个条件，合作社就要垮台了。”
　　“假使遇到灾荒，群众无粮可卖呢?”
　　“不会全边区都遇到灾荒的，假使真的不幸这样，那我们就要老早到非灾区收买去了，而且不仅要代交公粮，还要调剂老百姓的需要哩。”
　　他非常有把握地，毫不思索地回答我。但是他也顾虑到一点，县政府是希望南区合作社今年把全区2480石公粮全部承担下来，但是他核算的结果，2000余石公粮值时价300万元，总社全部资金只200万，是没有充分把握控制这个巨大的数目的，同时陡然要收买这样多的粮食，一时也不易收到，所以今年只包了300石，值时价30余万元，“事业的成功，要从逐渐试验中得来。”。不轻易发笑的稳重的面孔，在谈到兴趣起的时候，他的长着黄须的两唇也咧开了。
　　七、聪明和毅力
　　刘主任是一位外表很朴素，其实是非常聪明和毅力坚韧的人物。他计划着做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之下，总是要把它想通和做通的。
　　在包缴公粮的方针还没有想通以前，他的妻子说：“他好几晚没有睡着呢!”在黑夜中，睁着他那灰白色的眼球，象呆子似的直瞪着漆黑的窑壁；这样久了，从窗外透进来的月影，就把他吸引到外边去。这时，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是的，县政府的顾虑也不错呀!假使买不到粮，怎样交代政府呢?”他为这而烦恼了，他的思维也更集中了，经过夜以继日的反复的考虑，他通了：“包缴一定数额的公粮，是有保证的，老百姓必须向合作社购买日用品，那末，他们是不可能不出售粮食的。”
　　在每次计算红利以前，也正是合作社遭遇到考验的时候，社员们如真的把红利提回，那合作社的力量不但不会增强，在战时物价的威胁下，很显然的，必定会削弱以至无能再起作用了。何况南区合作社虽是不斤斤计较公积金的呢——那当然是更会垮得快了。这时，刘主任的灰白色的眼球，又沉着下来了，在漫漫的长夜中，他终于找出了一条规律：“更密切地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吧——红利当然要分给社员，但是不是可以通过合作社，把这些红利在社员自愿的原则下，为社员做更需要做的事呢?”
　　在刘主任的号召下，南区的人民，在1941年，把红利请合作社代交了公债票；去年的100万红利，又算做公盐代金入股了。
　　他的这些毅力和这些办法，使他的助手们非常倾服他，没有信心、没有兴趣和“合作社不能够存在”的想法，都被事实纠正了。而“合作社股金算做负担”的说法，南区的民众也自动地纠正了。
　　“你怎样想起这些办法来的呢?”我热望着他的朴素的面容，谛听他的回答：“时时刻刻地把心思用在业务上，要想，要多想，不要急，办法自然就想出来了。”他并且继续为这而解释着：“想通了，就要坚持，事情的好或坏，在没有真正得到证明以前，不能半途丢下……要负责任。”他说到最末一句的时候，似乎特别加了一点劲。
　　他就是这样一个勤于思索，富有毅力的人——当然，不是脱离情况和人民生活的凭空的思索。
　　八、曾是五次被劫的商人
　　他是佳县人，在45年前，生在一个卖挂面为生的小农家里。很幸运的，他读了一季“冬书”(即冬学)，后来又在小学里念了不足3年的“长学”，于是他就做了米脂一家地主的伙计——管帐的。兵荒时一只12两重的元宝不见了，老爷咬着他偷藏起来的，于是他只好逃到山西。从此，他就成为当兵的，赶驴子的和做买卖的商人了。山西的临县、塞外的盐池以及包头、韩城等，都是他经常来往的地方。
　　他对人的态度非常和厚而谦虚。冬天了，他披着一件老羊皮大氅，无分风雷昼夜，经常在山沟里串着，一个月只有5天的时间在总社里，其余的时间都是奔走在分社里或老百姓的家里。
　　我曾和他同行过几天，几乎每一个人都要招呼他，而且是亲热地招呼他。
　　他除了会医病以外，他还会“算命”和“相面”，“见他的鬼——可算得好的太呢。”他自己也笑起来了。
　　他曾是5次被劫的商人。他的两手至今还有被绑的印迹。他做买卖非常精明，但是每当“腰缠万贯”的时候，就都被盗匪抢劫净光了，而当时官府30多种的捐税，还要压在他身上。有一次，他向某一个高利贷借了10块钱缴纳“维持费”(等于10石细粮)，就是因为这“10块钱”的缘故吧，“本上加利，利上滚利”的结果，他也就象成千成万的农民一样，流于赤贫。“1935年参加了革命——这是我的新生活的开始”。他说，“我找到了归宿了。”
　　是的，他找到了归宿了：在革命的阵营里，把他的能力完全发挥出来了。
　　——也许你会不相信吧：一个没有受过合作教养的小商人呀，怎能有这样的创造呢?不，告诉你，而且事实告诉你，这里一切新型的创作，大都是这些曾被埋压着的劳动人民，在实事求是的艰苦锻炼中，所创造出来的呀。
　　(原载1943年2月13日《解放日报》)
　　

南区合作社史料选/延安地区供销合作社，延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编.—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