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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业务以生产为主 明年做到全县穿用自给


  延安县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历时一周,业于11日闭幕。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各区社主任外,尚有工厂厂长及具有特点的民办社主任参加,建厅工作组同志亦帮助工作。县联社主任刘建章同志对今后合作社的业务方针明确指出:“应该以生产为主,投入生产的资金应占全部资金的30—40%,今年办到全县穿用自给三分之一,明年全部自给。”按今年延安县合作社的发展极为迅速:社数由39个增加到82个,社员由9342人增至12742人;股金由45473118元激增至295575000元,总计扩大400%。这样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是执行了合作社的民办政策的结果。
  在会议中发现了两个不同的典型,一是以发展生产为主的元龙寺合作社;一是以营商为主的蟠龙合作社。对于前者,大会给予表扬;对于后者,大会给予教育,帮助其向以生产为主的方向发展。
  何庄、川口等区妇纺组织工作很差,今后要把棉花变成布
  根据1月至4月的调查(蟠龙、丰富两区未计),全县3969名纺妇,只纺纱7357斤;533名织妇,仅织小布6645丈,若以全县全年需小布22万丈计,4个月即需7万多丈布,如此仅能自给十分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是干部对于组织纺织缺乏认识,眼睛总是向上,靠上面解决棉花,以致部分纺车停顿。大部分合作社干部,并没有把发动纺织作为自己的职责,因而觉得麻烦。何庄区去年用纺车贷款做好的70多架纺车,至今还堆在窑里,没有发给群众,50多斤棉花在货架子上压着,却说没棉花纺。川口区在1940年放给纺妇的棉花,至今还没有完全收回线子,他们常常以“三不下”(即短不下、收不下、交不下)推脱责任,很少去积极解决纺妇困难,组织新的纺妇。
  此次会议上,西北局贾托夫同志和县委王丕年同志、县长徐天培同志,都曾出席讲话,着重指出今后合作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棉花变成布。他们说:“谁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就是好合作社;谁不把这件事情办好就是坏合作社。”这就给了某些合作社主任,首先是金盆、蟠龙两社主任以思想上的教育,使他们对资金的运用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如金盆区过去投入生产的资金只占1.5%,现在却决定收集民间千斤存花,并向外购买300斤。在扩大股金600万元中,以80%投入生产。县的供销社,亦决定将40%的资力投入生产,供给全县棉花15万斤。这样今年穿用自给三分之一便没问题,明年实现全部自给就有保证了。
  至于其它工业建设,大会决定:(一)扩大原川口瓷厂,由1爿厂增至2爿厂,并在蟠龙再设一处,这样不仅可以自给,而且还能外销;(二)开办纸厂一处,投资千万元;各区社负责收集原料;(三)新花收下,全县增置轧花机4架(原有3架),南区开办油坊一处;(四)炭窑3处、香坊1处不宜扩大,将着重于增加产量,减低成本;(五)袜子、毛巾已可自给。
  为了有充分的资金实现两年内穿用自给,刘主任提出今年可扩大资金6000万元,主要是纺纱入股、卖花入股和信用入股。当场各区主任以充分的信心,提出要扩大股金至7000万元。
  刘建章同志感到各区社的调查统计工作很差,尤其是某些合作社人员有脱离群众的严重倾向,就以自己过去的经验,提出各区社一定要挑货郎担子。他批评某些同志骑上走马,到农村去做“宣传调查”工作,是不行的,这会与群众越来越远。回忆刘主任创办南区合作社,就是靠着背包袱、挑担子,走遍各村各户,真正了解了每户每人的情况……现在的南区合作社,也还保持着这种作风,经常有两副担子游乡,货价和门市部一样,1个月可下乡3次,每担每月销货六七十万元。刘主任说:“这比开门市部强得多,况且你挑上担子,一可进行宣传,扩大合作社的影响;二可调查统计,了解群众需要;三可收买土产,增加群众财富;四可节省劳力,群众买货不用误工。这就是群众路线!同时1副担子只1个人,不要会计员,不用推销员,也不要门面开支,这就是合作社的‘精兵简政’!”经过了刘主任的倡导解释,各区社都计划先挑起一两副担子游乡。
  另外,会议决定自阴历五月一日起,放青100天。为了集中人力畜力和集中管理,川口、金盆、姚店3个中队集中大队部,采用明帮形式,帐目各自独立,亏损各自负责。为了改进管理,决定采取奖励分红:规定队员除赚工钱外,运盐赚钱除去开支,半年提出红利10%奖给队员、队长,赔钱队员不负责。现在张仁队的合作办法(比奖励分红较高),待试行有效后,再行推广。
  关于信用合作社,至今年2月止,股金已由40万增至360万元,存款由50万增至580万,放款由100万增至950万元。自2月至今,社数增加至8处,股金达1140万元,存款1560万元,放款3600万元,其中生产贷款达1547万元。但是由于信用社还是新的创造,有些干部还不懂得它的作用,因此把资金放给贩牲口的很多,而放在发展生产上的却很少。又由于干部不能掌握放款原则,一方面有如何庄的王主任,县联社交他50万元,要他一万二万地零星地放给有困难的农民,建立起合作社的信仰,而他却在路上随便放给了一个贩猪的20万元,又放给两家迎亲的10万元,一两天就把50万元放光了,存款却没收到一文;另一方面,有如蟠龙的信用社,县联社交他190万元,他怕放出去收不回来,只放了90万元,把100万元退给县联社了。再如川口区信用社,没有坚持放款入股(借1万元入股2000)的原则,放成了“集集帐”,把股金变成了利息,刘主任知道后,把利息变成股金,弥补了这个缺点。
  办生产起初利小,坚持下去就有前途
  “办生产事业,开始也可能赚钱少,甚至赔钱,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前途!”刘主任这一思想,除南区和元龙寺两合作社外,大多数合作社都是认识模糊的。金盆区的李主任就这么说:“办合作社,过去光晓得做生意赚钱哩,哪达还晓得要给群众办事,要搞生产?”的确,近年来在一些合作社的干部中,商人倾向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投机取巧、倒贩牲口、探卖探买,甚至个别的人还放高利贷。乌阳分社会计杜修升,自己放高利贷7万元,每万月利三四千元,还影响伙夫也去放。由于这种商人情绪,投机心理的存在,开始对于“合作社应以生产为主”的新方针较难接受,经过了不断地批评教育和用“算帐”方式解释,大都有了改变。一贯着重生产的曹主任,虽当会议时胫部有病,但仍积极参加会议,他兴奋地说:“这个会才开到我心上了,不开这会可不得了。”原来他过去搞生产,赚钱较少,引起个别干部不满,经此次会议后,就更有理由去说服他们了。姚店子炭厂女厂长李生容同志,过去曾经办过纺织厂,后来把工厂停止,与专署合伙开起炭窑了。现在她决定把炭窑让出,重开纺织厂,还打算由两架机子增加到5架机子。至于蟠龙区的孙主任,在会议开后,他只愿以20万元恢复一个村的妇纺,以后逐渐提高到以200万、250、300万元投入生产。但当会议结束时,他却提出以650万元作为生产资金。这些思想的转变,就是这次会议最宝贵的收获。
  (原载1944年6月18日《解放日报》)
  *标题是编者根据《解放日报》的报道加的,原标题是《延县合作社主任会议决定 合作社业务生产为主 明年做到全县穿用自给》。
  

南区合作社史料选/延安地区供销合作社,延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编.—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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