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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飞驰保咸阳.17
章涌
17.西安城，西北局再筹大战计划；榆林城，左协中和平起义。
二马遭我严重打击，仍分两路犯我临泾渡、修石渡，企图突过泾河。胡、马联合反扑决心仍未放弃。
6月19日晚，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在西安建国公园召开紧急会议，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阎揆要、王维舟、甘泗淇、张德生、马明方、张经武、周士第、王新亭、陈漫远、杨得志、李志民等出席。
各路指挥员针对胡马联合向我进行反扑的严峻形势，集中讨论了西安要不要守和击南击北(即打胡打马)问题。在热烈的争论中，大家达成了共识：
首先，第一线敌我兵力大致相等。敌3个兵团、11个军、32个师共21.3万人。我3个兵团、9个军、27个师共24.8万人，且我士气占优势。
因此，守住西安，并利用西安、咸阳坚固城防消耗敌人，集中机动部队寻机打击敌人一路，歼敌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几个军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敌人寻机决战则是我求之不得的，关键是等第19兵团到齐，以便集结主力歼敌于西安附近。
在会议结束时，彭德怀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他说，现在不是放弃西安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敌人攻我之机会吸住敌人，歼敌于西安附近。放弃西安，对政治、军事和士气均不利。应利用西安、咸阳坚固据点诱敌深入，要向每个军民作战斗动员和解释工作。关于击南击北问题，看来打马是理想的，但在胡、马两军乘我19兵团来到前即联合实施反扑，使我被迫过早决战的情况下，可能先击胡，特别是敌威胁到我不能守住西安，须集中兵力歼敌一两个单位，迟滞敌人进攻也是需要的(即部分决战)。
最后，彭德怀强调说：要不怕任何困难，不为零碎动摇整体。
此时，战场敌我态势继续朝着有利于我的方面发展。我第18兵团和第7军、第1军的3师、第3军的8师全部到达三原、西安地区，第19兵团3个军前卫师亦已渡过黄河进至韩城、芝川地区，向三原、富平地区开进。
而敌军进犯被我阻击，又闻讯我新的部队集结，敌乃停止进攻，纷纷后撤。至26日，二马退至永寿、崔木镇一线，胡宗南部退至武功以西。
根据这样的形势中央军委发出指示，第一野战军各兵团原地进行休整，准备与胡、马两军进行决战。
在全国和西北战场胜利形势的影响下，此时，陕北榆林的守敌深感孤城难守，惶惶不可终日。
遵照党中央对解决敌军的三种方式(战斗歼灭、和平改编、使敌暂守中立)的指示精神，联系西北敌军主力尚未歼灭的具体情况，为了争取驻守榆林的国民党军第22军放下武器，和平解放榆林，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区采取了政治上争取、军事上围困、争取其起义的指导方针。
一方面榆林军分区以第39、40团2000余人为骨干的武装力量活跃在榆林城附近，三边、绥德军分区部队和武工队也积极配合，形成围困榆林的态势。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等党政军领导，曾两次写信给第22军军长左协中，劝其起义。
在此情况下，4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派代表罗明前往榆林敦促左协中起义。5月初，第22军派参谋长张之因等4人为代表，向西北军区表示愿意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和平解放榆林。
5月29日上午，双方代表达成《榆林局部会谈协议》，西北军区代表曹力如和第22军军长左协中在协议书上签字。
6月1日上午10时，西北军区独立第1师开进榆林城，受到榆林人民和起义官兵的热烈欢迎。
7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左协中表示慰勉。西北军区派张达志等前往榆林，与起义部队组成整编委员会，张达志为主任，高凌云为副主任，依照协议将第22军直属队及第86师3个团共4695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2师。改编后，独立第2师经过短期训练，开赴三边作战，后转入宁夏作战。
至此，西安解放，咸阳退敌成功，再加上榆林的和平解放，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场先声夺人，把西北战局推进到了我军能够无后顾之忧、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胡宗南集团及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的决战阶段。
在此大好形势下，彭德怀司令员按照中央军委给予的作战任务，决心部署新的重大战役，首先解放关中，歼灭胡宗南集团。
弯弓贺兰：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纪实/章涌编著.—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