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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西北大剿匪.64
章涌
64.西北匪患，历来严重。一野发兵大剿匪。
第一野战军所到之处，反动派纷纷土崩瓦解，广阔的西北大地上，新生的人民政权，似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
但是，由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历史上造成的隔阂、矛盾和仇杀，加上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和残余力量煽动叛乱，裹胁群众，并与惯匪相勾结，四处流窜，袭击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抢劫人民群众的财产，扰乱社会治安，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当时，在西北较大的股匪有470余股，约13万人，被裹胁的群众约9万人。其中陕西160股，3万余人；甘肃140多股，3万人；青海105股，1.5万人；宁夏24股，3300人；新疆近50股，约5万人。
这些土匪，主要分布在陕西的陕南、关中，甘肃的临夏、陇东、陇南及河西地区，青海的大通、门源、贵德等地，宁夏的贺兰山区和新疆的北疆及青、甘、新和青、甘、川交界地区。
早在西北大规模开展剿匪斗争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1949年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发布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时，要求全体指战员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剿匪的方针、政策，从西北少数民族众多的实际出发，制定了适合西北地区情况的特殊政策与策略。早在1949年5月，西北军区就在西安召开关中6个军分区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专题研究与部署了新解放区的剿匪问题。
1950年4月23日，第一野战军前委下发了《关于剿匪问题给各军的指示》，规定各剿匪部队采取“军政兼施、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于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应坚决镇压”，“对少数民族中反革命的武装叛乱，也应坚决镇压”，但“镇压与打击的只是反革命叛乱事件与反动分子，对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绝对保护其利益，不容丝毫侵犯”。
以后，西北军区又在兰州召开剿匪会议，总结经验教训，针对西北匪情严重，自然环境艰苦，剿匪任务艰巨的情况，要求各部队树立“剿匪为主，长期剿匪”的思想，并提出军事上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原则。对流窜到边境地区的残匪，也作出了有关政策和规定。
大的战役结束了，但并不等于随之而来的剿匪作战只是小菜一碟。一野各部队来不及洗掉征战的风尘，就立即投入到了一场声势浩大、持续长久的剿匪作战中。
19兵团位于贺兰山腹部，匪患急、重，肃剿任务艰巨。
由于宁夏之敌自行溃散，且多将随身武器带走，有相当一部分隐匿于偏僻地区，形成匪患。这就给宁夏地区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剿匪任务。
土匪散布的地区：黄河以北，主要是贺兰山区；在黄河以南，主要是同心、西吉、海原、固原地区；宁夏主要股匪马绍武、张廷芝、郭栓子组织“仁义军”、“贺兰剿共总部”，盘踞同心县城西南的五当山、麻黄沟、惠安堡一带，烧杀抢劫，猖獗一时。
就在19兵团刚刚进入银川，杨得志、李志民等人忙于成立宁夏军管会时，参谋长耿飚就率领64军一部分兵力，追歼残匪，拉开了剿匪斗争的序幕。
当时，这股残敌约有一个师的兵力，向乌达、磴口以北流窜，进入大沙漠中。
兵团参谋长耿飚用40辆大汽车追击，但是，敌人不知去向。后来，电台的曹祥仁同志值班，收到一个奇怪的信号，半夜把耿飚叫去，经过研究，断定是这股逃窜之敌发出的信号，从而判明了敌人的位置。于是向这个位置追击，果然一箭中的，全歼这帮残匪。
耿飚在宁夏北边扫荡残敌时，乘机到贺兰山打黄羊，改善部队生活。在那里，耿飚结识了百灵庙的一位蒙古族王爷。
打太原时，耿飚从阎锡山的老巢里缴获一条日本狼狗，经过训练，成了他的军犬。那时耿参谋长的爱人赵兰香也在前线工作，有什么情况需要通知耿参谋长时，便在狼狗脖子底下拴个小条，它凭嗅觉便可很快找到耿飚。在贺兰山，百灵庙的这位王爷爱上了这条狗，提出要拿别的东西与之交换。
蒙古族还保留着游牧习惯，狗是他们很宝贵而且必需的家畜。这位王爷需要一条训练有素的狼狗，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耿飚必须忍痛割爱，以显示我军的真诚与大度。所以，他便点头答应了。
19兵团把65军留在宁夏驻守，兵团部率63、64军班师西安。
当时，反动气焰最嚣张、危害人民最大的要算郭栓子为首的一股土匪。
郭栓子是此匪外号，原名郭永胜。郭是贺兰山区的惯匪，有“贺兰之王”、“郭阎王”之称，在宁夏地区抢劫行凶已达20余年。国民党马鸿逵时代曾以重兵进剿多次，终未剿灭，后即使用拉拢手段，封郭匪为“贺兰山警备司令”。宁夏解放时，郭匪鉴于大势已去，妄想捞点政治资本，向我假投诚，并伪装进步，混入我军。我本着团结改造的政策，遂任其为贺兰警备队长，驻平罗县黄渠桥。但郭匪暗中与来自兰州的国民党特务联系，被台湾蒋帮委任为“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司令员”，张绪为副司令员。
1950年3月5日，郭栓子借生产为名，进贺兰山叛变为匪。郭栓子叛变后，网罗匪党，组成“贺兰剿共总部”，自封司令，下辖四个队，气焰嚣张。
1950年3月9日晚上，郭匪队长谢占奎带着六七十人，把上庄的村长吴国泰推到西山河用毛绳活活地勒死，第二天又把村里的积极分子拉到西山河枪毙了。
阿拉善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同志亦在由银川返回定远营途中遭他们伏击杀害。同心地区人民主动协助部队和地方进行剿匪建政工作，匪徒们杀死4名积极分子，将头悬挂在一个剿匪连队村边的大树上，还书写纸条：“谁顺八路军、共产党，谁就是这个下场”。匪徒们活动甚为猖獗。
面对郭栓子等匪徒的累累罪行，宁夏人民迫切盼望我们剿灭郭匪。65军全体指战员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为人民除害。
1950年3月初，195师584团接受了进山围剿土匪的任务。团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了周密部署，命令2连为先遣队，向贺兰山进发。为了严密组织，加强领导，与地方政府建立了联合剿匪建政委员会，抽调得力干部参加政府工作，拨出兵力归地方政府直接指挥，军民共同奋战，决心彻底歼灭土匪。
此时，584团的2连和友军部队在贺兰山与土匪周旋了好几个月，虽然也消灭了一些土匪，但却没有消灭成股的土匪，也没有抓到匪首。
为了干净彻底歼灭土匪，65军党委决定对郭匪进行全面进剿。
65军将贺兰山剿匪区域划为三段，贺兰山东西两段分别由193师、194师负责，中段由195师负责。
7月31日夜，郭栓子股匪鼠窜至阿拉善旗一带，围攻了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杀害蒙汉干部，劫去电台武器等许多物资，以向我示威。
583团1营，闻讯乘车奔剿，给了土匪迎头痛击，使定远营得以解围。
此时郭匪已发展到近200人，装备有3挺机枪，80余支步马枪，下辖五个队，其中以第3队匪首谢占奎所部60多人最强。他们以贺兰山为巢穴，气势汹汹，张牙舞爪，行动极其狡猾凶恶。他们威胁群众说：“谁敢向共产党报告就杀谁的头。”因而使群众不敢接近我军，对我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倒向敌人，暗中窝匪。
因敌长期盘踞，对该地区情况熟悉，加之当地刚刚解放不久，致使我军很难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同时地形复杂，高山嶙峋，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往往造成敌闻风而逃，致使多次剿匪扑空。
在大清剿中，部队时而进山，时而进行长途奔袭，体力消耗很大，特别是几次剿匪扑空后，从干部到战士许多人产生了厌倦情绪。针对这一情况，65军党委研究，决定发动广大干部战士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形势，研究匪特活动特点，鼓舞斗志，以利再战。
这时，侦察分队捕获了一名散匪，从口供中得知：在我军大规模清剿下，郭栓子股匪如同拉网里的鱼，东碰西撞，完全陷入混乱，现在不得不分散活动，妄图躲过被剿灭的下场。
这一消息，对干部战士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使大家看到了这段清剿的成绩，情绪大振。土匪分散了，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65军党委对此认真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构成天罗地网，对匪特亲属开展攻心战，进行瓦解；在战术上仍采取集中兵力，保持对匪围剿的优势，不能被动地去应付匪情的变化。
因为土匪分散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主动行动，妄图以化整为零的手段躲过我军的剿匪，如果解放军也盲目分散对付，会正中匪计，给匪造成可乘之机，反过来袭击我分散部队。
组织动员准备工作就绪，于9月中旬，65军共出动8个步兵营、2个骑兵连、3个侦察分队，以绝对优势兵力，向匪徒进行全面围剿。
时值深秋，山区气候渐寒，匪徒们饥寒交迫，纷纷动摇，偷跑回家或向我投诚，但匪特中的一些骨干分子逃窜到贺兰山深山老林子去了。
部队进驻山区，无房居住，无村庄宿营，又无帐篷，长期露宿山崖或树枝下，经常遇到冰雹袭击，有时又是风雪交加，无处藏身，只好架起篝火取暖。由于长途奔袭，供应困难，部队一天只能吃两顿稀粥，曾有两个连队一天没吃上饭，更谈不上油盐菜蔬，加之连续行军作战，部队极度疲劳。
广大指战员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人不歇脚，马不停蹄地沿着群众提供的线索，跟踪追击。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在大喜峰山皇城(一所庙宇)附近的山沟里，一个被俘获的名叫李六麻子的土匪告诉史团长：“听说最近各股土匪都要到那里聚集开会，郭栓子也一定会来的!”
史团长心想，土匪聚集在一起，是个难得的机会。他当机立断，带部队向皇城开进，并让这个土匪引路。李六麻子听说让他带路去捉郭栓子，吓得脑门上直出汗。
史团长看着他那种恐惧的表情，反复交待政策说：“现在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就要看你是否真心向人民低头认罪，帮助我们剿清土匪，为民除害!”李六麻子虽连连点头，但嘴里却支支吾吾，哭丧着脸说：“我是怕郭栓子报复，杀我们全家呀!”这是他不敢给我们带路的最大顾虑。
史团长向他保证：“部队和人民政府一定能保证你们全家绝对安全。”并进一步解释道：“消灭郭栓子，除了祸根，就不用担心报复了。”
这样一来，李的顾虑解除了，同意为史团长带路。一切布置就绪，在暮色降临的时候，部队雄赳赳地向大西峰沟汇集。
史团长率领部队，经过一夜50多华里的急行军，在6日拂晓前赶至大喜峰口，将李栓子这个恶贯满盈的“贺兰王”生擒。
贺兰山剿匪斗争取得彻底胜利。
陕西匪患，不同于宁夏，特点是杂、乱、多，而其中力量最强、危害最大的一股当属“豫陕边区挺进军”总指挥王凌云一部。
“豫陕边区挺进军”系由国民党军队溃退到陕、鄂、豫、甘、川五省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地区的残余部队、散兵游勇，以及地方土顽和政治土匪拼凑而成的，号称“十万地下军”，妄图建立所谓“敌后根据地”。
第19军兼陕南军区的部队从1949年12月23日起，向王凌云部盘踞的通江地区开进。28日，第55师两个团实施长途奔袭、大胆迂回包围的战术，每天疾进50多公里，兵临万源、通江城下，守城之敌不战而降。
乘胜再战。在1950年开年的头十天内，第55师多路出击，全面搜剿，先后于平溪坝、长坪、苦草坝、鸡背梁等地全歼该匪，俘敌中将总指挥王凌云以下官兵6485人，毙敌60多人，投降的有新编第5军军长徐经济等以下官兵1800多人。
这时，第55师获悉国民党第127军310师正由巴中沿南江北逃，胜利之师的指挥员们果断决定，放弃休整，分兵两路，昼夜兼程急进120公里，到达南江以东，与敌激战1个小时，创造了我军无一伤亡、全歼敌1700余人的光辉战例，受到西北军区的通报表彰。
与此同时，第57师和汉中军分区也在孙家坪、黄官岭等地俘获西安绥靖公署第3纵队司令姬守礼、“川陕救国军”副司令罗友三等以下3400余人，迫使敌保安第4旅旅长谭华初率领1000多人投降。
1950年1月17日，安康军分区独立第7团在镇坪元木沟歼灭“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790多人，俘匪首柯玉珊。经4天激战，陕南部队共歼匪50余股、1.7万多人，缴获各种炮167门、各种枪约1.8万多支、电台47部。
随后我军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清剿小股土匪，又争取21股6000多名匪特投降。
入夏以后，第19军57师(兼汉中军分区)再次抽调12个连的兵力，在陇南第7军一部的支援下，连续进剿40天，彻底消灭了“忠义救国军”、“反共救国军”等反动武装。与此同时，安康军分区集中了2个团10个营的兵力，在陕南地区开展了彻底的清匪肃特活动。
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一直持续到8月初，陕南山区匪患基本肃清。
甘肃匪患，则以凶、残、诈而著称。张达志指挥第4军及其甘肃军区的地方部队，出师果断，捷报频传。
平凉，曾是一野发起陇东追击战解放的重镇，1950年5月8日，这里发生了规模很大的武装暴乱。
1949年9月，国民党特务分子马云山由四川窜回平凉地区，操纵惯匪、地主、恶霸，组织所谓的“忠义救国军”，拼凑2个旅、19个团，共8000余人，裹胁群众5000多人，于1950年5月8日在平凉举行武装暴乱，攻打平凉县城。西吉、海原的千余匪徒也举行暴动，策应平凉匪乱。
为平息匪乱，甘肃省火速成立了平凉剿匪指挥部和工作委员会，派出骑兵旅两个团、步兵一个营向土匪活跃地区进剿。在我军的强大打击下，匪特由公开转为隐蔽活动。我军骑兵旅、骑兵团及当地武工队则不失时机地展开政治攻势。至7月底，击毙匪首马云山、俘匪首李福林等以下12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32支(挺)，彻底平息了叛乱。
而溃散河西走廊武威、张掖等地的原国民党军第90军残部约千人分散隐蔽活动。我第4军派10师、11师两个团前去征剿，彻底消灭了这股敌人。
1950年初，河西地区尚有土匪30余股3700余人，主要活动在酒泉、玉门、张掖、敦煌等地。第3军的三个师各抽调一个团的兵力及军骑兵大队，先后围剿9次，歼匪近2100人。
第3军剿匪部队还抽调200多名干部组成5个武工队，深入山区、牧场，组建民兵，成立“招降站”，继续剿匪肃特。在我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至1951年11月，河西走廊匪情基本肃清。
青海发生的匪特叛乱是西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残酷壮烈的剿匪斗争中，贺炳炎、廖汉生指挥1军，从省会西宁到湟源县城，同土匪叛乱展开了一次又一次激战。
兰州战役后，青海境内的马步芳残部尚有5万人，校以上军官约达千人，大都携枪骑马分散隐蔽，秘密纠集成股，有计划有目的地发动反革命暴乱。
1949年11月至12月上旬，仅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及西宁附近的叛匪即达9股8390人。一时间，青海境内乌云密布，匪乱四起，各地暴徒裹胁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伏击我驻军部队，袭扰、捣毁我县、区政府。他们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特别是对我军指战员和我政府工作人员残酷杀戮，砍头剁脚，剖腹挖心，割舌剜眼，陈尸于野，手段残忍，气焰嚣张，充分暴露了这伙穷凶极恶的反动派誓与人民为敌、极端仇视人民政权的疯狂用心。
从1军侦察了解的情况和对叛匪行动部署的分析判断，这次暴乱是马步芳、马继援在出逃青海前，有预谋、有计划安排的，是以马步芳残部反动军官为骨干具体组织发动的。他们企图赶走解放军，推翻人民政权，恢复其反动统治。然而，他们打错了算盘，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为了迅速平息暴乱，扑灭匪患，中共青海省委和人民解放军第1军，在西北局及西北军区的统一指挥下，命令所属部队，坚决地实施军事打击。同时，迅速动员全省党、政、军、民进行剿匪斗争，并及时发出剿匪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关规定和指示。
一场声势浩大、异常激烈的剿匪斗争席卷青海高原。
西宁城外，桥头镇。
西宁解放不久，1军各师都分别组建了骑兵营，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3师骑兵营营长由9团副团长周泽湘兼任，全营驻防大通桥头镇。在桥头镇刚刚比较安静地住了一个时期，便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形势。马步芳的军官马忠义和骑8旅旅长马英正在纠集残兵败将，煽动、胁迫群众准备掀起反革命武斗暴乱，要像当年对待冯玉祥的部队一样，把人民解放军赶出青海。
1928年，冯玉祥曾派孙连仲率部进驻青海，鸠占雀巢，想一口吃掉马家军，结果由于阎(锡山)冯(玉祥)倒蒋(介石)的中原混战失败，反而被马步芳的父亲马麒赶出了青海。但是，解放军不是冯玉祥，解放军是解救各族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不但赶不走，而且要永远驻在这里，永远保卫各族人民的胜利果实!原来，自从兰州战役马家军全军溃散后，其残余武装还藏匿在各地，他们当时纠集不起很多人，便采取“战马当耕马，武器埋地下”的反革命策略待机而动。
一两个月的秘密组织、串连，他们开始四出伏击我基层政权干部，伏击我外出执勤的零星人员。当时，连解放军派往门源的一个连，在行军途中也受到了土匪的阻击。
1949年12月5日拂晓，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武装暴乱终于在桥头镇掀起了。
匪首是青马骑8旅旅长马英和骑14旅副旅长马福旺以及马步芳的妹夫、恶霸地主冶成华等，他们纠集数千人首先攻打桥头镇。
那天拂晓曾有一位群众报告：“山那边有2000多土匪，正在准备向你们进攻。”
骑兵营闻报后，立即上到南山头上瞭望，发现匪众甚多，远远不止2000人。骑兵营马上派人出去收拢在外执勤人员，但是连一人都没有收回来，他们都在匪乱中牺牲了。
这天上午，河东被匪徒攻占了，只有河西高地及几处大院为我军固守着。土匪胁迫着大批群众蜂拥而来，他们则跟在其后。骑兵营浴血奋战坚守阵地。
第三天，3师7团参谋长王福林带一个营赶到增援，1军侦察连也在这一天由军侦察科科长孙巩率领驰援，解放军和敌人又血战了一天，伤亡甚重。潮水一般的匪众，步步进逼，口中大喊什么“天门开啦”，气焰十分嚣张。
第四天，2师6团参谋长张祖台率领一个营增援，双方又血战了一天。
第五天，2师政委颜金生率领一个团和一个骑兵营前来增援。至此，我军不仅解了桥头镇之围，而且开始了反攻。特别是2师骑兵营向进攻桥头南面的敌人一个猛打猛冲，正好砸烂了土匪的指挥部。这下，匪徒失去指挥就乱了套。我军则越战越强，越打越猛，对溃乱的敌人展开了全面的追歼和包剿。土匪总指挥马英也在仓皇逃跑中被2师骑兵营击毙。
平息桥头镇匪乱后，我2师、3师部队又会合北进，解了在大通县城的9团之围。接着1军又以3师为主，组建了一支进剿门源土匪的部队。
年底，为了彻底、快速地剿灭流窜在青海各地的股匪，1军首长又决定抽调精干力量组建骑兵团。全团2127人，军马3200多匹，团属3个营，每营14个连(3个骑兵连，1个机枪连)。骑兵团的突出特点是团大、人多、资格老，是一支对敌人有很大威胁的战斗队伍。团的领导干部多是老红军或抗日初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三九式”，个别连干部还是经过长征的。由于这支队伍素质好，战斗力强，在以后的平叛中成为全军的侦察骨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50年8月，在五台对马德山股匪毁灭性打击中，共击毙匪徒114人，俘匪首“反共救国军”总部直属保安骑兵总队长马文英、马祯和匪徒700余人，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62支，骡马136匹。骑兵团回到上五庄开祝捷大会，受到军通令嘉奖。
1951年元月28日，军政委廖汉生来上五庄兴致勃勃地检阅了这支英勇的剿匪部队，同时，命令这支部队进军柴达木配合兄弟部队，剿灭从新疆窜入祁连山等地区的胡赛因、乌斯满等股匪。
新疆和平解放后，惯匪乌斯满和一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及英国领事的支持下，1949年秋纠集匪徒6000多人，裹胁哈萨克族群众4.5万人，从绥来至镇西600公里的地域内，掀起自新疆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暴乱。
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的指示，新疆军区成立剿匪指挥部，总指挥王震，副总指挥赛福鼎，参谋长张希钦，同时成立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总指挥罗元发。指挥部抽调第2、5、6、9军各一部及鄯善游击队、迪化市公安营共1.5万余名指战员和装甲车41台、汽车240余辆、飞机1架，从4月1日至7月底，连续进剿乌斯满等武装土匪。
这股土匪素有“马上如狼，马下如羊”之说，善骑射，能奔袭，有一定的战斗力。
在第一次清剿战斗中，解放军以7个营的兵力，由镇西、奇台分路向匪穴大小红柳峡进击，沿途战斗34次，4月14日占领该地，毙伤俘匪630多人。此后，土匪内部分裂，乌斯满、贾尼木汗率残部北窜纸房、黑山头地区；尧乐博斯逃窜至小红柳峡、前山子。
5月14日，剿匪部队以2个团又1个营的兵力，分兵三路发起清剿乌斯满股匪的第二次战斗。参战的步、骑、炮、装甲部队密切配合，指战员们英勇奋战。
5月23日占领匪穴黑山头，毙伤匪150人，俘800余人，解救被裹胁的9个哈萨克族部落群众1.4万余人。乌斯满率残部窜向北塔山地区。
6月2日，剿匪部队占领北塔山最高峰沙哈特，乌斯满西折南逃，后又东窜镇西以东地区。众匪不停地逃命，我军不停地追歼。
7月18日，乌斯满经星星峡逃到甘肃安西、敦煌一带。在柴达木与甘肃交界处，我军向乌斯满残部展开了猛烈攻击，生俘匪首乌斯满，彻底消灭了乌斯满股匪主力，毙伤俘匪2700余人，解放哈民8.6万余人。
五战五捷，王震的剿匪大军让新疆股匪闻风丧胆!
剿匪斗争是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斗的继续，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幕，一野官兵为此做出了重大牺牲。敌人企图复辟的阴谋没有得逞，其残余势力反而被我彻底肃清。从1949年9月至1953年10月，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先后投入兵力10万余人，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这场艰巨的剿匪斗争中，第一野战军连同地方部队一道，共歼匪特12.9万余人，其中毙伤1.1万余人，俘虏3.9万余人，投降7.9万余人，缴获各种枪3.6万支，子弹18.1万多发，各种炮370多门，炮弹3900多枚，电台72部，牛、马、羊、骆驼等牲畜19.2万头(匹)。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参战部队阵亡、负伤的指战员有4360多人。这些英雄们和参加剿匪的广大指战员，为人民共和国的巩固与安宁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在各族人民心中树起一座丰碑!
随着匪患的平息，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西北地区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
弯弓贺兰：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纪实/章涌编著.—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