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藏废寺的古老戏剧残卷

　　有部戏剧残卷是德国探险家勒柯克在胜金口幽深的峡谷废寺里发现的。它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发现后的它却非同小可。因为它把中国戏剧时期大大提前，成为中国戏剧史修订、改写的实证材料。
　　不过，勒柯克在吐鲁番胜金口发现的这部戏剧残卷只是一些残页，很难看出这部戏剧的全貌。无独有偶，1959年在哈密天山公社的板房沟，有个叫牙黑牙热衣木的牧民偶然在一棵古老的大松树的空心洞里，发现了一包用毛毡包裹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包残破的书页，这包破书很幸运地转到文物部门。经专业人员与勒柯克发现的残页对比研究，证实这两包残页是同一部戏剧稿本。它是高昌佛教后期抄写的印度古老戏剧剧本《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抄本。哈密当时是吐鲁番王国属地，两地同时发现同一种戏剧剧本残卷，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高昌是佛教传入最早的地方之一，高昌与于阗、龟兹并称为西域佛教的三大中心。但是于阗早在公元十世纪就被喀拉汗王朝所征服，至宋代以后佛教衰亡。而高昌则顽强地延续着，使佛教以势不可挡的锐气向前推进。至十一世纪以后龟兹佛教中心也被伊斯兰教摧毁，高昌回鹘王国的佛教便处在消亡的前夕了。
　　但佛教在高昌毕竟根深蒂固，人们的信仰坚如盘石，不仅礼佛诵经一如往常，而且译经弘法也空前活跃。回鹘翻译家胜光法师不仅用回鹘文翻译了佛教经典《金光明最胜王经》，而且还用回鹘文翻译了玄奘弟子的著作《玄奘传》。玄奘西天取经历时十七年，回京后由辩机整理了他的西游回忆录《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玄奘圆寂之后，他的弟子慧立根据西行壮举，著成传记五卷，玄奘大师的另一弟子彦悰又续著五卷，记述了玄奘在印度和西域的传奇式经历，许多内容在《大唐西域记》中不曾录入。此书名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胜光法师将《玄奘传》译成回鹘文后，在玄奘留下足迹的吐鲁番盆地乃至整个西域，产生重大影响。此书翻译时间与《金光明最胜王经》译成时间接近，应为十世纪以后。
　　大约在同一时期，回鹘翻译家又将印度佛教经典、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译成回鹘文，这在西域宗教文化和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此剧本先由圣月大师据印度梵文转译为吐火罗语(古代焉耆语)，又由高昌人智护法师转译成突厥语。剧本是以介绍弥勒佛生平事迹为主线，以“出生”、“出家”、“成佛”、“会见”、“转法轮”、“拯救生灵”等情节为构架的宗教说理戏剧。
　　二十世纪初，勒柯克在吐鲁番胜金口废寺发现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残页。1959年，在哈密发现《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抄本则有586页。哈密本比之吐鲁番本数量更多，但仍不完整。从这些残页可以看出，此剧由一幕序文和二十五幕正文构成。剧本中有人物、有对话、有唱词、有故事情节，而且剧本每幕前都标出演出场地，可以说基本具备了戏剧演出的诸要素。新疆古代以歌舞著称，而且很早产生了歌舞戏的表演形式，但仍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戏剧。《弥勒会见记》的发现，给西域戏剧提供了新材料，对西域戏剧的形式和产生时代的原有判断给予了冲击，也为我国戏剧史的编写提出了修正的素材和依据。
　　当年勒柯克首先发现《弥勒会见记》，是与他的助手攀着崎岖的山路，在山腰上的十二个佛寺院落建筑物废墟之中的一个僧房里找到的。他一下看出这是用回鹘文抄写的，“在末尾处注明是从吐火罗文翻译的，似乎还署有作者的名字”。经勒柯克在这之后公布的材料说，这是一部有关宣扬佛教的“剧本残片”，是“用戏剧形式记述一次佛教盛会，扮演佛教救世主弥勒佛涅槃的故事”。
　　这是勒柯克在近百年前最初的研究报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化界和戏剧界对《弥勒会见记》进行了集中研究，甚至形成了西域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
　　在吐鲁番、哈密盛行佛剧《弥勒会见记》的时候，塔里木盆地已基本上成为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佛教文化已接近尾声。而这一时期的吐鲁番一带，佛教仍盛行不衰。佛教戏剧《弥勒会见记》的翻译、传抄和演出，不仅显示了佛教在高昌的顽强生命力；而且在艺术形式上，发达的印度古典戏剧将新疆本土歌舞戏大大提高了一步，这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