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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在T.XXVII发现汉代文书

作者:奥雷尔·斯坦因(英)








  T.XXVI处发现的长城
  3月27日早晨,我带着印度助手和六七个中国民工向东南方向出发。我希望在那里到达我已经看到的烽燧线的中部。从我们必须穿越的地势低洼、长满芦苇的平地上,我们看不到那些烽燧。不过另一个隆起的黏土台地帮助指引了方向。走了约2.5英里,我们登上了台地,在上面发现了一个中国伐木老人居住的地穴式小屋。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他表示对古代烽燧和其他任何事都一无所知。台地前面的地上长满异常茂密的芦苇和矮红柳,而且一条来自疏勒河的水渠里的水向四周泛滥,这一切既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又阻碍了我们向前行进。最后,我们来到一处坡度较缓、覆盖着砾石的“塞”的脚下,塞里的地上有大量枯树,少量胡杨树还活着。随后,我发现前面矗立一座削去尖顶的古代烽燧,它的外形和结构与以前在西边沙漠中调查过的非常相似。在我冲它奔过去时,我立即看到一线低矮的山丘(上面一些熟悉的围栏暴露在已经风化的地表上)沿着光秃秃的砾石直抵烽燧的东边,然后直接拐向西南。此时我已经十分肯定我又回到了我的“旧墙”(Chiu Ch‘iang)。
  烽燧T.XXVI
  T.XXVI非常坚固,用坚硬的黏土规则地一层层往上夯筑,每层厚约3.5~4英寸,夯土层之间夹入一薄层典型的红柳枝。这座坚固的四方形建筑的四面墙缓慢地向内收缩。为了加强凝聚力,夯土里夹入了直立的小棍,这有可能为了在土墙内与其他木柱相连,其中一根明显地在顶部暴露在外面(图19)。基部可以大到20英尺见方,尽管顶部已被破坏,现存高度仍可达25英尺左右。
  夹入红柳枝的长城墙
  烽燧护卫的墙经过它的北部,墙外边有一处凸出来的像堡垒的防御设施,北距烽燧底部约19英尺。风沙长年侵蚀着底部夹着红柳枝的几层以上的墙身(图20),而这几天我们可是真正领略了主要从东边和东北方向吹来的凛冽的强风沙的威力。墙的底部完全用红柳枝作保护层,说明自墙建起之后,附近一直延至疏勒河的土地上的植被并无大的变化。但从远处用肉眼就很容易看到底层枝条的末梢,明显从压在它们上面的含细沙的黏土和砾石层中伸出来,表明水位曾有过不高但仍明显的上涨。东面的下一座烽燧T.XXXI,位于直接沿此线向东仅1.25英里远的地方。这座烽燧以远还有三座烽燧在视线以内,但我只能留待以后再去调查它们。
  烽燧T.XXVI发现的汉文文书
  回到T.xxvI后,我在紧挨它的地上进行仔细的搜寻。看来不会有任何收获,因为沙砾表面非常平坦,除烽燧东边偶尔能见到从上面掉下来的黏土片之外,地面非常干净。但是,一个机会使我一开始就很有信心。在烽燧东南角外约12英尺处,在地表经过仔细搜寻,发现细沙砾中有一些细碎的废料。用铲子在地面刮了刮之后(图19),证明这里是曾堆满各种垃圾的一间8英尺见方的小屋废墟。它的墙是用黏土筑成的,外层涂上夹芦苇的黏土,只是目前仅剩一点痕迹。尽管这么小,但这个住房的存在足以保存一些文物。最先翻出来的,而且几乎是从地面上找到的是一块木牌子。术牌长10英寸多,宽实际上接近1英寸,上面整齐地刻着5小栏汉字,它们的下面有一条较粗的线,蒋师爷很快认出这是算术表的一部分。这份文书在沙畹《文书》中被引用而且解释清楚了,它包含了九九数表的一部分。这个木牌和其他两件写有汉字的木片上都没有我急于见到的纪年证据。一件是一个标签的一部分,上留有非常清晰的汉字。根据沙畹的解释,它用来记录小股部队的一个石弩和一些箭,另一件是一个“简”上的一块(我在尼雅和楼兰经常见到这种汉文文书),上面只有两个汉字。第四件也是“简”,保存得要好一些,但是由于盐已浸透了木片,上面的许多文字都已无法辨认了。
  汉代钱币的发现
  蒋师爷说,这些字看上去很奇怪很古老,而且这些文书虽然很少,但仅凭它们都是木制的,而且出土于一个本以为毫无希望的地点,就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更多的发现。烽燧附近的堆积已被民工急切地挖到了生土,由于一有发现立即赏给银子,他们已不再懒散迟钝了。但是,除了大量烧制结实、外表饰有模印窄条平行纹的黑陶片之外,只发现一件涂有黑漆、用途不明的圆状木器,以及一只已被穿破的长纤维丝带鞋。我现在可以很肯定地认定,陶片和鞋是汉代遗物。不过当我在烽燧以西5码处地下1英尺深,发现两枚连在一起且已被腐蚀的五铢钱,我就更高兴地得到了年代学证据。当然,对于一个敦煌绿洲的居民今天仍可光顾的遗址而言,这两枚钱币本身还不足以说明它的年代,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类型的钱币一直沿用到唐代早期。
  烽燧T.XXVII
  接下来朝在西南方向能见到的第一座烽燧前进。在约3/4英里长的路上,一处满是砾石的低矮高地向前延伸,而且在这段路上我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长城的痕迹。由于它的一些部分仍高出地面3英尺多,因此我能确定其建筑方法与在T.III附近第一次见到的完全一致,只不过夯土层之间夹的是红柳枝而不是芦苇而已。往前再行进1.5英里,我们到达了T.XXVII(图21、22)。尽管风蚀得很严重(尤其是它的东面和南面),但仍能很清楚地看出它是一座烽燧。它建在一条狭窄的黏土台地上,并同其他烽燧一样呈东西向,其类型和起源也毫无疑问地与以前描述的一样。烽燧所在的台地顶部,高出南部风化的地面约17英尺,而且可以见到烽燧建起之后连续风化的清晰痕迹。这种情况表明,烽燧底部当初的面积显然不能精确地测量出来。它的北面现存长约22英尺,西面约19英尺,因而还不能肯定它是否与其他烽燧一样是方形的。它用夹着草的并不硬的土坯建成,土坯长、宽约19英寸,厚约7英寸。它的实际高度约17英尺。
  T.XXVII发现的汉字木简
  紧挨烽燧的西边是一大堆相当松软的废物堆积,沿着台地顶部延伸了约15英尺(图23)。随后的清理发现,这是一所小建筑的废墟,它建造粗糙,有一部分还挖入生土,高仅3~4英尺。民工刚一开始清理,就在西南部离地面很浅的地方发现3枚字迹清晰的汉文木简。它们保存得非常完整,大小也和常见的一样,长约9.5英寸、宽0.25~0.5英寸。蒋师爷一眼就看出其中两枚有完整的纪年,这可真是最令人欣喜的发现。不久,又在垃圾堆中部6英寸以下发现3枚带字木简。其中的T.XXVII.5虽然一端被烧坏,但仍有纪年。显然,我找到了一处宝藏。但是天黑之前我们已没有时间再作仔细的清理,而且不参考历史年表我也不能确定上面的年号,我只好赶紧回营地。蒋和我本人花了很多精力,讨论纪年材料所反映的烽燧的年代,以及与它所护卫的长城的年代之间的关系。
  年号的确定
  回到营地,我和蒋坐下来在梅耶斯(Mayers)的《中国读者便览》(Chinese Reader’s ManuaL)一书所附的年代表中,查找这些“年号”。由于没有确定的线索,从汉到宋期间数百个皇帝都得查一遍。当看到T.XXVII.5上的一个年号永平,蒋觉得可以确定下来。不幸,这个年号在3世纪到6世纪期间重复出现,我几乎没有勇气再往回查了。在T.XXVII.2、3上出现的另一个年号建□,尽管两枚简上写得都很清楚,我那很有学问的秘书也无法确定第二个字。对中国古文字的复杂性有所了解的汉学家,是不会对他的疑虑感到奇怪的。而我对这位学问极佳而又虚怀若谷的朋友,除了称赞之外,也没什么可说的。
  公元50年的纪年汉文文书
  我在永平前后不远的年号中查找,以给蒋师爷提供找出建□的线索,但是我一无所获。最后我鼓足勇气往前再查几个世纪:有一个始于公元58年的年号永平,而从永平元年往前两年有一个年号建武。当我拿给蒋看时,他立即认出这困扰他多时的第二个字。建武是光武帝的年号,他在公元25年建立东汉,而建武二十六年就是T.XXVII.2、3文书上记录的年代,因此相应地证明它的年代是公元50年。毫无疑问,这是我调查过的遗址中最早的一处古边墙,它至少可以早到公元1世纪。因此,我手上的木简文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汉文文书。这是一个令人高兴、使人激动的发现。这个考古发现让我信心百倍地调查长城古迹,而且现在对考察的成功又增添了新的信心。
  开始T.XXVIII的发掘
  3月28日早晨,一阵凛冽的北风吹来,我决定把营地转移到烽燧T.XXVIII处。我在前一天晚上已经见到了它紧挨着已成功试掘的T.XXVII的西南。这个位置有利于日后考察西边那些视线以内的烽燧。所有可用的人都转移过去之后即开始清理,很快就在T.XXVIII所在台地的南坡发现了厚厚的垃圾堆。然后,我让助手们继续工作,我自己前往勘察刚提到的几座烽燧。但是,在描述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之前,如果我先记录这些遗迹的地形顺序,那么不仅对读者而且对我自己也更方便。我打算在以后深入细致地考察长城的其他部分时,也遵循同样的计划。这种安排将更便于考察长城的地形特征及其与所发现的考古学事实之间的关系。
  烽燧T.XXVII的营地遗址
  对T.XXVII的彻底发掘,没有使第一次考察所产生的期望落空。烽燧西边的堆积(图22、23)被证明是一所东西14英尺、南北相当或更长的房屋。由于受侵蚀,北墙已完全消失。西边和东边至少有一部分直接从烽燧下的狭长台地的生土挖成墙,在东边还有10英寸厚的土坯墙面。南墙厚3英尺10英寸,全部用长13英寸、宽7英寸、厚5英寸的土坯砌成。这里的入口墙内侧宽3英尺,墙外侧宽2英尺3英寸,这显然是为了便于防御。待室内超过3英尺厚的堆积清理干净后,发现地面与烽燧的第一层土坯处于同一水平面上。显然,建烽燧时曾在台地顶部整理出一个一定范围的平面,为建烽燧准备一个足够宽敞而又安全的地基。由此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定,汉代时台地的基本形状与现在见到的很可能相同。但是,在烽燧的北面和东面,土坯连同地基均已消失殆尽,这清楚地反映了侵蚀的过程。
  建在黏土带上的烽燧
  侵蚀的深度
  从平、剖面图来看,烽燧和房屋之间的原生黏土坡约有3英尺厚,而且现在仍保持着同样的高度。房屋的东南角有一个涂着灰泥,长6英尺、宽2英尺的矮台子。它的对面即房子的西南角有一个突起的柱状物,从紧挨着的墙上一些熏黑的残余来判断,它可能是用来点火的。与现在中国常见的情况一致,烟可能是通过房顶的一个孔通往室外的。有趣的是,入口由一个斜坡通往南边,而且在生土里挖出一个宽约3英尺的口,直通前面的台地。斜坡的底部低于室内地面约10英尺,这说明紧挨地面的黏土带的侵蚀过程,至少早在汉代之前就已开始。南边地面下陷的最低处,现在低于房屋地面和烽燧底部约17英尺。但是,我们当然不能肯定这17英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烽燧建成以后风蚀所造成的。烽燧底部西面约20码外,有一处含有一块芦苇席的粟秆堆积。由于很可能与点火柱状物的年代基本相同,因此几乎从那时起,台地的形状并不规则,而与图21所示并非完全不同。
  公元35—61年间汉文文书的发现
  T.XXVII的第一批文书,发现于前面提到的入口处外面高约一二英尺的堆积中。彻底清理过程中,又发现10多枚带字木简,一些保存完整,其他的要么折断了,要么磨破了。此外,室内又发现了7枚木简。这新发现的7枚中的一枚,在现场就清楚地看到上面写着建武十一年,即公元35年,表明这些文物的年代又有提前。另一枚文书保存得非常好,年代为公元53年。因此,这个遗址中发现的17枚文书的年代现已证明为公元35—61年,它们已被沙畹收入他的《文书》一书并予释读(Nos.562~578)。蒋师爷虽然不想说明细节,但他很肯定地说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与兵站或某位军官有关。因此我可以得出结论,而且每个考古发现也可以说明,烽燧旁边的这所房屋曾是保护这段长城的部队中的某位军官或职员的住所。
  沙畹讨论过的汉文文书
  经过沙畹对这些文书的辨认和确切的解释,这个结论完全得到了确认。我应该在他辛勤工作的基础上,试图逐个对沿着长长的长城边的各遗址所发现的文书重新审查一遍。我将在这里及其他地方对这些有直接的年代、地点、目的以及类似特征的文书作一严格的简单评述。关于那些超出沙畹学识的材料,以及那些大量有趣但又经常例外的不明确的考古材料,我必须加以说明。甚至这个说明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当人们试图解释长城的历史,以及长城脚下的日常生活时,才可能有些用处。
  万岁侯的显威燧和扬威燧
  在T.XXVII发现的文书中,文书No.569特别有意思。这是一枚字迹清晰的木简,上面还有一条丝带,显然是从一位士兵的一捆衣物中掉出来的。根据沙畹的释读,我们现在知道其内容为“万岁显威(也有人释为显武——译者)革甲鞮瞀各一完”。万岁是一个地名,而且极有可能像其他地名一样,是长城的一部分。木简No.569就是在这里发现的,这可以由同样在这里发现的另外两枚木简来证明。这两枚木简提到了万岁属下的扬威燧,以及一位任万岁候造史的军官。在木简No.614中,还可以见到公元75年扬威燧护卫相邻的T.XXVIII的记录。T.XXVII出土的三枚木简,为我们提供了守卫这段长城的三个要塞的名字。在公元35年时是安田燧,公元50年是安汉燧,公元53年是高望燧。万岁似乎与宜禾关有某种关系,不过三枚木简并未直接提到宜禾的确切位置。No.570提到一位燧的长官(孙忠),但在长城“东段”目前也还不能确定其位置。
  T.XXVII的无字木简和陶器
  T.XXVII旁边的房屋里曾经公务频繁,这可由北屋发现的十多捆无字木简来证明。它们的大小完全一致,其中许多已变得很薄,显然是多次使用、多次修整造成的。毫无疑问,它们是这间小小办公室里的空白木简存货。房屋内及门口的斜坡上的堆积里,发现了许多各种物品的残片。这里我想提及一些陶碗的残片,它们上面的棕釉和灰釉,在长城线上的其他遗址也发现过,表明它们的年代很可能是东汉。不过,尽管由于这些标本太雷同,我带回来的很少,但是同这里所有遗址一样,这个遗址中发现了更多饰有席纹的深灰色陶片。陶片的口部常钻有孔,以便用绳把破陶缸等器物串起来,虽然它们不能用来盛液体,但可以用来盛放粮食等物品。这些粗纤维绳在这里使用就显得特别重要。以此连同其他现象,我们可以想像,如果下级军官不同的话,那至少士兵和低级军官必须要在这最偏僻的沙漠边关里度过艰难的日子。
  玺印和各种发现
  在这里发现了几枚木刻玺印(图24),其中一枚上面仍有一个古汉字,尚未能释读出来。除了两枚与其他地方发现的属同一类型的木制骰子或筹码之外,还有制作粗糙的木笔,它们对了解曾驻守在这里的人的职业有所帮助。此外,还有两把木勺、一把扫帚、两块编织精细的坐垫。有一件画有线条粗糙的奇怪脸形的木桩,而且在其他烽燧也发现过,但是它的用途目前还不能确定。拨火棍非常有趣,上面有些小洞,它们的形状和排列与尼雅、安迪尔和楼兰发现的很相像。

从罗布沙漠到敦煌/(英)奥雷尔·斯坦因著,赵燕等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