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生活的真实写照——敦煌“唱衣”研究史叙说

　　敦煌石窟是佛教石窟，敦煌艺术是佛教艺术，敦煌文书也是以有关佛教的内容为主。因此，佛教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可以在敦煌找到材料，或弥补不足或填补空白。如佛教寺院的僧尼生活、寺院经济等，在《大藏经》、敦煌文书、房山云居寺石经及各地所藏碑石文献中均有详细记载，学术界也作出了不少成绩，如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①、法国学者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②、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③、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④、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⑤、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⑥等，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突出成绩。下面，我们仅仅以学术界研究较为薄弱的一个侧面，即佛教寺院的“唱衣”为例，来探讨佛教寺院的僧人生活，进而使我们对敦煌的寺院生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第一节 敦煌“唱衣”研究史叙说
　　P.2638号《后唐清泰三年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是有关沙州寺院生活的一件重要文书，全文共88行，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方便，现将前25行移录如下：⑦
　　1.儭司教授福集、法律金光定、法律愿清等状
　　2.右奉处分，令执掌大众儭利，从癸巳年六
　　3.月一日已后，至丙申年六月一日已前，中间三年，应
　　4.所有官施、私施、疾病死亡僧尼散施及车
　　5.头、斋儭、兼前儭回残，所得绫锦绵绫绢緤褐布
　　6.衣物盘椀卧具什物等，请诸寺僧首、禅律、老宿
　　7.等，就净土寺算会，逐年破除兼支给以应管僧尼
　　8.一一出唱，具名如左：
　　9.巳年：官施衣物唱得布贰阡叁佰贰拾尺，阴僧
　　10.统和尚衣物唱得布玖阡叁拾贰尺，贾法律衣物唱
　　11.得布叁佰陆拾叁尺，阴家夫人临旷衣物唱得
　　12.布捌佰叁拾尺。甲午年：官施衣物唱得布贰阡叁
　　13.佰贰拾尺，又壹件衣物唱得布肆阡捌佰壹拾尺，又
　　14.壹件衣物唱得布伍阡伍佰捌拾尺，龙张僧正衣
　　15.物唱得布肆阡柒佰柒拾陆尺，普精进衣物唱
　　16.得布贰阡玖佰壹拾捌尺。乙未年：曹仆射临旷衣物
　　17.唱得布叁阡伍佰肆拾尺，大王临旷衣物唱
　　18.得布捌阡叁佰贰拾尺，梁马步临旷衣物唱得
　　19.布伍佰壹拾尺，国无染衣物唱得布叁阡肆佰
　　20.柒拾伍尺，普祥能衣物唱(得)布贰阡伍佰捌拾
　　21.尺，天公主花罗裙唱得布捌佰尺，王僧统
　　22.和尚衣物唱得布陆阡叁佰捌拾贰尺，孙法律衣
　　23.物唱得布贰阡贰佰陆拾陆尺。
　　24.上件应出唱衣物，计得布伍
　　25.万捌阡伍佰贰尺。
　　这件文书多次出现了有关“唱”的词，如“出唱”、“唱得布”，其中“唱得布”出现17次。这里的“唱”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唱”与“布”紧密相连?
　　对于“唱”的探讨，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认识过程。众所周知，由于敦煌文献的大部分被劫到国外，早期的敦煌学者，除极个别学者有条件亲赴伦敦、巴黎阅读有关敦煌文献外，绝大部分学者仅能利用北京图书馆所藏“劫余”敦煌遗书。因此，最早对“唱”的探讨，也是从北图成字96号《目连救母变文》背面的一段文字开始的。本件文书共20行，现移录如下：⑧
　　1.法律德荣唱紫罗鞋两，得布伍佰捌拾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
　　2.乘延定真一百五十尺，支乘政会一百五十尺，支图福
　　3.盈一百五十尺，余二十尺。
　　(中空约6行)
　　4.法律保宣旧肆阡捌佰玖拾尺。
　　(中空2行)
　　5.僧正愿清唱绯绵绫被得布壹阡伍佰贰拾尺，旧儭壹阡尺。
　　6.支图海朗一百五十尺，支图愿护一百五十尺，支智全一百
　　7.五十尺，支智荣一百五十尺，支图福盈一百五十尺，
　　8.支图应求一百五十尺，支图愿德一百五十尺，支图法兴
　　9.一百五十尺，支图大应一百五十尺，支图应祥一百五
　　10.十尺，支图应庆一百五十尺，支图大进一百五十尺，
　　11.支图大愿一百五十尺，支图谈济一百五十尺，支图广
　　12.进一百五十尺。
　　13.金刚唱扇得布伍拾伍尺。支本分壹百五十尺，余九十五尺。
　　14.道成唱白绫袜得布壹佰柒拾尺。支本分一百五十尺，支普
　　15.愿法一百五十尺，余壹百叁十尺。
　　16.道明旧儭叁佰玖拾尺。
　　17.法律道英唱白绫袜得布叁伯尺，又唱黄画帔子得布伍佰尺。
　　18.支图道明一百五十尺，文本分一百五十尺，支图样定一百五十
　　19.尺，支图谈宣一百五十尺，支图谈惠一百五个尺，支图戒
　　20.云一百五十尺，支云贤惠一百五十尺，支云祥通一百五十
　　(后缺)
　　1931年，向达先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敦煌丛钞》，其中就披露了以上资料，认为这是“僧人书在外唱小曲所得账目”，“紫罗鞋雨(两)”等是“所唱小曲”的名目。
　　1934年，向达先生发表了《唐代俗讲考》，又过录了此文献，并以此为据立了“僧人之唱小曲”一节，对此作了专门的解说，认为这是“当时僧人书为人唱曲所得布施同分配的账目”，并进而指出：“账内记有所唱各种小曲的名目，如紫罗鞋雨(两)，绯绵绫被，白绫袜，黄画坡(帔)等……至于紫罗鞋雨(两)等内容若何，今无可考。”由此可见，“唐代僧人为人作法事以外，并也歌唱一种小曲，以博布施”⑨。
　　正是“因为向达先生对这则敦煌手抄资料的解说，不少学者后来纷纷采纳借鉴，并反复引用。有的甚至踵其事而增华，将‘僧侣们之唱小曲’的事情说得活灵活现，尤其治唐宋文学的人”⑩。
　　1948年，全汉昇在《中古自然经济》(11)中引用了此资料，认为这是“僧人唱曲账目”，“其中详记寺院僧人因演唱变文小曲而得的布的长短”，“可以见出当日西北人以布帛支付工资的情形”，以此为据，可以“探讨当日西北实物工资盛行的情况”。
　　1954年，任半塘先生在《敦煌曲初探》一书中引用了这个资料，认为它是“唐僧唱曲得酬”，其中的“紫罗鞋雨(两)”等是“咏物曲子”，并由此推断唐代已经有了与讲唱、歌舞、戏曲相对立的“清唱”(12)。
　　1958年，任半塘先生在其大著《唐戏弄》中更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论点，该书第五章《伎艺》共分剧本、音乐、歌唱、舞蹈、说白、表演和化装七节，在“歌唱”一节中专列“从清唱想象演唱”一目，仍然以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所刊发的资料为据，对“唱”字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申论：“敦煌卷子《目连变文》之背面，写法律德荣唱‘紫罗鞋雨(两)’，僧正愿清唱‘绯被绵绫’，又金刚唱扇，又道成及法律道英各唱‘白绫袜’，又唱‘黄画坡(帔)’，均各得布若干尺。……卷中曰‘唱’者五，曰‘清唱’者一(此清唱是指僧正愿清唱绯绵绫被)，绝非他字之讹。‘紫罗鞋雨(两)’等，均不似故事，宜为咏物之曲，曰‘清唱’，可能有三方面意义……隋唐既有女伎‘清歌’，及僧侣‘清唱’之名，已反映同时存在者必尚有‘演唱’。……僧侣于讲唱以外，虽不能有普通歌舞，却可以有俳优……僧侣唱咏物小曲，殆亦因有别于俳优，故谓之‘清唱’欤?”(13)
　　1984年，加拿大籍华人学者叶嘉莹女士发表了《论词之起源》(14)一文，其中第三部分专门用敦煌文献讨论词的起源问题。从“敦煌卷子中的资料来看，足可知当时之俗曲歌舞，确实曾与寺院僧徒结合有密切之关系。此种关系之形成，可以说是既有其历史之渊源，亦有其社会之因素。”从历史渊源而言，“唐代寺院僧徒之往往抄写及创作俗曲”；从社会因素言之，“则唐代之寺院更曾普设戏场……而当时之观戏者，则不仅为市井百姓，亦有王公贵妇”。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则佛教僧徒之唱曲、作曲、甚至扮为俳优之戏，当然便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在敦煌卷子《目莲变文》第三种之背面，即曾写有法律德荣唱‘紫罗鞋雨(两)’，僧正愿清唱‘绯绵绫被’，又金刚唱‘扇’，又道成及法律道英各唱‘白绫袜’，又唱‘黄画坡(帔)’，均各得布若干尺。……寺院僧徒既与乐曲之演唱有如此密切之关系，故俗曲既可由佛寺僧徒借用演唱以流传佛法，而僧徒之佛曲乃亦有演化为俗曲之词调者。”
　　叶嘉莹女士写作和发表此文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发表此资料已50多年，向达先生的《唐代俗讲考》也已发表整整50年了，敦煌学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叶嘉莹女士仍然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所载向达先生撰《敦煌丛钞》为据，沿袭了向达先生1934年《唐代俗讲考》的内容。
　　实际上，早在1940年，向达先生就重新修订了《唐代俗讲考》(15)一文，并删除了“僧人之唱小曲”一节，放弃了以前的论点。该文前有一简短的说明：“本文初稿曾刊《燕京学报》第十六期。其后获见英法所藏若干新材料，用将旧稿整理重写一过。一九四○年五月向达谨记于昆明。”到1956年整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时，所收入的《唐代俗讲考》也是1940年修订、1950年发表的修改稿，并非是1934年的原稿，可见向达先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学者。
　　由于国外所藏敦煌文献逐渐被有的学者介绍、引用，学者们的见闻逐渐广泛，对于“唱”的认识也就更趋深入和正确。1950年，杨联陞教授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了《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16)一文，结合佛教寺院的有关规定，利用北图成字96号文书和P.2638号文书，对“唱”进行了初步探讨：
　　这两件文书都是佛教寺院的财务帐目。就我所知，在此之前尚无人能对“唱”字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就眼前所呈现的，“唱”可能就是“唱衣”，即拍卖的简写。
　　杨先生此文，将“唱”与“唱衣”相结合，对“唱”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遗憾的是杨先生此文用英文发表，再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学者难得见到，也未见引用和介绍。
　　1956年，法国学者谢和耐在其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7)中首次公布了P.2638号文书，并引用了北图成字96号文书，也对“唱衣”进行了探讨：
　　在中国佛教团体的生活中，为唱由寺院作为布施物或遗产而获得的衣物、织物和其他那些微小物品的大型庙会该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并由此指出：
　　“唱衣”在中国早就流行了，而且是根据《敕修百丈清规》中所描述的一种非常具体的仪规进行的。(18)
　　在1987年本书汉译本出版之前，由于语言的隔阂等原因，除极个别学者外，国内能利用此书，或了解此书的学者很少。
　　1975年，张永言先生发表了《关于一件唐代的“唱衣历”》(19)一文，利用P.2638和P.2689《僧人析唱帐》、P.3410《各寺布施及僧人亡殁后唱农历》、P.3850背《唱衣历》等文书，对北图成字96号文书中的“唱”进行了正确的阐释：
　　这个资料里的“唱”并不是一般“唱歌”、“唱曲”的唱，而是当时佛寺特殊用语“唱衣”或“估唱”的唱；“紫罗鞋雨(两)”等并不是和尚们歌唱的曲子，而是他们唱卖的具体的实物。
　　并进一步指出：
　　在唐代寺院里，有所谓“分卖”衣物的制度……分卖的东西，主要是施主的某些“布施”品以及亡殁僧人的遗物。因为在分卖的时候要唱出所买物品的名目，而所卖的物品主要是衣着之类，所以叫做“唱衣”。
　　1977年，陈祚龙发表了《关于敦煌古抄“唱衣历”》(20)一文，对张永言的论文进行了批评：
　　我觉得，单从张氏的这一篇文章之中，我们皆必可以看出：
　　就像他这样专门研讨此种所谓“显学”——敦煌学的“文士”，虽然似已懂得厉行“批判”与“辩证”往日某些有关“行家”，对于某些敦煌卷、册文字所作的一些错释、妄释与误解、曲解，但至少他自己似乎仍不知道：就像他所加以“批”、“辩”的“玩意”，事实上，早即均经国内、海外的其他有关学者，作了一番更为缜密周详的“宣演”!譬如：张氏只知对于向达、全汉昇、任二北诸人，分别在其著述：《敦煌丛钞》和《唐代俗讲考》、《中古自然经济》、《敦煌曲初探》和《唐戏弄》之中，引用那一份现仍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敦煌卷子(成字九六号)背面所有之文字，皆因失察，而相继造成的一些错释、妄释与误解、曲解。但他并不晓得，就像这一份卷子背面原经古人抄存的全部文字，至少早即已由我的法籍同学、同道老朋友——谢和耐教授，在其巨制(《中国五～十纪的寺院经济》)之中，作了一番诚可够称精当、完美的考释与译注!谢教授对于向、全、任诸人的有关错释、妄释与误解、曲解，当时固已悉予“摒弃”不谈，另外，他还特将有关学术的一些问题，演绎得至为清楚。换言之，我怕张氏述“学”、求“真”，迄今实际似犹未能做到“博瞻中外”与“会通东西”的有关研究成果，而也许照常受了环境的限制，不得不继行“坐井观天”与“闭门造车”!
　　众所周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特殊的学术环境，当时国际交往、学术交流之路不畅，国内学者很难见到杨联陞、谢和耐的论著。就是陈祚龙本人，也没有提到杨联陞教授的论文，可见要真正做到“博瞻中外”是多么的不容易!当然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应尽量做到“博瞻中外”、“会通东西”。另外，从作文的角度看，张永言也仅仅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唱衣”进行了探讨，并非从敦煌学或文书学方面对该文书进行全面研究，怎能要求他的一篇小文将所有问题都谈透或解决呢?
　　近年来，随着敦煌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刊布，促进了敦煌学向专精的方向发展，林聪明、郝春文先生在其论著中，也对此问题有所涉及。(21)
　　随后，郝春文先生又有专文《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团的“出唱”活动》(22)，利用敦煌文书及《禅苑清规》、《释氏要览》、《敕修百丈清规》等传世佛教典籍，对“唱衣”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指出“出唱”活动类似于近代以来的拍卖，“是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团频繁举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
　　① 中华书局，1987。
　　②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⑤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⑦ 录文见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391～395页；刘进宝：《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佛教寺院的“唱衣”》，载《南京师大学报》，2007(4)。
　　⑧ 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151～152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二)——儭状初探》，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456～45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
　　⑨ 《燕京学报》第16期，120、121页。
　　⑩ 锐声：《想起了向达先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4月25日第7版。
　　(11)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39～140页。
　　(12) 《敦煌曲初探》，325～327页，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13) 任半塘：《唐戏弄》，920～921页，上海古籍出版杜，1984。
　　(14) 《中国社会科学》，1984(6)。
　　(15) 《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九、十期，1944年5月；《国学季刊》第六卷第四号，《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后附阎万钧编“向达先生著译系年”系于1946年，而《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所收此文后则系于1950年1月出版。
　　(16) 《哈佛亚洲学报》第13卷第2期，汉译本见杨联陞《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7) 耿昇翻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8) 《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汉译本，113～114页。
　　(19) 《文物》，1975(5)；又见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20) 台湾《民主潮》第27卷第3期；又见同氏《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
　　(21) 林聪明：《谈敦煌学研究上的一些障碍问题》，载台湾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1995；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二)——儭状初探》，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
　　(22) 郝春文：《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团的“出唱”活动》，载《首都师范大学史学研究》第一辑，108～117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