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生活的真实写照——敦煌文献中的“唱衣”

　　P.2638号文书有确切的纪年，即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其所唱卖的全是衣物，只不过来源不一，并非像戒律所说是僧人圆寂后唱卖其轻物。从内律的有关规定及敦煌文献可知，在唱卖中还包括布施物。如S.2447《亥年(831?)十月一日已后诸家散施入经物历》：①
　　亥年十月一日已后，应诸家散施入经物，一一具色目如后：僧伯明施三岁特子壹头，出唱得经纸叁拾帖。杜都督施红单绢裙壹并腰带，出唱得布壹佰叁拾尺，又施麦五斗。子年五月廿一日，僧灵修施经纸伍帖，计贰伯肆拾捌张。
　　从前引《释氏要览》、《敕修百丈清规》、《禅苑清规》、《百丈清规证义记》可知，各寺院在唱衣时，应集合全体僧尼，并可相互竞价。从P.2638号《清泰三年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亦可知，儭司唱衣所得布及其他施入物品，其用途是比较广泛的。如本件文书第42～66行所载：
　　42.出破数：楼机绫壹疋，寄上于阗皇后用。
　　43.楼机壹疋，赎鞍上官家用。大绫壹疋，
　　44.上司空用。又楼机绫壹疋，沿大众所用。生
　　45.绢贰疋，大云、永安庆寺人事用。又生绢
　　46.贰疋，郎君小娘子会亲人事用。又生绢壹
　　47.疋，贺官鞍价用。生绢壹疋，买粗緤
　　48.玖疋，沿大众用。生绢壹疋，二月八日赏法师
　　49.用。生绢壹疋，天公主上梁人事用。绢捌
　　50.尺，归文寄信用。绵绫壹疋，圣光寺庆钟用。
　　51.绵绫壹疋，开元寺南殿上梁用。绵绫壹疋，安
　　52.国庆寺人事用。绵绫壹疋，甘州天公主满
　　53.月人事用。绵绫壹疋，二月八日赏法师用。
　　54.绵绫壹疋，于阗僧鞔衣用。绵黄绫袄子壹领，
　　55.三界、净土赏法事用。细緤壹拾柒疋，天公
　　56.主满月及三年中间诸处人事等用。粗緤
　　57.伍拾柒疋，三年中间诸处人事、七月十五日
　　58.赏乐人、二月八日赏法师禅僧衣直、诸寺
　　59.兰若庆阳等用。布贰阡柒佰壹拾尺，三
　　60.年中间沿僧门、八日法师、七月十五日设乐、
　　61.三窟禅僧衣直、布萨、庆阳、吊孝等用。
　　62.贰佰壹拾尺，申年修开永支布萨法师用。
　　63.捌拾尺，赏监儭和尚用。壹佰伍拾尺，赏支
　　64.儭大德三人用。玖拾尺，赏都司三判官等用。
　　65.贰拾尺，支大众维那用。肆佰尺，给算日供主
　　66.用。贰佰肆拾尺，折送路漆椀叁枚用。
　　第49、51行“上梁”，乃指建造房屋时架梁，有专门用以表示颂祝的文体——上梁文。无论民间还是寺院，在建筑时必择吉日上梁，亲朋宾客前来道贺，同时还要犒劳匠人。今天西北农村还有这一风俗。
　　第50行之“归文”，乃定州(今河北省定县)开元寺僧，他于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奉敕西行取经，但失败而归。翌年又与德全等一起西行求法。S.0529保存有归文的牒文6件，都是西行途中他分别寄给或在当地上给沿途所经之地的和尚、令公、评事、尚书等僧俗官人的。归文到达沙州的时间不得而知，但从本件文书可知，公元933～936年间他仍在沙州。②
　　第48、53、58、60行之“二月八日”、“八日”，指佛诞日。关于佛诞日，有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二说。从全国情况看，以四月八日说的影响更大。但在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区，则只有二月八日纪念日。如P.3765号《二月八日文》曰：“法王降诞，为拯生灵。八相欢宜(怡)，三身利乐。”二月八日行像日，僧俗官员齐集道场，法师、百姓临街瞻仰、散施祈福，当日还有“踏歌”、“赛天王”等活动助兴。纪念佛诞日的法事活动，要有法师主持，结束后还要赏赐出力师僧，故文书中有几笔开支为“二月八日赏法师用”。③
　　第57、60行之“七月十五日”，指盂兰盆节。从敦煌文书可知，唐末五代敦煌寺院与民间均有盂兰盆节。敦煌寺院的盂兰盆节行事主要有三项：(1)造佛盆供养。由“煮盆博士”用白面和麻油，或炸(即“煮”)或烤制成各种面点食品，装饰为供养佛盆。(2)讲唱“盂兰盆经”。(2)节毕“破盆”。敦煌以七月十七日、十八日两天为“供养僧破盆日”，即在盆节过后，酒食犒劳为盆节出力的僧俗人等。敦煌的盆节活动，是由地方官府或都僧统司统一安排布置的，各寺照例“七月奉处分，当寺置道场”，作为盆节期间接待信众、供养、讲经的场所。④在盂兰盆节(七月十五日)的活动中，为了增加喜庆的成分，要请乐人演奏，故在文书中有“七月十五日赏乐人”，“七月十五日设乐”等记载。
　　第59、61行之“庆阳”，有的学者在研究敦煌本斋文时提出，“庆阳”或写作“庆扬”、“庆杨”、“启阳”，皆同音误笔。“庆阳”意为庆赞、宣扬佛的功德。敦煌本斋文中的“庆扬”篇，主要是庆赞新造佛堂、佛像、佛幡、佛经等斋文⑤。
　　除了庆赞、宣扬佛教功德外，“庆阳”应该还指“庆阳节”，但由于材料限制，目前还无法确证，仅提出来，聊备一说。
　　《唐会要》卷29《节日》载：开成五年四月：
　　中书门下奏请以六月一日为庆阳节，休假三日，著于令式。其天下州府，每年常设降诞斋，行香后，便令以素食宴乐，惟许饮酒及用脯醢等。京城内，宰臣与百官就诣大寺，共设僧一千人斋，仍望田里借教坊乐官，充行香庆赞，各移本厨，兼下令京兆府别置歌舞，依奏。(原注：是年，文宗崩，武宗篡嗣，以诞庆日为庆阳节。)
　　会昌元年
　　六月，中书门下奏：庆阳节，准敕，其日设斋钱。
　　(会昌)二年五月敕：今年庆阳节，宜准例，中书门下等并于慈恩寺设斋，行香后，以素食合宴。
　　既然庆阳节要行香设斋，歌舞庆贺，并以素食宴乐。同时宰相还要到京城佛寺——慈恩寺设斋行香。那么，作为佛教寺院的莫高窟，祝贺庆阳节也就很正常了。
　　除了这许许多多的各种支出(出破数)外，儭司唱卖所得布的最主要支出，乃是寺院内部僧尼的分配，即本件文书第74～79行所记：
　　74.应管诸寺合得儭僧计叁佰伍拾陆人，
　　75.沙弥壹佰陆拾叁人合全捌拾壹人半，合得
　　76.儭大戒式叉尼计叁佰柒拾玖人，尼沙弥计
　　77.柒拾壹人，合全叁拾伍人半。上件僧尼，通
　　78.计捌佰伍拾贰人，人各支布陆拾尺，僧尼沙
　　79.弥各支布叁拾尺。
　　以上合得儭之僧、沙弥、大戒式叉尼、尼沙弥共计852人，所分儭布都是平均的，即僧和大戒式叉尼每人60尺，沙弥和尼沙弥为一半，即每人30尺。
　　本件文书所载儭布的分配方式，郝春文指出：“儭司施物的唱卖者并不是将应出布(对儭司来说是所得布)直接交给儭司，由儭司进行分配，而是依据应出布的数量，分别分发给僧人。”由于“儭司施物唱卖者自身应得儭利的份额，一般是从其应出布数额中扣出，即所谓‘支本分’”⑥。
　　① 《释录》第三辑，74页。
　　② 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③ 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下册，951～952页；谭蝉雪：《敦煌岁时掇琐》，载《九州学刊》5卷4期(1993年5月)。
　　④ 张弓：《中古盂兰盆节的民族化衍变》，载《历史研究》，1991(1)；谭蝉雪：《敦煌岁时掇琐》，载《九州学刊》5卷4期(1993年5月)。
　　⑤ 宋家钰：《佛教斋文源流与敦煌本<斋文>书的复原》，载《中国史研究》，1999(2)。
　　⑥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二)——儭状初探》，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