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经营中亚以及各种文明的接触

　　在这一大块地域里，几有一千年光景，在重要的历史过程上所演的重要戏目只是远东、印度以及西方的文明彼此交光互影的故事。我们谈到前一章所说南山北面的那一条陆道，对于这一大块地域可算是考察终了。今为好好地了解这一个大过程起见，先将此地政治方面重要的历史约略叙述一番。古代这些重要的现象，有正确可靠的中国历代正史作为我们的根据，这是很可称幸的。
　　汉朝为要防备蒙古方面匈奴人的入侵，经过好几百年的努力，到了武帝(公元前140年至前87年)方始征服了南山的北麓。这一段故事可以张骞之出使中亚来作开场。大约在公元前138年，武帝派张骞出使于后来成为统治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斯基泰种人(Indo Scythians)的大月氏，希望他们帮同攻打那些为中国世仇的匈奴人(这些人后来还要在欧洲历史上出现，称之为Huns)。这些强劲的游牧部落，结成一个大联邦，从蒙古方面向中国北边侵略，已有了好几百年之久。月氏人也就是在张骞出使之前约20年左右，为匈奴所逐，离开南山北麓故居，远远地向西方移殖，于妫水旁边今日布哈剌(Bukhara)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张骞出使经过了许多艰辛困苦，并一度为匈奴所掳，囚居十年，但是终于达到月氏。月氏人拒绝回到故居，去向匈奴复仇。张骞出使的直接的目的算是失败了，然而中国同本土文明以外的世界，在经济同政治的关系方面，却另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张骞在外国整整13年，后来取道塔里木盆地复返中国，出国时同行有百余人，归来时余下的只有一个同伴了。他回来以后，对于他所经过的中亚诸国，内中西方诸国如现在的费尔干纳(Farghana大宛)、撒马尔罕(Samarkand康居)、布哈剌以及巴尔克(Balkh大夏)等富庶的地方，以至于更远的处所如波斯、印度等处，都有确实的报告。中国之知道环绕边陲的蛮夷以外还有很开化的民族，要以张骞为第一人。以后不久，武帝便就认识到为通商上和军事上的援助起见，同这些民族交通甚为重要，加以国内经过这一位英主的努力已很巩固，于是更促其经营发展之意。
　　在开始这种政策显明的目的是要从塔里木盆地求一通路以达妫水区域那一片广大的地方。那时由中国到西亚有居人的地方以南山北麓为天造地设的大道，却为匈奴人所掳，以致阻而不通。中国人的努力就在抵抗此辈。武帝不断地努力，在战争方面算是得到报酬了。经过几次的胜战之后，相当于现今凉州、甘州一带的地方遂于公元前121年脱离了匈奴的统治。最后匈奴人被迫退归沙漠以北，到公元前115年，这一带新收来的边地乃由酒泉(今肃州地方)为之管辖。
　　沿着大道以向中亚的军事进展之外，中国并急遽派遣政治的使节赴塔里木盆地内外的诸国，远者竟及于巴克特里亚(Bactria大夏)和波斯(安息)。这些使节的用意在使各国知道中国的国力和富庶。这些使节所带的中国土产之中自然有著名的很好的丝绸等物，自此以后丝绸遂由安息同叙利亚以达于地中海。号称“织绸人”的中国人的声名，不久就达到希腊同罗马文明的大中心城市了。中国这种丝绸贸易，在经济上的重要是很容易认识的。此后有好几世纪，丝绸还是一种娇贵珍重的专利的出产。
　　中国向西发展的急先锋由皇帝授以“大行”之职，于公元前115年第一次奉使归国后大约一年光景便逝世了。但是从他凿通以后，交往日益繁盛，“使者相望于道”往往达数百人。
　　为着中国国内出产发达的利益起见，最要紧的是利用这新开的道路以为中国的制造品，特别贵重的是丝织物，求得新的市场。汉武帝所发动的向西发展大运动，于政治的目的而外，还有与贸易有关的经济的价值在内，这在中国史籍上有很多的事实足以证明。但是邀约好战的月氏和天山北面的乌孙民族以击匈奴的思想即使没有，而因新同西域交通所引起的烦扰也足以使中国政府即刻在政治同军事的发展方面采取同一的方向。其后不到几年，中国使者在塔里木盆地便遭受了严重的烦恼的经验，那些地方各小国的臣民同酋长往往断绝使者的给养，用意显然是在趁火打劫，再不然便是向他们直施攻击。更坏的是天山北部匈奴的势力仍未破灭，那些可怕的小组骑兵在楼兰等处往往“遮击使西国者”。
　　因此要用兵力保护沿南山北麓一带新征服地域的需要，不久便决定了。然而中国方面并不是没有准备。当第一次征服这条自然的大“走廊”之后，便即刻开始沿路建立屯戍，并把秦始皇帝所建以防匈奴的万里长城向西边延长出去。
　　古长城之向西延长，最初的用意自然是保护新开的通中亚的大道。秦始皇的长城纯粹是一种防御的性质，这同我们所熟知的后来中古时代的中国城墙一样；但是汉武帝的长城用意乃是作为大规模的前进政策的工具。这种同古代罗马边陲长城制度(Limes sys-tems)的相似是很可惊异的。我在本书后面的一章里要说到我所考察发掘全长不到400英里的中国古代这种很有趣的长城遗迹(参看图70～74)。
　　事情的进行是够快的了。在历史上为着贸易的利益和文化交通的和平侵略而需要政治的力量和军事的行动以为维护，那是数见不鲜的。用国旗来保护贸易并不是稀见的事。中国经营中亚政策的开始，即决定了他们为着贸易的利益起见，其于今日的俄领中亚一带广大肥沃的地方，看得比塔里木盆地散漫而又比较狭小的几处沙漠田更为重要。但是中亚西部这些地方同中国相隔太远。后来大宛人对于中国使者不甚尊敬，于是不能不需要保护。到末了，中国所派为皇帝索取在当地驰名的良马的使臣也被他们劫杀了。
　　为着保护中国的声威起见，对于此事不能不予以惩罚，公元前104年遂遣一远征队讨伐大宛。这一次的末了是完全失败了。大军横越盐泽(即今日干涸了的罗布泊，参看图8)途中艰苦万状，便已筋疲力尽，余众未到大宛以前给养便已告罄。到了大宛围攻一城，遂致大败而回。归到敦煌，据说所存者“士不过什一二”。为报复这样的奇耻大辱，遂倾全国的物力从事再举。公元前102年中国命将军李广利再出敦煌，领兵六万人，并辅以庞大的辎重队和粮台。
　　此刻中国方面灵敏的组织力战胜了一切天然的困难。李广利率三万人直捣大宛国都，即足以得到胜利降其国民。中国声威因此大振，塔里木盆地各小国相率称臣于汉。自此以后中国之管理这条自然的大道，益以塔里木盆地中间绵连的腴壤，实际上力量不断者在一世纪以上，一直到公元初中国内乱，前汉告终为止。
　　中国的统治之所以能维持这么长久，与其说是由于武力，还不如说是由于帝国派在这些地方的政治代表外交手腕之运用得当，以及中国优秀的文明的力量。从古代著作屡屡提到有名的“丝织品”(Seric fabrics)而言，我们可以知道中国这些工业的出品那时正是滔滔不绝地向西方输去。中国那时一定也捎回不少外国所出自然的和制造的事物，特别是东伊朗地方的出品。西方事物之传入，在中国古籍中都可以很明白地追寻出来。
　　据在塔里木盆地诸古代遗址考古发掘的结果看来，此地在伊斯兰教侵入以前，文明上的特征乃是由中国、波斯以及印度三种文化势力混合而成的一种产物。这种混合的开始一个阶段，可以确定地说是同中亚交通在同一个时期。现在所得那种文明最古的遗物都不能比此地所得还早。但是我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当中国同西域最初交通之始，住在塔里木盆地沙漠田中的那些人民，同我们从公元后3世纪时废弃的遗址中所找出的那些用另一种印欧语(Indo Eu-ropean)的人是同一种民族，用同一种语言。
　　在那种分外干燥的区域里，因为气候的情形，只容许比较大的团体靠着组织极度严密的灌溉制度才能生存。这种依靠秩序统治的定居民族特别适宜于吸收和传达从远东以及西方来的文化的力量。而在别的方面塔里木盆地的地理似乎也是单单准备作这一件主要的史事之用。昆仑山和天山之间的一大片土地，既不能用作牧场，大自然也予以保护，不使其成为大移民运动以及因移民而生的一切变乱的舞台。
　　北方的匈奴仍然是一个危险的邻人，封锁了天山北麓的大道。但是到了公元前60年中国人自身也已占有了突出的小小吐鲁番盆地，在天山东部的南端前一块开垦得很好的地段，因此对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部经过沙漠田的大商道获得了很重要的保障。
　　此外沿着盆地南边经过且末(Charchan)和和阗的另一条交通路线，因为有高峻的昆仑山，尤其是相近的荒凉不毛的西藏高原，足以防止游牧人侵寇的危险。一直到8世纪以后，吐蕃从一些散漫的野蛮部落崛起而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军国之后，新疆塔里木的这一面才有过受侵略的经验。
　　如若我们要明白中国人之所以去突破通过罗布沙漠的那些天然困难的理由，我们就应该先知道中国人如要向西方通商以及政治扩展，在安全的通路方面，塔里木盆地实在是特别重要而且方便。1907年同1914年冬季的发掘使我能追寻出汉武帝横过这些可怕的流沙石滩以及盐泽，经营西域的那条大道。在本书的第八章同第九两章里就要叙到这些发掘，在那真正的禁地所得的一些有趣的发现，也要予以较详的叙述。
　　至前汉末叶哀平两帝之时，正当公元前后之际(6.B.C—A.D.5年)，中国内部变乱相寻，于是中国同中亚的交通也第一次受到了阻碍。此后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统治力日趋微弱，据《后汉书》说，后来“西域分为五十五国”。自是塔里木盆地委诸匈奴者大约十年，最后中国为保护西北边陲不受匈奴寇侵起见，不得已恢复其向中亚的前进政策。
　　第一次运动始于明帝，时在公元73年，打算一步就占领哈密，直接的目的在对付匈奴。哈密沙漠田是军事上一个重要的地方，为经过吐鲁番洼地沿天山东麓的“北道”锁钥。这是进入塔里木盆地最容易的一条路，可以避免横越天山的游牧人的攻击。但是中国方面第一次的努力失败了，直到十三年以后，哈密始入于中国人之手。
　　那时候塔里木盆地复成为历史上的大舞台，到末了，中国又一度保有了这一大块陆地。其时努力于中国的中亚政策者是为军人而兼大政治家的班超。他经过几次有名的事变之后，帝国的声威在全塔里木盆地又树立起来了。他从罗布泊方面的旧沙道开始，逐渐战胜了和阗、莎车、疏勒等地的酋长，这大部分是由于他的胆气和手腕，而不全由于兵力。班超的秘诀，就是他告诉明帝的一句话：“以夷制夷。”
　　自从班超得到胜利以后，中国的政治力量向西扩展，竟远达帕米尔地方以外。同安息有了外交的关系，公元97年又曾一度遣使直接与大秦(今叙利亚地方)通交，这次的使节似乎曾达到波斯湾头。公元102年，班超年已衰老，遂荷着帝国的光荣回到遥远的国都来，就在那里终其残年。而中国在中亚的声威到此时也可说是达到顶点了。大约也就在这时候，马其顿商人狄兴努斯(Maes Titianus)的商业代理人曾穿过那一称为斯基泰外伊摩 (Scythia ex-tra Imaon)的塔里木盆地，叙述商队将辽远的丝国(Serike，or the land of the Seres，即中国)所产的丝带到西方所经行的大道的报告即出于狄氏，由狄氏以传到推罗的马利努斯(Marinus of Tyre)，由马氏以传到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地理学家托勒美 (Ptolemy)，我们今日由托氏书中始能知道一点梗概。
　　此后因为匈奴的寇侵以及各地的叛乱，适宜于和平交通的情形不久便开始改变了。其时汉朝在西域的声威因为国内积弱日甚，逐渐衰落，到公元220年，汉朝卒归于灭亡。那时从印度洋到红海的海道已通，于是对罗马帝国的丝绸贸易遂一天一天地改趋于海道。
　　到了三国鼎立，天下纷纷，中国对于整个塔里木盆地的统治是不能够维持了。但是西域诸国同东西两方在文化以及贸易方面的交通显然还没有断绝。我曾经发掘过两个很有趣的遗址，在那里所得到的遗物就很足以作我的证明。我所说的古代遗址即指尼雅(Niya)河尽头的沙漠中以及环绕古代中国在楼兰的屯戍的遗址而言。在本书的第五章、第六章、第八诸章中，对于这些地方丰富的发现中所表现有趣味的生活以及统治的情形，可以有机会作更详细的说明。在这两处遗址里，我都曾得到证据，足以证明中国之占领这些地方大约到公元3世纪为止，此后便完全绝迹了。
　　尼雅地方当时的生活情形，尤其容易推想出来，地方官吏以及富人所居精细的建筑(参看图35、37、48)，残余的制作精美的家具，雕刻得很美丽的木质装饰艺术品(参看图41、43)，以及其他，都显出一种发展得很高的文明。当地的工艺品更明白地显出一种从东伊朗以及印度西北边传来的很强烈的希腊影响。
　　所得有关于佛教的物品，这可见佛教在那时塔里木盆地一般可怜民族的宗教同知识的生活之中，已确实占有很显著的地位。这种强烈的印度文化影响，在附近一座颓败了的遗址同垃圾堆中所得到的许多文书里也很显著地反映出来。在尼雅废址我曾发现木质简牍几百片(参看图9)，内中大部分是公牍、契约、账簿以及其他杂物之类，全用的梵文和佉卢文(Kharoshthi)字体写着。这都是公元前后1世纪左右印度西北边睡(陲)同邻近阿富汗的地方所流行的文字。
　　从这些遗址，我们几乎可以把那时生活的物质方面清清楚楚地推想出来。果圃同葡萄园中死去了1600年的一切东西，至今还可以认得明白(参看图6、45、49)。此外如篱笆，如建筑用的材料等，都显然指出这些地方种植以及气候的情形同现在塔里木盆地中位置相同仍有人住的腴壤正是一般无二。
　　这些遗址在当时也同塔里木盆地中现在的腴壤一样，所有种植，一定完全靠着灌溉。古代气候若不是已经极其干燥，那些堆露在室外而又易于破碎的许多东西，是不会几乎完全无恙地保存至今的。塔里木盆地其他古代废址的考古发掘也正显出同样的情形来。放弃此等地方以前不久的气候干燥情形，在实际上从那时候起一直至今，必然是一样的。
　　这种普遍而重要的事实，对于地理学上重要而讨论得很多的所谓干涸(desiccation)问题，有直接的关系。这一个问题过大，在此处只能稍为提到，不能详细讨论。这就是：1600年的气候情形，若是同现在一样的干燥，这两处古代废址以及其他地方自从放弃以后，便成为完全不能种植，应该要如何去解释呢?
　　就塔里木盆地的解释而言，我相信是由于种植所完全依恃的河流水量减少。而河流水量减少最近似的原因可以说是因于高山上为河流水源的冰河日渐缩减所致。至于冰河的缩减，只有像卜拉德爵士(Sir Sidney Burard)和冯非克教授(Prof.Von Fickex)的假设，以为冰河所含大量的冰，乃是末一次冰河时期的遗存，自从那时以后，经过温和的气候情形，慢慢地逐渐地继续减少。那种可以称为“化石冰”(fossil ice)的消耗，便很足以解释有史时代中整个盆地的气候没有受显著的变迁，而灌溉的水源何以减缩了。
　　塔里木盆地在地理上既有走廊的功用，如今将这一块地方在后来中亚史上的经过再为略考如次。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历史大约有三世纪左右已是实在不甚了了的了，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政治统治既归消灭，我们对于西域可靠的主要材料也随而枯竭。其时中国内部分裂为若干对立的王朝，有些并是异族。而在第四世纪时候，匈奴人也开始他们西徙的大运动，后来他们竟至浴马于多瑙(Danube)、莱茵(Rhine)、波(Po)诸河。过了一些时候，整个塔里木盆地以及北部同西部一大片地方，大约有一世纪左右都处于匈奴的别支之下，这即是西亚所称一号白匈奴(White Huns)的*(左口右厌)哒人(Hephthalites)。
　　无论是外族的统治，或者在此以前内部互争主权的一个时期，对于腴壤中根深蒂固的中国文明似乎没有严重的影响，此外也不足以阻止那一面从伊朗极东部和印度缓缓流来的佛教教理文学以及艺术的力量。这样建立的宗教和知识的密切关系，从那时经由中亚以向辽远的印度参拜圣迹的一些中国僧侣的行纪里，还可以反映出来。
　　到了6世纪中叶，沿着天山向西迁徙的游牧民族移民潮流中又起了一次新的波动，时缓时急，终之突厥部落完成一个大的团结，于是以前为*(左口右厌)哒人所统治的地域，至此俱一时屈服于此辈之下，这在中国史籍上是为西突厥人。西突厥也同东突厥一样，为中国边陲之害甚久。到公元589年，中国始由300年分裂之局复合为一。
　　到公元618年，入于中国伟大的唐朝，中国国势又逐渐巩固。唐代起初对于西北的进取，采取一种严格退守的政策。但是不久便转而改采大规模的前进政策，于是唐代在西域的声威，逾越前代者在100年以上。西突厥的势力因为中国外交政策之纵横捭阖，部落离心，已经衰弱。哈密同吐鲁番都先后脱去了突厥的羁绊。到公元660年，遂最后为唐高宗击得粉碎。自阿尔泰山以迄于兴都库什山以外的一大片土地，于是由西突厥转入中国之手。
　　但是中国继承西突厥所得的一片土地，经过一些时候之后，便证明是祸乱同衰弱的源泉了。中国在“四镇”的戍兵不仅要保护塔里木盆地的沙漠田，并且还要顾到天山北部的地方。这是游牧民族最好的牧地，其时突厥人犹飙忽往来于阿尔泰山同天山之间，因此常受此辈的侵扰。加以那时吐蕃人已急遽发展成为新的武力，他们的压迫成为更严重的危险。
　　到了8世纪中叶，除去南面吐蕃人的压迫而外，中亚的不断进展征服了妫水盆地，于是西方又感受一种新的危险。吐蕃人努力想同阿拉伯人携手，以共同抵抗中国在中亚的优势。突入印度河流域以后横越现今吉尔吉特(Gilgit译者按，唐代名坦驹岭)山口的奇异的远征军之举。我在本书第三章第二十章对于中国这一次可纪念的伟绩还要详细地加以叙述。此事最可以证明中国人能用严密的组织以战胜可怕的地理困难的能力。
　　高仙芝的远征对于中国军威增加甚大，但是仍无补于他两年后的惨败。塔什干城(Tashkend)附近的一战，高仙芝完全为阿拉伯人及其同盟军、中途背叛唐朝的突厥人所败。公元后750年左右，吐蕃人从南方北侵，占领了敦煌和南山麓的一段地带，将塔里木盆地同中国所有的直接交通截断。然而塔里木盆地里边的中国官吏同戍军虽处于孤立之境，仍能孤军奋斗，维持了40年——这在历史上真是很英勇而又黑暗的一章。
　　唐朝的统治消灭以后约400年，这在塔里木盆地的历史上大部分是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们知道吐蕃人之统治此地不到100年，而塔里木盆地西部疏勒以及其他各沙漠田归突厥酋长统辖以后，伊斯兰教也因以传布了。自10世纪中叶以降，一方面由于武力，一方面由于宣传，佛教教理和佛教文化俱逐渐归于覆灭。
　　然而在东北部，以及突出的吐鲁番地方，佛教仍然继续发扬，此外因为回鹘酋长的保护，摩尼教同景教在那里也同时发达。因为这些酋长的见解卓越，以及在各方面所表现的突厥种族之融合被征服民族更进步的文明的能力，维吾尔语之能至今犹通行于塔里木盆地各处者，其故应由于此。然而那里的人民大部分至今仍保持阿尔卑斯种型(Homo Alpinus)的一式，帕米尔地方操伊朗语的山民(参看图133)尤其纯粹，西欧方面也有，真正的突厥血统中只有些微的掺杂。
　　在10～20世纪的那种政治情形之下，很难使人相信塔里木盆地还能像从前一样，为西亚同中国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路。自唐代衰微，宋朝继起，中国之于中亚虽非是极端的退守，也只能为消极的抵抗。
　　当13世纪初期的二十余年之间，在成吉思汗的指挥之下，蒙古忽焉兴起，于是全亚洲的政治情形都大大地起了变化。到公元1227年他死于甘肃的时候，他的惊人的征服事业已把从黑海以迄于黄河一带的国家，都放在蒙古“大汗”直接统治之下。成吉思汗逝世后，后继诸人继续努力三十余年，于是将全中国统一于蒙古王朝之下，其支裔则建国于中亚全部，远至波斯，同东欧的大部分地方。整个亚洲既建立了一个统治者，于是中国近东以及欧洲直接交通同贸易的道路又因而重开。
　　天山南北的商道畅通无阻者约历一世纪以上。那时欧洲寻找辽远的契丹(Cathay)的使节商人以及旅行家对于他们所曾经过的这些道路都有所记载，流传至今。而这些记载之中，说到事实的正确动人，再没有能胜过中世纪最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不朽的记录的了。
　　马可·波罗到中国，正是蒙古忽必烈统治最盛的时候，马可·波罗亲观其事。忽必烈死后不到100年，内乱频仍，蒙古一朝因而倾覆。明朝代兴，在甘肃西北边采取一种禁遏贸易的严格退守政策，防止蒙古人重新入侵，便即欣然自足。
　　海道使用之于中国，经阿拉伯人大加发展，到了葡萄牙人第一次远航印度而更形重要，古代中亚大道对于西方贸易的重要遂因而剥削无余。但是到17世纪终了，天山北部的蒙古部族准噶尔人兴起，于是新兴气盛的清朝不得不再度进入亚洲的腹部。约在1755年之际，清朝乾隆大帝大举讨伐，全部塔里木盆地同北边的准噶尔最后又直接归入中国统治之下。像汉唐一样，原属纯粹防御的政策，结果使中国扩展至于广大的中亚，以及于帕米尔和阿尔泰山地方一带。
　　一直到今日，中国内部虽是日渐衰弱，19世纪的末叶回民(Turgan东干)也一度叛乱。然而中国之统治此等地方依然如故。原因由于历史上中国的中亚边陲第一次同那些文明列强如旧俄帝国之属疆界毗连，那些国家能够辖制边民同禁止游牧民族迁徙，故能如此。俄国暂时占领伊犁同肥沃的伊犁河谷，于是便利了1877年之再度征服新疆，而塔里木盆地在十年之内，最初沦于无政府时代，后来又为篡窃中亚的阿古柏(Yakudbeg)的虐政所苦。
　　天山同昆仑山之间的一线沙漠田，现在已经不当贸易的大道了。勇敢容耐的骆驼在那里运输货物，大体上同张骞与马可·波罗时代一样，至今还没有汽车同火车来代替。中国过去为中亚一列强的古代传说，仍足以保护那处的和平。他们以后之同比较不大保守的近年来富有经验的紧邻俄领中亚所发生的扰乱和苦痛，是否能够排除困难，还需待看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