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上、地下文物遗存丰富，独具特色，且保存较好，深受国内外关注。只是从总体发展、研究各方面分析，文物考古工作还是显得相对滞后。20世纪30年代以前，主要是少数西方列强国家之学者在这里进行过不少考古发掘、调查。中国学者除黄文弼先生一人孤身只影勉力做过一点田野工作外，别无他人。20世纪50年代后，文物考古工作开始稍有起步。总体看，终是专业研究人员少、力量弱，田野工作面不广、点不深，深入一点的综合研究更显不足。差可告慰的是，有限的文物考古工作，还是对新疆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考古文化，以至明清时期文物保护，取得了比较显目的成果。新疆考古文化谱系、西域历史文明研究，都因此揭开了新页。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早期历史最为漫长的一个阶段。新疆周边一些国家或省区，如俄罗斯南西伯利亚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斯坦纳林河流域、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山区，都曾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甘肃庆阳，也发现过早期人类化石。与之相较，新疆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确实还是比较薄弱、相对落后的一个环节。
　　新疆目前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都属晚期，也没有见到人类化石。
　　吐鲁番盆地交河沟西台地西南，在深10米的第四纪更新世黄土沉积中，发现了一件手镐形器、一件打制石片。附近地表采集到砍砸器、石核、石片、石叶、刮削器、锯齿形器、尖状器、钻形器、雕刻器及打制石片等，共580多件，根据石器制品的打制技术及类型学特征，可以归类为石叶——端刮器类型，使用自由锤击法打制石片，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特征，绝对年代约在距今两万年前后。〔1〕
　　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县吉尔尕勒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用火遗迹，地点在塔什库尔干河东岸第三阶地的沉积层中。在距地表深达5米的晚更新世地层内，发现三处烧火堆积，最大厚度达8厘米，中夹炭块及少量烧骨，周围沙土中有零星动物肢骨碎片，并采集到一件打制石砍砸器及少量剥打碎石片。砍砸器用不规则块状石英砾石为料，刃缘存在明显的使用痕迹。从埋藏地层看，距今至少有一万年。三处烧火堆，埋藏深度不等，说明古人类在这里曾多次烧火。〔2〕
　　可以与旧石器时代晚期联系的文化遗存，还有洞窟彩绘。阿勒泰山南麓今哈巴河县境沙尔布拉克多尕特彩绘洞窟群中，在一口宽8米、深4.5米、高2.8米的大型岩洞内，发现赭红色彩绘的动物围猎图：一些奔跑中的人正在围猎大型食草类动物——牛、马。一些牛、马身上已中投枪，或已倒卧在地。值得注意的是猎手们使用的武器就是投枪，而没有用弓箭。清楚地表明其时代早于发明了弓箭的新石器时代，最晚应在旧石器时代晚期。〔3〕
　　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疆地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细石器文化遗存。迄至目前，已见细石器文化遗址50多处，分布地域遍及新疆各处。从帕米尔高原东麓、罗布淖尔荒原、阿尔金山腹地、昆仑山山前地带到天山南麓及准噶尔盆地周缘、哈密、吐鲁番地区，都曾发现过细石器文化遗存。比较重要的遗址如哈密市三道岭、七角井，吐鲁番地区鄯善县迪坎儿、洋海、克孜尔库木、阿克提热克、东巴乡二村，吐鲁番阿斯塔那、雅尔湖沟西，托克逊县韦漫布拉克，乌鲁木齐市南郊柴窝堡湖，木垒县七城子、伊尔卡巴克、四道沟、木垒河，塔克尔巴斯陶，阜康市阜北农场，石河子市105团场，阿勒泰市克尔木齐、额尔齐斯河流域哈巴河齐德哈尔、沙尔孜克迪，塔里木盆地南缘喀拉喀什、玉龙喀什河、克里雅河、尼雅河上游河谷台地及山前地带。如玉龙喀什河烟达克南，喀拉喀什河山前波波那、普基右岸，克里雅河上游于田县水文站南河谷左岸，于田县城东17公里荒漠，以及小普鲁、巴什康苏拉，尼雅河上游纳格日哈纳、乌鲁克萨依河谷三角地，阿尔金山地野牛泉、卡尔墩，帕米尔东麓皮山县克里阳、疏附县乌帕尔，塔里木河流域巴楚、柯坪、焉耆，罗布淖尔荒原孔雀河下游河谷多个地点，都采集到细石叶、石核以及经二次加工使用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镞、矛等，材料相当丰富。普遍出土的楔形石核、两边平直的截短细石叶，十分清楚地表明它们和华北、东北亚、北美地区的细石器同属一个传统。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杨钟健和法国学者德日进在新疆进行考古调查时，已经注意到新疆细石器的这一造型特点，并根据其特征显明而稳定，提出了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北极圈邻近地带存在着世界性文化联系的假说。这几十年中，北美、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中国东北、华北以至新疆大地，新发现的大量细石器资料，都支持并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观点。它们与西亚、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欧洲地区发现的几何形细石器传统特征各异，是平行发展的两个系统。而新疆西境的帕米尔高原，正是这两个系统的结合地带。
　　这些细石器遗址多分布在荒漠、草原、山前地带，绿洲地区少见。表明当年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狩猎为主，辅以采集，在这一基础上，逐步发展出了早期畜牧业。
　　研究资料说明，地处北半球中纬度地带的中国西部以及中国东北、华北，在第四纪期间的气候变动，主要受冰期、间冰期的支配。冰期阶段，气候干旱，而间冰期气候相对湿润。全新世早期，气候比较温暖，塔里木盆地周围高山上冰雪消融加快，河水量增加，适宜于植物生长，盆地内风沙活动相应大大减弱，耐旱植被也相应生长，这为塔里木盆地内的史前居民提供了一个比较适宜的生存环境。大量孢粉分析资料说明，这一比较适宜的气候期出现在距今7000—4000年左右。这一绝对年代，也正是塔里木盆地及邻近地带细石器文化的繁荣阶段。
　　20世纪80年代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多量新资料的基础上，对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发生、类型，与周邻地区其他考古文化的关系，获得了新的认识。
　　最迟在公元前2000年，新疆大地已陆续步入了青铜时代，至公元前700年，新疆步入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段中，普遍见到小型青铜工具、用具、饰物，如刀、镰、锛、凿、矛、镜、马具(如衔、镳)及装饰品，不见大型器皿，未见青铜礼器。青铜器成分，大部分为锡青铜，也有砷青铜。再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青铜器皿往往与彩陶器共存，在不同的遗址中，彩绘风格显示出差异。它们适应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出不同类型的经济生活，因而显示了各别的文化类型、特点。如罗布淖尔荒原，青铜时代遗存主要见于孔雀河流域、罗布淖尔湖北、西岸，主要遗存如古墓沟、铁板河、小河墓地。出土文物中只见少量铜饰、铜钉，但弧形棺具、棺前立柱、随殉木人、木质用器上都留有锐利、光洁的金属工具砍痕。毛纺织业发达，不会制陶，生活用具为木器、草编器，存在麻黄崇拜，绝对年代最早到公元前2000年。与孔雀河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隔库鲁塔格山为邻的吐鲁番，是天山中的一处盆地，所见多处青铜时代遗存，与天山北坡吉木萨尔、奇台、木垒县境所见青铜时代遗存，具有相同文化特征，青铜器与彩陶器共存。彩陶多为红衣黑彩，图案以各式变体三角纹为主体。大量使用各种雕花木器，雕刻鹿、羊等动物纹。哈密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陶器、木器、皮革制品、水平很高的彩色毛织物，留给人强烈的印象，显露了鲜明的地区特点。全面分析这里的陶器，则可以见到青海卡约文化、甘肃西部四坝文化的影响。阿勒泰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存，可以阿勒泰克尔木齐遗址为代表，青铜器与石质、陶质容器、骨器共存。在这里，既可见到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也可以看到西伯利亚西部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痕迹。安德罗诺沃文化在塔城、伊犁河流域的青铜时代遗存中，也清楚可寻。中部天山山前地带的察吾禾、哈布其罕、拜城克孜尔等处墓地，青铜器以小型刀、锥、马具为主，陶器以带流器为主，彩陶丰富，以颈带纹、斜腹带纹、沿下彩纹为主，具有强烈的地区性特点。帕米尔高原的青铜时代遗址点，则明显与西帕米尔地区的青铜文化具有相类特征。
　　十分明显，青铜时代的新疆大地呈现多种文化同时并存的局面，西邻、北邻、东邻地区存在的青铜文化，曾经给予过新疆邻近地区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们与本地原有文化相融合，使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呈现出复杂、丰富的色彩。
　　公元前7世纪，新疆已经步入铁器时代。焉不拉克晚期、察吾禾文化晚期遗存中，见到小件铁器，主要是铁刀、装饰品。公元前5世纪后，在各地考古遗址中普遍发现铁器，如釜、镰、剑、锥等物，在吐鲁番盆地苏贝希墓地，可见在公元前4—3世纪，使用铁器已较多。曾有学者提出公元前1000年，新疆已见铁器，但认真查验、分析相关考古遗存，似不确。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所见墓地均见封土冢，公元前3世纪的天山阿拉沟大墓，是典型一例。封冢下为竖穴木椁，随殉物除铁器外，还有多量金器，如虎、狮，并见中原丝、绫、漆器，拜火教祭祀台，显示了与东西方均存在来往、交流。而此前，古代墓地只在地表堆砌石圈、石围，而不见封冢。这一时段的考古文化面貌，不仅天山南北继续保持明显的分野，即使是自然地理条件相近的准噶尔盆地内或塔克拉玛干沙漠周沿的不同绿洲，文化面貌也已呈现自身的地域性特点。公元前1世纪西汉王朝经略西域，据商旅、使臣报导，塔里木盆地内存在数十个地方性王国政权，彼此不相统属，这从另一角度揭明了它们经济、文化相对独立的事实。
　　两汉时期的西域考古，收获颇丰。罗布淖尔湖北岸土垠(居卢訾仓故址)遗址，出土的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木简，揭明了西汉开拓丝路、保证丝路后勤供应、组织屯田的情况。奇台县南，天山北坡的石城子，是东汉时期疏勒城故址，出土的文物均具鲜明的汉式风格：云纹瓦当、绳纹板瓦、筒瓦、绳纹灰陶等，为东汉王朝在这里屯兵、抗击匈奴、经略西域的军事要塞。其他如尼雅精绝王国遗址、王室官员陵墓、楼兰古城东北郊东汉墓葬、交河沟西车师王陵、伊犁河流域乌孙墓等，从不同角度显示了汉代西域大地地方小王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及丝绸之路运行情况。楼兰、尼雅出土的“仓颉篇”木简，说明西汉王朝政治上统治西域大地后，曾努力推行汉文化教育，扩大儒家思想的影响。大量的、各式各样的锦、绢、绮和青铜镜、漆器、藤器、铁农具等，是中央王朝赐予归属了的各小王国统治者的珍宝，是汉朝政府“安辑”政策的体现。中央王朝先进的经济、物质文明，也因此扩展西域各地。它们与各地原有的木器、毛织物、毡、皮革制品、陶器杂陈一道，各地经济生活不同、文化心态各异，可由此窥见一斑。天山南北因自然地理环境各异，经济生活形态自然不同，乌孙以游牧经济为主，但存在农业定居。精绝则是绿洲灌溉农业，辅以家庭饲养业，彼此判然有别。因西汉王朝努力开拓、经营，“丝绸之路”突显繁荣，东来的丝织物、漆器、青铜器，与西来的毛织物、棉织物、小件玻璃器，交相辉映，使原本因交通困难而相对闭塞的西域大地呈现出全新的社会面貌。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东汉时期佛教已经传入新疆，全新的观念形态、佛教艺术形式、佛教音乐等，对新疆、尤其是其南部地区居民的思想文化生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东汉以后，三国竞雄，两晋分裂，南北朝对峙，中原大地纷扰不息。僻居西隅的新疆，政治上虽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但基本维持着偏安一方，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社会经济继续发展。河西地区的前凉、北凉等小王朝，统治势力及于新疆东部、罗布淖尔，地方豪强势力也纷纷远徙新疆。罗布淖尔地区楼兰故城，吐鲁番地区的高昌，一时内成了“汉魏遗黎”偏安之处。考古文化显示，中原文明是这一时段、这片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态：通行汉文，汉学经典教育、行政管理制度、丧葬习俗都同于中原大地。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高昌郡、高昌王国时期的汉文书残纸，为研究这一时段高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是研究同时段中原大地政治生活的珍贵资料。与塔里木盆地内其他考古文化遗存如山普拉墓地、约特干古址、喀拉墩遗址、安迪尔遗址、尼雅晚期遗存等具有不同风格，而天山以北东部地区，则往往与北部中国游牧民族文化存在较大的共性。西部伊犁河谷与西邻中亚地区关系密切，昭苏波马出土的金银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同类出土物风格近同，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例。
　　隋唐考古，充分展示了西域大地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面貌。西州所在高昌城、庭州所在北庭古城、安西大都护府驻节的龟兹故城，规模宏大。西州城周5000米，庭州城周4596米，安西都护府故址城周7000米，是唐代西域最大规模的中心城市。于阗、疏勒、龟兹、焉耆等地方王国都城，唐王朝驻军镇城如葱岭守捉故址，巴里坤大河伊吾军城、伊州纳职县城，以至赤亭镇、柘橛关、鸜鹆镇、白水镇、例谢镇、神山堡等关城遗址，至今都仍然屹立，规制可寻。它们既然是当年西域大地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由之自可清楚看出唐代丝路的走向：它不仅展布在天山南麓、昆仑山北麓经济发达地带，而且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自神山堡到例谢镇)、天山腹地(柘橛关、鸜鹆镇、白水镇等)，控扼着交通险要之处。分析认识这些城镇兴废，其地理环境变化的轨迹也可以清楚触摸。来自地中海沿岸罗马风格的玻璃器，萨珊玻璃器，萨珊、粟特风格的金银器，大量萨珊钱币，波斯风格毛毯、织锦，大量来自中原的锦、绢、绫、绮等丝绸织物，以及为便于外销而见于织锦中的中西亚图案……形象地揭示着丝路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大量出土的各类农作物，蔬菜、干果，干旱内陆西域的农业、园艺生产情况，历历在目。比较繁荣的农业生产，支持了丝路运行，是丝路交通的基础和保证。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库车柘橛关故址(都勒杜尔·阿胡尔)、于阗县北丹丹乌列克等处遗址中所见汉文、于阗文资料，不仅可与上列遗址实物相呼应，而且能说明唐王朝统治西域时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生活的许多细节，印证、补充着文献记录的缺失、不足。各绿洲中心城镇所在都见的佛教寺院、石窟遗迹，显示着佛教的昌盛及佛教艺术的繁荣及不同地区的地方性特色，东部伊州、西州地区，更清晰地显露着敦煌艺术风格的影响。天山以北广大草原地带的石人，与中亚、蒙古草原一体，见证着当年突厥汗国的版图，也显露着突厥民族的宗教、艺术文化风格。
　　8世纪中叶，唐军在中亚怛罗斯败于大食，稍后安史乱起，吐蕃入据西域。米兰吐蕃古堡出土大量吐蕃文献、文物，神山堡晚期遗存中所见吐蕃文及文物，库木吐拉也见到吐蕃佛教文化遗存，揭明了近一个世纪内吐蕃在新疆大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存在。
　　公元10世纪后，伊斯兰教逐渐进入新疆，它引发了西域思想文化领域一场最重大、最深刻的变化。
　　宋元时期，西辽(1124—1211年)曾是西域大地并远及中亚的政治主体。这是怛罗斯之后华夏文化在西域败北后的复归，影响深远。遗憾的是这一时段内的相关考古工作做得比较差，除在伊犁河流域的伊宁、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沙雅发现过两枚契丹文官印，在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古城、博乐市郊达特勒克古城，出土过典型辽代风格的灰陶细颈深腹瓮及其他辽代文物，可以让人大略感受西辽在西域大地的文化印痕，其他地区的西辽文化遗存则尚待考古工作的深入。
　　蒙元时期的考古工作做得也比较少。主要收获之一是对北庭故城西郊一座回鹘寺院的局部发掘。佛寺遗址长方形，前庭后殿，寺门南向。寺院外墙附两层洞龛，洞龛及配殿中发现佛塑像及壁画，妆金贴彩。有关回鹘文题铭，揭示为高昌回鹘亦都护及公主、长史像，表明了这区佛寺的王室寺院身份。据寺院形制、绘画风格及多量14C测年资料，遗址活动时代在公元10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天山腹地盐湖南岸一座元代战将墓葬，出土多量元代衣物、油绢长袍、纳失失锦边襕、缂丝靴，均是难得的精品。在新疆、青海边境阿拉尔出土的元代锦袍，同样为戈壁上采集。元代将士征尘倥偬的景象于此可见一斑。在伊犁阿力麻里古城中发现的元代云龙纹青瓷盘、叙利亚文十字架图像景教徒墓碑、察合台汗国钱币，昌八刺古城遗址(昌吉古城内)出土的1300多枚察合台汗国银币，阿图什出土的万枚以上喀拉汗朝铜币，可助于了解察合台汗国、喀拉汗王朝的地域、经济状况。在高昌回鹘王朝政治中心高昌城内外，摩尼教寺院壁画也是人们关注的遗存。摩尼教后期的中心、东方教主的驻节地，就在高昌。西辽、蒙古及元代前期，新疆地区佛、道、祅、摩尼、景教均见，多种宗教文化并存。察合台汗国汗王秃黑鲁帖木儿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14世纪中期皈依伊斯兰教，并以政治军事力量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其他宗教受到严重的打击，吐鲁番地区昌盛一时的佛教、摩尼教文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坐落在阿图什的布格拉汗玛扎、阿力麻里城郊的秃黑鲁·帖木儿陵，是喀拉汗王朝、察合台汗国接受伊斯兰教后的产物，具有显明的伊斯兰建筑风格。伊斯兰文化统治西域大地的帷幕由此拉开。
　　清代，是西域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清朝初年，平定了察合台后裔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随后土尔扈特部东归。19世纪中叶以后，新疆成了沙俄、英国的侵略目标，支持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出兵侵占伊犁。左宗棠率兵进入新疆，驱除阿古柏，收回伊犁，新疆建省。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在“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歼灭阿古柏入侵军之“明约勒碑”、“保安碑”、乾隆时“忠诚的旧土尔扈特部英勇之王印”、伊犁将军府故址，各地均见的清代并列汉、回二城址等一系列遗存中，都保留下了清楚的痕迹。
　　〔1〕伊牛利斯、张川、邢开鼎《吐鲁番盆地交河故城沟西台地旧石器地点》，载《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第29～49页。
　　〔2〕王博，等《塔什库尔干县吉尔尕勒旧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
　　〔3〕王炳华《阿勒泰山旧石器时代洞窟彩绘》，《考古文物》，2002年第3期，第48～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