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古城遗址
　　古代新疆，沙漠、戈壁纵横，适宜于人类居住、活动的绿洲彼此隔绝，往来不便，导致王国林立。加之民族迁徙频繁，政治风云多所变幻，因而在绿洲垦殖中心、临水傍山交通径道之处，保留下许多古代城镇。据不完全统计，仍然屹立在地面的古城遗址，可达100座以上，加上已经湮灭了的地下遗存，总数是相当可观的。凝集在这些古代城镇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十分丰富。
　　粗略观察相关遗存，有几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1)多为生土建筑物。早期泥筑，汉代以后见夯筑，用土坯。个别用石材，不见砖类古城。它们经历了一两千年的风雨，至今基本完好。
　　(2)古城形制，接受周邻地区影响，多为方形，少量作圆形。
　　(3)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古代城镇，处沙漠南缘者多已沦入沙漠，居沙漠北缘者大多演化成盐渍。帕米尔东麓、天山南麓的一些古城已沦入地下。相关遗存对认识历史时期内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变化，具有重大价值。
　　(4)适应骑兵攻战之需，不少古城，有畜养战马之附城。
　　①生土建筑特色：
　　新疆地区，所见古城大多都是生土建筑物。最为大家熟悉的实例，如吐鲁番盆地内的交河故城(西汉前至元代)、高昌故城(汉—元)、柳中故城(东汉—明)，昌吉地区的北庭故城(汉—元)，哈密地区伊吾军城(唐)、伊州纳职县城(唐)，阿克苏地区安西大都护府故址皮朗古城(南北朝—唐)、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南北朝—回鹘王国)，罗布淖尔地区楼兰故城(汉—晋)、罗布淖尔湖西北岸的LE古城(汉—晋)、营盘古城(汉—南北朝)、安得悦古城(南北朝—唐)、尼雅古城(汉—晋)等，都可以作为这类生土建筑物的代表。
　　虽同样为生土建筑，随时代发展，建筑工艺也显示着不同的特点。早期，最简单的一种形式，是使用垛泥版筑。即原地采土，以水和泥，据墙体厚度，将湿泥层层垒砌。每层之间，铺一层树枝；既取平直，也有利于墙体加固。水分蒸发后，即成版筑泥墙。这类泥墙，虽不可能如夯筑一样坚实，但在气候干燥的新疆，也可收防御之功。尼雅古城墙、楼兰古城墙保存虽已不完整，但有相当地段在经过一千六七百年的风沙吹蚀后，还基本保持着当年的面貌。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垛泥版筑的特点。
　　时代同样很早，所在土质较为致密，依循完整的规划，则有减地起墙的工艺，其中交河故城最具典型。交河，据文献记录，车师称“兜訾”，被西汉王朝攻破后，才改称“交河”。它在西汉早期已具城市形式，是车师前部王国政治中心。居于两河相交的一处土岛上，控扼交通天山南北的隘道，四面环水，岩壁峭立，便于防卫。该城址沉积黄土，质地细密。初建土城，在主要通路、房宅位置布局确定后，即就地开挖，空阔的地沟成为主要通道，预留的隔梁成为土墙，所取黄土则成为垒墙建屋的最好材料。有学者称这一工艺为“减地起垒”，相当形象。高墙早期也是垛泥，后期使用了夯土、土坯。
　　南北朝以后，夯土工艺已十分普遍。以吐鲁番地区高昌王城(今高昌城之中城)为例，夯层厚度8～10厘米，厚薄均匀，十分密实。夯筑工艺此时已普遍使用。
　　土坯，取材、制作方便。因应着干燥的气候环境，不需费材燃烧，在新疆是使用普遍、而时代相当早的建筑材料。在哈密五堡墓地(去今3000年)在墓室中已见使用土坯。居室建筑中使用当会与此相当或较此更早。高昌城中，不少建筑遗存，可见使用土坯起券以成穹顶，伯孜克里克石窟中也见相关工艺，它们是高昌王国至唐代的遗存。
　　②古城形制：
　　观察绝大多数古城，形制都作方形。入唐，多见马面、角楼、瓮城，城外见水濠。楼兰、西州故城(高昌外城)、安西都护府故城(库车皮朗古城)、北庭都护府故址(吉木萨尔护堡子古城外城)、唐伊吾军城(巴里坤大河古城)、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古城、塔什库尔干葱岭守捉城(石头城)等，都可以作为典型。楼兰古城，形制虽已不完整，但其方形形制仍十分清楚。西州、安西、北庭等古城，城有多门，马面布局严整，部分瓮城仍然清楚(如西州)。伊吾军城、葱岭守捉城，这些显明主要完成在唐代，军事功能显著的古城，马面、角楼等军事设施更十分清楚。城作方形，是在当年由中原王朝直接决策，由中原工匠、军人完成的建筑物，具有如是形制特点，自在情理之中。
　　与居主体地位的方形古城并存，数量略少，还有一些圆形古城。如洛浦县西北的阿克斯皮尔古城、尼雅南境新发现的圆形土城、克里雅河古喀拉墩古城、安迪尔河下游阿克考其喀然克古城、库鲁克山前兴地河下游的营盘古城等，均作圆形。这些圆形古城，时代早到东汉，晚及南北朝，总在公元二至五、六世纪间。从古城形制观察，没有疑问，与上述方形古城为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显示着两种文化传统。圆形城，在中亚西部曾一度流行。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土库曼、伊朗等地，都有发现。新疆地区这类圆形古城通行的时代、地区，是一度接受过贵霜王国重大影响的地区。贵霜王国内部矛盾中的失意贵族，曾率领亲随流居塔里木盆地南缘，佉卢文也在相关地区流行。这类圆形古城或许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
　　古城兴废，在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理文化特色：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自汉代以来许多古城已没入沙漠之中，克里雅河圆沙古城，距离今天于田县城达230公里，喀拉墩，距150多公里，均处于沙漠腹地；尼雅距民丰县城达150公里，同样处沙漠腹地；安迪尔古城，距离今天安迪尔镇也在100公里以上。古代且末王国都城，目前仍未找到，但据20世纪50年代测绘记录、兰州地理所调查记录等，具体位置当在距今且末绿洲北100公里左右，目前是沙漠活动特别剧烈的所在。这些古城，多是曾见于古文献记录的汉、晋时期的古西域王国政治、经济中心。但桑田沙海，绿洲均已化为沙漠。与其形成显明对比，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许多重要古代军事、经济中心则沦为了盐渍荒漠。给人留下最强烈印象的地点有二：一是汉轮台、渠犁地区的屯田基地，自公元前2世纪起就是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农业生产中心，在西域稳定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年曾是禾菽弥望、人烟稠密之处，今天却是一片白茫茫的盐漠。在轮台南30公里左右，目前可以清楚看出痕迹的古城遗址，如奎玉克协海尔(柯尤克沁)、卓尔库特古城(着果特沁)、阔纳协海尔(也称黑太协海尔)等，处在源自天山的迪那河、克孜尔河下游，古城遗址傍近，渠道、田畦仍隐约可见。对证文献记录，它们曾是汉、晋时期的屯田中心，可无疑义。二是古龟兹境内，如库车县境大古城，新和县玉其克特古城、克孜勒协海尔古城、托帕顿协海尔古城、乔拉克协海尔古城、塔吉克库尔古城，沙雅县玉奇喀特古城、艾格买里羊塔克古城、塔什顿古城等，都曾是古代驻军、屯田的中心，灌渠、田畦依然，但目前同样沦为盐漠、草滩，垦种困难。丝路北道上这些繁荣一时的屯田中心，因为长期屯种、来自天山的灌水中含有盐分，屯种者不知排盐，积以年月，终使屯田盐化，古城废毁。另外，是一些古城已深埋在地下。最有名的遗址，如和田市郊的约特干，随地下泉流曾涌出大量陶塑、红色陶器、金鸭、各种金箔、玉石等，斯坦因曾推定这里是汉代于阗王国都城，但目前地表却不见遗址痕迹。显露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片高低起伏的沉积土丘，林木葱郁，田土肥沃。遗址深埋在地下，因从未发掘而难见端倪。在喀什西郊乌帕尔乡，乌布拉提小村也发现过一座古城，地势近平的旷野，在落日的余晖中，总可以见到似隐若现的方形土垣。经过探掘，地下隐埋着一座方形古城，城垣深达5米，城垣接近地表处微微凸起，光线斜照，显示得更为清晰。古代房址内，出土物中有时代特征明显的铜质鐎斗，魏晋风格鲜明。古城似在魏晋时曾突遭灾变，而被掩埋。这两座古城，均位于帕米尔东麓山前地带，泥石流、水土变化远较它处强烈。在天山南麓阿克苏喀拉玉尔滚也发现过一处深埋地下达4米的遗址，上部覆土，都是从未有人类扰动过的沙土层，显示着同样的历史变化过程。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古代城址，废弃的原因、过程彼此不同。有沙漠侵袭、水道变迁；有人类垦殖带来的土地盐碱化；也有帕米尔、天山前山地带发生过的地理灾变，而使相关古城深埋于地下。不论是何种情况，凝集其上的人类社会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关系，均足以引发思考，不仅可深入认识历史灾变的原因、过程，对今天的开发、建设，也能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
　　唐代古城，尤其是军事性质的城堡，主城边设有附城。
　　最显著实例，如北庭属下之伊吾军城。伊吾军，主要是应对来自蒙古草原的突厥威胁，编制以骑兵为主。它驻守在巴里坤草原宜牧宜农的大河乡。主城城濠、马面、墙垣保存完好，城垣高达5米上下。城内居室窖藏、典型的唐代风格陶器，触目皆是。主城之东，有附城，方形，墙高只两米多，明显低于主城墙垣，主附城之间有门道相通。附城内有大量兽骨，以马、羊为主。附城作用在畜养战马，是可以肯定的。
　　这种主城边见附城，还有北庭都护府所在的吉木萨尔护堡子古城，在主城西、北边，见“子城”，作用类同。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古城，控扼吐鲁番盆地与准噶尔盆地、天山南北交通之隘道，当是唐轮台县故址所在。在乌拉泊古城内，有东西向土墙，将古城分隔为二。东南部，建筑基址集中、规模相对宏大，应是主要军镇机构、官员住处，有相应的土垣环卫。北部空阔处，则为战马厩所。乌拉泊古城分隔为南北两区这一设置，与伊吾军城设附城、置战马的功能近同。
　　古城遗址因气候干燥而保存相对完好，这是一大优势，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但这一优势竟也会使它招致意想不到的破坏，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类破坏，近一个世纪以来，表现特别突出，一是盗宝者在古城内可以一目了然找到主要建筑所在，高昌城内多处摩尼寺、佛寺被破坏，大量文献、壁画被毁的命运就是显明例证。二是认为重要古城中必多珍宝，于是进行有组织、大规模的挖地寻宝。盛世才统治时期，竟然在阿力麻里古城设“金矿局”，在城内掘土挖金，全城被挖沟、灌水冲土，以取得古城中财宝，至今老乡还称呼这一古城为“大金场”。北庭都护府所在护堡子古城，伊犁地区伊宁市郊的吐鲁番圩子古城，虽城垣依旧，城内同样是沟壑纵横。所以如此，因为也曾遭遇过掘沟冲水找黄金的命运，从而导致古城建筑布局、特点及文化内涵永远难以恢复。这是深埋地下的古城不可能招致的厄运。
　　1.2.2 宗教遗存
　　地处亚洲腹地的新疆，多种文化荟萃。在宗教领域，举凡萨满崇拜、道教、佛教、祆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喇嘛教等，均曾在这片土地上传播，保留下不少相关遗迹、遗物。一些古代宗教信仰，在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影响。它曾是一处多种宗教活动并存、多种宗教流行过的地区，是当之无愧的宗教史迹博物馆。
　　萨满教。萨满崇拜，在新疆是一种出现得极早，至今在偏远农村仍见活动、存在一定影响的原始宗教信仰。阿勒泰山中可能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窟彩绘，不止一处可见形如“兜鏊”的形象，是萨满的象征，表示着萨满通天的内涵。罗布淖尔荒原上的小河墓地，是存在浓烈生殖崇拜信仰的一处青铜时代遗存。为实现子嗣繁衍目的，死者棺木前竖立高达四五米的木柱，悬置祭物，实为萨满教中天人交流的通天树。在锡伯族中，萨满至今仍然是存在影响的巫师。在偏僻、闭塞的农村，一些维吾尔族农民驱邪治病的巫法，浸透其中的也是对萨满的崇拜。这些都表明，萨满崇拜至今仍存在一定的市场。
　　道教。新疆地区始有道教，史籍不见记录。从历史背景分析，当与汉代以后，河西敦煌一带汉族居民大量入徙高昌密切关联。从出土文物分析，公元5世纪时，汉族居民比较集中的高昌地区，仍然流行着道教的信仰。隋唐时期，西域各州、县建有道观。吐鲁番地区考古工作做得较多，出土资料可资说明这一问题，其他地区的汉族社群中，应该也有相类情况。
　　在高昌古城北郊阿斯塔那晋—唐墓地中，曾出土过多件道教符箓。阿斯塔那303号墓出土符箓，黄纸朱书。绘画的天神手执兵器，在天神图下书一“黄”字，另有“天帝神前”祈求“百子死鬼不得来近……急急如律令”等文字，明显是祈求道教天神护佑逝者平安的神符。这座墓葬的时代是公元5世纪初。同一时段墓葬中，也有在死者鞋底上书“隲”字的，性质类同。同一墓地内，大量出土过随葬衣物疏。这些衣物疏上，即使死者被标明为“佛弟子”，最后的文字往往也有“遇患徂殒，径涉五道，任意所适”，“时人张坚固、李定度”，“欲求海东头，欲觅海西壁”，“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急急如律令”等一套当年道教徒习用的文字。这一文化现象，说明在吐鲁番地区，道教也曾是人们虔诚的信仰，它们已深深植根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即使在成为“佛弟子”后，也没有疏忽使用这一套道家通行的符咒，以保证逝者在冥府中的安全。可见，是佛道信仰糅杂一体的。
　　祆教。祆教也曾在新疆大地上产生过影响。天山腹地阿拉沟一座战国晚期大墓中，曾出土一件祭祀铜盘，喇叭器座上承方盘，中间伫立两件有翼狮形兽，盘内见烧过的木炭。类似铜祭祀盘，在天山北麓伊犁河谷地，新源县境也曾出土过不止一件。这类铜祭器，在西邻哈萨克斯坦境内，尤其是伊塞克湖周围曾多有发现，研究结论是古代塞人信仰祆教、进行拜火祭祀时的用器。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塞人在新疆北部、天山地带、帕米尔高原曾广泛分布，由此可以透见当年祆教的影响。
　　汉代以后，虔信祆教的粟特人在新疆活动频繁，丝路沿线，多有他们的聚居地，祆教因此而更加彰显其影响。以吐鲁番为例，自高昌郡至高昌国，唐代西州祆教势力不弱。祭祆神“胡天”是一件大事，高昌王国职官中有“萨薄”，专管祆教事务。高昌之实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他丝路重镇的情况。
　　基督教。基督教中聂斯脱里派公元5世纪后向东方流布，公元6世纪可能已进入新疆。吐鲁番出土物中有用突厥语文字写的景教“福音书”。在高昌古城、葡萄沟、吐峪沟等地都发现过景教壁画，也见过用叙利亚文、古波斯文、粟特文和回鹘文书写的景教经典残页。高昌古城出土的景教“棕枝主日”壁画，表现了景教徒手持棕枝，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情景，是国内外熟知的画面。这一景教寺院被毁的时间应在公元14世纪，说明景教在吐鲁番大地曾经活动达800年以上。在伊犁阿力麻里古城中，发现过多件十字架图像石刻，并见古叙利亚文。共出文物，多为公元14世纪前后之物，表明当年曾有基督教传教士在这里活动。意大利人巴托罗莫所撰《圣徒传》，曾载西班牙传教士巴斯喀尔受命来察合台汗国阿力麻里古城传道，可与出土文物相呼应。
　　摩尼教。摩尼教在本土波斯受到镇压后，信徒流散。公元6—7世纪时其余裔东行，沿丝路大道进入新疆，并进一步向漠北草原、中原大地拓展。在库车库木吐拉石窟寺壁画遗存中，可以看出摩尼教的影响。但总体观察摩尼教取得最大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地点，是在吐鲁番，其原因与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有很大关联。回鹘在漠北时，已奉摩尼教为国教，西迁新疆后继续奉行摩尼教，但受原居民奉佛的影响，形成摩尼教与佛教并行的局面。在整个高昌回鹘王国统治时期，即使在佛教极盛，国王礼佛、奉佛的时段内，摩尼教仍然继续存在，并成为它的国际活动中心之一。高昌古城K遗址(在可汗堡南约300米)，是一座摩尼寺，面积达75×35平方米，出土过大量摩尼教经典、宗教画。一些宗教画表现了布教的场景。伯孜克里克、胜金口、吐峪沟等著名石窟寺遗址，也发现过摩尼教壁画，少部分壁画覆盖在佛画上面，保存还比较好，清楚可见生命树上垂挂累累硕果。1980年伯孜克里克石窟进行维修清理时，新出土不少粟特文、回鹘文摩尼经典及世俗文书。3件粟特文书信是摩尼教传教士给他们东方教区主教摩尔阿晋·曼普夫尔的致敬信，说明吐鲁番当年曾是摩尼教东方教区的中心，而教主活动地点竟在伯孜克里克石窟寺内。不少摩尼教文献也表明，当时的摩尼教首领为了生存，曾教育信徒首要的任务是“为国王和贵族们服务，使之满意，使其尊严不受侵害”，其次是“从事世俗事务，耕耘分配和继承财产、做买卖，从而能保有房屋，使妻儿免于贫困，更好地为亲友、善人效劳……”这些说教与摩尼教初创时期的理论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摩尼教在新疆最后消失影响，可能也在14世纪左右。
　　佛教。自公元初始直到15世纪，新疆大地上一直是梵音缭绕、佛幡高悬。佛教是居于主体地位的宗教信仰，在古代新疆人民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各个方面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新疆各处，自帕米尔高原至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罗布淖尔地区、吐鲁番盆地、哈密绿洲以及天山北麓一线，都可以见到不同时代的佛教遗存。既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土建佛寺，也有因山而开凿的石窟寺，数量之多，难以计数。
　　帕米尔高原，是佛教进入新疆大地的第一站。塔什库尔干县城北郊的石头城东南角，曾发现古代佛画残迹、佛像碎块。由帕米尔进入喀什绿洲，翻越奇奇力克大坂后，有切克贡拜孜遗址，其中可见佛寺遗痕。帕米尔东麓叶城县境棋盘乡，有一处石窟寺，尚存10窟，只是佛像、壁画已被破坏无余。喀什绿洲西乌帕尔乡，是出帕米尔高原进入喀什绿洲的最后一处大腰站，人烟稠密。乌帕尔乡背后的艾斯热提毛拉山上，林木苍翠、景色怡人。20世纪70年代以前，依山势上行，不少地段都可以见到佛像衣褶、手指、眼睛之碎片。山脚下，发现过多量贝叶经。喀什市郊、卡克玛克河边有“三仙洞”，洞后戈壁地表有大型佛寺遗存，出土过贝叶经、石膏佛像。更东行，有摩尔佛寺，可见当年佛教盛况。
　　自昆仑山麓东行，无一处古代城镇不见佛教遗存。由于绿洲地带与昆仑山相去稍远，无法因山凿窟，故均为土建佛寺。它们随绿洲废弃、古城湮灭，往往化为一丘黄土。墨玉县扎瓦，和田县的“佛脱勒克”，和田市南郊的麦里格哇提，和田市北郊的布盖乌衣里克，洛浦县的热瓦克，策勒县境的卡瓦，策勒、于阗之间的丹丹乌列克，于阗县喀拉墩、达摩沟、乌于勒克、喀孜纳克，民丰县尼雅、安迪尔，若羌县米兰、楼兰等，都可以见到古代佛寺遗迹。这些佛寺遗存，与当年寺院实际比较，会是挂一漏万，但仅此也可以看出当年佛教文明曾经有过的辉煌。
　　佛寺造型，多作“回”字四方形，在方形墙院中心造佛塔，塔作覆钵形，塔周为回廊，墙面满绘宣示佛教内容的壁画。信徒礼佛，绕塔而行，可感受佛学思想的熏陶。墙体多以木柱、红柳、芦苇作构架，两面敷泥，故称此为“木骨泥墙”。
　　观察现存遗迹，尤其是壁画、木板画、塑像、木造像，时代多在东汉晚期以后至唐、宋。因大多已遭严重破坏，难见完整面目。部分壁画，如米兰佛寺中有翼天使像等，眼、鼻、面型之描绘，明显具有罗马式绘画风格，时代早到公元二三世纪，透示着当年东西文化交流的一斑。
　　自天山南麓东行，除少量土建佛寺外，保存较好的佛教文化遗存，多为开山凿洞而成的石窟寺。当年丝路北道上的一些主要经济、文化中心，都是佛教文化昌盛的所在。稍列其大者，如巴楚托库孜萨来古城东郊的吐木休克佛寺，龟兹王国境内、雀离塔格山内外、天山南麓，堪谓石窟林立。其中比较突出的如拜城县台台尔、克孜尔，新和县吐火鲁克艾肯，库车县境克孜尔尕哈、库木吐拉、阿艾、森木塞姆、玛扎伯赫及苏巴什大寺，焉耆境内的锡克沁大寺，吐鲁番境内的吐峪沟、雅尔湖沟西、伯孜克里克、“台藏”塔，交河、高昌城内的巨型佛寺，哈密县境内的庙儿沟、白杨沟佛寺等，它们几乎都处在当地形胜之区，依山傍水，独得干旱地区的优势。虽都经历了时代的风雨，蒙受了自然、社会多种力量的破坏，残存的泥塑、色彩斑斓的壁画、不完整的多种文字佛典，在相当程度上还可以看到晋唐时期佛教昌盛的景象。对现存遗迹壁画进行认真分析，可以看出佛教思想进入新疆后与本土文化一步步融合，涌现出具有地区特色的绘画、雕塑，土著居民形象逐渐成为创作之原型。佛教自新疆地区进一步东传，影响过敦煌。一段时间后，成熟的敦煌汉式佛教艺术又曾影响新疆。西域与河西走廊历史、文化关系密切，在佛教文化这一环节上，同样有着具体表现。天山北麓奇台、吉木萨尔、阜康等地，唐代前后佛教亦盛。吉木萨尔西郊的“西大寺”，是回鹘高昌王国的王室寺院，前庭后殿，气宇轩昂。在殿堂、边厢，塑像、壁画保存得还相当完好，妆金贴彩，耀人眼目。当时出巡的回鹘国王、随从，威武雄壮，颇现雄睨一切的气势。
　　汉代，佛教进入新疆。经历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繁荣之后，佛教思想沁入各族居民的灵魂深处，在思想文化生活中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藏传佛教(喇嘛教)是佛教中一个支派，公元10世纪末进入新疆，最初及于和田，并进一步在契丹、蒙古人中产生了影响。西辽、蒙元统治时期，势力进一步扩大，在厄鲁特蒙古人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今天，巴音郭勒、博尔塔拉、塔城等蒙古族聚居地区，藏传佛教(喇嘛教)还是相当显赫的存在，是居民中占主体地位的信仰。
　　伊斯兰教。目前，新疆地区13个常住民族中，蒙古族、锡伯族奉喇嘛教，俄罗斯族奉东正教，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塔尔等奉伊斯兰教。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开始东传西域。最初在喀拉汗王朝站稳了脚跟，后逐渐向和田李氏王朝、察合台汗国拓展，12世纪进入龟兹，14世纪进入回鹘高昌，15世纪进入伊州。这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即使在龟兹、西州地区，到16世纪时还能见到佛教活动的痕迹。伊斯兰教在取代佛教信仰的过程中，经历过急风暴雨式的武力较量，也注意将伊斯兰意识形态与新疆少数民族的传统信仰相结合。如在哈萨克族传播的过程中，注意将伊斯兰教内容与哈萨克古代萨满信仰及传统的《哈斯木汗法典》、《额斯木汗习惯法》等相结合，因而广大哈萨克族群众在面对伊斯兰教时，感情上没有更大困难，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真主的称谓与传统崇拜中的神灵是相同、相通的。哈萨克人可以在没有清真寺的草原上进行礼拜、节日祈祷。在帕米尔高原，祆教曾是塔吉克族中具有影响的传统信仰，伊斯兰教进入这片地区后，与祆教文化相结合，每年四月的伊斯兰赎罪节，形式上就是家家户户点燃蜡烛，进行祈祷。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等信仰了伊斯兰教的民族，“安拉”、“胡达”、“天神”、“山神”、“火神”、“太阳神”、“谷神”等，实质是一致的。他们既相信传统的巫师，也相信传播伊斯兰教的“霍加”。这使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阻力并不大。但完全取代佛教，实际还是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斗争。直到公元16世纪以后，才出现了伊斯兰教一统新疆大地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各方面，对信徒有十分深重的影响。今日新疆，不论城市、农村，随地随处都可以看到高高耸立的尖塔，蓝色的清真寺拱顶掩映在绿树丛中：阿拉伯式的建筑、地区风格的雕花木柱、纯净洁白的石膏花。每天清晨、傍晚，尤其是每周五的主要祈祷，随处都可以看到穆斯林们虔诚礼拜的身影。回族居民是同样虔诚的穆斯林，只是清真寺别具风格。
　　1.2.3 古文字资料
　　一般在极度干燥的环境中难以保存的文字资料，在新疆沙漠、戈壁中却得到了较好保存。汉藏、印欧、阿勒泰语系内诸多差别的语言文字，在这片土地上都曾有所发现：如汉文、吐蕃文、西夏文，梵文、佉卢文、古和田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叙利亚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等，展示了古代新疆十分复杂的居民、宗教、文化面貌以及丝绸之路古文明的特点。
　　汉文。是发现最多的一种文字资料。在西域大地，是绝对年代最早、出土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包含内容最丰富的古代文献。具体表现了汉民族作为多民族的主体，在新疆开发、建设中，曾经发挥过的核心作用。它们具体见于摩崖石刻、碑、墓志、木简、纸质文书等，时代最早到西汉黄龙元年，晚至唐天宝时期，宋元时期也有少量文书出土，现存国内的总数在4000件以上。出土地点差不多遍及全疆，尤其是塔里木盆地周缘各古代城镇废墟。罗布淖尔湖北岸汉居卢訾仓、楼兰、尼雅出土的汉、晋简牍，总数在900件以上；玉其土尔、丹丹乌列克、阿拉沟、托库孜萨来等处出土唐代文书近300件；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晋、唐时期文书2000件以上。和田达摩沟出土过汉—于阗文双语文书，吐鲁番出土过汉—回鹘文双语文书。同类文书，更多在20世纪已流散海外。这些文书，内容涉及军政、屯田、税负、民间借贷、宗教信仰、私人书信等，关联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细节。吐鲁番地区出土、保存尚好的汉文墓志达200多方，此外，还有汉、唐晚至清朝时期一些重要碑刻，如刘平国治关亭诵、任尚碑、裴岑碑、姜行本碑、格登山纪功碑等近20件，无一不是研究古代新疆历史的珍贵资料。
　　佉卢文。时代主要在公元3—5世纪，主要出土于塔里木盆地南缘、自和田至罗布淖尔地区，总数达千件以上，是古鄯善王国在汉文以外使用的又一种文字工具。内容为国王敕谕、官府文件、籍账、私人信函等，它们往往与汉文简牍同出，可以互相启发，是研究古鄯善国历史的重要素材。
　　古于阗文。古于阗文书，字源出于婆罗米字芨多正体。主要是公元6—10世纪期间古于阗王国居民使用的音节文字。在于阗王国内，同样与汉文并行。一些于阗文献，不少还掺用着汉文，使用汉文年号、官员名称，甚至使用汉文与于阗文共同书写。留存至今的重要文献，大多已流失国外，内容主要为佛教典籍，也有世俗性质的敕令、行记、函件、奏报、医药、文学、语汇之类。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于阗沙州纪行》(钢和泰藏卷)，内容即为于阗王使臣至沙州朝拜、祈愿，涉及于阗年号、沿途城镇、沙州居民生活，对“丝绸之路”南道历史地理、佛教研究极具价值。《甘州突厥纪事》，叙述于阗使臣在甘州所见突厥统治集团内讧史实。它如《于阗王致曹元忠书》、《于阗迦湿弥罗纪行》、《使臣致于阗王奏报》、《七王子书简》、《汉语—于阗语辞汇》等，都是研究于阗史、佛教史的第一手资料，有力地补充了文献记录之不足。
　　焉耆—龟兹语文书(亦称吐火罗语文书)。使用婆罗迷字母斜体，于2—9世纪通行在吐鲁番至库车地区，所记语言为印欧语系centum语组，有甲、乙两种方言。甲种方言流行于焉耆—吐鲁番地区，乙种方言流行在库车地区。现存文书主要为5—8世纪残卷。甲种吐火罗语文书有500多件，乙种吐火罗语文书有3100多件，绝大部分为佛经，也有世俗文献。如商队通行证照、寺院账册、诗歌、医术、星占等，但大多流失海外。近年在焉耆发现的《弥勒会见记》，受到广泛关注。所见文献虽时代较晚，但它本身却是一种具有古老特征的印欧语，表明在古远历史时期，已有说centum语组语言的印欧人进入了新疆地区。对印欧人的迁徙、古代民族史、佛教史、戏剧史研究都有意义。
　　粟特文。是粟特人在公元2—11世纪使用的文字工具，源于叙利亚文。近年在吐鲁番发现过10件粟特文佛经、摩尼教写本，写本、书信对高昌回鹘时期佛教、摩尼教研究极具价值。在伊犁昭苏县种马场一件石人下身有20多行粟特文，虽多漫漶，但可以看到涉及木杆可汗、泥利可汗的名号，揭明在公元6—7世纪时，西突厥使用粟特文的史实。
　　吐蕃文木简。出土700多件，大多流失海外。主要见于和田河畔玛扎塔格古堡、若羌米兰古堡、安迪尔遗址等处。简文涉及土地分配、农田管理、作物种植、地租税负、日常食品、军事活动、缉捕逃亡、宗教事务等各个方面，表明吐蕃人信仰本教(苯教)，存在自然崇拜，有助于认识9世纪中叶吐蕃与唐王朝争逐西域，并一度踞有西域时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状况。
　　回鹘文书。主要出土在吐鲁番、哈密、库车、喀什、莎车等地，甘肃酒泉、敦煌也曾有出土。依照粟特文字母创制的回鹘文，公元9世纪中叶后，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大量流行，直到13—15世纪金帐汗国、帖木儿帝国、察合台汗国仍以它为官方文字，直到17世纪，甘肃酒泉还以这种文字刻刊佛经。保留至今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涉及宗教、文学、社会经济、药书医方、卜辞历法等，宗教文献比重较大，有《金光明经》等佛教经典近百种，也有《二度经》、《摩尼教徒忏悔词》、《牟羽可汗入教记》等摩尼教文献，《福音书》等景教资料，以及《圣徒传》、《登霄记》等伊斯兰文献。契约文书记录了大量经济活动实况，如借贷、土地和奴隶买卖等。如斌通(善斌)被两次出卖、他向官府告发主人的文书，是人们熟知的文献。文学作品《福乐智慧》、《乌古斯可汗传说》、《弥勒会见记》等，富含思想文化价值，从中也可以看出阿拉伯、波斯文学的影响。其他还有一些碑铭。这些资料，对认识、研究古代新疆，尤其是回鹘汗国政治、经济、语言、文字、医学、宗教信仰等，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突厥文献。在新疆主要发现于吐鲁番、米兰。吐峪沟出土的突厥文献、米兰出土的军事文书、交河城沟西佛寺中的突厥文题签以及吉木萨尔二工乡突厥文石碑，均有助于研究突厥汗国的历史文化。
　　察合台文献。13世纪以后，新疆及中亚地区操突厥语言的民族，广泛使用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影响下形成的书面语言，由于这种语言最先在察合台及其后裔统治地区形成，所以称“察合台语”，其文字载体——察合台文，则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演变而成。使用这一文字形式，保留下来了大量哲学、文学、宗教、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著作及波斯文、阿拉伯文译著。至18世纪，更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局面，为这一历史时段内的政治、思想文化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
　　其他如西夏文、契丹文、八思巴文等，也有少量出土资料。
　　1.2.4 游牧民族文化遗存
　　(1)岩画
　　岩画，作为早期游牧人的思想文化载体，广泛存在于新疆北部地区，准噶尔盆地周围，特别是阿勒泰山地、天山北部山地以及准噶尔西部山系，如塔尔巴哈台山等处。上列地区内雨水比较丰富、四季草场咸备，适宜于早期游牧人的活动，因而岩刻遗迹所在多见。此外，在天山南麓及阿尔金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也发现过一些岩画点。如果以今天的行政区划为地理单元作统计，在差不多47个市、县范围内，均见岩画遗迹，总约近300处。因此，实际岩刻画面，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近300处岩画遗址内，包括少量洞窟彩绘遗迹，主要见于阿勒泰地区。这类洞窟彩绘岩画，特点强烈。因此这里的“岩画”概念，既指一般意义上的“岩刻”画，也包括在岩洞内以赭红色涂绘的画面。
　　一些涉及新疆岩画发现历史的文章，称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及《北史·西域传》、《隋书》、《册府元龟》等文献中，已有关于新疆岩画的记述，所言并不准确。文献中最早见到有关新疆岩画的记录，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喀什噶尔山洞中，石壁劖平处有人马像。回人传云是汉时画也。颇知护惜，故岁久尚可辨。……后戍卒燃火御寒，为烟气所熏，遂模糊都尽。”纪昀流戍西域，时在1768年。
　　对新疆岩画普遍关注，大量调查并广为报导，是在20世纪80年代。天山深处保存完好的康家石门子岩画被发现，“生殖崇拜”这一主题的揭示，引起学术界的广为关注，相关图像被辗转刊布，为新疆地区岩画的调查注入了活力。
　　全面分析这近300处岩画遗存，可以看到如下特点：
　　①它们主要分布在早期游牧民的冬季草场，大多分布在阿勒泰山、天山北坡海拔1400米以下的低山地带。天山北坡这类低山地区大多处在逆温层中，气温一般都要高于盆地边缘3～5℃，宜于牲畜越冬。牧民深秋至此，仲春以后转移，是牧民们游牧生活中最主要的居留、活动场地，婚嫁聚集、休憩娱乐、宗教祭祀等各种活动，往往多在这一时段内进行。目前新疆地区所见重要岩画遗迹点都在冬牧场中，就是很有力的说明。
　　②重要牧道所在。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四季移徙，寻觅春秋好草、好水，夏日温凉、冬日可避风雪的所在。这样的四季牧场，地点是相对稳定的。因而畜群的迁徙路线受沿途水草、山谷、隘道、分水岭的制约，也都有一定规律。所以，重要牧道对特定游牧部落关系重大。
　　③进行原始巫术活动的场地。受原始思维制约，古代游牧人选择符合其原始巫术、原始宗教信仰的特殊地点，进行岩画、洞窟彩绘创作。这些地点所在自然环境往往不同于一般，在这些地点进行岩画创作活动，被认为会更利于向神灵传达古代游牧人的祈求、信息。因此，有关岩画、彩绘也更明显具有特定的巫术思想内涵。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刻画遗址、特克斯县阿克塔斯岩画、巴里坤县巴里坤湖畔之夹山岩画、裕民县巴尔鲁克山岩画等，所在地点山形突兀、溪水环抱、草场茂盛，山前有宽大空间便于进行群体活动，都是原始巫术活动最为理想的场所。
　　④岩画内容。岩画具体记录着早期游牧人的经济、社会实践活动，表现着他们曾有的思想观念、信仰、追求，对认识、了解在没有文字以前的早期游牧人的精神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认真剖析现存岩画，可以发现，最主要的思想内涵不外乎生育、放牧、转场、狩猎、战争等，记录着古代游牧人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篇页。
　　在保留至今的岩画遗迹中，生殖崇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一个最显目的主题。这方面最突出、最典型的实例，是位于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的岩画遗址。岩画所在为丹霞山体，山势陡立，左右有溪水环抱。不仅山水交融，而且山前有成片的绿树、茂草，生命力旺盛。在古人心目中，是阴阳交合、适宜巫术祭祀的场所。岩画所在峭壁，壁面平整，面积达120平方米。其间满布大小不等、动作各异的人物形象达300人，有男有女，或站或卧，或衣或裸。男性生殖器特别粗壮，有作交媾形，有双人同体；男女交媾图下，有群列舞蹈小人。人体轮廓线内，早年涂朱的痕迹约略可见。画面强调男性高大伟岸，女性相对柔弱，既清楚揭示岩画主人们祈求生殖、蕃育人口的强烈愿望，也表示男子在生殖繁衍中的主体地位。近年在阿勒泰山南麓发现的“鸟啄鱼图”岩画，也值得给予关注。岩画的鹳鸟尖嘴正咬啄鱼的后鳍，很好地表现了鹳鱼相啄一刹那间的运动感。这幅岩刻鸟啄鱼的主题，也应与生殖崇拜相关。相关图像还见于黄河流域的彩陶。它是不同地区在同样时代要求下出现的艺术创作，还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仍有待研究。
　　在以畜牧经济为主体的游牧民族的生产活动中，放牧是每天必须进行、不能稍予疏忽的大事。在马被驯养后，骑马放牧更是一种主要的放牧形式。在天山北麓木垒县博斯坦牧场十分丰富的岩画遗存中，不少画面比较清楚地显示了放牧活动。博斯坦背依天山，有博斯坦河及另一些水量充沛的泉水，森林茂盛，水足草丰，是优良的冬、夏牧场所在。正是这样的背景，造就了博斯坦和卓木沟内大量的放牧岩画图像。而天山北麓米泉县柏杨河乡独山子村一幅表现牧业生产的岩画，不仅表现了羊群，还显示了溪流、草原，在宁静的草原上，人、羊均悠然自得，牧区野趣，毕显于岩壁。
　　在古代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狩猎具有重要地位。在已经发现的大量岩画资料中，狩猎画面比重相当大。狩猎图景刻画得也相当细致，可以帮助我们具体认识当年曾在山地、草原上展开过的一幕幕狩猎场景。如乌勒盖地区岩画点，刻画狩猎活动的画面几近20幅。有的表现猎人潜藏在草丛中，持弓狩猎北山羊，还有多人围猎鹿群等，均具特色。巴里坤县莫钦乌拉山中段库克托贝岩画遗址点，有十多名骑士围猎鹿、羊，骑士飞驰，鹿、羊狂奔，部分鹿只中箭，负箭奔跑，场面十分生动。这一岩刻不仅场面大，而且刻线细，线条流畅，是艺术高手用锐利的金属工具加工而成的。
　　古代游牧民族，畜群转移，在较长距离内运输往来，车是不可或缺的交通手段。在阿勒泰、塔尔巴哈台、天山北麓不少岩画点，都见到表现古代车辆的画面。天山北麓巴里坤县李家湾子所见车辆图，线条虽十分简单，却清楚勾勒了双轮、轴、椭圆形车篷、单辕及驾牛的图像。天山南麓温宿县包孜东车辆图，也是典型的线刻，显示了轮、辐、长方形车篷、单辕。这些车辆岩画，形象简繁不一，或有时代之差异。所在地点，多在主要交通干线上。
　　战争作为社会矛盾冲突的最剧烈的形式，在岩画中也有一定的表现。新疆地区见到的战争岩画，最典型的代表应数哈密沁城折腰沟保留的几幅相关图像。在一块长140厘米、宽110厘米的黑色岩石上，刻画了一幅十分生动的骑兵征战图。战斗双方虽力量相近，但精神有别：右侧7骑斗志昂扬，战马奔腾，骑士个个争先举长兵器向敌人冲刺，其激越高昂的斗志跃然于石面；左侧5骑虽人数、兵力相近，但斗志已懈，精神完全被对方压垮了。岩画作者的倾向、希望揭明的主旨是十分清楚的。
　　分析新疆岩画的加工工艺，可以得到以下基本认识：
　　①点凿法：以硬度较大的石材或金属工具，按画面要求在动物、人物之轮廓线上连续凿点，由点构成线，形成画面。这是比较普遍使用的工艺。
　　②凿点与研磨结合：在凿点成线、体后，对轮廓线或轮廓线内人物、动物整体画面作研磨。粗看、远看如浅浮雕，光洁平整。康家石门子岩刻是这一工艺的典型代表。
　　③磨蚀：这类岩画线条、画面，是在设计构图的基础上，经硬物磨擦，将原来深色石面去除一薄层，磨蚀部分色泽稍浅，而显示出物体图像。
　　从加工工艺角度分析，凿点较为原始、粗糙，时代相对稍早；凿点后研磨，较之单纯凿点发展、前进了一步；而磨蚀成图，工具工艺要求更高，相对时代应更晚。岩画作为早期游牧人的艺术语言，蕴涵了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关于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据岩画思想内涵，岩画人物风格，傍近古墓时代，研究者大多同意这可能是公元前1000年前期的塞人文化遗存。而以之作为标尺，将塔尔巴哈台山中巴尔达库尔生殖崇拜岩画与之相比较，后者显得更朴拙、简单，时代会较呼图壁岩刻要早。
　　东部天山木垒县博斯坦牧场中的大量岩刻画，人物均头戴尖顶帽，形成显目特征。据此，论证它们是尖帽塞克族人的遗迹，时代可早到公元前1000年前，也是一种具体分析意见。
　　但从总体上观察，目前在新疆岩画的调查、研究工作中，还是一般的调查、报导比较多，全面、完整的调查报告比较少。对具体岩刻遗址的时代，空泛的、感觉性的议论多，对刻凿工艺、图像风格、相关考古遗存等深入、具体的分析不足。对有关岩画相对时代或绝对年代的分析，仍然没有得到比较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一任务的圆满完成，还有待今后关心岩画研究的学者们共同努力。
　　洞窟彩绘是在一些岩洞内，以赭红色彩图绘出狩猎、战争、祈求生殖能力的画面，与上述岩刻内容相通，表现手法不同，同样是早期游牧人的艺术创作，相关遗存目前主要见于阿勒泰山。比较集中的所在如阿勒泰市阿克塔斯、富蕴县(柯柯托海)唐巴尔塔斯，特别是哈巴河县多尕特沟，沿沟有7处以上彩绘洞窟。彩绘内容有女阴、萨满高帽、舞蹈、驱赶牲畜、部落争斗、狩猎图等。多尕特一处画面达10平方米的彩绘图像，表现众多人物围猎食草类大兽牛、马，群兽向一个方向狂奔，部分已被投抢刺中，倾扑在地。狩猎者不知用弓箭，狩猎对象又是奔走速度较缓、形体稍大的食草动物，所以，相对年代当在新石器时代以前，绝对年代当早于一万年。这一时代特征与富蕴唐巴尔塔斯岩洞图绘女阴，祈求生育的观念也能切合。相关洞窟彩绘在天山特克斯县乌泽勒克乡、昆仑山北麓皮山县阿日希翁库尔也曾见报导，只是图像损失严重，难见究竟。
　　这类洞窟彩绘，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早期文化遗存，可能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与俄罗斯南阿勒泰山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布多省霍依特采克尔河谷相关遗存存在关联，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2)鹿石、石人、铜鍑
　　新疆古代游牧人考古文化遗存，堪与上述岩画、洞窟彩绘并列，还有鹿石、草原石人、铜鍑等物。
　　①鹿石
　　所谓“鹿石”，是指经人工雕刻的碑状石刻，其上往往有鹿形图像，少量也有牛、马、羊及猫科类猛兽形象。还有一些刻石上见圆环、连点、腰带以及刀、剑、弓、盾等物，是拟人性的图像。它广泛分布在欧亚北部草原地带，尤以蒙古草原为集中。其他如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勒泰地区，包括中国新疆一带，都发现过这类遗存。
　　新疆已见鹿石主要分布在阿勒泰、青河、富蕴、博尔塔拉温泉县、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县新地沟、大龙口，伊犁河流域昭苏及相对应的天山南麓温宿县境，约12处，实际存在当较此为多。
　　已发现的比较典型的鹿石，高往往在二三米以上(部分已残)，其上刻奔驰的飞鹿，鹿首鸟喙、大角飞扬，直向天穹奔驰。线条生动而流畅，具神异色彩。碑面曾经涂红，残迹依稀可见。这类鹿石，如青河县却尔巴里库勒、乌鲁肯达巴特、什巴尔库勒等处，都具有这一特征。
　　另一类鹿石，碑体不见鹿类动物图像，只见圆环、连点、兵器，象征了武士形象，在青河阿腊托勒拜、塔斯特萨依、吉木萨尔大龙口、富蕴包孜东等处所见刻石，都具有这一特征。
　　这类鹿石除个别为后人移动、脱离了遗址现场外，可以看出它们都竖立在大小不等的巨型石堆前，多在石堆东面。可以由此推见它们是附属于相关堆石的纪念性石刻，部分具有人的象征。
　　俄罗斯学者曾经发掘过有关鹿石的墓葬，据研究，结论为公元前1000年前后古代游牧民遗存，下限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而鹿石造型则表现着古代牧民祭祀先祖、崇拜太阳、萨满教的通天树观念及相关居民的动物图腾信仰。
　　②石人
　　草原石人同样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地带。中国境内主要见于新疆、内蒙。在新疆境内，石人主要分布在阿勒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周围，天山南麓少数几个地点也曾有发现。迄今为止，记录在案的石人遗存约近200处。
　　阿勒泰山区是新疆石人的主要分布地点，总计约80处。青河县15处，布尔津7处，哈巴河6处，吉木乃5处。自然，这只是已经发现、报导的数字，实际遗存会较此为多。
　　准噶尔西部山系，也是草原石人遗存比较集中的处所。在博尔塔拉已见27处，塔城见22处。
　　天山山系(尤其是天山北麓)，也是古代游牧民族生活的理想舞台。在这片地区，同样留存下不少石人遗存。其中，水草丰美的伊犁河谷地已见29处，天山北麓昌吉地区见20处，巴音郭勒、克孜勒苏地区见6处，乌鲁木齐见4处，天山南麓、吐鲁番、温宿也发现个别石人。而进入塔里木盆地，就绝不见石人的踪影了。
　　综观其分布，阿勒泰山前地带、准噶尔西部山地的博尔塔拉、天山山地的伊犁河流域，是石人遗存比较集中的地点。这些地区，自古迄今，不仅适宜于游牧民族生产活动，而且是交通、联络亚洲西部草原的关键地段。
　　上述石人，相当部分的位置已被人为移动。所幸，还有一些保持着原来的位置。可以看出，他们虽大小、体貌、服饰存在一定差异，却都是相关古代墓冢前的立石，均位于墓冢的东部，面朝东方。其身后的墓冢，或为土堆石棺，或为石围石棺。石围之茔院内，石棺不止一座。茔前石人，有单人、双人，甚至多达4人的。
　　从雕刻工艺、形象、衣饰、腰带及带下系配物品等细部辨析，所见石人存在不小差异，变化相当明显。比较大略的划分，则基本可以区别为两大类别。其一，以天然砾石、石板为料，只简单雕琢出圆形面部轮廓，圆形眼、直鼻、一字形嘴。男性稍显髭须。女性石人颈部、上胸见倒三角、圆珠形饰，双臂横曲，彼此抚触，置于胸、腹前。服饰未予表现。总体感觉比较简单、粗率，可为早期代表。其二，石人作圆雕状。形体高大，面型宽圆，颧骨明显，大眼、高鼻，鼻翼宽，唇上有八字胡。右手持杯，上举至胸前；左手持所配刀、剑柄。身着翻领大衣，腰束带，带下系短刀、砺石等物。脚穿尖头高腰靴，为晚期典型。
　　这两类石人身后的墓冢，均曾进行过考古发掘。
　　早期石人石棺墓，可以阿勒泰市克尔木齐墓地为代表。石人立于石堆石棺或石围石棺前，土葬，棺内有单人、双人、多人之别。随葬文物有细石镞、陶器、橄榄形石质容器、青铜小刀、骨器等。总体分析，时代较早，是青铜时代遗存。参照俄罗斯阿勒泰地区相关发掘资料、研究结论，绝对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11世纪前后。
　　晚期石人石棺墓，可以博尔塔拉自治州温泉县阿尔卡特遗存为代表。圆雕形石人身后为规模较大、相当整齐的大型石棺，行火葬。棺内除少量未烧透的碎骨外，不见随葬文物。结合《周书》、《北史》、《隋书》“突厥传”中有关突厥人死后“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图画死者形仪”的相关记录，学术界一般都同意它们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突厥民族的遗存。伊犁昭苏小洪那海石人，腹下阴刻20多行粟特文字，可以清楚辨析出其中“木杆可汗”、“泥利可汗”等名号，确实进一步肯定了相关石人为突厥族造像的结论。小洪那海石人着花冠、多辫，可能是高级贵族的冠、发型式。讨论石人为突厥民族遗存，这是十分有力的根据。
　　对石人遗存进行宏观分析，石人石棺墓文化，分布地域十分广阔，延续时间很长。从蒙古草原、南西伯利亚、阿勒泰山地，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无不见到相关遗存。中国阿勒泰地区至伊塞克湖周围，石人遗存尤为集中。其时代，最早可以到公元前11世纪上下，晚到6—9世纪。最晚，甚至到公元13世纪蒙古汗国时期，仍有所见。这样一个时空范围，完全与突厥民族联系，自然是并不合适的。其主要时段，如公元6—9世纪间，与突厥民族相联系比较合理。在这一历史阶段，新疆北部到伊塞克湖周围，曾是西突厥汗国活动的中心，有不少石人与西突厥有关，自然也没有问题。只是不能见到石人遗迹，都简单与突厥民族相联系，那会失之于简单。它们实际蕴含着阿勒泰草原先突厥的文化传统，曾对后来突厥文化产生过重大作用，而在突厥汗国隐入历史长河以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仍然对相关地域内的草原民族保持过一段时间的影响，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新疆天山以北地区内广泛存在的石人遗存，在研究突厥民族历史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的起源、发展、影响，提供了文献记录中难以觅求的文化信息，不能轻估，对其的研究工作也有待加强。
　　③铜鍑
　　作为欧亚草原上古代游牧人的炊煮器——铜鍑，也是分布面极广，沿袭时间很长，与古代游牧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存在重大关联的文物。新疆对这一文化现象关注的时间不长，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见到相关报导。迄今，已见铜鍑20件。这些铜鍑，大多是在山地、草原上偶尔采集，出土之文化层位、共生文物关系不清，局限了对其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目前，可以获致的结论有下列几点。
　　首先，所见铜鍑都在宜于游牧的地区。阿勒泰地区发现3件，分别出土于富蕴县沙尔布拉克，哈巴河县铁热克提、塔勒恰特。哈密地区的3件，见于巴里坤草原兰州湾子、奎苏南湾、大河。天山北麓奇台县碧流河后沟、西坎儿孜见2件。木垒、乌鲁木齐南山，伊犁新源肖尔布拉克、昭苏天山牧场、巩留、霍城，天山南麓疏附县境等处，也都有出土。都是在阿勒泰山、天山水草优良，宜于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带。
　　其次，所见铜鍑数量虽不多，但形制有别。虽都是深腹、圈足、双立耳，但腹之深浅、腹径与腹深之比、有无装饰，圈足高低、有无镂孔，耳的位置、纹饰等细部，却迥然有别，各具特征。清楚地表明了其时代、地域的不同。
　　巴里坤兰州湾子所见铜鍑，出土在经过正式发掘的大型石构居住遗址内。铜鍑通高54厘米，口径32厘米；喇叭形圈足，銲接成形。出土于居址中部一火炕边，四周有炭层。共出彩陶、青铜小刀等典型青铜时代文物。取相关炭屑进行14C分析，两组结论分别距今3200年、2900年上下。参照相关青铜时代文物，其绝对年代可以肯定总在去今3000年前后。
　　时代较晚的铜鍑，可以乌鲁木齐南山所见标本为例。其通高59厘米，口径37.7厘米，筒状深腹，双耳立于器口及外壁，方形，矩状孔，耳上见蘑菇状纹饰。自器口至底、腹部有几何形纹饰。这是相当典型的匈奴式铜鍑，时代可能晚到公元2世纪东汉王朝。
　　出土在伊犁河流域的几件铜鍑，腹部近圆形，饰弦纹，双耳置于肩部。这类铜鍑，在中亚七河流域多有所见，一般均认为与古代塞人关系密切。
　　古代新疆民族迁徙频繁，在铜鍑上表现出的不同民族文化特征，多少可以反映作为欧亚草原一环的古代新疆北部草原，其历史文化与亚欧草原古代文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1.2.5 人类学研究
　　新疆自古迄今，种族多源、民族复杂，是一块不同民族共同生活、彼此交融、共同发展的园地。因为民族众多、迁徙频繁，曾有人形容这里是一个“人种博物馆”，可见新疆居民复杂的人类学特征，在世人心目中留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但是，真正从体质人类学角度对新疆古代居民种族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却是近30年才开始的工作。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田野考古比较全面地开展，在罗布淖尔古墓沟、小河青铜时代墓地，楼兰古城东郊汉代墓地，哈密五堡、焉不拉克青铜时代墓地，天山腹地阿拉沟青铜时代至战国阶段墓地，伊犁河流域两汉乌孙墓地，昆仑山北麓且末扎洪鲁克周代墓地，洛浦县山普拉汉、晋时期墓地，吐鲁番盆地苏贝希、洋海战国墓地，交河沟西汉代墓地等处，因为环境适宜，墓地不仅出土了保存完好、人种特征显明的干尸，人骨更是保存完好。这为体质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数量不少的理想标本，已经完成的体质人类学分析，取得了一批虽属初步、却是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罗布淖尔古墓沟青铜时代墓地，绝对年代在距今3800年前。出土干尸可以清楚地看到黄发、高鼻、深目的形象。对墓地头骨测量显示，主要特点是多长狭颅，男性头骨的眉弓和眉间突度比较强烈，明显具有欧洲人种特征，可以归入人类学家指称的“古欧洲人类型”。
　　同处罗布淖尔荒原，与古墓沟距离不远，只是时代较晚，出土于楼兰城郊东汉墓葬中的人头骨，主体同样为欧洲人种。狭长颅、高狭面型，与欧洲人种中的地中海东支(或称印度—阿富汗类型)比较符合。这一墓地，共出人骨中也见颧骨相对宽，面型宽而高，具有蒙古人种特征。显示了楼兰王国阶段居民种族多源的事实。从居民中具有欧洲人种特征这一角度细察，青铜时代以古墓沟为代表的古欧洲人类型居民，已被具有印度—阿富汗种族特征的居民所代替，他们与东来的蒙古种人共生共处。同一时段内，在这片地区见到佉卢文、汉文资料，可以从语言、文字角度与这一人类学结论相参证。随着历史发展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新疆大地上东来西去的人群，在这片地区内流动、居停、生活、发展并随时更新，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文化现象。楼兰古城周围的人类学资料，于此可以提供比较典型的例证。
　　哈密五堡、焉不拉克青铜时代墓地，绝对年代在距今3000年前，地域与甘肃西部相邻。测量分析这里出土的人骨资料，获取的结论是大部分(72％)明显具有东方蒙古人种支系特点；少量(28％)具有欧洲人种支系特点。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000年，相当于西周时期，这里的居民成分也是二元的：以蒙古人种为主，混居其间的为相当数量的欧洲人种。而这批欧洲人的种族特征，与南邻的罗布淖尔地区古墓沟墓地的古欧洲人类型比较接近。
　　昆仑山北麓且末县扎洪鲁克、洛浦县山普拉、民丰县尼雅等处，也出土了不少人骨资料。扎洪鲁克墓地，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初，时代延续相当长。当地十分干燥的环境，使墓地主人不少成了干尸，其直观印象为：黄发、高鼻，欧洲人种特征颇为明显；对出土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测量，结论同样是墓地主人以欧洲人种为主体，也混居着相当部分的蒙古人种。尼雅河尾闾地段的精绝王国故址，主要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间的遗存，这里同样不仅出土了高鼻、黄发的欧洲人种形象的干尸，也保存下来不少很好的遗骨。人类学测量，结论是古代精绝居民的体质特征大部分与印度—地中海人种支系中的印度—阿富汗类型接近，而偏低的眶型和浅发又呈现出古欧洲人种的因素，可能为具有不同欧洲人种类型的混合种型。测量中还发现，这里的居民存在较多牙周炎、根尖脓疡、龋齿等口腔疾病，牙齿普遍严重磨耗。洛浦山普拉墓地时代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间。人种特点是眉弓、眉间及鼻骨强烈突起，鼻根深陷、狭鼻型，典型角形和“闭锁式”眼眶，同样显示了欧洲人种性质。结合其长狭颅、高狭面形，又接近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印度—阿富汗类型，与尼雅遗址头骨资料显示的特征相当接近。
　　由昆仑山西走，进入帕米尔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特征，目前只有塔什库尔干县香宝宝古墓地少量人骨曾进行过分析。数量不多，但其强烈突出的鼻骨、小颧骨及强烈突出的面部，已明显显示了欧洲人种的性质，与西部帕米尔地区曾经出土的塞人头骨特征接近，也可以归属地中海支系类型。
　　此外，对天山腹地阿拉沟、伊犁河谷乌孙古墓地人骨也进行过分析。
　　阿拉沟墓地东邻吐鲁番盆地，时代早到春秋初期，晚到战国、西汉。居民种族成分表现了相当的复杂性，居民主体地位的欧洲人种与次要地位的蒙古人种共生共存。而欧洲人种中，又有原始欧洲类型与中亚两河类型两支，其间也存在差异。而蒙古人种型的居民，也可以看出明显的形态分歧现象，有东亚类型和趋向中央亚洲类型的不同。总之，这片地区古代居民的复杂成分，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伊犁河谷乌孙墓地出土的人骨，时代主要在两汉阶段。测量数据表明，它们除一具为中颅型外，几乎都是短颅型人种。85％以上的头骨可以归入欧洲人种支系的帕米尔—费尔干纳类型，而两具女性头骨，则具有比较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古文献记录表明，这段时间伊犁河流域主要居民为乌孙，也有部分塞人。稍后，有匈奴、汉人进入。结合分析，可助于认识古代乌孙人的种族形象。
　　上述体质人类学分析资料，主要地域及于帕米尔、塔里木盆地南缘、罗布淖尔地区、天山腹地阿拉沟及伊犁河谷、哈密地区，时代主要在青铜时代至战国、两汉。这样的资料基础，虽可大大拓展我们对新疆部分地区青铜时代以来居民种族成分的认识，却还并不足以全面分析、阐明新疆地区的古人类学问题。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得到几点初步结论，即：最迟到去今4000年前的青铜时代，具有原始类型的欧洲人种已经居住在罗布淖尔荒原，尤其是孔雀河谷下游的一些地点。它们是欧亚大陆上时代较早、分布最东的一支欧洲人种居民。
　　地中海东支类型的欧洲人种(印度—阿富汗类型)支系居民进入新疆的时代相对较晚，战国以后、两汉魏晋时期，这一支系的人种已经越过了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向东，最远到达罗布淖尔楼兰一带。汉代楼兰、精绝等地居民与这一类型人种，关系相当密切。
　　战国至汉代，伊犁河谷的古乌孙人、塞人，从人类学角度观察，是以短颅型为基础的帕米尔—费尔干纳型，或称中亚两河类型，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原始形态欧洲人种类型，或地中海人种类型存在明显的形态差异。
　　早在去今3000多年前的青铜时代，哈密地区居民主要是以蒙古人种成分为主。战国至汉代，蒙古人种成分的居民进入了罗布淖尔、天山腹地阿拉沟、伊犁河谷等地，形成东西方人种共生共存的现象。甚至同一墓穴中，也是两种人骨共存。汉代以后，一些地区(如吐鲁番盆地)的蒙古人种居民的成分迅速增加，并不断向西拓展。
　　以上有限的人类学资料，给我们以有力启示：现代新疆境内不同民族体质形态类型的形成，具有相当复杂的种族人类学背景，要完全弄清其间的关系，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分析、研究。
　　具体认识新疆大地的历史文化面貌，还有必要择不同时代的重要城址、墓地、宗教寺院、碑刻、典型文物，予以详细的介绍。这是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工作，只是限于篇幅，留待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