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见于历代文献，也可以与相关古代城镇遗址相呼应的“丝绸之路”新疆段，不论是沿昆仑山北麓，还是天山南、北麓西走的南、中、北三道路线，以及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沉浮，已略如上述。
　　认真思考上述三条交通干线，可以清楚结论，在其开拓、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深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更受到不同时段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后者在特定的情况下，对路线的变化、发挥着更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只是这一概括，实际是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对奠基在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与南亚、西亚古代政治、经济中心间交往路线的总结，而对西域大地三条干线之间(也就是众多经济实体之间)如何交通，却未予关注。这对剖析“丝绸之路”新疆段在历史上的运行实际，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这一遗憾，至(隋)裴矩时受到关注。隋“炀帝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杨广任命了一名不仅知道自己“勤运略”方针，而且善于管理的裴矩(547—627年)至张掖主持其事。裴矩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与抵达张掖的“诸商胡”倾心交接、联络，“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最后撰成《西域图记》三卷，详述了“自敦煌至于西海”一带的三条交通干线及其相关“襟带”，得到了“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的结论。〔1〕
　　但《西域图记》早已佚失。在近年国际关注的“丝路”研究热潮中，三道之间的交通往来，除殷晴先生有过一次探讨外，〔2〕确实是学界涉猎不多的一个领域。
　　梗阻南、北道之间的是东西长约1070公里、南北宽约41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约33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几乎全为沙丘覆盖，不仅极端干旱，而且风沙活动频繁，要穿越这样的沙海极为不易。但是，源自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的和田河、克里雅河，夏日水势盛大时，是可以纵贯沙漠南北与塔里木河连通的，今天流程稍短、水量稍小的策勒河、尼雅河，古代流程也远较今日为长，可以深入塔干沙漠腹地。沿河谷行进，虽不足以直接交通南北，但也可为此提供一点方便。汉、晋时期(公元5世纪以前)，尼雅河水系内的精绝王国，活动中心在距今昆仑山下民丰绿洲以北约120公里的沙漠中，北面是浩瀚无际的沙漠。但精绝居民，在十分迫切的需要面前，还真可以排难涉险，穿过沙漠，走到天山南麓的龟兹。尼雅遗址中出土的佉卢文，曾记录了一件事：叶吠地方的陶工詹左的儿子沙迦牟韦，有妻室儿女，却与黎帕那的妻子相爱，有了婚外恋情。后两人抛弃家庭，从塔克拉玛干南缘的尼雅私奔到了天山脚下的龟兹绿洲。〔3〕这自然是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史实，表明了沙漠南北实际可以交通往来。与此相呼应的是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法显去印度，离开天山南麓的焉耆后，也是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到了昆仑山北麓之和田的。〔4〕从沙迦牟韦到法显，实际都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走的是捷径。这两个例子虽属个案，但都清楚地表明了实际生活中南北交通的存在。
　　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古道，主要是依凭和田河谷，自和田通达今阿克苏地区。自汉至今，历代均见文献记录。《汉书·西域传》“姑墨国”条，称“姑墨，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篇》中亦有相类文字记录：“姑墨川，东南流经姑墨国西，治南城，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6〕《新唐书·地理志》称：“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冈，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疏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7〕《新唐书》的记录引自贾耽的《使四夷道理记》，是当时的实际调查资料，应表现着唐代自拨换(今阿克苏)沿和田河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情况。其间的“神山”故址为今和田河下游玛扎塔格山，古代戍堡仍存。“赤河”、“咸泊”、“疏树”遗址所在目前无法确指，但途中有这么一些具体指称的站点，可以表明当年这条古道线路是大概明确的，也可能存在路政管理的。唐里“九百三十里”，约合现在的450公里左右，驿程马行15天，一天30公里左右，是比较正常的速度。
　　这条道路，宋代仍然通行。北宋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中的相关记录是：“又从拨换正南渡思浑河，又东南经昆冈，三叉等守戍，一十四日程至于阗大城。”
　　与此同时，保留至今的敦煌写本《西天路竞》，也说“割鹿国(姑墨)又西南行十日，至于阗国”。说明至宋代，还是可以顺利穿越的一条路线。
　　这条南北向通路，直至近代仍是民间使用的一条路线。1929年黄文弼由沙雅至和田，走的就是这条路。〔8〕在杨增新主政新疆时，还曾派人实际勘察过，并计划沿河设驴站、马站，在塔里木河设渡船，认为开通了这条路线实际就缩短了和田至阿克苏、龟兹间交通路线之半，“于军务商务均有裨益”。〔9〕
　　与上引文献可以呼应，是遗迹犹存的和田河下游玛扎塔格山上的一座古代戍堡及相去约50米的古烽燧。剖析相关烽、戍，构筑工艺不一，可以肯定不是建筑在同一个时代。其主体用材为土坯，但也见具有早期特征的胶泥土堆砌，这种胶泥土堆砌工艺可以早到汉或较汉代更早，足见汉代在此已筑亭、鄣。遗存最晚可能到伊斯兰教进入西域，与和田李氏王朝展开的宗教战争阶段，绝对年代已至公元11世纪前期。〔10〕
　　遗址中曾出土过汉文、吐蕃文、古和田文、阿拉伯文书，箭镞、陶、木器、唐代钱币、龟兹小铜钱等。据以分析，唐代及唐中期以后吐蕃占领西域时段，曾是戍堡使用的高峰期，出土之吐蕃文书，有军事活动报告、要求补给武器等内容。作为军事戍堡，在吐蕃占领西域时期，其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一是缘和田河穿行南北的路线，实际在无人沙漠中行进的里程，是没有400～500公里的。于阗古国，汉唐时期绿洲，要深入沙漠中或至100～200公里。塔里木河古道，也较今天的河床偏南。因此，远离人烟的沙漠行程，大概也就200公里左右。虽然这也是十分艰难的行程，但较之想象中的四五百公里，终是短得多了。
　　其次，这里提出真正没有人烟的沙漠行程，可能只在200公里左右，也有一个可以参照的事实。与和田河并列、居于和田河之东的克里雅河，同样源自昆仑山冰川，在7—9月的丰水期内，河水或可流贯塔克拉玛干沙漠。克里雅河绿洲，汉代是与于阗并列、有力量互争雄长的扜弥国。在古克里雅河下游近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中，发现了不晚于西汉时期的圆沙古城(经纬位置为E81°34′90.5″×N38°52′23.6″)，〔11〕城址以南距今天于田县绿洲近300公里，已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心再一百多公里，就可抵达塔里木河了。较圆沙古城更早，在圆沙古城北约40公里、同处克里雅河尾闾，最近发现了一处青铜时代的墓地，地表特征与罗布淖尔地区小河墓地相同。这处墓地，距塔里木河已经不足100公里了(此据新疆考古所伊第利斯在2008年8月于《新疆通史》史前卷讨论会上刊布的资料)。较圆沙古城稍晚，在公元四五世纪，克里雅河谷中心绿洲在喀拉墩，〔12〕向南退行达40多公里。在和田河东、克里雅河以西，更南约60公里，目前已沦入沙漠中，有唐代杰谢镇故址丹丹乌列克。〔13〕在更东的尼雅河尾闾，较精绝国故址更北约40多公里，还新发现一处青铜时代遗址。〔14〕这些今天已经发现的古代聚落——丹丹乌列克、尼雅北青铜时代遗址、喀拉墩、圆沙城，与玛扎塔格戍堡一样，给我们十分强烈的历史信息是：自汉迄唐，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与和田河、克里雅河、策勒河、尼雅河有关，曾经存在过多处绿洲城镇，有城堡、有佛寺。自然，它们曾经有力地支撑、沟通过交通沙漠南北的路线。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是一种不可阻抑的力量。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古道，很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真理。
　　天山南麓的“中道”，与天山北麓的“北道”，彼此交通往来需要翻越天山大坂，或穿越天山峡谷。
　　天山，在新疆境内，东西延展达1760多公里，南北宽250～300公里，面积达46.4万平方公里。山地平均海拔达4000米上下，最高峰高达7435米。天山东段，山体逐步降低，至喀尔里克山以东，逐渐隐没于戈壁之中。整个山系，为数列东西向断块山地组成，地理学界分别称之为“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山区冰川近7000条，总储水量达3600亿立方。因此，虽是峰峦叠嶂的高山，却包容着众多盆地。且水流丰富，草被如茵，自然成了古代游牧民族理想的活动天地，也为交通南北捉供了最好的支持。
　　由于天山梗阻在准噶尔盆地与塔里木盆地之间，形成了南北两大盆地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物产，这又导致了两大盆地间产生和存在着强大的互补要求。因此，穿越峡谷，翻越大坂冰川以沟通南北来往，几乎可以说是与人类生活共始终，出现得是很早的。只是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在政治、经济利益驱动下，这些早已自发存在的古代交通隘道得到了更好的开发、建设，交通更为便捷了。
　　在上文说及北道路线时，曾多少涉及穿越天山的南北交通。如果要进行一个总结性的概括，可以说：在天山南北任何一处稍有实力的政治实体间，无不努力利用天山中的断裂带、河谷自然地理形势进行开拓、建设，逐渐完成了穿过天山、联络“丝绸之路”山南“沙漠道”与山北“草原道”间的交通支线，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这里，稍列比较重要、路线比较清晰的几条径道作为实例，予以说明。
　　自哈密绿洲，翻越天山松树塘大坂，自汉迄唐，晚到清朝直至今天，一直是伊州与巴里坤盆地之间的重要交通路线。伊州，是中原王朝由敦煌入西域后，首先接触的最重要的一处绿洲。巴里坤盆地，东连蒙古草原，北接阿尔泰山地，西为准噶尔草原，是古代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舞台。因此，自哈密至巴里坤的古道，经济、军事价值绝不同于一般。古道路线是从天山南麓“南山”口，到北麓“口门子”，循自然山谷而行进。沿途溪谷回环，泉水淙淙，松林、草场绵延不绝。
　　自伊州西行至西州(今吐鲁番盆地)，在伊、西路上，自天山南麓的罗护守捉(今七角井西盐池)西北行，入天山，可至天山北麓木垒县境独山守捉城。这在前面也已有简单说明。
　　关于“丝绸之路”进入吐鲁番盆地，南北向的交通，据《西州图经》记载，在唐代曾有六条山道，沟通着“西州”、“庭州”间的往来。庭州是“北道”上的中心，北庭大都护府驻地，西州长期是“丝绸之路”“中道”上的经济枢纽，它们因其在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始终存在密切联系。这一形势，早到汉代，晚到回鹘高昌时期，实际都是一样的：汉代，山南吐鲁番是车师前部王国，山北吉木萨尔为车师后部王国，原本就是一家，彼此关系甚密。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不少是来去庭州、西州间进行市易的过所。北庭地区的面粉也在西州市易。唐代以后，高昌回鹘王国都城在高昌，而山北吉木萨尔地区则为其夏都所在。两地气候迥异，物产不同，因此在经济上的互补性是很强的。
　　《西州图经》记录在案的六条山道，目前并没有完全考察清楚。只有其中的“他地道”，已经过多次踏查，比较清晰了。《西州图经》中记录“他地道”的路线是：“出交河县界，至西北，自柳谷，通庭州。450里，逐水草，唯通人马。”这条路线的北半段，从北庭入山的情况，前面曾略有所及。而自吐鲁番交河古城西北行，入大河沿河谷经红柳河(柳谷)、桃树园子的途中，发现过突厥石人。至石窑子大坂，大坂上岭秃山荒，少见树木，一座石砌古堡，断垣壁立，周围木栅。过大坂后，有一条长约40米、宽1米多的石“巷”，左右峭壁直插云天，现在人们称之为“石门”，是一处天然关隘。过石门后，有“六道桥”。高出山涧二十多米的木桥，桥下水势湍急。大龙口河谷，有一土城，人称“贼疙瘩梁”，更北行，可直下北庭都护府所在的护堡子古城。〔15〕
　　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王延德奉使回鹘高昌。到吐鲁番后，国王在山北避暑，王不得不骑马自交河入天山，至金岭口、汉冢寨，过金岭，“度岭一日至北庭”。他留下的《西州使程记》(亦称《王延德使高昌记》)，记述了沿途形势，与今日所见地势，基本一致。〔16〕
　　除“他地道”外，由高昌城向北，入木头沟，经七泉湖、黑沟，翻萨尔勒克大坂，可入山北奇台；从鲁克沁北行，入二塘沟，经碱泉子，翻沟川大坂，可抵木垒。这些沟谷，当是可以与《西州图经》记录在案的其他通道如“花谷”、“移摩”、“萨捍”、“突波”、“乌骨”等相联系的，但究竟哪一条山道可与唐代何道相契合，还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西州，与天山北部除有上述六条山道可以连通外，还有一条“白水涧道”，可以抵达北道上的轮台。对于“白水涧道”，《西州图经》保留至今的文字是“出交河县界，西北出处月以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这条路沿白水涧西走，途中还保留着唐代白水镇城、烽燧，〔17〕更前可以通达唐轮台县，将“中道”、“北道”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由于沿途所经峡谷比较开阔，海拔低，出白水镇后，沿途草场连片，走马行车，均称便利。在穿过天山的十多条路线中，这条白水涧道，可以说是最近捷、路况最好、最重要的一条路线。
　　行文至此，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在《西州图经》中，只说从西州出发后，可通“处月以西诸蕃”，根本没有提到“轮台”。判其原因，很可能是置轮台县，系在《西州图经》完成以后。所以《西州图经》只说出白水涧道后，通“处月以西诸蕃”而未提轮台。而轮台县所以设置在目前这一位置，却确实与白水涧道在沟通中道与“丝绸之路”“北道”上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密切关联。因而在平息突厥后，立刻在白水涧道出天山北口，地近“北道”处设置了轮台县，并派驻重兵、征收商税。这一设置，既有军事上的需要，也有沟通“丝绸之路”中、北道联系这一运输需要。也正因为这一点，今天观察“丝绸之路”“北道”行进路线，在过阜康后，路线并不直接西向昌吉(昌八剌)，而是折向西南，抵达轮台(今乌鲁木齐南)，才又转进昌吉，形成了一个并不便捷、令人费解的拐角(见图2.2)，〔18〕留下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
　　由吐鲁番盆地西部托克逊(唐西州天山县)西入天山，过阿拉沟，入于尔都斯草原，沿巩乃斯河谷走，可以抵达伊犁谷地。这条山道，唐代文献未见记录，但近年在阿拉沟口发现的唐鸜鹆镇城故址，〔19〕据城内出土的唐代文书显示，沟谷内有一系列烽台、游弈，警卫安全。“给使首领康□□”的供给文书，说明康国首领入唐就使用着这条径道。它虽是唐代西州通达伊犁河流域的小道，但在军事、交通上却具有重要地位。
　　自西州西行为焉耆。古焉耆王国活动的舞台——焉耆绿洲，本来就是南天山与中天山间的一个山间盆地。自焉耆北入于尔都斯草原，至伊犁河谷，可以说没有任何隔阻。清朝文献关于自焉耆盆地西北进入伊犁的路程记录，〔20〕实际同样表现着汉、唐时期的情况。
　　龟兹，是天山南麓最大的绿洲。汉、唐时期的龟兹王国，经济、政治实力举足轻重，与天山北部交通联系紧密。西汉王朝和亲乌孙，往来取道龟兹，路线主要是由前述汉刘平国刻石所在的天山博者克拉格沟，北入于尔都斯草原，即可抵达伊犁河流域昭苏、特克斯盆地。与自西突厥重镇弓月城进入龟兹的道路略同。
　　由龟兹地区北入伊犁，还有一条比较有名的山道：木素尔冰川道。这条古道，南起阿克苏温宿县境克孜布拉克，北入昭苏县的夏台山口。这条山道，南北两端均平坦易行，只是中间有冰川30华里。过冰川时由其东侧小路行进，历代文人描写的这条道路的艰险，令人胆战心寒。由于这条路在清王朝统一战争中转饷运粮，关系重大，留下的文字记录比较多。乾隆时期还曾御旨“应多派回人专责修治道涂冰雪”。〔21〕《新疆图志》对沿途情况也有比较朴素的记述：“温宿至扎木台一百里，均系大路。扎木台至盐山口，八十里，均平路行车。盐山口至可力峡一百里，中隔石山一座，不甚高峻，余均平路通车，中有大河一道。可力峡至图巴拉特六十里，中隔横流水沟三道，半山斜险石路二十里，余均平路。图巴拉特至瑚斯图托海四十里，均乱石险途。瑚斯图托海至塔木塔什八十里，途中乱石大河，石沟甚多，无好路。塔木塔什至黄草湖驿一百八十里。冰路一百里。中有冰梯雪路三十里，上山脊三十里，平路二十里，此站长且险。”〔22〕过此冰雪山路后，由黄草湖驿至阿仁墩，由阿仁墩至勺梯，勺梯至特克斯河、至和乐火依、至布噶乐、至坎尔、至宁远城，途程中多树林，平路，再无险途。“由温宿起至宁远止，共计一十四站，一千三百二十里”。〔23〕这虽只是清朝的记录，但由汉至清，在基本运输工具(马、骡、大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利用天然山峡，穿越溪流，形势不变，路线当大概相同。中间，令人谈虎色变的冰川、凌山，实际就只塔木塔什至黄草湖驿一程，全路约90公里，其中真正险恶的“冰梯雪路三十里”。据左宗棠在《勘定新疆记·归地篇》中介绍，实际是由“阿克苏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行进的，椿园的《西域闻见录》，对此亦有文学描写，说是：“……在在皆冰……层峦叠嶂，千仞攒空……裂隙处下视，不见其底……陡绝处，凿梯冰蹬，陡峰攀援，滑津万状。跬步不谨，辄落冰涧……”放开想象此情此景，令人不寒而栗。其实，他在这段描写前还有一句话是：“人畜皆于山坡侧岭，羊肠曲径而过”，可见，在正常情况下，是并无虑碍的。否则，怎么会成为清代的驿路呢?
　　沟通天山南北的山路，比较重要的还有一条，这就是翻别迭里大坂抵达伊塞克湖的古道。《新唐书·地理志》叙述，从安西都护府西北行，“……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栗楼烽。又四十里渡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继续前行，至热海、碎叶城，抵达怛罗斯。从《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可以肯定，这是安西都护府通达中亚名城碎叶、怛罗斯的干线。唐代“温肃州”，历史地理学界均认同的结论，就在今天的乌什县。“勃达岭”，就是今天习称的“别迭里山口”。历史地理学家李健超教授为一探唐“凌山道”究竟，曾于1980年夏，骑行至别迭里山口，直接观察山口交通形势，认为玄奘经行的“凌山”与木素尔岭冰川形势迥异，而与别迭里山口形势多暗合处，因此，唐代“凌山道”实即拔达岭山道。〔24〕这是一个学界多所关注的问题，笔者也曾对这一路线进行过踏勘。我们从乌什县城出发，沿托什干河谷西偏南行，至牙满苏，折向西北，进入天山山前冲积带，地势渐高，砾石纵横。30公里后，至别迭里河口，发现一座古烽。沿河谷上行约50公里，为又一古烽(经纬度为E78°44′22.2″×N41°07′4″)，残高仍达7米，底周略近方形，为10×13平方米，顶部8×4平方米。保存尚好。从暴露之遗迹可清楚见到：主体为一层夯土(夯层厚12厘米)、一层砾石，其间夹木骨红柳(厚10厘米左右)。后期，在夯土台基四周又砌以卵石，形成石质防护层。烽台顶部尚存木炭、炭灰。
　　自这一古烽上行，5公里后为又一古烽。烽顶尚存木杆数根。更上行十多公里，可以翻越大坂。这一形势与先至“栗楼烽”，又40里后“渡拔达岭”的记录完全切合。
　　为判定古烽绝对年代，曾取第二座古烽内层之夹木进行14C测年，结论为去今1645±90年。建筑年代大概在公元三四世纪。〔25〕拔达岭古道，汉代以来一直是塔里木盆地西北向碎叶的隘道，与古道相关的保卫设施会早有建树。古烽建于三四世纪，并不令人费解。通过这条古道交通来去，虽也有地势高寒之难，但较之木素尔岭冰川，会是便捷很多的。
　　东西绵延达1700公里的东天山，横空出世，将新疆大地分隔成自然地理有别、经济生产不同的两个盆地，山南山北，形势迥异。但是，社会需要的力量，经济生活互补的要求是强大的。人类在这一需要的驱动下，硬是踏破铁鞋觅得各处地势稍低、方便跨越的大坂。而自然断裂的峡谷，将山南、山北，所谓的“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裴矩深谙这一形势，曾说“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总结得贴切而准确，使我们可以体会到，“丝绸之路”作为亚欧内陆经济、文化交流的路线，切合时代、沿线国家及人民的要求，凡有居民集群活动处，就会有不同的交通线路将之联系在一起。“丝绸之路”在实实在在的历史生活中绝不只是几条干线，它是一个有主干、有支线的网络，将沿线大大小小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实体，或紧或疏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向前迈进。这才是“丝绸之路”交通往来的真实面目。
　　〔1〕《隋书·西域传》、《隋书·裴矩传》。
　　〔2〕殷晴《古代新疆的南北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
　　〔3〕林梅村《沙海古卷》，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41～143页。
　　〔4〕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8～39页。
　　〔5〕《汉书·西域传》下。
　　〔6〕郦道元《水经注·河水》。
　　〔7〕《新唐书·地理志》。
　　〔8〕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42～45页。
　　〔9〕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下。
　　〔10〕侯灿《麻扎塔格古戍堡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文物》，1987年第3期。
　　〔11〕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概述》，《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
　　〔12〕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概述》，《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
　　〔13〕肖小勇《探索沙漠遗址丹丹鸟列克》，《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
　　〔14〕张铁男、于志勇《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以北地区考古调查》，《新疆文物》，1996年第1期。
　　〔15〕王炳华《访古吐鲁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1～143页。
　　〔16〕王延德《西州使程记》，《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0页。
　　〔17〕王炳华《唐西州白水镇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18〕徐百成、程鸿远《浅论唐代丝绸之路过天山路径》，载《轮台“丝路”今觅处》，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9～148页。
　　〔19〕王炳华《阿拉沟古堡及其山土唐文书残纸》，《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0〕《新疆图志·道路三》载：焉耆“城西北十五里太平渠，五里北大渠，七十里喀喇木墩，四十里垓布齐山口，六十里巴仑台，百四十里小裕勒都斯，三百里大裕勒都斯，二百里巩古斯达坂出境接伊犁东南支路”。
　　〔21〕《清高宗实录》卷613，第21页。
　　〔22〕《新疆图志·道路三》。
　　〔23〕《新疆图志·道路三》。
　　〔24〕李健超《唐代凌山地理位置考》，《西北史地资料》，1982年第1期；《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17～425页。
　　〔25〕王炳华《唐勃达岭—乌什县别迭里大坂》，《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38～440页。 丝路北道与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