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 南道
　　这是西汉以前即存在，宋、元时期仍可通行的一条古道。
　　关于这一路线，《汉书》说是“从鄯善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魏略·西戎传》记录是“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至于鄯善(今若羌县境)以东怎么走，到鄯善后如何“波河”西行到莎车，则史无明文。
　　“丝绸之路”南道，据上引文献，汉、魏时期最东段的具体路线，是由玉门关(或阳关)西行并进入鄯善。至于出敦煌至古鄯善之间的路段究竟如何走，学术界实际是相当模糊的。近年新疆沙漠地理学者曾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合考察。根据实际地理形势、参证以沿线文化遗物，判断其主要路线是：自敦煌沿疏勒河谷西进，经过羊塔克库都克、库木库都克、土牙、阿其布拉克、敦力克进入米兰(见图2.1)。〔1〕理由是，出疏勒河谷向西，南为库姆塔格沙山、北为坚硬似铁、锐利若刀的龟裂盐漠，人、畜都难以行走。它们之间，是一条狭长的山麓沟谷地带，而且一些地段有泉水溢出。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但其环境变化不大。因此，自敦煌入米兰，这是唯一最为近便可以通行的径道；其次，沿途也见到不少历史文物，如在库木库都克东部沙西井，曾采集到古代饰珠，唐代、清代钱币、马掌，附近山梁上见长期使用、踩踏平实的驼道，路畔有标示行进方向的人工堆石。沿线有泉水出露，可作补给，旅人便利。在库木库都克，采集到铁马掌、小件铜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件已残的动物透雕铜饰牌，明显具有鄂尔多斯青铜器风格。〔2〕晚到匈奴文化中也不乏这样的饰件。在土牙，见到古墓遗迹。敦力克有古烽一区，方形，残高5米，夯土构筑。夯土层中夹含芦苇，与汉代长城、烽燧建筑方法相同。烽台下，残存半地穴式房舍四间。在敦力克古烽南约两公里，可以清楚见到一条古道。这里，距伊循故地——米兰绿洲仅35公里，由伊循抵鄯善扜泥城，已属坦途。
　　虽然在汉王朝控制楼兰古城后，经过楼兰古城也可以通达米兰绿洲。公元前77年，楼兰王国迁都至扜泥，自楼兰故城至伊循、扜泥之间自然会有路可通。但在此之前，自敦煌至鄯善、扜泥之间，前述径道当是主要交通路线，与《汉书·西域传》的记录是彼此切合的。
　　米兰是鄯善王国境内最肥沃的绿洲，处于鄯善王国东境，最近敦煌。这片绿洲，凭借源自阿尔金山的独立水系——米兰河灌溉。米兰遗址所在地区，黄土层厚达5～15米。土壤以轻壤、沙壤为主，含盐少，是罗布淖尔和塔里木河流域少见的优质土壤。而且地下水埋藏深，矿化度弱。加上冬日少风，气候较温和，是一处十分理想的、可资农垦的地带，确实可算是《汉书·西域传》所称古鄯善国中最“肥美”、近敦煌的土地。
　　中国水利史、考古学者于20世纪后期在米兰地区调查，发现了古代灌溉渠系遗迹，并对之进行了较深入的测量。灌溉区内，大型干渠、支渠、斗、农、毛渠的布局仍依稀可觅。水利工程人员对此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调查、分析，得到了水头控制良好，干渠线路平直整齐，渠系分布均匀，渠道引水势顺，全灌区均可得水的结论，并推论它是汉—唐时代的一区屯田水利工程。〔3〕1989年秋，笔者偕刘文锁、肖小勇到米兰地区，除踏查过上述已见报导的遗迹外，又在傍近灌溉渠系处发现一区汉代遗址，采集到一些汉代的文物，可以为米兰遗址曾是汉伊循屯地提供新的证明。
　　新见遗址位于米兰古戍堡东南约两公里，米兰河西北岸第二台地上，占地约10万平方米(200米×500米)。遗址范围内，陶片遍地，多夹砂灰、褐陶，火候较高，器型多罐、盆。均尖唇、折沿，相当数量灰陶上饰细绳纹。这是中原地区汉代盛行的一种纹饰。新疆地区除奇台县石城子中曾见这类绳纹灰陶外，它处少见。此外还采集到西汉五铢、三棱形铁镞、铁质鱼鳞甲片，大量铁器残片及断残铁刀。多块玉料，大、小不等，以青、白玉居多。西汉五铢、绳纹灰陶、三棱形铁镞，都给人以遗址活动在汉代的有力说明。〔4〕
　　遗址区西北，灌区范围内，曾采集到一件镏金铜卧鹿。在内蒙古曾发现过与此可以类比，形式相近的铜鹿，是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作品。米兰卧鹿，与其形式相同，但制作更为精致。这透露了汉代匈奴在这片地区也有过活动的信息。〔5〕
　　吐蕃戍堡西南一区废弃佛寺的内护壁，发现两躯有翼天使像。这是A.斯坦因当年的劫余。斯坦因在掘取米兰壁画时，注意到画作者署名“Tita”，这是希腊罗马人常用名(“Ti Tus”)的佉卢文拼法。透露了画作者可能是中亚移民后裔，〔6〕与这一鞬陀罗式壁画遗存可以呼应。在这区出土了有翼天使的佛寺之东北，还有一区时代晚到南北朝至隋代的大型土建佛寺，存巨型佛像。寺院外墙壁龛内，塑像多已不存，但龛柱明显具有罗马式立柱风格。〔7〕这些遗存，结合在尼雅遗址所见多件表是明月氏胡来去的过所。〔8〕斯坦因第四次中亚之行中，在尼雅所获精绝王接待“大宛王使”、“大月氏使”安排座次的汉文木简，〔9〕可以共同揭明一个历史事实：在汉代“丝绸之路”“南道”上，贵霜、月氏、大宛等中亚古国居民、使者，是不绝于途的。深受希腊文化浸染的贵霜王朝，与精绝、鄯善王国关系颇密，米兰佛寺建筑细节、壁画遗存，都保留着与此相关的历史消息。
　　在米兰遗址区内，保存至今最为完好的遗迹，是一区吐蕃入据塔里木盆地时的戍堡。戍堡土墙，植基在早期墙基之上。斯坦因曾在古堡内晚期房址中，掘获大量吐蕃文木简。20世纪70年代，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古堡发掘，又获吐蕃木简两百多件，文字记述了吐蕃驻军屯种生产的情形。〔10〕汉代居址、灌溉渠系、佛教寺院、吐蕃戍堡，说明自汉迄唐，这里一直是“丝绸之路”“南道”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站点。
　　自米兰而西约80公里，为若羌绿洲。上引《汉书》、《魏略》中述及的“丝绸之路”“南道”首站“鄯善”，其王国都城扜泥，故址就在今天的若羌绿洲内。它东向伊循通敦煌，西去且末，南入阿尔金山、进抵羌中，入青海，在“丝绸之路”“南道”上，是一处具有重要地位的站点。
　　古鄯善王国扜泥城所在的若羌绿洲，有源自阿尔金山的若羌河滋养，使阿尔金山北麓若羌河谷成为一片可耕可牧的乐土。扜泥城故址从残迹判断，当在今天若羌县城东南，距离约6～7公里处，名“且尔乞都克”。城周约720米、城墙宽1.5米、残高1米，用卵石垒砌。东距若羌河约300米，古城内建筑多已湮灭无存。仅见的一处遗存，土坯筑，周约220米。西北角有土台，似为佛塔基址。清理中，见过贝叶经及纸质梵文书，泥塑佛像及壁画残片。〔11〕在古城遗址之西南，尚存一处佛教寺院遗址，名“孔路克阿旦”，遗址周长亦近200多米，存佛殿、佛塔，可见壁画残迹，建筑用土坯，规模同于且尔乞都克，经14C测定遗址年代在去今1915±75年，约当西汉末至东汉时期。〔12〕此外，可以与古代扜泥联系的遗存，是今天县城西郊的一处大型土墩，直径达30米、高度仍达10米，地表见夹砂红陶片。土台四周有较大卵石，以及红烧土、灰土，比较平坦的地面，高高耸立的土台，或与瞭望戍守的功能相关。〔13〕这些零星的遗存，已难能显示当年扜泥城的具体面目，聊可提供历史的联想而已。〔14〕
　　自扜泥故址向南，在若羌河出阿尔金山口一处峭壁断岩上，可见到一区古代戍堡遗迹。断岩三面环水，一边与台地相连，山势陡峻，相对高度约100米。城堡依断岩顶部形势而铺展，东侧临水之峭壁曾用块石垒砌取平。部分堡墙仍存，残高2.5米上下。堡墙内可见石垒房址数区，十间左右。观察剖面，文化堆积颇厚，内含大量木炭、炭屑、灰烬，并见青灰色条砖(40×25×6立方厘米)、石质甲片、铁炼渣、残铁器。古堡所在是若羌绿洲进出阿尔金山的重要隘道，而且控制着若羌绿洲的生命之源——若羌河。〔15〕从这些遗迹分析，自古代若羌绿洲进入阿尔金山，沿河谷曾有军事性质的守御系统。从“丝绸之路”角度说，揭示了自昆仑山北麓西行的“南道”与交通阿尔金山的“羌中道”，若羌河谷曾是其间联系的重要孔道之一。吐蕃进入塔里木盆地，这里是一处主要隘口。可透见当年古鄯善在“丝绸之路”南道上连通东西、交通阿尔金山内外的地位。
　　自若羌县城西行90公里，为瓦石峡绿洲。引瓦石峡河而灌溉。古代瓦石峡城，已淹没在今瓦石峡绿洲西南6公里处的一片红柳丛中。在约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30多处居址、3处窑址、1处冶铁遗址。发掘中获得土制玻璃器皿，唐、宋钱币，元代文书。说明直至宋、元，瓦石峡还在“丝绸之路”“南道”上发挥着作用。〔16〕
　　《汉书》说，“南道”出鄯善后“波河西行”，即应自车尔臣河谷西走。这片地区目前为胡杨、红柳、芦苇丛生的灌木林，沿途水草不断。车尔臣河宽处，可达百米。在畜力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沿河谷西走是相当理想的交通路线。笔者曾沿车尔臣河谷进行认真调查，确也发现了一些古代废址。如阿孜勒克遗址，它失落在去河道不远处的一片枯死的胡杨林中。胡杨直径粗大，或双人才能合抱。遗址区内，部分建筑废墟仍然暴露于地面，以木为梁，土坯为墙，但不见文化遗物。附近发现墓地，以掏空的胡杨木为葬具，具早期土著文化特征，非伊斯兰文化特点，故可判定遗址废弃时间当在伊斯兰文化进入这片地区以前。在塔地让乡克干墩，尚存两处古烽，烽燧已大多为沙掩覆，但仍可观察其构筑办法是芦苇、红柳夹土坯，层层相叠，如汉代风格。在烽台附近采集到夹砂红陶片，同样具早期特征。这些与河谷平行的古烽，揭示了古代“丝绸之路”沿车尔臣河西行的路线。
　　且末县城稍偏西南，与车尔臣河故道相去不远，近年发掘过扎洪鲁克墓地。墓地附近，为占地面积相当广大的纳勒克遗址。
　　扎洪鲁克墓地，是且末王国的墓葬遗存。先后发现的四区墓地中，已发掘墓葬176座。根据墓葬形制、出土文物及14C测年结论，墓葬时代早到公元前8世纪，晚可到公元后3世纪。早期墓葬主要为竖穴棚架，丛葬。一墓多者可达20人，仰身、下肢上曲。尸体保存比较完好。不少死者以彩绘面，手臂刺青。长辫戴帽，毛布包脚，身穿毛布袍、裙或皮裤，束腰，戴项链。随葬木器、陶器，木器器表雕刻动物图像。其中出土的木质箜篌，透显了他们与亚洲西部(如伊朗高原)存在的文化交流。晚期墓葬同样见竖穴棚架。出土文物中除传统陶、木器外，还见到漆器、玻璃器、珊瑚珠饰、丝绢织锦及棉、毛织物，还出土了魏晋时期纸质汉文书及各式点心。作为当年“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站点，东来的丝、漆，西来的玻璃，均已成为且末王国居民物质生活中的重要元素。〔17〕
　　那勒克遗址，是散布在古且末河谷一区范围相当大的早期遗存，见居住遗迹，并见三棱式铁镞，大量褐陶片、残铁器、几何形花押、玻璃器等。自河谷左右向展开，有相当规整平直的渠道。量度其中一条，宽达6米、深达0.5米、长达50米左右，它与陶器一起都显示着定居农业生产的特点。陶器特征，与前述米兰遗址相近。据此推论，遗址活动应在汉晋时期。当年的“丝绸之路”交通，与此是存在关联的。
　　玄奘东归，自吐火罗故国东行，提到“析摩塔那故国，即且末地也。城郭巍然，人烟断绝”。对玄奘提到的这区且末废墟，读者往往都与这处规模相当大的遗存相联系。这不无可能，但却难以定论。我们在且末的调查中，曾经明确了解到在县北大沙漠中，还保存着一座形制相当完整的古城，坐落在阿牙克河古道旁。北距县城约80公里，与尼雅、安迪尔正处于纬度相当的地理位置。20世纪50年代，测绘工作者在沙漠中还清楚地看到过城垣遗址。兰州沙漠所的沙漠科学工作者曾在城内采集到佉卢文简牍。近年曾有学者多次深入沙漠中，希望一探其究竟，但均无所获。通过航片分析，古城已经淹没在沙漠之下。
　　自且末西走，有安迪尔古城，这是又一处已淹没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古城废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吐火罗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就是指此。1989年深秋，笔者在这片废墟中踏查。对遗址范围广大、延续时间长久，而且经历过多次居住活动有十分深刻的印象。斯坦因当年发掘过的城堡，今天又大部分掩埋在了沙尘之中，只是建筑木架的顶端及围墙，在沙尘中仍清楚可辨。我们在这里，采集到旋制得十分精美的建筑部件，陶片、钱币、碎铁片，一枚汉佉二体钱，一躯干裂发白的木质菩萨像，具有鲜明的鞬陀罗艺术风格。还见到一件完好的手制带流罐，陶质夹砂，直口大流单耳大平底，通高11厘米，器壁见烟炱痕。在楼兰城东一座可能早到西汉的墓葬中，近年曾发掘出土一件与此形制相类似的单耳带流罐。它们表明，这是可能早到西汉时期的陶器。从楼兰到安德悦城中均见此文物，揭示了一条文化交流亦即交通联系的路线。斯坦因在此曾采集得西亚风格的玻璃珠，1—4世纪罗马产的带花玻璃片。〔18〕同时揭示安德悦遗址人类活动的时间，可以早到西汉或西汉以前。而在玄奘东归时，这里却已是一片久已废弃的空城。但是，在20世纪初叶斯坦因发掘中却不但见到了唐开元时的汉文题铭，而且获得不少吐蕃文书。生动说明了在玄奘以后，这一废址又恢复生机，〔19〕重新成为“丝绸之路”“南道”上不可逾越的重要站点。
　　两汉时期的精绝王国，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要站点。故址在民丰县北部沙漠中的尼雅废墟之中。北距民丰县城直线距离约120多公里，遗址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共见古城、房址、畜厩、佛寺、制陶及冶铸作坊，古桥、果园、行道树、涝坝、灌溉渠、农田等，各类遗存约200处。呈南北方向，散布在尼雅河故道左右的台地上。自20世纪初开始，截至1997年，在大量的考古工作中，获得了大量汉、晋汉文、佉卢文简牍，陶、木制器，大量丝、绢、锦、绣、印花棉布，毛罽、毛毯、五铢钱、汉佉二体钱、铜镞、汉镜、漆器、玻璃、珊瑚、蜻蜓眼料珠等，但不见公元5世纪以后的物品。出土的“汉精绝王承书从……”简，肯定了出土地为精绝王国故址所在。佉卢文函牍上的维纳斯、宙斯图像封泥，棉布上丰收女神图像，玻璃器、蜻蜓眼料珠等，清楚地显示了是来自帕米尔以西的文化印痕；“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龙纹铜镜、漆器、藤奁盒等，则是来自两汉王朝。佉卢文中还有当年以驼、马在沙漠中运输货物，沿途供应苜蓿、草料的记录。清楚地表明在公元5世纪以前，当年“丝绸之路”“南道”的具体路线，还深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距离今天昆仑山下的主要绿洲居民点达100公里以上。〔20〕
　　应该强调，在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文书，对我们了解“丝绸之路”“南道”相关交通细节，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下面稍举数例，以见一斑。文后的简号、页码，均为林梅村《沙海古卷》(文物出版社，1988年)编码。
　　“南道”，由且末至于阗的沙漠交通路线，多件简牍揭明其具体路线是由“且末”至“莎阇”，至“尼壤精绝”，再由精绝至“扜弥”、“于阗”(简14，40页；简214，70页；简367，103页)，这里的“莎阇”，从地理位置分析，似与安迪尔遗址相当。交通往来的工具主要是骆驼，也有马。骆驼，有官驼、私驼之分。在沙漠中来去，向导十分重要，但在沙漠中，向导商旅、使者，是一件苦差(简10，37页)，不能硬派“骑都”做向导。一人名“布军”上诉家里“世代非向导”却“被派当向导”(简438，115页)。说明在沙漠中引领商旅、使节，难度很大，是世袭性质的职业。遇有重要客使，鄯善国王会直接指定提供“专用骆驼”，由有经验的向导亲自带路(简22，44页；简135，65页)。饲料也有特别规定，比较珍贵的牲畜，要供“面粉”、“谷物饲料”、“三叶苜蓿”、“紫苜蓿”(简214，71页)。这些记录，使古道在沙漠中运行的细节比较清楚了。在“南道”上进行丝绸经营，“汉地”“商贾”是关系人，在“汉地来的商贾抵达时，务必清查”(简35，50页)。看来，中原汉地商人在售卖丝绸物品时，有赊销、定期再回来收取货款的情况。但在“丝绸之路”沿线，也有汉人常住，相关地点见诸残简的有“乌宾特”、“且末”、“尼壤”等(简686，251页)。这些细节，可深化我们对“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运行情况及丝绸贸易形式的认识，远不是一般遗迹、遗物所可代替的。
　　在全面分析精绝遗址时，可以清楚结论，它的废弃不会晚于公元5世纪，因为在遗址区内，没有发现过较公元5世纪更晚的文物。因此，南北朝以后至唐代，“南道”的路线已不再经过尼雅，具体地点目前还不清楚，但总在今尼雅故址之南，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丝绸之路”“南道”自精绝西行，主要站点是“扜弥”。这同样是南道上不可逾越的一站。近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克里雅河下流沙漠深处发现的圆沙城，可能是汉代扜弥国的都城。它东距尼雅一百多公里，与于田县城距离达230公里。古城傍克里雅河故道，作不规则四边形，周长近1000米。城内尚存6处建筑遗迹，散见残破陶器、石器、铜、铁器及玻璃珠，多量骆驼、牛、马、羊及猪、禽类骨骼，城郊见灌溉渠，农牧结合的经济生活由此可以触摸。骆驼，是沙漠中进行运输的主要工具。在这一古城址以南约50公里，同处克里雅河畔，为喀拉墩古城，城址为正方形。城郊有佛寺、住宅、灌溉渠等遗存六十多处，出土过汉五铢钱、玻璃串珠等，佛寺内残存壁画。遗址活动在公元3—4世纪。“丝绸之路”“南道”进入克里雅河流域后，圆沙古城、喀拉墩古城，在不同时段都曾经作为主要的站点送往迎来，支撑过“丝绸之路”“南道”的正常运行。〔21〕
　　地处克里雅河与和田河之间的丹丹乌列克，是唐代杰谢镇故址，是南北朝至唐代“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处要站，废毁在唐代晚期。目前已经淹没在沙漠中的杰谢镇，面积约4.5平方公里，尚可见出建筑遗存16处。出土的唐代汉文、古和田文文书，表明了当年唐王朝在这里驻军及戍边健儿生活的艰难。有一处佛寺名叫“护国寺”，斯坦因在这里发现过一件用草体希伯来文写成的信函，是一位定居在伊朗的犹太商人的商业信函；还有一幅东国公主将蚕种藏在头发里的版画，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着“丝绸之路”“南道”的历史细节。〔22〕
　　近年发掘的洛浦山普拉古墓，对认识“丝绸之路”“南道”也是一批重要资料。墓地位于玉龙喀什河东岸，洛浦县西南14公里处。墓葬时代早到西汉，晚至于晋，是汉—晋时期于阗王国的遗存。主要文物为具有特点的双系陶罐、木质用器、弓箭、大量缂毛织物、棉布、蜻蜓眼料珠、各式玻璃珠、丝绸、织锦、汉镜、桃、杏核。丝绸织物及铜镜来自中原，毛织物大部分是本地所产，但也有一些可能来自西邻。其中毛织人首马身像旗幡，就明显是西来的织品。人首马身图像主题源自希腊神话，其人物挺直的高鼻梁明显具有希腊、罗马风格。十分精美的毛织人物像，被剪裁成两大片，用于制作裤腿。对这类织物的使用显示着一种内在的不协调，也表明织物不是本地的制品。〔23〕
　　古代于阗王国的都城，至今未能确认。位于玉龙喀什河东岸的阿克斯比尔古城，城址四周河道纵横，遗迹集中，“宽广几及百里”，黄文弼推定它是于阗国都。〔24〕20世纪60年代后，又在遗址地区采集到西汉、新莽、唐代钱币，黑汗王朝钱币、契丹文铜币，公元4世纪上下具有鞬陀罗风格的陶塑马、象、猴，绿釉莲座陶盖(化生佛像)，还有一件陶蚕。陶蚕长5.2厘米，身有轮脊，作平卧状。〔25〕可与斯坦因在丹丹乌列克所见公主藏蚕种于发髻的版画相呼应，表现了古代于阗对蚕桑事业十分重视。
　　今和田市西郊约特干古遗址，位于喀拉喀什河畔，总面积达10平方公里，斯坦因认为这里可能是古于阗国都。〔26〕遗址掩覆在厚达3～6米的洪积层下，村民、考古工作者不时可在断岩、泉水溢出处采集到大量各种小型动物的红陶塑，如猴、马、骆驼、伎乐、佛像等等，工艺精细，也曾采获一件小金鸭。鸭，唐代敦煌壁画多见，也见于榆林窟中的弥勒变壁画中，表现了西方净土世界的美好。金鸭，十分可能与古于阗王国崇信佛教存在关联。〔27〕
　　自和田西北向莎车，为“南道”之终点。莎车县境，考古调查做得不少，但早期遗存大多厚压于沙积、洪积土中。莎车王国的都城——当年的政治、经济中心，至今仍未得明确认识。
　　“南道”自和田经莎车入帕米尔，山间有径道可以通行。只是山险路崎，履步困难。进入帕米尔，重要的中继站是塔什库尔干古城。古城位于今县城的北部，依山势而走，用块石、土坯砌筑补缺。城内道路高低不平，相当地段仍残留房垣残迹。清蒲犁厅城，坐落于古城东部。笔者20世纪70年代在这里工作，曾选叠压于蒲犁城下的早期文化层进行试掘。出土了唐代钱币及文物标本，取其中出土树枝进行14C测年，经树轮校证，结论为距今1325±75年，当于唐代。结合有关文献记录可以肯定，这里曾经是渴盘陀王国首都，也是唐代葱岭守捉故址所在，〔28〕更是塔里木盆地西向阿富汗必经的一处要隘。
　　出塔什库尔干县城沿塔什库尔干河谷南行，可以直入印度河上游；西南行，可以进入阿富汗瓦罕走廊。由阿富汗进一步西去伊朗、伊拉克、地中海周围地区，则坦然无阻。
　　2.3.2 中道
　　这是指出敦煌后沿天山南麓过帕米尔抵大宛、碎叶的交通线，即《汉书·西域传》中的“北道”，是“丝绸之路”沙漠道中最主要的交通路线。
　　这一路线自焉耆傍天山南麓西行，自汉迄唐、以至宋元变化不大。关键在于敦煌至焉耆间的路线变化不小：或经罗布荒漠到楼兰、入焉耆，或经伊吾过高昌，甚至经过库姆塔格沙漠入高昌，而后进入焉耆，颇为复杂。
　　西出敦煌，沿疏勒河谷入白龙堆，过楼兰，沿孔雀河谷西走，这是西汉时期进入西域的一条主要路线。
　　从自然地理条件角度分析，这是一条十分艰难的通路。自疏勒河谷进入白龙堆，沿途多为戈壁、风蚀土丘陵、盐渍荒漠，缺水少草，通行十分艰难。所以选择、开拓这条道路，完全是因为存在着匈奴对伊吾、车师的控制。因着这一政治形势，西汉王朝抉择、开拓了这一路线，从而也把楼兰推上了中西交通枢纽的宝座。
　　前引《魏略·西戎传》(《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中，记述了三国时这条路线的具体走向，是“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楼兰”。从玉门关过三陇沙、沙西井、白龙堆到楼兰的途程中，要经过“居卢仓”。居卢仓故址是在罗布淖尔湖北岸一处三面濒湖，一面接陆的半岛上。黄文弼先生发现它时，据地貌特征称其为“土垠”。〔29〕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遗址中出土的72枚西汉时期的木简，表明这里曾是开拓“丝绸之路”、维护汉代“丝绸之路”交通时十分关键的站点。它不仅是仓储，而且是邮置、驻军屯田之地，涉及面相当广。据简文，来自中原大地的汉族吏民，应征西行，曾经在这片地区屯田。作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站点，它南与伊循，西与西域都护府、龟兹，北与交河等地联系密切。驻守在居卢仓的吏士，送往迎来，生活忙迫而紧张。在汉王朝开拓西域、统治楼兰的事业中，它肩承的重任、发挥的作用都无法轻估。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土垠遗址，不仅通过陆路与西、南、北各处军政中心交通联系，在其西侧濒湖边，还有一区小码头，为南北长近40米、东西宽3米、高约40厘米的土台，傍临湖水，仍清楚可见。可以通过水路与楼兰、LE古城来往。新疆“丝绸之路”交通上，曾经也存在过水运，这一事实，更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30〕
　　楼兰古城依傍罗布淖尔湖，位于罗布泊西北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处。古城城墙大都已不存。城垣原为不规则的方形，周长1316.5米，总面积十万零八千多平方米。从残存土墙看，城垣系堆土垒筑，显示了早期、比较原始的筑城工艺。一条古河道，自西北斜向东南贯穿全城。城内遗迹尚可见出官署、寺院、居民住宅区的差别。在楼兰城内，曾出土大量汉、晋简、纸文书，佉卢文木简，近年还采集到晋时残木简60多支。表明了魏晋时期，这里是西域长史府的驻守地，屯田、戍守，任务繁重。还采集到罗马风格玻璃器、贵霜钱、鞬陀罗风格木雕，五铢钱、丝织物。在楼兰城郊发掘的汉代墓葬，出土最多的是汉代锦绢、漆器、铜镜，也有不少精致毛毯、斜纹毛织物、毛布、木器、陶器等。作为“丝绸之路”北道枢纽，东西文化特征的文物聚集于一处，显示了汉、晋时期楼兰古城最本质的风貌。〔31〕在汉、晋西域长史府所在“三间房”遗址下，深70厘米以后还可以见到一片早期文化层，可能与西汉时期的楼兰遗存相关联。为这区城址曾为西汉时期的楼兰国都，提供了一处值得关注、展开进一步工作的遗存。
　　从楼兰古城斜向西南行，经过斯坦因编号的LK古城，可以进入米兰，即汉代伊循屯地，是进入“丝绸之路”南道的干线。
　　从楼兰到天山南麓的路线，则是斜向西北行，过LE古城、营盘。走库鲁克山南麓，经孔雀河谷水草丰沛地带进入焉耆。从这一角度讲，楼兰堪谓“丝绸之路”南北道东段的枢纽。
　　自楼兰古城西北行，可以见十多座烽燧遗迹，耸立在荒漠、雅丹之中。
　　距楼兰古城约80公里，孔雀河北岸一道低矮的山脊上(俗称老开屏)，1979年笔者曾主持发掘过一座孤立的汉代墓葬，出土过汉锦、汉镜及多量木器，〔32〕约略表现着汉代“丝绸之路”北道的走向。
　　在库鲁克山南麓营盘古城旁，近年发现一区相当规模的汉、晋墓群，其中见到汉、晋时期织锦、漆器，也有罗马风格图案的毛织物，波斯风格的玻璃器和伊朗产鍮石。〔33〕
　　自楼兰王国更西至轮台、渠犁，汉王朝屯田基地之间，曾因地制宜，设置亭障烽燧。《史记》说，在“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罗布泊)，往往有亭，而仑头(轮台)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我们今天在楼兰古城西北、库鲁克塔格山南沿孔雀河谷一线，还可以找到汉代烽燧十多处，较显目的遗址如：孙基、亚克伦、卡勒泰、西尼尔、脱西克吐尔、脱西克吐尔西、沙鲁瓦克、萨其垓；兴地山南口还见南北方向古烽一列，尚存三座，是与吐鲁番盆地交通有关的遗存。更西进入轮台县境，有喀拉亚、拉依苏等古烽彼此相连相续。这些烽燧均坐落在地势高敞之处，残高十数米上下，建筑工艺为沙土夹芦苇、红柳枝，或土坯夹红柳枝。据地理形势差异，彼此间距稍远者距10公里左右。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风雨，它们多已颓败，四周荒烟白草，满目凄凉，但当年“丝绸之路”“北道”的具体走向，却可以由此而得出清楚的结论。〔34〕
　　至轮台，即可抵达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西域都护府所在地乌垒城。乌垒故址，历史地理学界均同意当在今轮台县境，考古工作者近数十年曾努力调查，但因盐碱化严重，未获确切结论。
　　与通过楼兰的路线并存，由敦煌入伊吾，自伊吾西向入吐鲁番盆地，进入天山南麓，是一条更重要、自然地理条件也稍好的路线。
　　汉代伊吾城址，至今未得确定，故址当在今哈密市附近。这里泉水丰沛，地理条件优良。在哈密市内，近年发现不少古代遗址。如哈密火车站附近就是一片相当密集的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古代墓地，墓中出土了相当丰富的彩陶，图案风格颇受甘肃四坝文化的影响。
　　东汉以后，自敦煌经莫贺延碛至伊州(哈密)，复自伊州西行，逐渐成为“丝绸之路”“北道”东段重要路线。
　　自伊州西行至高昌、西州所在的吐鲁番盆地，《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记录谈到有“伊西路”及又一条经罗护守捉与天山北麓联通的路线，结合地理形势及已获考古资料，大概线路是可以把握的。这就是由伊州西北行约60公里，抵白杨沟畔的拉甫乔克古城。白杨沟，是哈密境内一条比较重要的河道，河谷不宽，但源自天山冰川的河水几乎长年不断，哈密县境几处重要的青铜时代遗存，如五堡、焉不拉克墓地，都在这一河谷左右。拉甫乔克古城的遗迹虽主要属唐代，但其开拓、建设的过程实际是相当长久的。在拉甫乔克古城边，笔者就曾清理过一座青铜时代墓地，出土过彩陶。〔35〕冯承钧先生论定拉甫乔克之名，实际源自公元四五世纪鄯善王国灭亡、人民溃散之际，部分居民进入哈密绿洲，入居白杨沟河谷的结果。〔36〕唐代曾在拉甫乔克置纳职县。自伊州西向西州，具体路线，自然会首先抵达白杨沟水系内的拉甫乔克。
　　在白杨沟畔，地近天山南麓，目前还可见一区大型寺院，遗址地跨河水东西岸。在西岸的主寺，坐西面东，前庭后殿。后殿巨型塑像，肌体残迹仍可捉摸。在这一唐代寺院稍北，在黄土崖下有开凿更早的中心柱式佛窟，千佛壁画，依稀可见，时代早于唐。由古城至这区佛寺，其间还有三区小型寺院。这一系列佛教遗迹，是与唐纳职县存在关联的。寺院遗迹自然也旁证着这一绿洲开发的历史，昭示着交通路线的走向。
　　过纳职后，具体路线歧分为二：
　　其一，据《新唐书·地理志》，是由纳职县向西，“自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箕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罗护守捉，又西南经达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这是在贞观十六年新开的道路，它充分利用了天山山前明水、潜水溢出地带的泉流，逶迤西行。具体线路约略与1933年始修的哈密汽车运输路线相当。1933年哈密始修的简易公路，多是利用当年民间交通往来的自然土路或戈壁便道，很大程度上表现着没有近代汽车交通时的古道情况。途中经过的鸭子泉、瞭墩、一碗泉、车轱辘泉等一线布列的泉水地点，与《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到的“独泉”、“东华”、“西华驼泉”、“茨箕水”、“神泉”〔37〕可以彼此呼应。这条路与唐“伊西路”比较，虽途程稍长，但地理条件稍佳。遗憾的是相关地点考古工作做得太少。虽在“瞭墩”仍可见古代烽燧，傍依泉水；“一碗泉”边也有时代比较晚的军事戍堡，只一眼小泉汩汩流淌。虽然这都与《新唐书》的记录气息相通，但是却不能直接证明它们就是唐代的遗址。只能在逻辑上推定，唐代古道会与这条传统土路大概一致。作这样的推定还有一条理由，前引《新府书·地理志》在列述多处泉水后，清楚地说到罗护守捉。这个“罗护守捉”在伊西路上是一处十分重要的站点，经它“西北上乏驴岭”，“至赤谷”可进入天山北麓；“西南经达匪草堆”，可至“赤亭”。“罗护守捉”今址，历史地理学界一般均同意在今七角井附近的西盐池。〔38〕笔者1987年曾自西盐池穿七角井至木垒的山道进行过踏查。由天山南麓七角井斜向西北，可进入天山中一条峡谷，七弯八拐，谷内岩壁峭立，道路崎岖，当地俗称“羊肠子沟”。谷中相当路段，山石赭红。据这一地势、景色，《新唐书·地理志》称此为“乏驴岭”、“赤谷”，可以说是相当贴切。出峡谷后，可以抵天山北麓木垒县境的独山守捉城，“经蒲类县”(今奇台县)抵北庭都护府，形势完全切合着唐书的记录。〔39〕而从罗护守捉斜向西南，可以抵达火焰山东端的七克台，即唐代赤亭守捉所在。
　　“赤亭守捉”故址，在今天鄯善县七克台镇。绵延吐鲁番盆地北境的火焰山，东端止于七克台。“赤亭镇”故址，就在火焰山丘陵上，遗址尚存。范围约100×50平方米，地势陡险，难以攀援。但站在故址上，东、北面形势却可一览无余。〔40〕至此，唐代交通路线就在火焰山南行进。鄯善县新近出土的唐代文书，表明交通路线自蒲昌府(鄯善县)、柳中县(鲁克沁)、临川城(连木沁)、酒泉城(今吐峪沟乡洋海下村)、高宁城(吐峪沟西南)一线铺展，〔41〕可以十分方便地进入高昌城中。
　　其二，是自纳职县沿白杨沟水向南折西行，经老瞭墩、三间房、十三间房，进入吐鲁番盆地七克台镇，与前路合。这条路线因路程稍短，清代仍为驿道。陶葆廉旅新，曾走过这条路。他在《辛卯侍行记》中记述过这一路线，文中称此为“旧驿路”。途经多为严重剥蚀的丘陵，少水草、途程短，且风季多狂风，交通不便。这类道路，在没有现代工具前改变不多，清代称为“旧驿路”，大概表明了隋唐时期“伊西路”古道交通路线。〔42〕
　　高昌、交河古城，是这一线路中大家都比较注意的两座古城，是“丝绸之路”中道的枢纽性中心城镇。
　　高昌古城城垣保存基本完好，现存遗迹可见出外、内、宫城三重。这是长时期发展的结果，并不是一次规划完成的城市布局。
　　外城略呈方形，周长5000多米，城垣基址厚达12米，城墙残高至今仍有11.5米，夯土版筑，部分地段用土坯修补，城墙外有马面。它是唐西州到回鹘高昌历史时期的遗迹。
　　内城居外城正中。西、南两面城墙大部完好，北面部分残存，东墙全毁。复原周长约3000多米，《隋书》记高昌王国“都城周一千八百四十步”，隋唐时期，每步6尺4寸，据吐鲁番出土唐尺，实际长度1尺为29厘米，换算结果，1840步当为3415米，与高昌中城周长约略相当，故可肯定它是高昌王国都城所在。
　　高昌王国的宫城，位于内城北部，俗称“可汗堡”。堡内塔柱至今仍高10多米。其旁，是一组包含面积达100多平方米的地下庭院、暗燧的大型建筑，暗燧道宽3米多。宫城墙还基本完好，高达6米，南向开门。门阙地基清晰，其间有宽达3米的门道。宫墙东侧，曾出土“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表明了高昌王室寺院的所在。〔43〕
　　至于公元9世纪以后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从现存遗迹看范围已不很明确。南北朝时期高昌王国宫城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是否被继续使用，目前还无充分资料可供做出明确结论。有的学者提出高昌回鹘王国的宫城，是在现存外城的北部，处内、外城北墙之间，外城北墙即宫城之北墙，而内城北墙即宫城南墙。〔44〕主要根据是这一范围内目前保留着不少高出地面三四米的高土台，建筑规模宏伟，推测可能是回鹘王族的宫廷遗址。
　　高昌城外北、西北郊是晋、唐时期的墓葬区。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这里发掘古墓葬400多座，出土物既有大量汉民族志石、汉文书资料，也有许多粟特胡姓如康、安、史、曹姓墓葬，多量深目、高鼻、多髭的胡人俑，甚至有唐王朝护送波斯王子泥湼师返国途中傔人姓名的文书；有许多来自中原的汉式丝锦，其中不少适应中亚地区喜好、装饰并带有波斯风格的图案，也见到波斯银币、仿制拜占庭金币，与佛寺并存的摩尼寺等，生动而具体地表现了唐代前后“丝绸之路”上东来西往的人流，繁荣的贸易，多种不同的宗教信仰，显示的是一个多彩的、丰富的、适应多种社会需求的现实世界。〔45〕
　　高昌城西北，距约50公里是交河古城。自高昌北向吉木萨尔、乌鲁木齐或西向焉耆，交河均是交通要隘，历史上一直也是吐鲁番地区的重要军事中心。
　　古城所在土岛南北长1650米，最宽处约300米，建筑遗迹多位于土岛南半部，长达1000米，宽与岛同。
　　城内建筑遗址总面积初步测量约22万平方米，可以看出寺院、民居、衙署和水井、窖藏、窑址、地下寺院等性质不同的遗存。
　　纵贯全城南北方向有一条长约350米、宽约10米的大道。大道直通城北一区大型寺院，寺院建筑面积达5100平方米。
　　自这一主干道中部向东为另一干道，通向东门。主干道以东，东西干道以南，为全城内最大一区建筑遗址，系衙署所在。东西干道以北，建筑相当密集，门庭较小，为一般居民住宅。
　　交河古城是新疆保存最好的古城遗址，建筑富有特色。其一，街道两旁是高厚土墙，临街不见门窗，纵横交错的巷道通过土墙将庭院分隔为坊区，穿过街巷，进入坊墙，才能到达民户大门。其二，土崖土质致密，所有建筑均挖地为院，隔梁为墙，掏洞成室。街巷也是挖地而成的路沟。居室高度不足，则以挖地掏出的土夹板夯筑，屋顶主要由土墙承重，所用木料不多。这是适应新疆地区干燥少雨的特点而形成的生土建筑风格，极大地节省了木材及能源的消耗，富有特色。〔46〕
　　近年在交河沟西、沟北发掘的车师王陵、竖穴土坑墓中，游牧民族的野兽纹金器、骨雕，与汉式铜镜、五铢钱、丝织物、土著文化风格的陶器共存一室。生动而形象地显示了：汉代交河大地，可以见到各方面物资与文化艺术的交流，生动展现着“丝绸之路”的精神。〔47〕
　　不仅可说明“丝绸之路”走向、更足以展示“丝绸之路”文化特色的佛教遗迹，除交河城外石窟外，还有桃儿沟、吐峪沟、胜金口、伯孜克里克等多处。
　　“丝绸之路”自吐鲁番西去，下一站为焉耆。自吐鲁番盆地进入焉耆盆地，其间为天山支脉喀拉克孜尔山、喀拉塔格山、克孜尔塔格山隔阻。《新唐书·地理志》记录其间的交通路线是“至天山(唐西州天山县——引者注)西南入谷，经礌石碛，二百二十里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敦煌所出唐《西州图经》残卷，记其路线为“银山道，西出天山县，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唐西州天山县，地在今托克逊境内，由此向“西南”，山谷有多条，如阿拉沟、乌斯套沟、干沟、苏巴什沟等，究竟哪条沟谷为银山道所经，是一个需要辨明的问题。玄奘西行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清晰的线索。惠立、彦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从“笃进城西行至阿焉尼国阿父师泉。泉在道南沙崖，岩高数丈，水自半而出……法师与众宿于泉侧，明发，又经银山”，则进入唐之“银山”前，必先经“阿父师泉”。1991年，为改善乌鲁木齐至库尔勒间交通路况，新修314国道，路线变穿干沟为经苏巴什沟。配合修路进行考古调查，笔者曾数入苏巴什沟中，多处遗存标示唐代银山道路线，走的就是苏巴什沟。〔48〕此沟为山水长期冲刷而成的天然沟谷，宽10米至百米不等，“苏巴什”突厥语意为“水之源头”。沟内泉水丰沛，在阿哈布拉克附近道南岩壁上、距地面3米左右，有泉水穿透岩壁汩汩流涌，与《三藏法师传》中所记“阿父师泉”特征一致，而自此前行40里，即“库米什山”，汉语意为“银山”(山有银矿)。在考古调查中，发现沟谷内确有唐代遗存。因交通条件较好，清代驿道也选此途。〔49〕
　　进入焉耆盆地，与“丝绸之路”交通关系最为密切的站点，当首推汉、晋时期的焉耆王国都城。现有考古资料表明，目前坐落在焉耆县城西南的博格达沁古城，当为汉、唐时期焉耆王国都城故址。它在焉耆盆地内，规模最大(周长3000多米)，且四面环水、地势险要。古城四周，有多处防卫设施。在城内，曾采集到自汉迄唐的各式文物。傍近墓地中有汉镜、五铢钱、包金铁剑及金带扣等物。城郊墓葬出土的金质龙纹带钩，是典型的汉代风格文物，为汉王朝赐赏羁属小国统治者的珍品，一定程度上透示着城址确为王城的消息。唐焉耆都督府和焉耆镇城，根据地势、规模，应该也在这片地区。〔50〕
　　与博格达沁古城相去不远的锡克沁佛寺遗址，曾经出土过多量佛像，具鞬陀罗艺术风格。古焉耆文《弥勒会见记》，也出土在明屋佛寺之中。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盘、粟特风格的银盘均见于此。〔51〕当年“丝绸之路”上曾经展开过的文化艺术交流，在这里留下了斑斓遗珍。
　　焉耆西去，最重要的城镇是轮台。这里是汉轮台国所在，也是汉王朝政府为支持、开拓“丝绸之路”进行屯田的主要基地。
　　屯田遗迹主要散布在克孜尔河畔，距现代居民点多已在30公里以外，目前均已沦为盐渍荒漠。梯木沁、柯尤克沁、着果特沁、黑太沁等古代遗址，周围渠道、田埂遗迹仍清楚可辨。粮食、陶器、汉代钱币等物亦屡见。〔52〕
　　自轮台西行，越过一片戈壁，即进入库车绿洲。在今天公路的南侧，彼此距离不远，如二八台等处，还可以见到一些唐代烽墩、戍堡，显示了“丝绸之路”“中道”的走向。
　　库车绿洲居新疆之中，古称龟兹。古代龟兹王国，统治地域主要在库车、新和、沙雅绿洲及拜城盆地，地理位置冲要，自然条件优越，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西域大地最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东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都护府均曾置于此。
　　汉、唐龟兹国都称“延城”(唐代又名伊罗卢城)，其遗址即今库车县城郊之皮朗古城。古城西傍库车河，从残迹追寻，周长约7公里。考古工作者曾在城内喀拉墩进行发掘，文化遗物可分早晚两期。早期自青铜时代至汉，出土石器、骨器、彩陶片、部分铜器及一枚汉代五铢钱；其上叠压成组大陶瓮，以及莲纹铺地砖、蓝纹砖、筒瓦等。砖的纹饰、形制与唐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出土的铺地砖近同。共出唐代钱币如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开元通宝等，明显为唐王朝时期遗存。〔53〕
　　龟兹王国自汉迄唐向为“丝绸之路”中道上最大的绿洲，是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皮朗城东郊的苏巴什，是唐安西都护下属雀离关所在，雄踞铜厂河口，控制了自库车绿洲进入天山玉尔都斯草原的径道。而玉尔都斯草原曾是汉代匈奴、乌孙和隋唐突厥的主要牧业墓地；自都城西北向，过盐水沟，这是龟兹王国的盐水关所在，关址遗存至今仍耸立于盐水沟西岸峭岩之上。法国人伯希和曾在此掘获用龟兹文书写的龟兹王苏伐叠签发的过所文书。〔54〕过盐水关进入拜城后，在天山博者克拉格沟口，有东汉时期的刘平国治乌垒关摩崖刻石。〔55〕它是两汉王朝时期经“丝绸之路”“中道”由龟兹进入伊犁河流域乌孙王廷的径道，细君、解忧公主嫁乌孙，往来都曾由此隘口通过。在龟兹都城西约24公里的渭干河口，河东岸目前仍有古城堡屹立，河西岸遗址大都已遭破坏。伯希和曾在这片地区发掘，称其为“都勒杜尔·阿胡尔”，发现过佛寺、佛像壁画及两百多件汉文文书等珍贵资料。笔者于1985年在巴黎图书馆检视这批汉文书时，虽粗粗浏览，还是发现文书涉及“河西寺”、“行客营”、坊、里组织及屯田事务等多方面内容。在其中编号为D.A27的残纸上，可见“……大至柘橛关……”文字，表明文书与柘橛关存在关联，遗址似为唐安西都护府下属的柘橛关。联系《唐书·地理志》，〔56〕可以推论，这里是唐柘橛关故址之所在。〔57〕
　　作为汉唐西域的政治中心，龟兹境内不仅古代城镇遗址众多，作为佛教文化的主要中心，也留下了十分丰富的佛教寺院遗存。举其大者，如拜城县境克孜尔、台台尔、温巴什，库车县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玛扎巴赫、森木塞姆及苏巴什佛寺，新和县境内的托克拉克埃肯等。粗略统计，全部石窟可有500多孔，尚存壁画可达2万平方米以上。不仅是研究古代西域佛教思想史、佛教艺术史的瑰宝，从中也可透见佛教自印度、阿富汗进入西域的过程，以及其在文化艺术各方面产生的影响。
　　自库车而西，进入中亚的“丝绸之路”的干线主要有两条。自库车西偏南行，过柘橛关，沿塔里木河、克孜尔河方向过巴楚，入喀什，翻天山谷道进入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这是《汉书》强调指出的“北道”；而从库车过温宿，沿托什干河谷到乌什县，斜向西北，翻天山险隘别迭里山口，是汉唐时期由新疆进入伊塞克湖、碎叶、怛罗斯的一条重要路线。具体线路是，沿托什干河西走，在柯坪县见托木里克古城、沙牙提古城，县城西北苏巴什河口有克斯勒塔格佛寺。乌什县旁托什干河谷有古力瓦克古城、沙依拉石窟。进入别迭里山口，沿途还保存着古代烽燧。这些遗迹，可以说都显示着“丝绸之路”中道通过别迭里山口以出中亚的具体路线，〔58〕有学者称此为“热海道”。〔59〕
　　自库车西偏南行至巴楚，沿途见到不少唐代烽燧、驿馆遗址。如柯坪亚依德梯木、阿克沁、都埃梯木、巴楚县的穷梯木、玉木拉克梯木、柯西梯木、泽梯木等，绵延连续至托库孜萨来古城。根据出土之唐代文物，结合《唐书·地理志》判定为唐代“和平铺”(都埃梯木)、“济浊馆”(亚依德梯木)、“译者馆”(穷梯木)等馆驿的故址。〔60〕
　　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位于巴楚县东北柯坪山派生的一座孤立的石岭上，为唐代据史德城故址。喀什噶尔河流贯其南，喀什噶尔河上游主支称克孜尔河(汉译红河)。这一地理位置与《唐书·地理志》所记“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洲，在赤河北岸孤石山”的地理特征可以完全统一。
　　古城遗存仍可见内外两重，依山势而铺展。伯希和曾经在这里发掘，得到了十分丰富的唐代佛教文物。新疆考古工作者20世纪50年代也曾在这里进行发掘，发现了自南北到唐宋时期的多量文物，如佛教塑像，唐代汉文文书，古龟兹文书，丝、毛、棉织物及棉籽，以及南北朝时期五铢钱铸范。关于托库孜萨来古城的上限，最近有学者提出应早到汉，是疏勒王国的盘陀城，一度作为疏勒王国的都城。〔61〕但从出土文物分析，相关文物均较汉代为晚。
　　在古城南郊、东郊2公里左右，发现过大型佛教寺院，俗称“图木休克”，寺院内的佛教塑像具有浓烈的鞬陀罗艺术风格。
　　自据史德城向西进入疏勒，“丝绸之路”“中道”基本依傍喀什噶尔河西行。与今天的公路线比较，已偏南40公里左右。这段路途中，迄今只进行过十分一般的调查。据已刊资料，在据史德故城以西，乌库麻扎塔格以东一处遗址上，发现过南北朝以后的玻璃器碎片；在伽师县英阿瓦提、喀拉墩，发现过唐代前后的佛像；在谢尔托胡拉遗址，发现过不少玻璃器残件；在喀勒呼其农场，发现过佛塔，傍近数公里，有烽燧遗址。在英吾斯坦，笔者1978年进行调查，见过多处聚落、烽燧。从这些遗存可以大略把握，唐代由据史德城向疏勒行进的路线，主要是在喀什噶尔河左右。〔62〕
　　疏勒王国，居帕米尔高原东麓。在“丝绸之路”“中道”上地位冲要。至此，不论西向、南行，均可穿越葱岭而进入中亚西部、南亚大地，迈向广阔的西部世界，只是考古工作较为滞后。已获考古成果，远不足以展示它在“丝绸之路”上曾经具有的重要地位。
　　汉、唐时期疏勒王国的都城，位置大概就在今天的喀什市。它背依大山，周围环绕着克孜尔河，与唐代史籍记述的地理形势相当切合。
　　自疏勒北走12公里，为卡克玛克河。在卡克玛克河南岸峭壁上，有东西一列佛窟3座，俗称“三仙洞”。塑像、壁画的残迹，均显示出其晚于汉代的特征。
　　自佛窟向南、东，为一大区古代遗址。遗址区内出土过具有早期特征的梵文贝叶经，惜残碎过甚，无法通读。其他如佛像之手、眼、衣纹，表明曾有被毁的佛寺。一件具有贴塑人面像的三耳红陶瓮，显示了公元三四世纪鞬陀罗的艺术风格，表明了和贵霜等地曾有的联系。而顺卡克玛克河谷西走，过托云，可以比较方便的到达安集延。自古迄今，这都是疏勒西去中亚西部大地的一条捷径。
　　自喀什斜向西南，可抵乌帕尔绿洲。这是古代疏勒王国境内一处名胜，水丰林密，位置冲要。在绿洲西缘，乌布拉特村西一处河谷台地上，笔者曾发现过一处掩埋在洪积土下的方形城堡，边长约近80米。城毁于火，据出土文物风格及14C测定，古城活动在3世纪前后。〔63〕自古城西走可抵乌恰，进入安集延。
　　乌帕尔绿洲，背依艾斯热提毛拉山。笔者在这里调查，发现过多处佛教遗迹，塑像多已毁碎，往往只见衣褶、手指、眼睛等碎残部分。山下为穆合默德·喀什噶里陵墓。陵墓重修时，地下发现过相当多的梵文贝叶经。与山上佛像残件可以互相补充，说明这里也曾存在重要的佛寺遗址。〔64〕
　　由乌帕尔斜向西南，可渐入帕米尔山地。
　　自喀什往西北走，1959年在今乌恰县西北一处荒山石缝中，发现了波斯银币947枚、金条13根，共重1330克。〔65〕出土地点属天山南支，地接帕米尔，山谷幽深、傍依溪谷。而自此西行，经斯木哈那即可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入奥什、安集延。这说明，此处也曾是通向帕米尔以西的一条径道。
　　在喀什市南郊，有艾斯克沙尔古城，虽大部已遭破坏，但残存土垣仍高及3米。学者大多认为这当是汉代疏勒王国之乌即城。〔66〕
　　对于喀什东郊，伯什克然木乡东北的罕诺依古城，学界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其为黑汗王朝的东都。城内曾出土过大量黑汗王朝钱币、波斯银币。公元10世纪，黑汗王朝萨图克博格拉汗首先皈依伊斯兰教，对新疆地区伊斯兰化发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67〕
　　与罕诺依古城邻近，是以摩尔佛塔为标志的一区宏大的佛教寺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古代疏勒王国曾经有过的佛教文明。〔68〕
　　2.3.3 北道
　　这里的“北道”，系指自敦煌过伊吾、入天山北麓西走，最后进入碎叶的干线。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古道。西汉以前，匈奴右部控制新疆地区，主要基地就在水草丰美、宜牧宜农的巴里坤草原。自巴里坤到伊犁河谷、碎叶城，这一交通干线的开辟，不仅与汉、唐王朝的努力密切相关，与匈奴及其他一些古代游牧民族的努力也存在着紧密关联。
　　为顺利使用这条自然地理条件比较理想的交通线，汉王朝政府曾进行过持续的努力。但其成为沟通黄河流域与中亚广大地区联系的干线，则是在隋唐时期。隋在哈密设伊吾郡，唐在哈密置伊州，并在此驻军屯田，以保证“丝绸之路”交通的安全。
　　自河西走廊出星星峡，在苦水、烟墩、长流水、大泉湾、黄芦岗、一棵树、墩墩湾等处，仍可见到可能是明清时期的戍堡。这些遗址，时代稍晚，但驼、马交通对自然地理条件的依赖基本一样。由此可以大概看到古代自河西走廊到哈密驿道的走向。
　　笔者曾于1983年四五月间，自乌鲁木齐出发，沿天山北麓东行，至巴里坤后穿天山松树塘大坂至哈密，复自哈密沿天山南麓西走，探寻古伊州至西州间的历史遗存。至七角井后，西北走入羊肠子沟，入色必口，至木垒。驱车三千多公里，对“丝绸之路”在天山南北存留的史迹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踏查。〔69〕
　　自哈密进入天山北的巴里坤草原，古代主要是翻越天山松树塘大坂，这是纵穿天山的一条山谷通道。自哈密南山口至巴里坤口门子，谷道长达24公里。山道曲折回环，泉流奔涌，左右松林密布。进南山口不远，一块巨型漂砾，汉、唐、清三朝刻字集于其上。清刻“焕彩沟”三个大字，远远可见。南壁，认真辨读，可见“唯汉永和五年六月……”等汉刻隶字，在“焕彩沟”三字下，依稀可见有“唐贞观十四年六月……”的唐刻残迹。山北，也出土了不少汉代碑石，目前分别收存在巴里坤文管所、乌鲁木齐新疆博物馆中。十分清楚地提示了汉代以来，入唐及清，这条山谷通道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军事上特别具有重要地位。这条穿越天山的山谷通道，是哈密地区交通天山南北的要隘。〔70〕
　　巴里坤草原，古属蒲类县。这里水足草茂，夏天不热而冬天不冷，是十分理想的牧业基地，也是县蒙古高原交通西域大地的重要前站。汉与匈奴争西域，巴里坤曾是一个焦点。除上述永和五年的汉碑外，巴里坤发现过汉永和二年(137年)，敦煌太守裴岑大败匈奴呼衍王的记功碑。〔71〕近年，又发现过永元五年(94年)任尚的记功碑，都透露着这段历史的消息。〔72〕唐代统一西域，同样把在军事上控制巴里坤草原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唐代设伊吾军，其重要任务是防突厥、卫“北道”，同时进行屯田生产。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多件涉及伊吾军屯田的资料。屯田的收获除保证自身需要外，还要上交伊州、北庭都护府，以满足军政之需。伊吾军的驻地，就在巴里坤县大河乡的大河古城。〔73〕古城周长1140米，高10米左右，曾出土过多量唐代文物。古城附近地区积温高，地势平，水利好，宜于农业生产。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哈密地区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自巴里坤草原，缘天山北麓西行，沿途古烽相望。更西行，过色必口、大石头、沙河子、三十里大墩、三个泉，入木垒河谷，抵木垒城。沿途同样可以见到主要是清代的烽墩、清代以前的戍堡。
　　木垒县，值得注意的古城遗址有新户、英格堡、木垒古城。新户古城居天山北麓木垒河畔，古城长方形，为280×200平方米，出土过不少西辽时代的陶器。英格堡居木垒西去奇台的大道上，古城略近方形(300×280平方米)。出土文物除辽元时期陶器外，多见察合台汗国银币。地控水草湾子入天山隘道，更前可至吐鲁番盆地。木垒古城傍木垒河谷，城墙依地势变化展开，略近方形，地理位置冲要。从地理形势分析，或与唐独山守捉城有关，但未经考古工作，还不能最后结论。距木垒县城不远的东城乡，曾出土过多量动物饰牌，图像有野猪与马互斗及野猪纹、虎形纹等青铜牌，具有游牧民族文化特色。〔74〕这些均表明，自汉迄元，它们均曾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遗存。
　　奇台县境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遗迹颇多。傍奇台县城而在的奇台古城，依水磨河，东西长235米、南北长400米，周长约1300米，从出土文物分析，主要是唐代遗存。学者一般均认为它是唐蒲类县故址所在。临准噶尔沙漠边缘，另有古城一座，俗称“北道桥古城”。城垣方形，周长约600米，控扼自蒙古高原、北塔山入天山北道的咽喉。自阿勒泰入天山北麓一线，这里也是一处隘道。〔75〕结合文献，应是唐代“回鹘路”上的重镇——郝遮镇故址。
　　奇台县南半截沟乡麻沟梁“石城子”古城，依山傍涧，控扼着进入天山的山中谷道。古城东、南为峭壁深涧，西北面筑土垣。北墙长280米、西墙长155米。城址范围内出土了大量汉式灰砖、云纹瓦当、绳纹板瓦、筒瓦及汉式盆、罐之类，十分单纯。古城之兴、废，只能在汉代。结合地望及形势，当为汉代疏勒古城故址，是柳中过天山入金满途中的要站。〔76〕
　　自奇台缘天山山前地带，过营盘滩、碧流河、吉布库、东湾、中渠，途程75公里，抵吉木萨尔县。沿途存在不少时代相当于唐代或更早的石堆墓，〔77〕标示了古代居民聚落、交通路线的实际情形。
　　吉木萨尔县，是天山北道一线中文物荟萃之处。北庭大都护府所在的北庭古城，城郊近年发掘出土高昌回鹘佛寺，还有北庭古城周围的戍堡烽驿，在在都显示着“丝绸之路”的痕迹。
　　北庭古城略呈长方形，夯筑，内外两重。外城周长4596米，见角楼、马面、护濠，现存遗迹是唐、回鹘高昌至元代的遗存。内城周长3000米。城区内陆续出土过多量唐印、钱币、下水管道、铜器、瓷器及多量陶器、砖瓦等。瓦当形制与唐代长安所出文物近似，是唐代遗物。〔78〕
　　位于古城西北郊的“西大寺”，是高昌回鹘王室寺院，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北为正殿，南为庭院、配殿。配殿中残存塑像壁画，贴金妆彩，富丽堂皇。其中绘画回鹘王族供养人并见回鹘文题记，生动表明了当年回鹘虔信佛教，也是认识其绘画艺术、世俗生活的珍贵资料。〔79〕
　　北庭古城与吐鲁番盆地高昌、交河城隔天山相望，联系密切。汉代车师前、后部，唐代西州、庭州，回鹘高昌王国夏都、冬都，都曾穿越天山峡谷来往，人们称这条“丝绸之路”支线为“他地道”、“金岭道”。自北庭故城南行，沿着现代翻越天山的线路踏查(翻越天山大坂，受自然条件局限很大，古今道路往往不变)，沿线可见古城遗址3处，如“贼疙瘩梁”古城、卡子湾古城、水西沟古城等。进入天山石窑子大坂，还见古代石冢。这些遗迹，显示了北庭、高昌之间交通往来的实际。〔80〕
　　自北庭古城西走，距离约20公里见双河古城，傍双河水。古城长方形，南北长125米，东西宽85米，残高约3米。夯筑的夯层厚7厘米上下，城址内陶片显唐代风格，一件枣形蚀花料器，亦为唐代物。
　　自双河古城堡更西行，距约22公里，为“八家地古城”，左右傍河道。城堡长方形，南北长280米，东西宽135米，墙宽10米，残高达3米，外附马面。夯筑，夯层厚10厘米上下。其南，相去约2公里，为又一处70×80平方米遗存，遗存中部为一相当高大的圆形建筑遗迹，直径约15米，残高达3米。遗址内外，随手即采集得唐开元钱5枚、玻璃器片、铜带饰及铁炼渣、窑流等，当为与古城相关的一处冶炼遗存。〔81〕自“八家地古城”西行，北庄子、阜康县六运、米泉县下沙河，都还可以见到古代城堡、大型遗址，清楚表明了古道行进的方向。《新唐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条下，称“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缽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乐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相关记录与双河、八家地、北庄子、六运、下沙河以至昌吉古城堡联系分析，颇相切合。遗憾的是，相关小型城堡至今未进行考古发掘，无法将它们与文献记录中的古址作进一步的具体联系。
　　《新唐书·西域传》“焉耆”条称：“……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轮台在“丝绸之路”“北道”上，居于十分冲要的地位，由唐玄宗在公元8世纪初下达的这一诏文，是表现得十分清楚的。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唐代轮台与汉、清均异，〔82〕它究竟坐落在什么地方，是一个需要究明的结论。近年，新疆历史地理学界对此曾多次讨论。目前，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在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依傍乌鲁木齐河谷东岸的乌拉泊古城，当为唐轮台故址所在。〔84〕它正当吐鲁番盆地与乌鲁木齐交通联络的隘口，实际就是唐代“丝绸之路”“中道”与“北道”交通联络的要隘。通过“中道”运销中亚西部如碎叶等地的商货，过西州后经白水涧道入轮台，去碎叶，路况最好，得交通之利。所以唐代轮台，成为“北道”上的枢纽。古城废址仍存，略近方形，南北约550米，东西约450米，夯筑，城四角见角楼遗迹，四墙外见马面，城内北部见子城。地理位置、城墙构筑工艺、子城设置等与唐轮台作为军城及在“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地位，相当切合。〔85〕只是目前城内采集文物多具辽、元特征，或与至今未经科学发掘以及唐代遗迹、遗物埋藏较深密切关联。
　　自米泉下沙河古城向西，过安宁渠头屯河，可抵昌吉。昌吉市区见古城一座，城内曾出土大量察合台汗国时期的银币。学界一般都认可，这区城址应为唐代张堡城守捉故址。入元，名“昌八剌城”。〔86〕在“丝绸之路”“北道”上，自然也是一处腰站。
　　自昌吉西北行，有两条路线可入伊犁地区。其一，自精河斜向东南，入天山，进入巩乃斯河谷。继续西走，入伊犁河谷地，其二，自精河过赛里木湖，入天山果子沟，进入伊犁河谷地。成吉思汗西征时，这是一条主要通道。
　　“丝绸之路”“北道”，进入伊犁后，其经济中心是在“弓月”。弓月城，曾是西突厥汗国的一处重要政治中心。唐代统一西域大地后，这里成了“丝绸之路”“北道”上一处十分重要的交通、贸易中心。对弓月在“丝绸之路”“北道”上这一经济贸易地位，过去并未为人们关注。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了一批有关弓月城胡商曹禄山状告汉商李绍谨的文书后，对弓月在“丝绸之路”交通、贸易中不一般的地位才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相关文书共见八残件，经过整理，可大概把握这一事件的原委：唐乾封二年(667年)，粟特商人曹禄山之兄曹炎延与汉商结伴，自长安至安西(今库车地区)，穿越天山到了伊犁地区之弓月城，同行者还有胡商曹果毅、曹毕娑。唐总章三年(670年)，李绍谨因商业经营，在弓月城向曹延炎借“二百七十五匹绢”。其后李绍谨又与曹延炎结伴“从弓月城向龟兹”，途中曾遇安西使者四人。但曹延炎后来未出现在龟兹，而曹果毅及曹毕娑这两个关系人又自弓月“向已西去”，这过程中，李绍谨又与曹禄山一道从龟兹到了高昌。曹禄山因一直不见其兄曹延炎下落，内心不安，有十分强烈的疑虑，所以在高昌状告了李绍谨。〔86〕从这些保留至今的唐代司法案卷中，可以清楚看到：伊犁地区的弓月城，当年确是“丝绸之路”贸易活动中一处重要中心，汉商李绍谨一次就可以从粟特商人曹延炎处举借绢275匹，在此集中的丝绸商品，看来数量是相当巨大的；从长安经过安西到弓月，汉商、胡商相继于途；粟特胡商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是主要角色，他们的重要中心地之一就在弓月。自此东去长安，南向龟兹，西往中亚两河流域，都相当便利。〔87〕
　　关于弓月城之故址，相关论述很多，如阿力麻里、吐鲁番圩子古城、巩乃斯古城等，均在人们的视野之中。〔88〕在没有考古资料提供直接证明前，关于弓月城故址的今地，看来一时还难以解决。但它在伊犁地区，当无疑义。通过上引弓月城相关丝绸贸易的唐代文书，唐代伊犁地区，在“丝绸之路”“北道”上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可以充分肯定的。
　　“北道”到弓月，自弓月抵达碎叶，西去亚洲西部、欧洲是一条坦途。
　　这几条据历史文献及考古遗迹连缀起来的交通路线，只是几条主干道。在这几条运输动脉之间，诚如《隋书·裴矩传》所述：“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当年的“丝绸之路”交通线可以说是如同纵横交错之网络，大大小小的绿洲聚落基本都可与“丝绸之路”程度不等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拿唐代设置在吐鲁番绿洲的西州作例。西州，除作为“中道”上的枢纽而交通东西外，以其为中心，还有翻越天山抵达北庭等广大地区的“他地道”、“乌骨道”、“花谷道”、“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遗”，有斜向西北，进抵乌鲁木齐地区的“白水涧道”，入苏巴什沟进入焉耆盆地的银山道；穿行天山乌拉斯台，进入巩乃斯河谷的山道等，可以说每条能够穿越的山谷均得到开发利用，四通八达。
　　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四向辐射的古代交通路线，表现了唐代“丝绸之路”的实际，与之相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较大的西域文明中心应当是同样存在的。
　　〔1〕黄文房《罗布泊地区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中国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06～315页。
　　〔2〕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神秘的罗布泊》图版222，科学出版社，1985年。
　　〔3〕饶瑞符《汉唐时代米兰屯田水利初探》，《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北京出版社、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
　　〔4〕中国科学院塔克拉玛干沙漠综考队考古组《若羌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第549～552页。
　　〔5〕文物图片见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彩图13，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6〕林梅村《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52～54页。
　　〔7〕1999年调查，遗迹仍然明显，近年再看相关遗迹，已被破坏殆尽。相关图片，见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51图，中华书局，1943年。
　　〔8〕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
　　〔9〕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4～265页。
　　〔10〕彭念聪《若羌米兰新发现的文物》，《文物》1960年第8～9期；中科院塔克拉玛干综合考察队《若羌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
　　〔11〕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48～49页。
　　〔12〕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49～50页；测年结论见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211页。
　　〔13〕中国科学院塔克拉玛干沙漠综考队考古组《若羌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第546页。
　　〔14〕据《沙州图经》，“鄯善城周回一千六百四十步，西去石城镇20步，汉鄯善城见今摧坏”。则鄯善王城扜泥，早已毁圯。其规模为1640步，换成今天的概念，周围应达3000米上下。上列这些遗址，最多只能是当年扜泥城内的一点建筑遗存而已。
　　〔15〕张平《若羌县石头城勘查记》，《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
　　〔16〕黄小江《若羌县文物调查简况》，《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
　　〔17〕王博《扎洪鲁克一号墓地与古且末国文化》(公元前8世纪至3世纪)，《吐鲁番学新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0～313页。
　　〔18〕[英]A.斯坦因《西域》第一卷，第七章，第3节，牛津版，1921年，第382～383页。
　　〔19〕塔克拉玛干综考队考古组《安迪尔遗址考察》，《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
　　〔20〕[日]中日尼雅学术考察队《尼雅遗迹学术报告书》第一、二、三卷，京都：法藏馆。
　　〔21〕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考察概述》，《考古》，1999年第7期。
　　〔22〕A.Stien Ancient Khotan，PL LX Ⅲ，1907，P259～260.
　　〔23〕新疆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所编著《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8～189页。
　　〔24〕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五章，第三节，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2～53页。
　　〔25〕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
　　〔26〕[英]A.斯坦因，向达译《西域考古记》第四章，中华书局，1936年。
　　〔27〕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
　　〔28〕王炳华《丝绸之路南道我国境内帕米尔路段调查》，《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81页。
　　〔29〕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年，第105～112、179～220页。
　　〔30〕王炳华《沧桑楼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36页。
　　〔31〕[英]A.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32〕新疆文物考古所《罗布淖尔地区东汉墓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33〕新疆文物考古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期。
　　〔34〕巴州文物普查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
　　〔35〕王炳华《新疆哈密拉甫乔克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36〕冯承钧《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第45～47页。
　　〔37〕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吐鲁番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9～509页。
　　〔38〕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吐鲁番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5页。
　　〔39〕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察记》，《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
　　〔40〕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等《吐鲁番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83年第3期。
　　〔41〕陈国灿《鄯善县新发现的一批文书》，《吐鲁番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52页。
　　〔42〕(清)陶葆廉《辛卯侍行记》。
　　〔43〕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4页。
　　〔44〕阎文儒《吐鲁番的高昌故城》，《文物》，1962年第7～8期。
　　〔45〕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0～123页。
　　〔46〕李肖《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文物出版社，2003年。
　　〔47〕新疆考古所《交河沟西》(1994—1996年度考古发掘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1页；新疆文物局等《交河故城》，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5～72页。
　　〔48〕王炳华《近年新疆考古中所见唐代重要史迹》，《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31～447页。
　　〔49〕(清)《新疆图志》卷，7、80，道路二。
　　〔50〕新疆博物馆《博格达沁古城调查》，《文物》，1982年第4期。
　　〔51〕新疆文物局等《新疆文物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180～187页。
　　〔52〕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0～12页。
　　〔53〕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考古》，1959年第2期。
　　〔54〕[法]M.P.伯希和《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第64～136页。
　　〔55〕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3～35页。
　　〔56〕《新唐书·地理志》卷43：“安西西出柘橛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入俱毗罗碛……”。
　　〔57〕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其土尔遗址与唐安西柘橛关》，《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2期。
　　〔58〕阿克苏地区文管所《阿克苏地区柯枰乌什两县文物调查》，《新疆文物》，1986年第1期。
　　〔59〕向达《西域见闻琐记》，《文物》，1962年第7～8期。
　　〔60〕柳晋文《柯枰—巴楚古丝道调查》，《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
　　〔61〕林梅村《疏勒考古90年》，《文物天地》，1990年第5～6期。
　　〔62〕喀什地区文物普查队《喀什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
　　〔63〕《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页。
　　〔64〕所见贝叶经，后收存于喀什文物保管所。
　　〔65〕李遇春《乌恰县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第9期。
　　〔66〕武伯伦《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
　　〔67〕喀什地区文物普查队《喀什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
　　〔68〕喀什地区文物普查队《喀什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
　　〔69〕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一)、(二)、(三)，《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1988年第1、4期。《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综述二，第767～791页。
　　〔70〕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6～23页；王炳华《新疆访古散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105～109页。
　　〔71〕王树楠《新疆访古录》；王炳华主编《新疆历史文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72〕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6～19页。
　　〔73〕王炳华《近年新疆考古所见唐代重要史迹》，《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31～434页。
　　〔74〕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三)，《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
　　〔75〕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二)，《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
　　〔76〕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二)，《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
　　〔77〕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二)，《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
　　〔7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调查》，《考古》，1982年第2期。
　　〔7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
　　〔80〕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一)，《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
　　〔81〕王炳华《天山东段考古调查纪行》(一)，《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
　　〔82〕汉代、清代轮台，可以肯定在今天山南麓轮台县境。唐代轮台与汉代轮台，不居于一处。文史学界过去多有混淆。
　　〔83〕徐百成编著《轮台“丝路”今觅处》，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
　　〔84〕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6～112页；陈戈《唐轮台在哪里》，《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85〕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吉古城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四辑。
　　〔8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42～247页。
　　〔87〕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吐鲁番学新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9～468页。
　　〔88〕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上卷；岑仲勉《弓月之今地及其语缘》；王明哲《吐鲁番出土有关弓月城文书初析》，《西域史论丛》，第1辑。 丝绸之路南道东段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