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作为“丝绸之路”沙漠道上不可逾越的重要路段，地上地下保留了许多足以展现当年“丝绸之路”历史面目的珍贵遗物。在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的新疆考古工作中的不少新收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丝绸之路”在沟通亚欧经济、技术、文化思想交流中，曾经有过的巨大贡献。它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做出的奉献，是怎么估价也不会过分的。虽然，这些有幸出土并已被认可的“丝绸之路”遗珍，与当年实际存在的、十分丰富的社会生活相比，只能算是片鳞只爪，肯定不足以表现全局。但一斑窥豹，总还是可以通过这些细节，使我们的认识得到深化。凝集其上的文化精神，自然应该充分阐发、继承。现择其主要者，略予介绍。
　　2.5.1 丝绸织物、丝织工艺西传
　　在出土的各种足以表现“丝绸之路”内容的珍贵文物中，首推丝绸。其出土数量大、品种多、地域广、时代延续长，十分有力地表明：在“丝绸之路”上，轻薄美观的各种丝绸织物，深受西亚、南亚、欧洲人民的欢迎，是通过“丝绸之路”西去的主要商品。
　　近40年来，新疆考古工作中见到丝绸织物的遗址点相当丰富。举其大者，包括：(1)“南道”：如若羌东部的阿拉尔、民丰县尼雅、策勒县喀拉墩、于田县屋于来客、洛甫县山普拉、阿克斯比尔。(2)“中道”：土垠、楼兰城东北郊的孤台、平台墓地，孔雀河谷老开屏墓地、库鲁克山南麓的营盘古墓，吐鲁番盆地中鄯善县鲁克沁、洋海，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库车苏巴什、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等。(3)“北道”：天山中阿拉沟、鱼儿沟古墓地、乌鲁木齐南郊盐湖、木垒四道沟古墓葬、伊犁昭苏盆地波马古墓等处，均有所见。尤其是吐鲁番高昌古城北郊的阿斯塔那晋、唐墓地，可以说无墓不见丝绸文物，有力地说明了当年丝绸织物在高昌地区相当普及的情况。只是这些地点，大部都在天山以南，天山以北发现较少。所以如此，应与天山以北地区降水较多，湿度较大，织物在地下不易保存有关。
　　有关织物的时代，早可以到战国，盛于两汉，大盛于隋唐，宋元数量渐少。
　　织物品种，主要为素绢及染色绢，以及各种花纹图案的织锦、暗花绮、绫、缣、纱、罗、轻容、刺绣及染缬等。这些文物，出土时多零散、破损，绝对数量不算多，但实际却代表着巨大的数字。斯坦因在楼兰古城遗址点发掘到过一枚汉晋简牍，简文称“人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彩四千三百廿六匹”。前文提到的唐代长安汉商在弓月城胡商处，一次就调剂到绢275匹。弓月城是西突厥的政治中心，也是“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将上列出土文物与这些出土文字资料结合分析，可以说，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丝绸织物贸易，数量曾是相当巨大的。
　　分析丝绸织物图案，可以得到的强烈印象是汉代或汉代稍前的织锦，花纹布局均成行排列，循环往复。花纹图案是多变幻的云纹中游动着象征吉祥的瑞兽，并穿插种种吉祥用语，如“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富贵且昌”、“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世无极锦宜二亲传子孙”、“广山”等，形成显目的时代特点。而南北朝以后，尤其隋唐时期的丝织物，则既有传统的中原图案纹饰，也出现了流行于中亚、西亚的狮、象、鹿、野猪、马及佛教艺术的化身、莲花图案。其中一些标本，如联珠对雀“贵”字纹锦、联珠猪头纹锦、鸾鸟衔绶带纹、联珠鹿纹等，更是明显具有波斯风格的纹样。唐代，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联珠禽兽纹锦，数量巨大。其中一些兽纹锦，且织有“胡王”字样，更具特色。
　　在丝织物图案上的这种变化、发展，可以说明两方面的问题：
　　(1)表明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传统的中国丝织物装饰图案吸收了西亚文化的营养，显得更为丰富和光彩夺目。
　　(2)可以肯定，丝织物方面的这一发展，与中原王朝推进“丝绸之路”贸易密切相关。适合波斯等西亚地区人们喜好的联珠禽兽、鸾鸟衔绶带纹饰织锦，会更加受到他们的欢迎。在织锦图像中，织上“胡王锦”字样，十分明显的是为外销目的而组织的生产。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论及“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时，一般的概念都是从丝绸的祖国——中国西去，这当然是正确的结论。但在新疆出土的文书及丝织实物中，可以得到另一历史信息，这就是在隋唐以前，在新疆大地上还有来自波斯的织锦。吐鲁番哈拉和卓第90号墓出土文书中就见到“钵斯锦”〔此墓同出有永康十七年(482年)文书〕，阿斯塔那第170号墓葬中，出土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其中见到“故波斯锦十张”。对这些文字记录，有学者认为，此“‘钵斯锦’……颇似当地所产”，并不一定就是来自波斯的实物。〔1〕这自可为一说。只是应该考虑，作为死者衣物疏中出现了“波斯锦”，应可以肯定当年的高昌社会中存在波斯锦，且波斯锦相当珍贵。否则，不会在死者随行的“衣物疏”中表现出这一美好的愿望。它存在的数量多少，流入的途径如何，是可以研究的问题。夏鼐先生曾经考证，吐鲁番出土的鸾鸟衔绶带纹锦，织造工艺为纬线显花，图案具有波斯特点，可以作为波斯锦的标本。
　　通过“丝绸之路”，不仅有大量的中国丝绸织物西传，美化了人们的生活。意义更为重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育蚕缫丝及丝绸织造工艺的西传，这在新疆出土文物中也有表现。
　　“丝绸之路”“南道”，在育蚕、缫丝、丝织工艺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民丰尼雅遗址中曾发现过蚕茧，表明至迟在两晋时期，和田已有了养蚕业。〔2〕策勒县唐杰谢镇故址丹丹乌列克中曾见过表达蚕种西传的版画。在洛浦县北阿克斯皮尔古城，发现过陶蚕。〔3〕这几组极具说服力的文物深刻表现了在育蚕、缫丝、丝织工艺西传的过程中，“南道”具有重要地位，是相关技术、知识西走的主要路线。
　　“中道”，是车师、高昌所在的吐鲁番，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丝织物生产、贸易中心。
　　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文书中，有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的“赁簿蚕桑”文书，表明在5世纪初，在吐鲁番地区“蚕桑业已有相当规模”，“并导致缫丝制锦业的发展”。另几件西凉文书表现了为官茧缫丝，领取官粮以为工价的史实。在麴氏高昌时期的出土文书中，有在茧丝交易中收取“秤钱”的记录。而在高昌地区购买茧丝者又颇多胡人，故可推论“当时销往中、西亚的中国茧丝，其中相当部分产自高昌”。〔4〕
　　在育蚕缫丝业发展的基础上，根据麴氏高昌时期征收寺院官绢的文书，初唐时期记录绵练价格的文书，反映官属纺织工匠报告因火灾受损的文书，则可肯定在麴氏高昌吐鲁番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丝织业。文书中还留下了它们织造“黄地丘慈锦”的文字记录，而出土的实物中也确实发现了丝、棉混织的几何纹锦。
　　这里，作为典型，着重说明了吐鲁番地区的情况。而从文书中记录的“疏勒锦”、“丘慈锦”则可以推论，与吐鲁番绿洲相类，在南北朝晚期，库车、喀什绿洲的丝织业也都达到了相当水平。这类技术，自新疆进一步远及中亚、西亚，实际已不存在困难。
　　2.5.2 漆器及制漆工艺
　　漆器，也是古代中国一大发明，曾光耀于世界。色漆，初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商代安阳发现过红色雕花木器印痕，是漆器之滥觞。周秦两汉漆器兴盛，《史记》称西域“无丝漆”，文字背后，透显着的是华夏大地富有丝漆而不同于一般的自豪。也因此，各种漆器作为赐赠的礼品，很早就到了日本、朝鲜、蒙古及南亚、西域各处。2005年夏，笔者得机会参加“美国、蒙古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塔米尔河流域考古发掘，发现在汉墓中几乎都有漆器出土。一件口缘包金、器底有汉隶“宜子孙”三字的黑地红彩漆盆，出土时仍光鲜耀眼。在新疆，近几十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中，战国以来的遗址、墓地，几乎是在在见漆器。中天山腹地阿拉沟，战国时期竖穴木椁墓中漆器多见，有漆盘、耳杯等物。〔5〕罗布淖尔湖北岸土垠，是西汉时期的重要遗址，出土过西汉木简，遗址中也有多件漆器。〔6〕昭苏夏台乌孙墓，湿度大，漆器保存不好，但漆皮仍存。〔7〕和静县拜勒其尔墓葬，时在汉代前后，见到保存完好且相当精美的夹纻漆盘。〔8〕楼兰城郊的两座保存较好的汉墓，仅漆器即见7件，当年楼兰王国上层占有漆器之多，可见一斑。〔9〕在民丰尼雅遗址东汉时期贵族墓葬中，也出土过漆奁，用为贵族夫人的梳妆盒，内置铜镜、粉袋、胭脂袋。〔10〕汉晋(最晚至南北朝初年)的墨山国墓地，也出土了漆耳杯、漆奁盒等，其中一件圆形带盖的漆粉盒、一件外壁见弦纹的筒形杯，不仅器形别致，制作工艺也别具特色。〔11〕后者与昆仑山北麓古且末王国扎洪鲁克墓地(时代最晚到东汉，早可到东周)出土过的一件筒形杯形制相近。这件筒形漆杯，表面髹黑漆，器表雕刻鹿、羊。发掘者根据木桶材质及雕刻纹样判定，毫无疑问是本地制作的一件漆器。〔12〕另外还有髹漆食案等物，同样具有地区特点。〔13〕其他，如古于阗王国境内汉、晋时期的山普拉墓地出土过单耳漆罐及漆箆。〔14〕漆箆纹饰鲜亮如新，黑地红彩(少量黄、绿彩点)，正面作云纹，背面以四圆点为一组，密布于几何形方格中，极具特色，有学者认为图案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特征。〔15〕两晋以后，在吐鲁番阿斯塔那高昌王国时期墓地出土过漆盘等物；天山南麓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唐据史德故城遗址，在南北朝阶段文化层内，出土过一件鼓形漆盒，木胎，用红、黑色漆髹出彼此相间的条纹，〔16〕也很具特色。
　　这里罗列的漆器资料，肯定是并不完整的。但总体上还是可以表现古代中原漆器西及新疆，及新疆漆器工艺的情况。战国时期，中原漆器已经到了西域；两汉至晋，尤其是两汉时期，是漆器多量进入西域的时期。这与两汉王朝对西域各地王国实施安辑政策，对王国上层集团馈送不绝，存在密切关联。南北朝以后，漆器在日用器皿中的地位似乎要逊于两汉，在新疆发现的漆器标本也相对减少了许多。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髹漆技术何时进入西域?只要能获得漆液，获得稀释剂桐油，进行髹漆工艺是并不复杂的(只要注意漆液的密封运输即可)。从扎洪鲁克出土的、工艺比较简单的黑色漆筒观察，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最晚到汉，对这种髹漆工艺新疆工匠已经大概了解。在尼雅遗址东汉末期的王族墓地，男主人随身的剑鞘，皮套外表也曾经涂过红色漆，〔17〕而剑鞘图案却具有贵霜风格。这一现象也表明，东汉后期的精绝王国的工匠，大概也已经掌握了髹漆工艺，并在少数贵重物品上进行髹漆了。
　　更晚，这一工艺传到了波斯、阿拉伯。而欧洲最后掌握这一源自华夏大地的髹漆工艺，并从东方进口桐油，已在16世纪前后了。
　　2.5.3 棉花东传
　　中国，是棉花种植大国。今日中国棉纺织业居世界前列，全球受其惠泽，只是棉花原产地却并不在中国。棉花植根中国，同样源自“丝绸之路”，只是这一过程颇多曲折。贯穿其中的，是“丝绸之路”沟通欧、亚、非文明的精神，是各国人民始终不变的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属于锦葵科植物的棉花，适宜于在亚热带生长。据纤维长度、外观分类，有非洲棉、亚洲棉、陆地棉、海岛棉之别。从已获的考古资料分析，最早进入中国西部地区的是原产非洲、纤维比较短粗的非洲棉，又名草棉，时代约在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和田地区多处绿洲王国遗址，罗布淖尔地区楼兰、鄯善王国境内多处遗址，曾多批、多量的发现过棉布、棉织衣物。1959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和田民丰县北沙漠中尼雅遗址区发掘的一座东汉时期精绝贵族墓中，出土了多件保存完好的棉织物：男主人穿着在身的棉布面细绢衬里长裤、缀附于女尸上衣的方形棉布手帕、男主人棉布覆面，都保存完好。另外，还有两块分别长77、88厘米的长方形蓝色印花棉布，出土时覆盖于随殉的盛储食品的木盘上。印花图案有三角形、狮、龙、鸟以及希腊风格的裸上体、项光、手持角状杯、璎珞缠身的女人像。除这些棉布衣物外，在女主人装化妆品的藤奁中还有一个棉花团，是用作涂擦胭脂的工具。〔18〕这批棉织物透露的历史信息是：在精绝，棉布还是不平常的珍稀品，所以男主人长裤以棉布作面，丝绢作里，并用之为覆面。除棉布外还出土了棉花团，似乎本地已种植了棉花。用为食布的印花布，尤其是其上的裸体女像，不是新疆本土图案，学者研究，曾据以推论，相关棉布织物来自印度。〔19〕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裸体女像，与贵霜王朝胡毗色伽王(Huvishka)时金币背面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洒(Ardochs-ho)的形象几乎完全一致，表明了贵霜文化的痕迹。〔20〕则这件印花棉布更有可能来自贵霜，因为贵霜王朝在东汉时期，与新疆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对1959年尼雅发现的棉织物，学界印象比较深。但尼雅发现棉织物，其实是远远早于1959年的。20世纪初，斯坦因在尼雅、楼兰等多处遗址中，就发现过棉织物。他为判明所获那些织物碎片的材质，曾经委托汉诺塞克博士进行过分析，确认为是棉织物，而且结论为是当地的“手工产品”。〔21〕
　　在尼雅遗址中，进一步、多量、多次发现棉织物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中，尤以1995年发掘的一号墓地出土为集中，如其中3号墓，男主人着裤为锦面棉里；4号墓，男主人头戴白棉布帽，女主人头部包裹棉布方巾；8号墓，男、女主人盖身之布单、男主人长袍、女主人内衣均用棉布；〔22〕这一墓地，经全面分析，定为东汉末年精绝失国时期的王陵。〔23〕表明东汉末年，在尼雅河绿洲，棉布比较常见。
　　同处和田地区，与民丰尼雅遗址邻近的洛浦县山普拉墓地曾多次被发掘。在墓地出土的大量织物中主要为毛织物，棉织物占5％的比例，不少为汉代遗存。〔24〕
　　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规模大、沿用时间长。据发掘主持人王博报告，在这区墓地的汉代墓葬中，也发现过平纹本色棉布。
　　罗布淖尔地区不少遗址，同样出土过棉织物。这些遗址早到东汉，晚到晋。例如，斯坦因在楼兰城LA Ⅱ遗址采得的棉织物是棉麻混织，据汉诺塞克和温顿分析，“棉类似曾予丝光处理，可能在碱溶液中浸过”。〔25〕其他如LA Ⅳ号遗址也见到本色平纹粗棉布碎片，在楼兰城郊LB遗址也见到3件本色平纹粗棉布片。1980年，在楼兰城东郊一座墓葬中(编号为MB2)，新疆文物考古所曾发掘到棉织物5件，这座墓葬的时代约当东汉。〔26〕1998年，在楼兰城郊LE曾截获盗墓者掘取的棉布袍，保存十分完好，〔27〕时代最晚到晋。
　　从山普拉、尼雅缘昆仑山北麓东行，经且末至罗布淖尔地区，自汉及晋，几乎所有曾经发掘的遗址中，都见到了棉织物碎片、完整的衣、裤、袍、被等。据此作出东汉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绿洲居民已普遍穿用棉布，可能也已知种植棉花、纺织棉布，是不无道理的。棉织物生产成本低，坚实耐磨，保暖，透气性能好，这对改善人们生活的作用是难以轻估的。
　　晋代以后，吐鲁番地区高昌王国成为显目的植棉、棉纺织业中心。高昌王国植棉，棉布既自用，也投入市场。这不仅见诸于历代史籍记录，也有大量出土棉织物、出土古代文书提供的直接证明：棉织物，已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物资。〔28〕此外，这一时段，在昆仑山下于阗县乌于勒克、〔29〕克孜尔石窟前清理积土，也发现了南北朝时期的棉布。〔30〕克孜尔石窟处塔里木盆地北缘，说明这时期棉花种植、用棉布做衣服，已遍及塔里木盆地周缘古代绿洲。
　　入唐，新疆植棉业更进一步发展，棉花种植地域扩大，棉布产量增加，棉织业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棉籽、棉絮、棉布，不仅见于吐鲁番，还见于巴楚托库孜萨来、库车通古斯巴什、和田地区的喀达列克、昆仑山脚下的安迪尔、阿尔金山脚下的米兰古堡……凡气候干燥、多少有过一些考古工作的地点，几乎都发现过棉织物。新疆考古学者对在托库孜萨来发现的棉籽曾进行过鉴定，根据其籽粒小、纤维短等特点，将其认定为草棉，〔31〕这为了解古代新疆唐代以前的棉花品种及通过“丝绸之路”“沙漠道”进入新疆的途径提供了直接证明。
　　新疆考古中发现的属于高昌回鹘、元朝的棉织物标本，同样丰富。〔32〕
　　草棉，由于纤维短、粗，产量不高，虽然进入中国很早，在北方中国尤其在新疆、甘肃西部地区，曾经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最后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遭遇被淘汰的命运。随后，经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亚洲棉逐渐成为了民间首选的种植品种。19世纪，又为从美国引入的陆地棉取代。通过棉花，人类物质文明发展、进步的过程，浸透、显示着“丝绸之路”文化的精髓，在在可见，值得发扬。
　　2.5.4 造纸
　　纸及造纸技术，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造纸技术传入新疆，并通过新疆进一步西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1933年在罗布淖尔地区，发现过西汉麻纸。在尼雅东汉墓中，发现过纸片一小块，“皱成一团，大部分涂成黑色，长仅4.3、宽2.9厘米”。〔33〕但当时的书写材料，还是以木简为主，也有少量书写在羊皮上，纸质材料是十分少而珍贵的。在吐鲁番地区，汉代以后，晋、唐时期的出土文书，三十多年来约3000多件，目前所见文书最早在4世纪前期的十六国时期。自此以后，纸质文书渐成吐鲁番古墓中最常见的出土物：官方文档、私人契约、书信，抄写经典、蒙童习字，无不用纸。纸，在当年吐鲁番地区的社会中，已经是一件须臾不可离开的物品。
　　据此，可以做出一个推论：在十六国时期，尤其是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前凉张骏在这里置高昌郡以后，吐鲁番可能已逐渐掌握了制纸工艺。理由是：社会对纸有重大需求；其制作工艺并不复杂；自西汉开始造纸，至此已有400年历史。在河西地区进入吐鲁番的大量移民中，会有了解制纸工艺的匠师。其技术知识，当有可能已稍普及。本地造纸的主客观条件，至这一历史时期，已经具备。
　　这一推论，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对吐鲁番出土古纸，潘吉星教授曾进行过分析：〔34〕取北凉到唐代古纸标本26件(其中4件为库车出土)，对纸的物理、化学结构进行观察分析。纸质标本，包括官府文档、私人文书、古籍抄本、佛经等。观察表明，晋、南北朝时期，重要典籍抄本、官府文档用纸，纤维分散均匀，纤维束少，打浆较细，纸质较好。而一般民间用纸，如民间私契、丸药包装纸，纤维交织不均，打浆不匀，纤维破碎程度较差，杂质或未除尽，纸质明显较次。分析抄纸工艺，主要为布纹纸，也有帘纹纸。吐鲁番出土的建兴三十六年(348年)、建初十四年(418年)用纸，都是用织纹模抄造的布纹纸。其中建初十四年的古纸，可以观察到纸模网目约为110孔／平方厘米，是我国目前有准确纪年的早期布纹纸标本。
　　布纹纸是比较古老的产品，表现着传统的工艺。汉、晋、南北朝时期，多为这种技法。值得强调说明的是，新疆土法造纸至今仍保持这一传统。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曾在和田县调查过一处桑皮纸制作作坊，发现当年的工匠们取当地桑树皮，在碱水中浸泡、击打，取得纸浆后，复以木框布帘抄出，阴干成一张张桑皮纸，色泽不白，但纸质韧。可见，民间仍然使用这一造纸工艺。〔35〕因此可见，它接受的是中原地区比较古老的一种工艺。可以推论，其接受的时代也当是这一工艺在中原、河西地区盛行的时代。
　　帘纹纸，是晋以后始见的抄纸工艺产品。在潘氏测定的18件隋唐时期古纸中，除少量帘纹不显外，几乎都是帘纹纸。细致分析吐鲁番出土的唐“白怀洛借钱契”、“卜老师借钱契”及“卜天寿《论语》郑注”、“宁和才授田户籍”，可以看出纸质有粗帘纹及制作稍精的细帘纹之别。蒙童习字等平常的普通用纸，明显为粗帘纹；官府文档如户籍等，纸质即较精良。帘纹纸与敦煌石室中所见粗横帘纹纸一样，工艺一致。〔36〕
　　唐代吐鲁番地区已有了官办的造纸作坊，这得到阿斯塔那第167号墓中出土唐代文书的证明。文书存字“当上典狱配纸坊驱使”，〔37〕可作为唐代吐鲁番已存在“纸坊”的确证。唐代西州既有纸坊，纸质标本显示的工艺与敦煌地区用纸又一样，说明当年吐鲁番地区纸张生产工艺得之于河西地区的影响。甚至可以推断，生产者就直接来之于河西地区。汉晋时期，吐鲁番居民多“汉魏遗黎”，大量河西地区移民进入了吐鲁番，纸作工艺随之进入这片地区，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分析吐鲁番古纸标本时，还应注意一个工艺现象：在纸浆中加入淀粉糊，以使纸质平润、增光、受墨。而这一传统，也显示着中原地区造纸历史的印痕。
　　怛罗斯之战后，造纸工艺传入阿拉伯，并进一步及于非洲、欧洲广大地区，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这一工艺西传的中继站，就在新疆。
　　2.5.5 毛纺织工艺
　　近40年的新疆考古工作，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对新疆地区毛纺织生产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对毛纺织生产工艺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这些年的考古工作中，在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哈密五堡、且末扎洪鲁克、阿拉沟、鱼儿沟、和静察吾呼沟、巴里坤南湾、哈密焉布拉克、哈密火车站附近、洛浦山普拉、鄯善洋海、楼兰城郊、尼雅、于田屋于勒克、巴楚托库孜萨来、吐鲁番阿斯塔那、米兰吐蕃戍堡等处，都有相当数量而且保存情况很好的古代毛纺织物出土。从公元前2000年直到唐宋时期，前后历时差不多达3000多年。
　　这为我们总结、认识古代新疆毛纺织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基础。
　　粗略统计一下现有毛织物种类，有提花毛毯、平纹毛织毯、平纹毛布、毛罽、缂毛织物、各种编织毛带等。其中，不能排除少量缂织物(如山普拉出土的人首马身毛织物)是来自境外，但绝大多数当均为本地自产。
　　现在，可以肯定地提出一点：中国中原地区在唐宋时期运用得十分成熟、有过许多惊人产品的缂丝工艺，其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应该是借“丝绸之路”的联系，吸收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在毛纺织生产中早就运用了的一种生产工艺。在新疆出土的毛纺织物中，早在公元前1000年(如哈密五堡青铜时代墓地)，已见到这类通经断纬的生产工艺。出土的公元前后的毛织物中，通经断纬技术运用得十分成熟。其他如毛织物染色也很值得注意，3000年前的毛织物，其色彩至今仍然新鲜而光泽，是了不起的成就。
　　2.5.6 玻璃
　　玻璃制作工艺，最早见于埃及、米索不达米亚。最早在公元前2500年，如蜻蜓眼玻璃珠已见于上述地区。当年，这是被认为具有神奇力量、可以辟邪得福的神物，因而受到社会上层统治人物的青睐。于是，这种具眼睛外形的料珠及它背后的文化思想，很快北传到欧洲，东传到伊朗高原，并进一步向东亚地区扩展其影响。前面曾经简述过蜻蜓眼玻璃珠进入中国的史实，中国古代最早接触玻璃制造工艺，应该是与蜻蜓眼玻璃珠的东传密切相关的。
　　汉代以后，在新疆古代遗址中，见到了各种造型的玻璃器皿，如杯、罐、盆、盘之类。这一进程的同时，其制作工艺也渐为人们所了解，并很快就有了中国特色的制造品。
　　在新疆不少早期考古遗址中，出工过蜻蜓眼料珠。最早的出土地点，是在天山南麓轮台县境的穷巴克墓地发现过一枚。时代最早可能到公元前7世纪或更早。〔38〕时代较此稍晚，则出现在昆仑山脚下且末县境扎洪鲁克墓地，共见6枚。〔39〕入汉，蜻蜓眼料珠发现更多。在尼雅精绝遗址，仅1995年一号墓地，即出土6枚。出土时，或置于贴身内衣下，说明确实视为辟邪神物，而非一般装饰品。〔40〕与尼雅相邻近的洛浦县山普拉墓地，时代也在两汉，发现蜻蜓眼料珠21枚。〔41〕由此，可见这类料珠受到人们重视的程度。
　　根据在尼雅精绝遗址出土的精绝王室贵胄们互相礼赠“琅玕”的汉简文字，结合王室墓葬中对蜻蜓眼料珠的处置情形，参证以历代文献中对“琅玕”的记录，笔者曾分析：古代文献中所述“琅玕”，实际即指西来的蜻蜓眼料珠。〔42〕如此论不谬，则这类玻璃珠进入我国的时代是相当早的。在山西、河南、山东等东周时期的贵族大墓中所见蜻蜓眼料珠不少，即是生动的证明。〔43〕
　　就笔者实际工作中的体验，在且末县那勒克、安迪尔，墨玉县扎瓦、疏附县英吾斯坦等处，都曾见过细碎的玻璃片。这本是测定其成分、判明产地的好标本，遗憾的是这一工作始终未进行。只是对器形稍大，特征比较显明的器物，大家关注较多，也就其形制进行过分析。如在楼兰古城发现的、具有西亚风格的玻璃杯残片，在扎洪鲁克、营盘古墓地、巴楚托库孜萨来等处，见过的具有波斯风格的玻璃器，时代都在公元4世纪以前。自然，这些只是历史长河中挂一漏万的一点实证，但确清楚表示了一种存在。对西亚、伊朗玻璃进入中国的过程，也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少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44〕此处不赘。
　　玻璃器的主要原料是二氧化硅，取得不难，工艺可以说也并不复杂。随着玻璃珠、玻璃器皿的进入，中国似很快就有了仿制、自行生产的情形。如被视为神物而售价奇昂的蜻蜓眼玻璃珠，在战国时期的隋县曾侯乙墓中，就已有了自己生产的同类珠子，只是其成分不是西亚的钠钙，而是以钾钙为主。〔45〕在新疆也有一个相似的实例：在拜城县克孜尔墓地，曾在多座墓葬中发现过蜻蜓眼玻璃珠，一般均置于死者颈、胸部。发掘者曾取18个样品进行了分析，成分颇不一致：既有钠钙玻璃，也有铅钡玻璃，一些标本中钾、镁的含量还很高，为其他钠钙系统玻璃所少见。发掘者认为这是在吸收西方技术的基础上，利用本地资源生产的具有自身特点的制品。〔46〕而其绝对年代也在公元前400年以前，时代还是比较早的，这是值得注意的又一件生动实例。在新疆若羌瓦石峡的元代遗址中，也发现过自行制造玻璃器的作坊，并采获6件小口细颈凹底瓶，4件玻璃罐(残)。分析其成分，为钠钙玻璃，制造工艺似存在西部影响，但助熔剂是用的新疆土硝，具本地特点。器壁中虽气泡较多，工艺不是很先进，但也不是原始的生产形态。说明在新疆地区，因地制宜自行生产玻璃已走过一段岁月了。〔47〕
　　中国传统文化中较常用陶、瓷，与玻璃相比较，后者自有其优点。玻璃器及其工艺东传，对丰富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其贡献自然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除了这几个方面的资料外，它如小麦东来、水稻西去，古代采矿及金属冶铸工艺、犁耕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如凿井、坎儿井)、音乐舞蹈、绘画技艺的彼此吸收，多种宗教信仰(如袄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的东传等等，也都有新的发现，从不同角度表现着古代“丝绸之路”上思想文化及技术知识的交流。相关论著颇多，此处不赘。
　　“丝绸之路”，是古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产物，推动过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丝绸之路”的历史，表现了全人类在自身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中，交流是其客观的需要。一个互相联系、积极交流、共同发展与进步的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一积极的文化精神，应该成为人类的共识，并应随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1〕武敏《从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地区的蚕丝与纺织》，《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5期，第92～100页。
　　〔2〕李吟屏《和田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3〕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第0164，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4〕武敏《从出土文书看古代商昌地区的蚕丝与纺织》，《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5期，第92～100页。
　　〔5〕王炳华《新疆阿拉沟竖穴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6〕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
　　〔7〕新疆考古所《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简报文字，对漆器未作具体介绍，笔者参与过这一发掘。
　　〔8〕周金玲《和静县拜勒其尔基地的发掘研究》，《新疆文物》，2004年第1～2期。
　　〔9〕新疆考古所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10〕新疆文物考古所《尼雅95一号基地3号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9年第2期；图版见新疆文物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0113，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第60页。
　　〔11〕李文瑛《新疆尉犁营盘墓地考古新发现及初步研究》，《吐鲁番学新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3～408页。
　　〔12〕《新疆且末扎洪鲁克一号墓地》，《新疆文物》1998年第4期，图版见《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0075，第46页。
　　〔13〕新疆文物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0084，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14〕新疆博物馆、新疆考古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图版第190、19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15〕《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0199，文字说明第90页。
　　〔16〕《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0726，第266页。
　　〔17〕新疆文物考古所《尼雅95一号墓地3号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9年第2期，图版见《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0113，第60页。
　　〔18〕新疆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19〕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7页；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第6～9页。
　　〔20〕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
　　〔21〕A.Stien, The Ancient khotan, Chaptet Ⅺ ⅷ, New Delhi-India 1981, P410；A.Stien, Serin-dia, Chapter Ⅺ, ⅶ, P393～399；ⅹⅱ, P442～448.
　　〔22〕《中日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第88～114页；于志勇《新疆尼雅遗址95NM1、M8概况及初步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
　　〔23〕王炳华《精绝王陵考古二三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122页。
　　〔24〕新疆博物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
　　〔25〕Hanausek、Winton, Micrscopg of technicae phaducts，纽约，1907年，第66页，引自serin-dia。
　　〔26〕新疆文物考古所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27〕作者作为鉴定组成员，曾目验原衣物。图版刊于《新疆文物古迹大观》图版0027，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28〕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古代新疆植棉及棉纺织业发展》，《新疆考古历史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29〕新疆博物馆《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图版21，文物出版社，1972年。
　　〔30〕新疆文物维修办公室《1989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
　　〔31〕沙比提《从考古资料看新疆古代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
　　〔32〕吐鲁番文管所《吐鲁番哈拉和卓乡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86年第2期；王炳华《盐湖元墓》，《文物》，1973年第10期。
　　〔33〕新疆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34〕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10期。
　　〔35〕笔者调查手记，未刊。
　　〔36〕潘吉星《新疆出土古纸研究》，《文物》，1973年第10期。
　　〔37〕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31页。
　　〔38〕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轮台县穷巴克第二、三次发掘》，《考古》，1991年第8期。
　　〔39〕新疆博物馆《新疆且末县扎洪鲁克一号墓地》，《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40〕新疆考古所《尼雅95一号墓地三号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
　　〔41〕新疆博物馆、新疆考古所《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35页。
　　〔42〕王炳华《也释琅玕》，《新疆考古历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43〕王炳华《也释琅玕》，《新疆考古历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44〕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
　　〔45〕后德俊《谈我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中国古玻璃研究——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60页。
　　〔46〕张平、潜伟、李背会《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墓地出土的玻璃珠及其相关问题》，《吐鲁番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8～374页。
　　〔47〕张平《若羌县巴什夏尔遗址出土的古代玻璃器皿》，《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