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正如榎一雄所屡次介绍的那样，〔1〕从新疆鄯善王国诸遗迹出土的佉卢文文书是从该地发现的最重要文书群之一。
　　该文书从被推断为过去的鄯善王国领域内的尼雅遗址出土了709件，从楼兰遗址出土了48件，从安得列遗址出土了6件，从敦煌出土了1件，总计共出土764件，所有这些文书都已由拉普逊进行了释读。〔2〕
　　这样，佉卢文文书遂与于阗文书和回鹘文书一起成为在时间上最集中，而且数量也最为丰富的珍贵史料。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弄不清该文书的年代。对此，笔者曾经发表过这些文书为二至三世纪的论述，〔3〕但近年来剑桥大学的布拉夫(Brough，J.)教授发表了把它比定为三至四世纪(236～321年，参看本章第9表)的详细研究报告。〔4〕榎一雄博士虽然对这种学说表示同意，但又增加了若干补充修订，发表了256-341／3年说。〔5〕
　　这些高论是多年来致力于该文书研究的两大学者的结论，的确可以说是精辟的考证了。但是，近二、三年来，在研究了魏晋之西域经营之后，我开始对上述高论产生了某些怀疑。因此想在这里对佉卢文文书的年代再次进行研究。
　　一、有关佉卢文文书年代的诸说
　　在对佉卢文文书的年代进行重新研究时，回顾一下该文书的最初出土情况和随同出土的汉文文书决不是毫无义意的。
　　自1900至1901年，英国的斯坦因对塔里木盆地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调查。其成果详见于该氏三部巨著的第一部《古代和阗》。
　　这次调查的最大成果是从位于于阗东北约270公里(直线距离)的尼雅遗址发掘出了大量古文书。即从1901年1月28日至同年的2月13日，斯坦因发掘了尼雅遗址，从该遗址发现了524件佉卢文文书和48件汉文文书。这两个文书群的发现暗示了贵霜王朝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势力曾经达到这个为塔里木盆地的深砂所掩没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世界史上意义极为深刻的发现。
　　重要的是，在当时发现的48件汉文文书中仅有一件是纪年文书。这就是著名的N.xv.326木简，其内容为：
　　泰始五年十月戊午朔廿日丁丑敦煌太守∥(以下断损)〔6〕
　　斯坦因了解到该文书的纪年是当他把所有搜集品带回英国后，由于布歇博士(Dr.Bushell)和沙畹(Ed.Chavannes)对汉文文书研究和释读之后才知道的。于是，斯坦因毫不踌躇地将尼雅遗址出土文书群全都断定为泰始五年(269年)前后的东西。正如在《古代和阗》的报告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佉卢文文书和汉文文书，常常是从同一遗址的同一层位出土〔7〕的。
　　于是，斯坦因由此认为后汉以后，晋武帝再次向西域扩张了中原王朝的势力，确立了对鄯善国的统治，在其治世期间(265～89年)相当有力地持续了西域之经营。返回来看，斯坦因之所以这样推断，的确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文书中从未发现任何一个能决定年代的记录。可是在同一遗址而且是从同一层位发现的48件汉文文书中却发现了一件即泰始五年的纪年文书。
　　斯坦因在此之后的五年中，对塔里木盆地进行了第二次的调查发掘(1906～8年)。当时，他再次访问了尼雅遗址，从这里虽然又发现了11件汉文文书，但却未发现纪年文书。〔8〕而且虽然佉卢文的释读有所进展，但是却未出现能够决定该文书绝对年代的证据。因而他根据上述泰始五年的纪年文书，把从这里出土的全部文书均看做是晋代文书，这实在不能说是毫无道理。何况要越过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到塔里木盆地南缘去的旅行，是亚洲腹地特有的漫长而又艰险的旅程，所以对好容易发现的众多文书中仅有的一件纪年文书(N.xv.326简)给以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
　　从尼雅遗址出土的汉文文书中另外还有N.xv.93a.b.和N.xv.73木简，该木简作如下记载：〔9〕
　　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
　　由此可知，晋之威令曾到达该地是明确无误的。从这些木简来看，晋之西域经营是更加确定无疑的了。
　　我认为斯坦因这样的坚信无疑，给予后来研究佉卢文文书的年代以巨大影响。在这里让我简单介绍一下迄今被看做是最可靠的布拉夫教授的学说吧。
　　布拉夫教授首先根据拉普逊的研究，同意该文书的相对年代。拉普逊整理了该文书的国王的纪年文书，将出现于该文书群的鄯善王从与文书中所看到的地方长官(Cojhbo)和书记(Di-vira)的连接关系得出了裴皮亚——(塔夏迦)——阿没克伐迦—摩希利—瓦斯玛纳的世系，并整理出他们各自的最大在位年数，从而由此推断出其绝对年代为96乃至88年。这个最大在位年数，因为是见于现在发现的文书中各王的最大在位年数之总和，所以它毕竟还是表示了最低值。同时还出土了是以否定他们统治之间存在着长期间隙这种估计的带有日期的文书，那么该文书的相对年代极为接近百年这一点，乃是布拉夫教授所主张之点。
　　第二，布拉夫教授从该遗址发现的唯一纪年汉文文书泰始五年(269年)这个日期，提出了该文书群大抵是三世纪时的东西。〔10〕他的这个主张可以说基本上与斯坦因的想法是一致的。
　　第三，布拉夫教授又注意到出现于文书上的王的头衔之变化。在佉卢文文书中一般可以看到见于贵霜朝诸王那样的典型的印度式的国王称号。例如在佉卢文文书No.579号中载有：
　　maharaya rayatirayasa mahamtasa jayamtasa d-harmiyasa sacadharmasthidasa mahanu'ava mahar-aya amkvaga devaputra…
　　(兹于伟大国王、王中之王，伟大的战胜者，公正、正确执法者国王陛下，天子阿没克伐迦……)
　　然而，见于阿没克伐迦王十七年以后文书中的王的称号，突然发生了变化。例如在佉卢文文书No.571，590等中为：
　　mahanu'ava maharaya jitugha Amguvaka deva-putra……
　　(大王陛下，夷都迦，天子阿没克伐迦……)
　　布拉夫教授把这个夷都迦看做是汉语“侍中”的佉卢文音译，他认为之所以采用这一称号，乃意味着鄯善已归属于中原王朝。而且应把该头衔与前揭N.xv.93 a.与N.xv.73简中的：
　　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
　　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布拉夫教授考虑了以上三点，注意到《晋书》卷三《武帝本纪》太康四年(283年)条中所记：
　　八月，鄯善国遣子入侍
　　的记载，并把此作为摩希利王即位时的事情，将该王之元年作为283年，再将阿没克伐迦王的治世看做是36年，把开始用上面夷都迦这个称号的该王十七年作为263年。如果把这个应用于前载第八表的话，那么第一代裴皮亚王的元年应为236年，第五代瓦斯玛纳王的11年则应为321年。(参照第九表〔11〕)。
　　对以上布拉夫教授的新说，榎一雄博士虽然认为大致上是正确的，但又补充了以下几点：
　　第一，他指出阿没克伐迦王的治世不是36年而是38年。〔12〕第二，他认为布拉夫教授将夷都迦做为“侍中”之音译，并把它与“晋守侍中大都尉云云”的木简相联系虽是敏锐的考察。但是，他说：“如果阿没克伐迦王被任命为侍中果真是在263年，即晋武帝父司马昭被任命为魏之晋公的那年，又如何呢?这无宁说是在265年司马昭卒，司马炎称帝开创晋室之后，不，应该说是在开创晋室近二十年，灭吴统一天下的太康元年(280年)以后的事”。
　　榎一雄关于太康四年的鄯善国遣子入侍更进一步地引用了《初学记》卷二六，绶第四，青紫条中的：
　　晋永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有司奏，鄯善国遣子元英入侍，以英为骑都尉，佩假归义侯印、青紫绶各一具。
　　一文，阐明了被授归义侯的乃鄯善王之子，并论述说：“因此对送来这些质子的国王理应授与比此更高的职位，所以可以认为晋守侍中等等的官位肯定是作为派遣上述质子的抵押品才授与的，或者也有可能是在派遣之前授与的官位。但是，我想这并不象布拉夫教授所推断的那样，要上溯到263年，而是否可以认为是鄯善、焉耆、龟兹等交往密切起来的太康年间的事情呢?”，他指出，假如说任命阿没克伐迦王为侍中是太康四年的话，那么阿没克伐迦王在位时间(作为36年)是267—302年，(作为38年)是267—304年，那么各王的年代就应如第九表。
　　以上两位硕学的年代论实在是作了精密的考证，并符合于前后的形势和同时出土的汉文文书。〔13〕我也曾一时决定把它作为佉卢文文书的年代。然而在调查同时出土的汉文文书的过程中，我再次对该年代论产生了某些怀疑。下面我想谈一淡这些疑点。
　　二、对魏晋的西域经营之再研究
　　第一个疑问是，自斯坦因以来，尽管认为晋如何推进了西域经营，但仔细查阅《晋书》却完全未发现有关晋初武帝西域经营的记载。对此，我在旧稿中已经详述。〔14〕例如，泰始年间晋正忙于对吴作战，当时还有凉州刺史杨欣和敦煌太守令孤丰之争，另一方面，在河西地方的要冲凉州附近还有鲜卑秃发树机能之叛乱等。那么，当时晋是否果真进行了西域经营是颇值得怀疑的。
　　例如《晋书》卷三《武帝纪》曾记载说：
　　〔泰始〕六年(270年)，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击叛虏于万斛堆，力战，死之。诏遣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与奋威护军田章讨之。……七年(271年)，夏四月，北地胡寇金城，凉州刺史牵弘讨之。群虏内叛，围弘于青山，弘军败，死之。
　　那么，鲜卑秃发树机能的叛乱一直持续到了咸宁元年(279年)。在河西最东端的凉州附近，既然存在着这种强大的内乱，所以晋之进入西域等自然也就相当可疑了。
　　因此，我把这些年出土于鄯善王国旧领域的汉文文书纪年重新进行了研究，〔15〕结果弄清了那个所谓出土于鄯善王国的汉文纪年文书，乃是从魏嘉平四年(252年)至晋建十八年(330年)的东西，而纪年文书中的20%以上是魏年代的文书。也就是说，在迄今被一律看做是晋简的鄯善王国出土的汉文文书中混进了相当数量的魏简。
　　例如，在斯文赫定发现的汉文木简No.51上载有：
　　记载着咸熙三年的纪年。但是，魏于咸熙二年十二月已经禅让与晋，并改元为泰始，所以，咸熙三年正确地讲应当是泰始二年。这表明了楼兰的魏之屯戍在一段时间内根本不知道中央的魏朝已改换为晋朝。
　　即，楼兰的魏之屯戍不顾中央的政变，也就是说中原王朝即使已变成了晋，但他们依旧以魏的屯戍之形式继续存在着。魏自国初以来，由于致力于屯田政策，因此一旦确立了与西域诸国，特别是确立了与鄯善的册封体制时，便立即设置了屯田，而晋代也继承了这种做法。这说明三世纪的中原王朝之西域经营不应当只限于晋代，而应当上溯至魏代。
　　那么这个结论对于鄯善王国史各国领域，尤其是对于记载该国生活文化实态的佉卢文文书年代的确定，将会产生极大影响。例如，如前所述，布拉夫教授之所以把阿没克伐迦王的十七年与《晋书》太康四年鄯善国遣子入侍的记事直接联系在一起来进行考虑，其基本原因，估计是斯坦因以来重视晋的西域经营的想法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对此重新进行研究。虽然要弄清楚魏之西域经营尚存在许多问题，史料很零碎，也很难弄清楚。但是在把魏的西域经营与晋的西域经营对比来看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魏代的记录比晋要明确得多。
　　根据《三国志》卷二《魏书》二，文帝纪，作为创建魏朝的黄初元年(220年)的事情曾记载说：
　　黄初元年三月，*(左氵右岁)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16〕
　　虽然未看到鄯善的名称，但是与*(左氵右岁)貊、扶余、匈奴(单于)等北方民族一起，据说还有焉耆、于阗两国使节也都参贺奉献。然而在《文帝纪》同年五月条却记载着：
　　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苏则讨进，斩之。华降。
　　那么看来魏初与晋初一样，在河西也屡次发生了叛乱。
　　据《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十八，《张恭传》的记载：
　　先是，河右扰乱，隔绝不通，敦煌太守马艾卒官，府又无丞。功曹张恭素有学行，郡人推行长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东诣太祖，请太守。时酒泉黄华、张掖张进各据其郡，欲与恭(艾)并势。就至酒泉，为华所拘执，劫以白刃。就终不回，……恭即遣从弟华攻酒泉沙头、乾齐二县。恭又连兵寻继华后，以为首尾之援。别遣铁骑二百，迎吏官属，东缘酒泉北塞，径出张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于是张进须黄华之助；华欲救进，西顾恭兵，恐急击其后，遂诣金城太守苏则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黄初二年，下诏褒扬，赐恭爵关内侯，拜西域戊己校尉。
　　可以了解到比较详细的情况。由于黄华、张进的叛乱，河西的交通断绝，从新任敦煌太守尹奉被敦煌铁骑二百从酒泉之北塞出张掖北河受到迎接这一点来看，他们恐怕是采取了经由居延的迂回路线而赴任的吧。但是他们的叛乱因敦煌的功曹张恭的出击而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河西地方的叛乱并不限于这些，在翌黄初二年十月爆发了涼州卢水胡治元多等的叛乱。但好象月余即被镇压下去。在《三国志》卷二《魏书二》，《文帝纪》，黄初二年冬十月条原注中有如下记载：〔17〕
　　魏书曰：十一月辛未，镇西将军曹真命众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余级，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
　　这样，在河西地方完全平定之后，文帝利用翌年鄯善、龟兹、于阗各王入朝之机，终于与西域通好，设立了戊己校尉。即在同书《文帝纪》黄初三年(222年)条有如下记载：
　　黄初三年二月，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诏曰：“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原来就热衷于与西域通交的文帝，〔18〕大概就是以此为机会确立了与西域诸国的册封体制吧。当时被任命为戊己校尉的是敦煌之功曹张恭。在前面提到的《张恭传》中曾记载说：
　　黄初二年，下诏褒扬，赐恭爵关内侯，拜西域戊己校尉。
　　虽然在《三国志》卷三十《东夷传》所附录的《魏略西戎传》中载有：
　　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虽大都尉，受魏王印。云云
　　但是，魏之授于车师后部王的“魏守侍中大都尉魏车师后部王”之称号可能是与上述西域戊己校尉张恭的赴任同时。
　　虽然在《文帝纪》中未有明确的记载，但很有可能除了鄯善、龟兹、于阗王之外，在上面提到的黄初三年也授与了焉耆、疏勒王“魏守侍中大都尉亲魏〇〇王”之称号。根据《三国志》卷三《魏书三》，《明帝纪》中作为黄初三年至五年后的太和元年的事情记载说：
　　太和元年(227年)十月……焉耆王遣子入侍。
　　由此可以看出焉耆王是按照册封体制而遣子入侍的。
　　从对比魏晋两代西域经营的记载来看，晋代的西域经营无什么具体的记载。与之相反，魏之西域经营即使是片面的，但却有着明确的记载，看来三世纪之中原王朝的西域经营开创于魏朝，而晋朝则是在中原统一后，沿袭了其政策而已。
　　三、佉卢文文书年代之重新考察
　　那么，能否把佉卢文文书中王的称号发生骤变的阿没克伐迦王十七年比定为魏与西域进行交往的黄初三年(222年)呢?对此尚有若干疑问。鄯善王国的国王本来世世代代在各文书中一一记载了与贵霜朝王那样同样有权威的称号，但是突然为之一变，却冠上了“Jitumgha”侍中这种中原王朝式的头衔，这可以认为是由于强大的中原王朝军队进驻到楼兰地方，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在政治上对鄯善国施以相当强大的影响才开始实现的。
　　魏朝是在黄初三年向西域派遣了戊己校尉。这在《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十八》，《张恭传》中有明确的记载：
　　黄初二年，下诏褒扬，赐恭爵关内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数岁徵还，将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敦煌，固辞疾笃。太和中卒，赠执金吾。就后为金城太守，父子著称于西州。
　　但是，估计关于驻屯于鄯善的西城长史之情况，史书上却毫未提及。
　　对于这一点，我认为鄯善地方，正如其他地方，如焉耆、龟兹、于阗等诸国一样，于黄初三年派去了册封使，实际上就是魏进入该地实行屯田。这始于魏经营河西有了进展的太和初年。
　　在《三国志》卷十六《魏书》十六，《仓慈传》可以见到如下一文：
　　仓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太和中，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
　　这就是说在太和年间，仓慈作为敦煌太守赴任敦煌，整顿了过去二十年间的无政府状态，修改了土地制度，促进了西域诸胡的交易。因此当他数年后死于任上时，吏民皆悲泣，据说西域诸胡闻之都集中于戊己校尉和长吏治下举哀。这里所说的长吏，可能就是王国维所指出的长史之误吧。〔19〕
　　在这个仓慈任敦煌太守的时代，由于“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的结果，西域之商胡频繁地来到敦煌，设置楼兰屯戍，并派遣西域长史极可能是在这个时期。本来在后汉末期，魏初的西域长史似乎是设在敦煌。在《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十八，《张恭传》中就有一个例证。
　　敦煌太守马艾卒官，府又无丞。功曹张恭素有学行，郡人推行长史事，恩信甚著 云云
　　还有从前揭《仓慈传》中所记载的“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来推测，由于仓慈的赴任，进行了很多改革。
　　在《三国志》卷二七《魏书》二七，《徐邈传》有如下记载：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也。……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
　　根据《资治通鉴》，这个徐邈的赴任是在明帝太和二年夏四月的事情。虽然在《明帝纪》中没有明确记载，仓慈赴任敦煌太守是否在这个时候。估计在明帝继文帝之后不久，即将徐邈、仓慈等能臣派往河西，从而收到了西域经营的实效。如果此推测不错的话，那么仓慈向鄯善国派遣西域长史大约是太和二年后半期的事。
　　《三国志》卷三《魏书》三，《明帝纪》中载有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的记载：
　　〔太和〕三年(229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
　　这大概是由于在鄯善设置了屯戍以后，使中原王朝得以直接统治了鄯善王国，而这个消息传到了贵霜，所以才有了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入贡的事吧。
　　如上所述，从河西地方的魏朝之影响来看，魏之西域长史的势力直接到达鄯善国地方是在太和二年(228年)。何况，正如阿没克伐迦王十七年以后的佉卢文文书那样，王的称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概是由于中原朝的势力直接到达这里以后的事情。因此把这个时间看作是魏太和二年以后的事情是比较妥当的。
　　返过来看，汉之河西四郡的设置，在中原政府的决定和实际建郡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这是因为《汉书·武帝纪》与《地理志》在关于河西四郡建置的年代上有分歧。〔20〕那么在鄯善的魏之屯戍中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呢?我认为魏朝为了与鄯善国建立册封关系，而派遣册封使虽然是在文帝黄初三年(222年)，但实际上魏在这里建立屯戍则是在徐邈和仓慈开始了河西地方行政的太和二年(229年)后半期的事情。
　　我想，正是由于中原王朝军队的进入，鄯善国才不得不改变王的称号，而加上了中原王朝授与的侍中之称号。如果以上估计无误，那么佉卢文文书之年代以阿没克伐迦王十七年(相当于公元227年)最为稳妥。正如已再三论述的那样，佉卢文文书的相对年代由于拉普逊教授的研究大致已成定论，所以将此列在通年表中一览。这样一来，佉卢文文书的绝对年代就成了203年～288／290年，而各王的推定年代便成了如第十表右端那样。在结论上从整体来讲比布拉夫教授的学说要早33年。
　　结论
　　这篇短文起始于对现在被看做是定论的布拉夫教授之佉卢文文书晋代说怀有一点点疑问而开始的。此后，对汉文刊本史料和西陲出土的汉文木简进行了重新研究之后，弄清了所谓的晋代西域经营应上溯到魏代。
　　然后又研究了魏、晋代的西域经营，弄清了三世纪的西域经营始于魏文帝之黄初三年(222年)，而佉卢文文书中所见王名发生巨大变化的阿没克伐迦王十七年则被比定为魏之西域经营具体化了的太和二年(228年)。但是，由于史料极为贫乏，所以缺少明确的旁证史料而不得不停留在推论上，这是颇为令人遗憾的。
　　但是从史料上来看，在三世纪中原王朝进入西域最早的是魏，而晋只不过是继承了魏罢了。在阿没克伐迦王十七年以后的佉卢文文书中所看到的王之称号所起变化也是由于魏的西域经营而发生的，我想这一点是不可动摇的。
　　注释
　　〔1〕榎一雄：《近年来中亚史研究之进步》(昭和29年东京大学大学院特殊讲义)，同《楼兰》(第59回史学会公开讲演、要旨《史学杂志》69—12，昭和35年)，同《关于鄯善都城的位置及其移动问题》(《东方》8—1、2，昭和40年)等。
　　〔2〕Boyer，A.M：Rapson，E.J.& Senart， E.：Kharosthi Inscription，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II，1920，27，29.另外还有若干斯坦因在第四次中亚探险(未能进入且末)中收集的尼雅文书，对此巴罗进行了解释。Burrow，T.：Further Kharosthi Documnts from Niya，B.S.O.S. IX-1，1937，pp.111-33.此外，好象还有大谷探险队带回的文书和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带回的几件文书，但详情不明。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6期)。
　　〔3〕拙稿《关于佉卢文文书的年代》(《史学杂志》72—12，昭和38年，参看本书113页以下)。
　　〔4〕Brough，J.：Comments on third 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ism，B.S.O.A.S.XXⅧ-3.
　　〔5〕榎一雄：《关于法显经过的鄯善国》(《东方学》34，昭和42年)。
　　〔6〕Chavannes，Ed.：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sites of Dandan-uiliq，Niya and Endere.Ancient Khotan，vol.1，ap-pendix A，part II，p.537.
　　〔7〕Stein，A.： Ancient Khotan，vol.1，pp.338-62.
　　〔8〕Stein，A.：Serindia，vol.1，pp.211-69.
　　〔9〕最初，沙畹曾认为该文书是N.xv.93a.b.(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与N.xv.73(于阗王写下诏书到<奉>)两件不同的文书，但具有慧眼的王国维氏却判明了该文书乃断损的同一件文书。王国维：《流沙坠简》补遗考释。
　　〔10〕布拉夫，同上，B.S.O.A.S.XXⅧ，3，第14节，599～600页。另外，布拉夫教授在可称为该论文摘要的京都大学文学部公开讲演“Gandhari Shan-shan，and 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要点，田村智淳译：《西域出土的印度语系文书——尤其是有关鄯善以及初期汉译佛典》(《东方学》32辑，昭和41年)168页叙述说：“在尼雅遗址发现的唯一带有日期的汉文文书记载为泰始五年。该文书发现时的考古学环境，实际上说明了与之同时发现的佉卢文文书也属同一年代。其实，这件事一般是这样认识的。除了极个别者外，学者们在鄯善佉卢文文书应属于公元三世纪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
　　〔11〕布拉夫教授关于佉卢文文书年代的决定，除上述论文外，在榎一雄：《法显所经过的鄯善国》(《东方学》34，昭和42年)中有精辟的介绍。正如在此所述，布拉夫教授予料到在各王的治世中有缺少的年代，而数次反复提到裴皮亚王元年。
　　〔12〕在阿没克伐迦王的纪年文书中，年数最长的是佉卢文文书No.676的三十八年，No.418中的三十六年或四十六年。布拉夫教授采取了No.418的三十六年，而因为No.676的王名消灭了，故未采用。但在鄯善国五王之中治世在三十年以上的，因为只有阿没克伐迦王，所以正如榎一雄所主张的那样，应采用三十八年。
　　〔13〕榎一雄根据第九表认为瓦斯玛纳王的治世为331～341年(或333～343年)。他指出瓦斯玛纳的治世正当《晋书》卷八六《张骏传》、《太平御览》卷一二四所引《十六国春秋·前凉录》中所说鄯善王元孟为张骏将杨宣所伐，在咸康元年(335年)或张骏八年(331年)十二月献出其女的元孟治世之时这一点。榎一雄，前揭论文，3～4页。
　　〔14〕拙稿《魏晋之西域经营》，《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记念论文集》卷三，历史篇所收(山川出版社，昭和51年)。
　　〔15〕拙稿《魏晋楼兰屯戍考》，《史观》92册，(昭和50年)。
　　〔16〕根据《晋书》卷三《武帝纪》，泰始元年(264年)武帝即位时，自然也有四夷朝献的记载：“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云云。”但是却没有明确记载西域诸国的国名，因此有些含糊不清。
　　〔17〕《资治通鉴》卷六九，魏纪一也写作黄初二年冬十月，“凉州卢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云云。”，“十一月，河西悉平。”其原委在《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十五，《张既传》中有详细记载。
　　〔18〕据《三国志》卷十六《苏则传》：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则对曰：“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默然。而《资治通鉴》则把它记做黄初元年十二月。可以了解到文帝在黄初元年镇压河西叛乱之后，有意立即开始与西域的贸易。
　　〔19〕王国维：《流沙坠简》。关于长吏在《资治通鉴》卷十三，颜师古注中作如下记载：
　　长吏，县之令、长也。……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
　　〔20〕有关河西四郡之建置年代，请参看日比野丈夫：《关于河西四郡之成立》，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二十五周年记念论文集》(昭和29年)；同《关于汉之西方发展与开设两关时期》(《东方学报》京都27册，昭和32年)；拙稿《汉之西域经营与东西交通》(《廘儿岛短大研究纪要》14，昭和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