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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庭州的位置

作者:长泽和俊


  一
  众所周知,天山山脉北部的形势,由于史料异常缺乏,所以很不清楚,其中对庭州(别失八里)位置的比定,尤为困难。
  关于庭州的位置,以往有乌鲁木齐说、阜康县说、奇台县说、焉耆说、吉木萨尔说等多种学说,〔1〕其中,以清徐松所考证的庭州·吉木萨尔(Jimsa)说最为有力。然而前几年,安部健夫博士在《西回鹘国史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庭州·古城(Gucheng)说,对历来的庭州·吉木萨尔说加以否定,从而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混乱。
  关于庭州的位置问题,乍看起来好象是个很琐碎的问题,其实它包括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因为有史以来,庭州就是天山山脉北部、准噶尔东部最重要的要冲,而且还因为其位置是决定为黑暗所笼罩的博格达山山北诸国位置的基础,〔2〕因此我们可以说庭州的位置问题是天山山脉东部地区历史地理学上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有关庭州位置问题的诸学说中,正如安部健夫博士所清楚地论断的那样,所谓乌鲁木齐说、焉耆说、奇台县说等,乃是克拉普洛德和邵远平,还有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等过去不正确的论证。〔3〕那么,剩下来的就是庭州·吉木萨尔说与庭州·古城说究竟哪一个正确的问题。
  安部健夫博士所提出的庭州·古城说的根据有以下几点:
  (1)徐松所说的从吉木萨尔出土的“金满县残碑”也从古城出土了。
  (2)古城营和唐墟也在古城。
  (3)古城这个地名,据认为乃是“五城”之唐音的讹化而记载下来的形式,也就是马苏第(Al-Masu'udi)作为Kusan记载下来,而现在在突厥人当中叫做Kushang这个地名的音写。
  (4)在中国史料中所见到的里数与现代地图上的里数是一致的。
  安部健夫博士对以上诸点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论证了庭州·古城说。但是,遗憾的是,我觉得在以上的论证当中还有二、三处疑点和不明之处。下面拟对以上几点逐一进行探讨。
  首先,所谓从古城也出土了“金满县残碑”的论据,是根据《西域图志》卷九,疆域二,古城条以下一节:
  古城,在奇台县治西北九十里,由奇台塘至古城五十里,南北二城,南城中有万寿宫、关帝庙。城西有牛圈泉,乾隆四十年,驻防大臣索诺穆策凌,于其地得唐时残碑石二方,有金满县令等字,知古城为唐金满地也。(以下略)
  那么,该驻防大臣索诺穆策凌发现“唐金满县残碑”一事,是否可以决定事件的性质呢?虽然在大清《实录》乾隆四十年(1775年)条中未曾发现,〔4〕但是索诺穆策凌当时确实是驻防大臣驻扎在古城。这一点,在《实录)和其他史料中则是很清楚的。另外,从《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是敕撰书这一性质来考虑,也可以认为该史料是有相当的根据。
  但是,正如安部健夫博士已经谈到的那样,“金满县残碑”除了吉木萨尔、古城外,还从阜康县出土。汇集了这些情况的《新疆图志》的该书卷八九、金石志二中,关于“唐金满县残碑”举出了以下三例:
  (1)《西域图志》云:乾隆四十年古城驻防大臣索诺穆策凌于其地得唐时残碑二方,有金蒲县令字,案孚远之济木萨即金满之转音。
  (2)《槐西杂志》云:特纳格尔为唐金蒲县地,尚有残碑。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以下略)
  (3)《西域水道记》云:保惠城北二十条里,地曰护堡子破城,有唐金满县残碑。碑石裂为二,俱高八寸,广六寸。一石七行,第一行字不可辨,二行曰周仕珪等云中辇路,三行曰行户曹参军上柱国赵,四行曰(缺一字)惠敬泰摄金满县令,五行曰姑臧府果毅都尉,六行曰乘帝思之,七行曰补迦。一石六行,第一行字不可辨,二行曰而为(阙二字)承议郎,三行曰登仕郎摄录事,四行曰昭武校尉凉,五行衤州退退魏页,六行曰有准绳。案碑已无存。
  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新疆图志》就会发觉编者似乎还是相信徐松的金满·吉木萨尔说,例如在(1)之《西域图志》引文的按语中曾经漫不经心地记载了“案孚远之济木萨,即金满之转音”。又如在(2)之《槐西杂志》的引文中,虽然记载了碑记是从特纳格尔(阜康县)出土的,但在其后却接连不断地引用了吉木萨尔的记事,这些全是其证明。
  但是在考虑以上诸点之同时,再对这三种史料进行客观的比较研究之后,就不得不认为最可靠的还是《西域水道记》一文。
  例如在(2)的《槐西杂志》中所看到的从阜康县出土了碑文的记载,以后被俞浩所注意,从而成为他的金满·阜康县说的根据。〔5〕但是该纪昀的记录,如后所述,有混淆了阜康县、吉木萨尔、古城三地点之嫌,其碑记的所在地也很难凭信。另外,如前所述,在《西域图志》中载有:
  于其地得唐时残碑石二方,有金满县令等字,知古城为唐金满地也。
  虽然看来没有什么怀疑的余地,但是,如果以之与徐松的报告进行对比,那么就可以看出碑文与出土地点十分暖昧。例如,所谓“其他”,到底是在古城的什么地方?或者是否在古城附近?另外对碑文的内容等也都不清楚。
  与此相较,徐松确实在金石方面造诣很深,仅此一点,无论是出土地点还是碑文,可以说都是无可非议的。不言而喻,徐松的西域调查,因为是在他贬谪到伊犁的嘉庆十七年(1812年)以后的事,〔6〕所以他当然是参阅了《西域图志》。正如只要看一眼《西域水道记》就会弄清楚的那样,他在调查时,遍历了整个新疆,很好地搜集了金石文字,估计他在古城、吉木萨尔地方的调查中,一定会非常关心《唐金满县残碑》的发现。如果考虑到以上诸点,虽然不能过多考虑,但是有可能索诺穆策凌所发现的残碑,说不定就是徐松在护堡子破城所看到的残碑。总之,在以上有关金满县残碑的三种史料中,徐松的报告是最具体而且是最详尽,也是最可凭信的。
  第二,安部健夫博士引用了在《槐西杂志》(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中所看到的以下史料,提出了在古城也存在有古城营和唐墟。然而,收录此《槐西杂志》的《阅微草堂笔记》,从整个来讲有很多虚妄怪诞之说,是极不可靠的史料。总之,还是让我们认真地读一读该史料吧。此史料极为错乱,至少可以说特纳格尔(阜康县)、吉木萨、古城三地点的记述是十分混乱的。
  特纳格尔为唐金满县地,尚有残碑。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则李卫公所筑也。周四十里,皆以土墼垒成,每墼厚一尺,阔一尺五六寸,长二尺七八寸。旧瓦亦广尺余,长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圯尽,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犹高七八尺。铁钟一,高出人头,四周皆有铭,锈涩模糊,一字不可辨识,惟刮视字棱,相其波磔,似是八分书耳。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见土。额鲁特云,此城昔以火攻陷,四面炮台即攻城时所筑,其为何代、何人?则不能言之,盖在准噶尔前矣。城东南山冈上一小城,与大城若相犄角。额鲁特云:以此一城阻碍,攻之不克,乃以炮攻也。庚寅冬(乾隆三五年,1770年),乌鲁木齐提督标,增设后营。余与永余斋(注略)奉檄筹划驻兵地,万山丛杂,议数日未定。余谓余斋曰:李卫公相度地形,定胜我辈,其所建城必要隘,盍因之乎。余斋以为然,议乃定。即今古城营也。(本名破城,大学士温公为改此名)其城望之似孤悬,然山中千蹊万径,其出也必过此城,乃知古人真不可及矣。褚筠心学士修《西域图志》时,就访古迹,偶忘语此,今附识之。
  安部健夫博士也阅读了这一记载,对它也表示出种种怀疑。他说:
  在这个值得注意的报告中,纪昀冒然地——恐怕这才是使徐松产生误会的第一个原因,他一面说“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而后又若无其事地说“即今之古城营”。但是归根结底作为《槐西杂志》作者的纪昀以“在吉木萨建古城营”这样的特殊表现,企图告诫读者今之古城营才是唐之北庭都护府址。〔7〕
  但是,如果冷静地阅读一下此史料,就决不能作如此的论断。因为,即便怎样反复地阅读,该史料也明显地存在着以吉木萨尔开始而以古城告终的混乱。纪昀出版此《槐西杂志》是乾隆五七年(1792年)的事,距他访问吉木萨尔已过了二十二年。并且在草拟此文时,纪昀的头脑估计已相当混乱。这个证据就是在文章开始时一面说“特纳格尔(阜康县)为唐金满县地”,但接着却又说“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从忽视北庭即金满县(宝应元年改为后庭县)这样的历史事实也可以明显看出其文章之混乱。于是我断定在该史料中所叙述的始终是吉木萨尔的情况,在这里只是由于纪昀记忆的错乱,而附加上了古城的名称。
  我之所以坚持说这是吉木萨尔,是因为此文与在出版上比《槐西杂志》(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刊)早二十一年的同一个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记》(乾隆三六年,1771年刊)极为相似。其中可以看到如下记载:
  吉木萨东北二十里有故城,周二十余里,街市谯楼及城外敌楼十五处,制度皆如中国。城中一寺,亦极雄阔。石佛半没土中,尚高数尺。瓦径尺余,尚有完者。相传有行人于土中得一金管,中有园珠数颗,携往奇台,不知所终。细诘其状,盖浮图所藏佛舍利耳。厄鲁特云是唐城,然无碑志可据。庚寅十二月,余与永余斋观察奉檄往勘,议增营垒于其地,往来巡视,诚旧城之余址。土中时露烟煤,盖火攻所陷也。(《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所收)
  值得注意的是,该史料与前载史料有惊人的类似之处。在细节上虽有些不同,但可以肯定后者是以前者为蓝本。《乌鲁木齐杂记》是纪昀于乾隆三五年,在访问吉木萨尔地方的第二年写的,文中无任何矛盾和混乱之处,其史料价值,应当说大大胜过前者。从字面上看,后者显然只叙述了吉木萨尔,而完全未触及古城。
  当然,安部博士也注意到了此一史料,所以他论述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把一个时期所观察到的两个地点,过后由于模糊不清的记忆写下的混乱文章”。〔8〕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我倒认为《槐西杂志》因为相隔了二十二年之久,由于种种记忆的混乱而把三者混淆了。前面提到的《乌鲁木齐杂记》之史料是吉木萨尔的见闻,这从同书的其他部分中:
  庚寅十二月,至吉木萨,勘唐时废城,水皆冰。
  也可以明显看出。
  再就是在《新疆识略》卷二,古城条中载有:
  古城曰孚远城,……乾隆四十年建城,为满营驻扎。
  而且在同书卷二,乌鲁木齐条中所看到的如下记载:
  济木萨营,乾隆三十六、七,并四十二等年,由甘州、凉州、西宁、肃州、固原、宁夏各营移驻。
  这也可以认为是纪昀记忆错误的旁证。即《槐西杂志》的记录,毕竟不是古城的记录,而是在吉木萨尔的记录中由于记忆之错误和混乱,而混进了另外两个地名,从城址和佛迹方面来说,吉木萨尔可以说是独占了最确实的记载。
  第三,从音韵上来考虑,我认为对古城是唐音“五城”之讹化这二说法,也要进行更慎重的研究。七世纪以后,该地长期为突厥的居地,所以其地名还是应该用突厥语来进行解释才好。在《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陇右道,北庭都护府条中所记载的下面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一个证明。
  金满 流沙州北,前汉乌孙部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
  而且这个庭州,并不是到了唐代才开始作为汉人的城镇而得到开发。本来,以该城市之构造而得名的别失八里(Bishbaliq)这个地名一直沿用到后世。突厥碑文的bisbaliq,还有后来在元代诸书中所见到的别失八里(《元史·地理志》)、别思马(《高昌偰氏家传》)、别石把(耶律楚材《西游录》)、鳖思马(《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便是其一例。
  这样看来,我想“五城”这个名称,始终是唐人的意译,恐怕当地的突厥人经常是用bisbaliq这个突厥语来称呼该城。因此从文献上来看,所谓“五城”这个唐音在长期使用后讹化了,最后变成了古城(Gucěn,Ku-cǒng)这样一种说法,应该说是毫无道理的。
  最后安部博士作为“庭州·古城说”的决定性的根据,是道里测量的一致,即把《通典》、《元和郡县志》、《两唐书》《地理志》等里面所看到的里数与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地图上的距离进行了比较考证,但是,这也不能说就是绝对的决定性根据。
  大概在处理汉籍中所记载的里数时,那种不考虑有关里数的成立过程的里数计算是最危险的。在汉籍中所看到的里数,大概为一日行程百里进法,而且因为有很多是把前代以来的种种测定结果适当地进行了加除而算出来的,所以如果把这些都毫无批判地标绘在现代的地图上,恐怕是十分荒谬的。例如,根据《汉书·西域传》,乌孙的赤谷城被比定为位于现在的阿克苏的温宿以北六百一十里处。然而,如果把这个距离毫无批判地标绘在地图上的话,那么本应比定在纳林河谷的赤谷城,就变成远至伊塞克湖的地方了。所以《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六百一十里的里数,估计是在距温宿六日多行程的地方。〔9〕
  犯有这种按照统一的比例计算来比定地名的谬误的最好例证便是赫尔曼的《汉书·西域传》之研究。〔10〕关于其谬误已由松田寿男博士在《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一书中对其详情进行了阐述。
  安部健夫博士不考虑汉籍中的这种里数的性质,而按照1俄里=0.662哩,2.5哩=十里(安部式)的换算式,进行了统一的比例计算,在现代的地图上比定出别失八里,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如果以极端的方法来表现,即如果毫无批判地把汉文史料的里数标绘在现代地图上的话,那么有关的地点就会被比定为完全不同的地点了。即反过来讲,在现代地图上的古城的距离则与唐代史料所记载的从各地到北庭的里数完全一致,可以说反而证明了古城不是北庭。
  就是说把汉籍中的里数标绘在现代的地图上,乍看起来好象很科学,但实际上却是很不科学的方法,虽然把这样的论证作为比定某一地点位置的旁证是好的,但是不能把它看成是绝对的证据。而且即使作为旁证,在比定其位置时,对于那种始终只限于与邻接地区的距离比定,而对于远距离,也只选择符合于自己论证的史料,在地图上进行标绘等方法,我们必须十分警惕才是。
  作为安部健夫博士庭州·古城说论证的四点意见,我们应该说无论哪一点,证据都十分薄弱。那么,这也同时意味着再次确认了庭州·吉木萨尔说。
  二
  正如在前一节末尾所叙述的那样,否定庭州·古城说,意味着再次确认最后剩下来的庭州·吉木萨尔说。另外,让我们再从该地的景致和古地名、古迹等为吉木萨尔说增添两、三个论据。
  首先,根据《通典·州郡典》和《新唐书·地理志》等,庭州均为:
  南至西州界(《通典》为交河郡界)四百五十里。
  这条路,估计就是见于《西州图经》残卷中的他地道,印在同残卷中所看到的:
  他地道
  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至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马。
  在《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四,陇右道,西州交河郡交河县条注中,更加详细地记载了这条路线。
  交河,中下。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
  这就是著名的金沙岭(Juwan-terek-bashi ola,Panopa dawan)道。以前最详细记载了该路的是宋朝王延德的《使高昌记》,他对其北庭之行作了如下描述:
  度岭(金岭)一日至北廷,憩高台寺。其王烹羊马以具膳,尤丰洁。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如其数。北延川长广数千里,鹰鹞雕鹘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
  但是其中的“地多马,……”一句,清楚地使人想象到他是沿北庭川(吉木萨川)去的庭州。因为,如果越过金岭(金沙岭)沿川而下的话,就肯定会到达吉木萨尔。特别是在前面刊载的史料中的王以下记述的牧马情况一句,明显的是王延德的实地见闻,即使与斯坦因的地图进行比较的话,那么与河系不同,绿洲范围也较小的古城相比,倒不如说吉木萨尔与所叙述的更为相符。〔11〕
  我们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庭州与佛教遗迹的关系。庭州的由来在《元和郡县志》卷四十,陇右道下,庭州条可以看到如下记载:
  庭州因王庭以为名也。
  又如《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古雍州下,庭州条所载:
  大唐贞观中征高昌,于时西突厥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相影响。及高昌既平,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后置北庭都护府。
  其渊源原起于西突厥之可汗浮图城。〔12〕此可汗浮图城的称呼,正如沙畹所叙述那样,大概是Kagan Buddha的音译吧,〔13〕此古地名,自然会使人感到该地过去曾经有过佛迹。
  关于唐代这里的佛教形势,在记述悟空的传记《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十力经序圆照撰)中可见到如下记载:
  从此又发至北庭州。本道节度使御史大夫杨袭古,与龙兴寺僧,请于阗国三藏沙门尸罗达摩(唐言戒法)译十地经。三藏读梵文并译语。沙门大震笔授。沙门法超润文。沙门善信证义。沙门法界(悟空)证梵文并译语。回向轮经翻译准此。翻经既毕,缮写欲终时。…贞元五年己巳之岁九月十三日…随使入朝。当为沙河不通,取回鹘路。又为单于不信佛法,所赍梵夹不敢持来。留在北庭龙兴寺藏。所译汉本随使入都。
  正如已在旧稿中谈到的那样,此记录叙述了在贞元年间,由于吐蕃对河西及塔里木盆地的入侵而阻断了其归路的悟空,当时就是由连接长安与北庭的国际路线即回纥路(连接北庭——回纥衙帐哈喇巴喇哈逊——上京的经由漠北的路线)而归朝的情况。〔14〕同时它说明了当时在北庭有个叫龙兴寺的大寺,在此曾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工作。
  这样的佛寺,在宋代似乎仍继续存在。在王延德的《使高昌记》中也可看到高台寺、应运寺、大宁寺等名称。龙兴寺这个名称还镌刻在元代的石碑上被保存了下来。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载有:
  西即鳖思马大城。……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
  记载了龙兴寺的两块碑文和经藏的存在。王国维也曾引用前述之十力经序,对龙兴寺作了注释。〔15〕
  正如纪昀、徐松等人所记载的那样,有关的佛迹早在清代就已经完全毁灭。〔16〕在斯坦因的探险报告中,也未看到有什么出色的东西。〔17〕但是,在吉木萨尔以南十五里附近被认为是可汗浮图城的跟前存在着壮丽的千佛洞。关于这一点在清代已得到了确认。
  即在祁韵士的《西域释地》古城条中有如下记载:
  千佛洞 吉木萨城西南十余里山中,树木丛茂。相传乾隆三十五年有人病目,翳已失明矣。入山樵采,目暴肿痛不可忍。遥闻山间人语之云:山下泉水洗目宜愈,若是者三。其人匍匐而下,耳畔水声淙淙,祝而洗之,痛良已,再三掬洗,目忽明,乃悟向语之者非人也。因望空谢,寻旧径欲归,瞥见土石裂处粉垣半露,隐约有洞,亟归告其侪,携锸具往,土尽洞出,然甚深黑,烛之形如半月。
  有大佛卧其中。金面跣足,颜色如新。洞中铜佛像,尺余至三五寸者甚多,不知何代所供养也,其人感佛拯救,誓落发为僧,住此山,募修庄严。至今极其壮丽。洞中铜佛九尊,曾入贡云。〔18〕
  从这一记载可以了解到,估计清初当地的居民并不了解在可汗浮图城附近存在有千佛洞,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了此洞。仅凭这一点,总觉得这个千佛洞的存在有些靠不住,幸好这个佛迹已由徐松所确认。即在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卷三中有如下记载:
  保惠城南十五里,入南山,山麓有千佛洞,绀宇壮丽。南山通吐鲁番。
  另外,在《新疆识略》卷二,乌鲁木齐舆图中也记载着在济木萨之南山有千佛洞,去吐鲁番的道路也是从吉木萨尔出发。恐怕在王延德的《使高昌记》中所看到的高台寺,大概也是指这个佛迹吧。
  以上诸点,即发现金满县残碑的可靠性,纪昀的见闻都说明是吉木萨尔,另外,从地志、纪行等考虑,庭州应该是沿吉木萨川,再从可汗浮图城与佛迹的关系等来考虑,我仍然认为庭州不是古城,而应该是吉木萨尔。
  三
  以上,我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庭州·吉木萨尔说,最后,听说最近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在高昌——吉木萨尔地方进行了考古调查,其调查报告刊载于1958年末《文物参考资料》(同年第十一期通卷99号),现简略地加以介绍。
  该报告就是刊登于该杂志的第40~43页的李遇春所著《新疆吐鲁番·吉木萨尔勘查记》一文。此报告简要地概括了1957年5月,中央民族学院冯家升、新疆科学分院筹委会谷苞副主任、分院秘书长哈米提等四人与作者李遇春调查吐鲁番,吉木萨尔两地的结果,据说他们特别是在吉木萨尔,重点勘查了北庭都护府址的破城子。下面让我们摘录其有关部分。
  首先刊载了两张“吉木萨尔破城子城墙”的照片,接着叙述了破城子的规模。
  在吉木萨尔我们只重点勘查了北庭都护府所在地破城子。城在县北约二十公里,范围很大,断断续续的城墙残迹,东西约一千米,南北一千五百多米。城分内外三重,中间的一重最小,靠近大城圈的北端。城墙都是用二寸多厚的板筑土建成,墙厚达七米,这种板筑形式在新疆很少应用,连上述高昌故城的城墙也不是如此作法,这一情况值得建筑、考古工作者注意。
  接着叙述了破城子的外观及流经附近的护城河。
  可惜城已大部损毁,只剩下北墙一带还较完整。我们沿着外城东边的一段城基和护城河床向北走了一程,护城河相当宽,芦苇丛生。这水从现在的县城附近分两路流来,绕破城东西两边北行,在城北约五公里的地方,聚成一个大水湖。
  还有简单的地名考证之结果。
  从现在这个“破城”范围、位置和遗物来分析,这里应是唐代庭州金满县和北庭都护府的所在地。
  最后,对吉木萨尔的重要性作了如下叙述:
  吐鲁番和吉木萨尔,横跨在天山东部博格达山峰的南北两坡,山峰以北是吉木萨尔;以南是吐鲁番盆地,按照地理环境看来,这里自古就是中国西陲各民族活动的主要地区。
  以上是该报告的梗概,因为这个报告非常简略,所以,它并不是什么彻底的发掘报告。文末虽然也刊载了破城子出土的陶器、铜器、石狮等照片,但都不清楚,连推测遗物是什么时代的线索也抓不住。要了解详情,我们还必须等待正式的调查发掘报告,但不管怎样,实际调查了该地的冯家升等一行,确认吉木萨尔以北的破城子为北庭都护府址,认为该地与吐鲁番“按照地理环境看来,这里自古就是中国西陲各民族活动的主要地区”,这一点则是庭州·吉木萨尔说的有力旁证。〔19〕
  在综合了以上各种情况进行研究的结果,把唐代庭州金满县的位置比定在吉木萨尔较之比定在古城要更为妥当。正如在开始已经接触到的那样,庭州的位置究竟是在吉木萨尔还是在古城,这可以决定天山山北诸国的位置,是影响极大而且也是极为重要的根本问题。我不顾自己是后生的身份,胆敢对已故安部健夫博士的学说发表异论,无非就是这个原故。只是在最后想进一言的是,庭州·古城说,虽然确实是《西回鹘国史研究》的结论,但是这个学说之当否,决不能影响这部书的价值。该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弄清了西回鹘王国自唐代以来,在东突厥斯坦一直繁荣的事实。该书有助于推进中世内陆亚洲史研究的价值,是丝毫也不能动摇的。
  注释:
  〔1〕关于庭州的位置,乌鲁木齐说是根据,《皇舆西域图志》和克拉普洛德:《亚洲纪要:关于东方民族的历史、地理、哲学调查》(巴黎1326年,卷Ⅱ,355-63页);以及引用其系统的布莱施奈德:《中世纪研究》港Ⅱ,(伦敦1910年,27-70页),阜康县说是根据俞诰:《西域考古录》卷七;奇台县说是根据格鲁姆·格尔日麦洛:《中国西部游记》卷1,170页;焉耆说是根据邵远平:《续弘简录》卷四二;吉木萨尔说是根据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
  〔2〕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早大出版部,昭和三一年)第一部第五章,77-84页。
  〔3〕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研究》(京都,昭和30年)第七章之二。
  〔4〕《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四七——九九九。
  〔5〕俞浩:《西域考古录》卷七。
  〔6〕据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艺风堂文集》第一卷所收),徐松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赴伊犁,翌十八年到达,同二五年(1820年)二月,被赦,自伊犁归。
  〔7〕安部,前揭书,536——538页。
  〔8〕安部,前揭书,541页。
  〔9〕《汉书》卷七十《陈汤传》。白鸟库吉:《乌孙考》(《西域史研究》上,所收,岩波书店,昭和16年)。
  〔10〕赫尔曼,A:《古代丝绸之路》(柏林,1910年)。
  〔11〕斯坦因,A:《亚洲腹地》卷四(伦敦,1928年)地图第28,吐鲁番。
  〔12〕迄至长安二年(702年)创设北庭都护府,庭州一直设在可汗浮图城,安部健夫虽然说“可汗浮图城实际上是庭州蒲类县(今之木垒城),并非庭州州治”。(前揭书166~167页),但这是把《通典》卷一九一,边防七,西戎三,车师条所记:
  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为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并置蒲类县。
  一段最后的并置漫不经心地与其地混同的结果。唐代地志中的庭州之州县的记录非常混乱,尤其是有关金满县、蒲类县等的关系,请参看松田寿男:《论唐庭州之领县》(前揭书,292-323页)。
  〔13〕沙畹:《西突厥史料》(圣彼得堡,1903年)11-12页。
  〔14〕长泽和俊:《吐蕃之河西侵入与东西交通》(《史观》第四七册所收,昭和31年,收录于本书245页)。
  〔15〕《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卷上,(《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所收)。
  〔16〕《乌鲁木齐杂记》,《西域水道记》卷三。
  〔17〕斯坦因,前揭书卷五,552-558页。
  〔18〕《新疆图志》卷八七,《古迹志》孚远县千佛洞条,略同文。
  〔19〕最近访问了新疆的冈崎敬教授报告说,从出土物来看,庭州为吉木萨尔,车师后国为古城。
  

丝绸之路史研究/ (日)长泽和俊著 ( RI ) CHANG ZE HE JUN ZHU; 钟美珠译.-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