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前田正名关于唐代吐蕃发展的问题发表了二、三篇论文。〔1〕这些论文都是企图通过对人文地理学的考察，以阐明唐代吐蕃的政治、军事情况，并根据其统一的历史观来理解唐代吐蕃的活动。对前田所作的努力，我们必须加以重视。然而，这些论著，尽管构思卓越，但可能因为急于要做出结论，因此也存在着若干根本性的错误。
　　例如，让我们看一看前田为了说明临泾与胡芦河附近曾经是吐蕃的据点而提出的论据，即首先在文章开头和以后在文中屡次所引用的如下史料：
　　〔初，元载尝为西州刺史，知河西、陇右山川形势。是时，吐蕃数为寇〕，载言于上曰：“〔四镇、北庭既治泾州，无险要可守。陇山高峻，南连秦岭，北抵大河。〕今国家西境尽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间，当陇山之口，其西皆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给军食，故垒尚存，吐蕃弃而不居。每岁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远，若乘间筑之，二旬可毕。〕移京西军戍原州，移郭子仪军戍泾州，为之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渐开陇右，进达安西，据吐蕃腹心，则朝廷可高枕矣。”云云(《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八年十二月条)
　　这是过去西州刺史元载所说的话。虽然，如前田正名所指出，这对于了解当时吐蕃的情况是极其重要的史料。但其中〔〕内是前田省略的部分，尤其成问题的是文中带点的部分。前田把青海以下略去，以作为吐蕃在平凉畜牧的证据。他释读为：
　　平凉在其东，……吐蕃弃而不居。每岁盛夏，吐蕃畜牧……
　　但是，此处显然应读做：
　　每当盛夏，吐蕃畜牧于青海。
　　在估计为其原史料的《册府元龟》卷992，备御五同条中载有：
　　戎人夏收(牧之误)，多在青海。
　　但是，该史料与其所论证的完全相反，说明当时吐蕃的牧地是在青海。这样，前田的结论就毫无意义了。特别是文末带点的部分，一语道破了地处吐蕃腹心的陇右、河西的性质，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尽管它暗示出正是这个地区才是富于机动性的吐蕃的前进据点，但前田却全然不顾。
　　由于前田氏对史料错误的解释，因而得出的结论也有不少谬误之处，经常流露出对游牧民的误解和视野的狭隘。
　　例如，当时吐蕃在东面的一个据点并不是象前田所想象的那样是临泾与胡芦河，而是在更西面的鸣沙。在《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中载有：
　　〔贞元〕三年春……初，尚结赞既陷盐、夏等州，各留千余人守之，结赞大众屯于鸣沙。……四月，崔浣至自鸣沙。初，浣至鸣沙，与尚结赞相见，询问其违约陷盐、夏州之故，……
　　这从当时身为该地总帅的大相尚结赞镇守鸣沙，以及入吐蕃使崔浣赴鸣沙等情况来看，是无可怀疑的。此鸣沙不言而喻就是《元和郡县志》卷四，关内道的灵州鸣沙县(甘肃省中卫县东)。东边为鄂尔多斯境内的盐、夏、银诸州，南下是直通环庆路、泾原路的要冲地带。贞元年间到达泾、邠、宁、庆、麟州等地的令人震惊的机动性，实际上正是因为吐蕃占据了这个四通八达要冲的原故。这样看来，前田认为的“以巧妙的弧线包围了临泾及胡芦河”的贞元年间的唐之筑城线，实际上并不是包围吐蕃根据地的筑城线，而应当看做是唐朝为了防御自鸣沙方面沿马岭水、清水河、泾河一线频繁进行侵寇的吐蕃所修筑的几段防御阵地。
　　另外，虽然记载不十分明确，但是，在上元至贞元年间，吐蕃大举侵入河西地方，不久在贞元六年攻占了北庭，独占了自天山东部至关中的东西交通线。那么，无视强大的吐蕃在西部的活动，而来谈论吐蕃的根据地，这种看法是极为片面的。
　　关于中唐以后吐蕃对河西的侵入，已有田坂兴道、藤枝晃等精心之作，〔2〕本稿则将对其侵入河西的年代及其东西交通变化加以考证。
　　二
　　吐蕃对河西地方的侵入，始于东端的凉州。关于其占据凉州的情况，在《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中有如下记载：
　　广德二年(764)，河西节度杨志烈被围，守数年，以孤城无援，乃跳身西投甘州，凉州又陷于寇。(《新唐书·吐蕃传》略同)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冬十月条对其经过有详细叙述。据说由于杨志烈在派兵讨伐仆固怀恩时说话不妥：
　　士卒怨其言。未几，吐蕃围凉州，士卒不为用；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
　　因为怀恩的叛变发生在广德元年，所以《资治通鉴》将这一事件记在同二年大致可以加以肯定。考虑到贞观以来凉州与青海地方的密切交往，〔3〕正如两唐书《吐蕃传》所记述的：
　　……守数年，以孤城无援。
　　也就是说早在数年以前就已经多次遭受攻击，这可能更接近于真相。
　　总之，河西地方最大的重镇凉州，陷落于广德二年。在此之后，凉州作为吐蕃在河西地方的最重要根据地，远至五代宋初，成为吐蕃繁荣之根源。另一方面，由于凉州之陷落，当时为内忧外患所困扰的唐朝，以后对河西、西域地方的形势便完全不清楚了。
　　在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完全失去了该地的消息，只是在《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中记载了吐蕃侵入河西的大概情形：
　　至德后，河西、陇右戍兵皆征集，收复两京。上元元年(760年)，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
　　至于其详细年代，在《元和郡县志》卷四十，陇右道中作了如下记载：
　　凉州 广德二年 (764年) 陷于西蕃
　　甘州 永泰二年 (766年) 陷于西蕃
　　肃州 大历元年 (766年) 陷于西蕃
　　瓜州 大历十一年 (766年) 陷于西蕃
　　沙州 建中二年 (781年) 陷于西蕃
　　以上《元和郡县志》的年代是窥知当时河西地方详细史实的唯一记载。但是，这些年代果真是可以信赖的吗?下面让我们对这些年代的来历试作研究。
　　凉州陷没后，河西地方的形势完全归于黑暗。不久，即建中初年以后，在唐与吐蕃之间持续保持着小康状态。这个地方的形势也开始多少传到了唐朝方面。
　　在《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中可以看到其一例：
　　〔建中三年五月〕丙申，诏：“故伊西北庭节度使杨休明、故河西节度使周鼎、故西州刺史李绣璋、故瓜州刺史张铣等，寄崇方镇，时属殷忧，固守西陲，以抗戎虏。殁身异域，多历岁年，以迨于兹，旅榇方旋，诚深追悼，宜加宠赠，以贲幽泉。休明赠司徒，鼎赠太保，琇璋赠户部尚书，铣赠兵部侍郎。”皆陇右牧守，至德以来陷吐蕃而殁故，至是西蕃通和，方得归葬也。
　　尽管有后述阎朝的事迹，但可以了解到伊西北庭节度使杨休明、河西节度使周鼎、西州刺史李琇璋、瓜州刺史张铣等在建中三年以前就已经死去。〔4〕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前述《元和郡县志》所记之年代大致可以肯定。罗振玉引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及颜鲁公、宋广平碑的侧记，认为周鼎死亡年代为大历十二年。〔5〕
　　然而事态远不止此。正如吐蕃侵寇长安时，远在西部的伊州、安西、北庭等地也有吐蕃入侵的形迹。
　　在伯希和带回的《光启元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第37行〔6〕记载着：
　　〔伊州〕……宝应中陷吐蕃。
　　《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中也载有：
　　北庭都护府……至上元元年，陷吐蕃。
　　安西大都护府……至德后，河西、陇右戍兵皆征集，收复两京。上元元年，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有旧将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府，二镇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
　　记述了上元至宝应(760—762年)年间，吐蕃攻陷伊州、北庭的情况。
　　其中，姑且不谈占据北庭之事，而伊州之陷没却是事实。虽然，当时《本纪》中没有记载，但在前述报告的前一年，突然在阻隔十几年之后，万里迢迢绕道回鹘遣使奉表的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的使节作了报告。
　　关于其详细情况在《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建中二年(秋七月戊子朔)的诏书中有清楚的记载。《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归纳了以上记载，并把此次遣使置于同年六月壬子年间。其记载如下：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上嘉之。云云
　　同七月丙子条又对伊州的情况记载如下：
　　赠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书。光庭天宝末为伊州刺史，吐蕃陷河、陇，光庭坚守累年，吐蕃百万诱之，不下。粮竭兵尽，城且陷，光庭先杀妻子，然后自焚。郭昕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赠官。
　　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到光启元年地志的记录，记载的全是事实。此后，迄贞元六年左右，安西、北庭等地仍牢固地掌握在唐将手中，而伊州在此之后已为吐蕃所控制。
　　关于上元至宝应年间安西、北庭地方的吐蕃之侵寇，虽然在记载中未有明确记载，但从前后的形势来看，好象是经由青海—柴达木—鄯善进行的，估计其情况与高宗咸亨年间同出一辙。〔7〕
　　总之，肃宗时代吐蕃的侵寇并不仅限于长安、关中、河西地方，同时也远及西陲之地。这应该说实在是令人惊叹的一大发展。
　　这样出乎意料地在建中初期，一方面从北庭，一方面由于吐蕃的通和，河西、西域东部的消息，无疑在同一时间传到了唐朝，那么估计《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大概就是根据后者的报告而编纂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在安史之乱后，使河西陇右百万汉人陷虏的唐朝(两《五代史·吐蕃传》)一定会向此等建中年间的使者，搜集大量的情报。而且，不只是吐蕃使者的报告，估计还有与诸刺史的灵柩一起归来的同胞的报告记录。在《册府元龟》卷一三九，帝王部，旌表三条中就有被认为是上述《旧唐书·德宗本纪》祖本的一节。在继此文之后载有：
　　休明等，自至德后，陷没于吐蕃。至是其族各以其柩至。故加褒赠休明男燂，并将较等，追赠者十余人，仍官为殡葬。
　　也就是说，诸刺史的灵柩是与各自的族人一起归来的。根据这些同胞记忆犹新的描述，当时的中原王朝正确地记录了河西诸郡失陷的年代。我们可以想象出在距大历年间仅二十余年后，李吉甫编纂《元和郡县志》的时候，肯定是使用了这些材料。
　　1935年，在由吉勒斯L.释读的斯坦因搜集品第788号的敦煌出土地志残简中也载有：〔8〕
　　寿昌县……建中初，陷吐蕃……
　　由此可以证明《元和郡县志》的正确性。
　　然而，在此要注意的是沙州阎朝的事迹。在《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元和十四年(819年)吐蕃攻击盐州与穆宗即位(821年)的记事中有如下记载：
　　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晨入谒辞行，与鼎亲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让，射沙奴即死，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苛毋徙佗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赞普以绮心儿代守。后疑朝谋变，置毒靴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虏，……
　　关于这个元和十四年的纪年有错误的问题，已由罗振玉、藤枝晃论述过。罗振玉认为沙州陷落是贞元元年，而藤枝晃则认为是贞元三年。〔9〕罗氏的错误在于忽视了“至是凡十一年”一句，今按藤枝晃的说法将此事置于贞元三年，则一眼便可以看出与《元和郡县志》的年代显然背道而驰。
　　然而，这一事迹与吐蕃的河西统治并不矛盾。如果仔细阅读这一记载的话就会发现“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云云”这样一段文字。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阎朝已完全被包围，处于围城的状态。由数个绿洲群所构成的河西诸州城，控制着分散的诸绿洲群，如果不完全掌握主导权，就会完全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尽管阎朝保卫了数年沙州孤城，但却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为蕃军所包围。不过，该州城作为河西走廊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并未全然消失。
　　这样，正如《元和郡县志》所记载，看来可以肯定，迄建中二年左右，吐蕃拔除了孤立的沙州城，确保了河西地方的实权。从以上这样的形势，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吐蕃西自北庭，东至关中广泛活动情况。即由此我们可以推察出其根据地是以东部经营的据点青海——凉州为基础，从这里呈放射形地建立了诸如鸣沙、会、兰、瓜、沙、伊州等这样几个前进基地。
　　同时，这种情况对于中唐以后的国际形势，尤其是对于东西贸易的形势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言而喻，玄宗治世期间是东西贸易最显赫的时代，不少伊朗人或东奔西走，或形成为聚落活跃在东西贸易方面。在这个辉煌的时代以后不久，控制着此贸易权的吐蕃的东西贸易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吐蕃独占西域贸易这种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使煞费苦心企图挽回势力的唐朝和为强敌的出现而焦思苦虑的回纥之间的同盟更加巩固，同时形成了唐朝与其最西端的北庭、安西之间的叫做“回纥路”的交通线。
　　在东西交通史中这条回纥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唐以后，吐蕃长期占据着河西地区，虽然在唐末有过沙州归义军的统一，但是归义军、甘州回纥、凉州吐蕃鼎立的形势一直继续到了宋初。此后，在宋代，因为西夏独占了这一带地方，所以，八至十四世纪之间，中原王朝与西方诸国的交通频繁地使用了回纥路。
　　回纥路最光辉的全盛时代是元代，历来作为沟通漠北而使用的这条路线，显示出其一贯的东西贸易路的性质，实际上这是中唐以后吐蕃侵入河西的结果。以下举二、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三
　　回纥路，即绕道回纥的道路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前述《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建中二年秋七月戊子朔诏书中所看到的李元中、郭昕之遣使。《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将这次遣使的到达记载为建中二年六月壬子。〔10〕虽然，自至德初助国讨贼以来经常可以看到回纥与唐朝之间交换使节，但从安西、北庭经回纥牙帐至中原王朝的路线，始终一贯地加以利用实际上始于这个时期。在吐蕃对伊州、河西进行统治的同时，这条路线的利用就更加频繁。例如，著名的渡天僧悟空的归途就是最好的例证。
　　悟空的归途在《十力经序》园照撰《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中有所记述：
　　龟兹国，王白环，正曰屈支城……于此城住一年有余，次至乌耆国，王龙如林、镇守使杨日祐，延留三月。从此又发至北庭州。本道节度使御史大夫杨袭古，与龙兴寺僧讲于阗国三茬沙门尸罗达摩唐言戒法译十地经。……沙门法界(悟空)证梵文并译语，回向轮经翻译准此。翻经既毕，缮写欲终，时逢圣朝四镇北庭宣慰中使段明秀来至北庭。洎贞元五年己巳之岁九月十三日，〔11〕与本道奏事官节度押衙牛昕、安西道奏事官程鳄等，随使入朝，当为沙河不通，取回纥路。又为单于不信佛法，所赍梵夹，不敢持来，留在北庭龙兴寺藏，所译汉本随使入朝。六年二月，来到上京。
　　该传给当时为黑暗所笼罩的安西北庭的形势投入了一线光明。有关《悟空传》，虽已有列维和沙畹两氏的介绍，但以博学多识而闻名的两位学者，对于这条“回纥路”也只不过是直译为：
　　il prit le chemin des Hoei-hou(Ouigours)。〔12〕
　　当我们详细地研究了悟空的归路时，首先我们发现他是在贞元五年九月十三日自北庭出发，因为沙河不通，遂取道回纥路，于第二年(六年)的二月到达上京(长安)。在此应该注意的是：
　　又为单于不信佛法，所赍梵夹，不敢持来，留在北庭龙兴寺藏，所译汉本随使入朝。……
　　一句。所谓单于，是自匈奴以来对回纥可汗的俗称。另外，如果考虑到当时回纥本土，自牟羽可汗以来盛行摩尼教的事实，那么我们可以推断悟空所谓的回纥路就是连接北庭——回纥牙帐——上京的道路。
　　更不能忽略的是，悟空是与中原王朝的官吏圣朝四镇北庭宣慰中使段明秀、北庭奏事官节度押衙牛昕、安西道奏事官程锷等结伴而行。从这一点也可以判明悟空的归途就是建中二年以来，唐朝与北庭进行联系的回纥路。有关这条国际路线的详细情况不很清楚，下面让我们根据唐代的地志恢复其原貌。
　　首先，从北庭至回纥本土，在《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庭州条中载有：
　　东北至回鹘衙帐三千里。
　　又在同条所示管县项可以看到：
　　在蒲类东北四十里。
　　郝遮镇
　　当回鹘路。
　　在蒲类县东北二百里。
　　盐泉镇
　　当回鹘路。
　　特罗堡子在蒲类县东北二百余里。四面有碛，置堡子处，周回约二十里，有好水草，即往回鹘之东路。
　　这说明当时有一条自庭州经蒲类至东北方回鹘衙帐的路线。〔13〕
　　其次，关于自回鹘衙帐赴唐朝的路线，在《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附录中所见的贾耽《皇华四达记》中有如下介绍：
　　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
　　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左辟右鸟)鹈泉，又十里入碛，经*(上鹿下段)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八百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
　　又别道自*(左辟右鸟)鹈泉北经公主城、眉间城、怛罗思山、赤崖、盐泊、浑义河、炉门山、木烛岭，千五百里亦至回鹘衙帐。
　　这里的地名十分费解，现将其主要的地名加以解释，然后与前文合并起来加以考虑，以图示说明如下。
　　首先，中受降城在《元和郡县志》(卷四，关内道丰州条)中记载说：
　　本秦九原郡地，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
　　可以比定在绥远省的五原县。
　　对于其北面稍微偏东的呼延栅，如果根据《通典》卷一七三，安北都护府条所载“有阴山呼延渠”和《唐会要》卷七三，蕃马印中所记述的阿史德马的住地“在阴山北库延谷”等，那么便可以知道呼延栅是在从五原越过阴山的那边，从这里沿着回鹘使节所经过的路线再前行五百里的*(左辟右鸟)鹈泉，根据《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丰州条中“西受降城……北三百里有*(左辟右鸟)鹈泉”的记载，并考虑到在其北十里处有碛这一点，那么可以估计它与《元和郡县志》卷四，三受降城条中的碛口可能是同一个地方。道路由此分为两条，一条经*(上鹿下段)鹿山、鹿耳山、错甲山等地，一条经公主城、眉间城、浑义河等地，据说到回鹘衙帐共计一千五百里。虽然对于这些地名进行比定比较困难，但是，后者所说的浑义河，从这方面的地图来看，把它看成是翁金(On-gin)河的译音估计不会错。〔14〕总之，这些路线是从五原直达鄂尔浑河畔回鹘衙帐的路线，这条路线的使用决不始于回鹘，可以认为这条路线由来已久。〔15〕
　　正如松田寿男早已阐明的那样，在汉代匈奴曾经频繁地使用过这条道路，这是确凿无疑的。姑且不谈远古时代的事情，在回鹘以前控制了这一带地方的突厥也曾频繁地使用过这条道路。〔16〕
　　另外，回鹘称这条路为参天可汗道(参天至尊道)，其正式使用则是远自贞观二十一年以来的事情。
　　在《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条中载有：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九日，以铁勒回鹘等十三部内附，置六都督府，七州〔原注略〕。并各以其酋帅为都督刺史。给元(玄之误)金鱼、黄金为字，以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鹘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新唐书》二一七回鹘传，《册府元龟》一七〇，帝王部，作六八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以貂皮充赋税。
　　又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上》可以看到如下记载：
　　乃诏碛南*(左辟右鸟)鹈泉之阳置过邮六十八所，具群马、湩、肉待使客，岁内貂皮为赋。
　　从文中带点部分也可以了解到参天可汗道与贾耽记述的中受降城入回鹘道是一致的。贾耽因为是大历年间的鸿胪卿(《旧唐书》德宗纪)，所以，他一定是询问了当时从回鹘来的使者才写下了这段记述吧。
　　如上所述，当初以貂皮贸易开始的与回鹘的贸易关系，在至德初助国讨伐以后，突然为之一变，而改变成为漠北民族所垂涎的绢马贸易了。
　　关于其实际情况，在《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册府元龟》卷九九九，互市条略同文)中记载：
　　〔大历〕八年(773年)十一月，回纥一百四十人还蕃，以信物一千余乘。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寺者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
　　除此之外，在《旧唐书·回纥传》、《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互市、褒异等条中还记载了多达二十万、三十万匹绢的绢马交易。从这些保存下来的每年每月数量巨大的绢马贸易的记录中，似乎可以推测出，这恐怕不只是为了满足漠北对绢的要求，而是从回纥经大食之手与遥远的西方诸国进行贸易。虽然未发现回纥与大食进行过贸易的直接证明，但是应当注意到在《旧唐书》卷一九八《大食传》中所载：
　　宝应、大历中频遣使来。
　　当时，北庭尚在唐朝手中，河西地方因为正处于吐蕃与汉民族殊死搏斗的时候，所以估计这些大食人是通过回纥路来往的。在《旧唐书》卷十《肃宗纪》及《回纥传》中载有乾元元年(758年)黑衣大食酋长阁之等六人与八十名回纥使节一起朝见的记载。天宝十载(751年)，塔拉斯河战役役后侵入天山山脉以北的大食，似乎是以经由当时称为使者道〔17〕的回纥路而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联系的黠戛斯为媒介曾经到达了北庭。《唐书》卷二一七下《黠戛斯传》曾暗示了这一期间的情况，即：
　　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女衣毳*(外毛内曷)、锦、罽、绫，盖安西、北庭、大食所贸售也。
　　甚至还把吐蕃的使节护送到大食：
　　然常与大食、吐蕃、葛禄相依仗。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住葛禄以待。黠戛斯护送大食，
　　记载了回纥、黠戛斯、大食、葛禄、吐蕃以北庭为中心所展开的东西贸易的盛况。
　　独占了与中原王朝的绢马交易，并进而与唐朝一起共同统治了北庭的回纥，垄断了当时的国际丝绸贸易，获得了莫大的利益，这大概是可以充分想象得到的。以后吐蕃进攻北庭时，平素忍受不了回纥诛求的北庭周围的沙陀、葛禄、白服突厥等，全部投降吐蕃，并与之合作的事实也可以明白。(《旧唐书·回纥传》、《吐蕃传》、《沙陀传》、《黠戛斯传》)
　　另一方面，因恃功而留居京师，极为横暴的回纥商胡的数量也减少了。《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四年秋七月庚辰条的诏书中记述了这种情况：
　　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
　　回纥路的繁荣，给漠北回纥衙帐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景象。《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六月辛丑条记载说，最初风俗纯朴的回纥，在登里可汗时期“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
　　总之，建中二年中原王朝最初所了解到的回纥路，只不过是为吐蕃阻断了河西的北庭使节所借用的早先为回纥所经营的东西交通路，其渊源可上溯到更古的时代。而且，自建中初以来，这条路线并不是唯一的东西交通路。正如悟空入竺记和前述诸例以及如德宗初，到于阗寻找玉石的朱如玉的例子〔18〕那样，唐朝和西域的联系，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繁荣景象。
　　结束语
　　以上，我从吐蕃侵入河西地方开始，考察了东西交通的变化，并探讨了经由漠北的回纥路一线。但是，这些结果也可能只不过是对过去已由羽田亨、松田寿男，近来由前田直典、安部健夫等所论述的卓越见解〔19〕再次进行证实和详述而已。此后，北庭不久又为吐蕃所攻陷(贞元六年)，后来回纥衙帐也在会昌年间，为黠戛斯所占据，他们过去都是活跃于吐蕃与大食之间的游牧民。散见于《会昌一品集》及其他史料中的黠戛斯与唐朝的亲密交往，我们决对不能忽视。中唐以后，漠北的形势风云屡变，但是所谓的“回纥路”，估计此后作为东西交通的近道，依然被频繁地加以利用，宋代王延德的西使也是通过这条路进行的。
　　这样，作为唐末五代吐蕃强有力的基础，同时又作为中唐以后给与东西交通以重大变化的回鹘路的起因，我们不能不说吐蕃侵入河西的历史意义实在太重要了。
　　注释
　　〔1〕前田正名：《吐蕃与河西九曲》(《东洋史学论集》第二，昭和二十九年)，同：《临泾与胡芦河》(《东洋史学论集》第三，昭和三十年)，同：《有关吐蕃侵寇的人文地理之考察》(《历史学研究》178，昭和三十一年)
　　〔2〕田坂兴道：《关于中唐西北边疆的形势》(《东方学报》东京，十一之二，昭和十五年)，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东方学报》京都，十二之三，昭和十八年)
　　〔3〕《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开元十五，十八，二十二，二十四年，建中四年条。
　　〔4〕藤枝晃，前揭论文，第二章。
　　〔5〕罗振玉：《张义潮传》(《雪堂丛刻》所收)。
　　〔6〕羽田亨：《关于唐光启元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小川博士还历记念史学地理学论丛》所收，昭和五年)
　　〔7〕《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右史崔融献议曰：“……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长鼓右驱，逾高昌，历车师，钞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敦煌。云云。”
　　〔8〕Liouel Giles；A Torogrophical fragment from Tun-huang.B.S.O.S.vol.Ⅶ.pp.545-572.
　　〔9〕滕枝晃、罗氏，前揭论文。
　　〔10〕《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记作建中元年。
　　〔11〕北庭的陷没年代，在两唐书、《资治通鉴》虽然记载互异，但是，这一节对于推断所载(接下页)错综复杂的陷没年代，则是有力的旁证。
　　〔12〕M.M.Sylvain Lèvi et Ed. Chavannes：Voyages des Pe'lerius Bouddhistes，L'itinéraire d'ou-k'ong(751-790)Traduit et Annot'e.J.A.1895. S.IX.T.6.p.364.
　　〔13〕《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典》北庭府条，东北到回纥界一千七百里。
　　〔14〕岩佐精一郎：《关于突厥之复兴》注92(《岩佐精一郎遗稿》164页。
　　〔15〕另外，《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甘州册丹县条曾经介绍了自该县经居延到回鹘衙帐，《通典》卷一四七，伊吾郡县条则介绍了自该郡经折罗漫山到回鹘的路线(图上点线部分)。
　　〔16〕松田寿男，昭和二十九年度专题讲座。
　　〔17〕《唐书》卷二一七《黠戛斯传》。
　　〔18〕朱如玉的事迹在《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城传》于阗条中载有：
　　初，德宗即位，遣内给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阗，得圭一，珂佩五，……瑟瑟百斤，并它宝等。及还，诈言假道回纥为所夺。久之事泄，得所市，流死恩州。
　　在天子即位之际，为了寻求玉器而经由安西赴于阗去的朱如玉，据说归国后曾诈言：“假道回纥为所夺”。从前后的情况来考虑，他的诈言，恐怕是在玉石被夺这一点，而假道回纥则可能是事实。但是，假如“假道回纥”也是诈言的话，那么从“久之事泄”来看，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回纥路是通往西域的大道这样的事实。参阅田坂氏前载论文，注①。
　　〔19〕羽田亨：《西辽建国的始末及其纪年》(《史林》一之二，大正五年)前田直典：《十世纪时代之九族达靼》(《东洋学报》三二之一，昭和二十三年)安部健夫：《西维吾尔国史研究》(158～159页，汇文堂书店，昭和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