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灵州是鄂尔多斯以西，黄河中游最重要的要冲。该地远在秦汉时代就作为北地郡，以中原王朝讨伐匈奴的基地而著称于世。霍去病于著名的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所进行的讨伐匈奴的战役就是从这里进行的。〔1〕此后，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夏国的赫连勃勃对该地区进行了开发，在历史上遗留下其营建果城、果园的事迹。〔2〕接着，推翻了夏国的北魏太武帝亦对此地大力进行了开拓，史料记载说他曾在此修筑了薄骨律镇城，“分河流为河渠溉田，人大获其利”。〔3〕俟后，历经北周(普乐郡)、隋(灵武郡)，迄于唐代，该地再次使用灵州这一名称。该地名原为北魏太武帝时代所命名，在此以前，因是赫连勃勃的果园，而称果州。〔4〕后因州城(薄骨律镇)虽位于河渚之中，但并未被河水所淹没，遂称之为灵州。〔5〕
　　总之，该地自古以来作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壤地带，尤其是唐代，它作为与突厥、回鹘、吐蕃诸族的接触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中，依靠所谓的回鹘路〔6〕连接此地与漠北的道路和自灵州越过阿拉善沙漠，经居延到达哈密地方的道路，当东西交通的主要干线河西路一旦被切断时，便立即显示出其重要作用，从而提高了灵州的国际地位。
　　尤其是自中唐以后迄于宋初，灵州的重要性虽已由藤枝晃再三指出，〔7〕但迄今尚未出现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安史之乱后，灵州在东亚的国际地位开始变得极为重要。但是，由于当时中原内乱频仍，说明灵州地位的记载在史料中仅有片言只语，故本文则试图阐明自唐末以迄宋初灵州的历史变迁。
　　一、中唐以后的灵州
　　自安禄山之乱，肃宗被迫迁都灵州之后，该地区的国际地位迅即提高。该地区自天宝年间，由于名将王忠嗣等的经营，据说“自朔方至云中，边陲数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数百里”。〔8〕其军事基础是十分牢固的。由于肃宗之蒙尘、即位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等的经营，朔方确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都市。
　　至德元载(756年)七月，由于郭子仪率五万将兵自河北到达灵武，同罗突厥酋长阿史那从礼率五千骑叛安禄山逃归朔方等(《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因此使灵武军士气大振。八月，回纥可汗、吐蕃赞普为助国讨贼相继派遣使节(《旧唐书》卷十，《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这些西域助国军好象为数不少，在《旧唐书》卷十《肃宗纪》至德二载九月丁亥条中记载说：
　　丁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
　　由此可知，当时有相当多的各族人民聚集在这里。这种形势，有时也可从虎视眈眈企图入侵中原的吐蕃的情况看出，呈现出一派复杂的国际形势。
　　例如，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从去年就举起叛旗的仆固怀恩，自灵州入寇，《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九月庚寅条对此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数十万众俱入寇，令吐蕃大将尚结悉赞摩、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项帅任敷、郑庭、郝德等自东道趣同州，吐谷浑、奴剌之众自西道趣盩厔，回纥继吐蕃之后，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郭子仪使行军司马赵复入奏曰：“虏皆骑兵，其来如飞，不可易也。……”
　　这次入侵，幸亏怀恩途遇暴疾，死于鸣沙，使长安得以平安无事。但是，吐蕃却侵入奉天、醴泉，党项侵入白水、蒲津，使这些地方遭受到“所过焚庐舍，蹂禾稼殆尽。”的惨祸。这里重要的是，所谓的回纥、吐蕃、党项、吐谷浑等塞外诸民族聚集在怀恩周围，这些民族在怀恩的指挥下，沿着北道、东道、西道三道，各自奔赴奉天(陕西省乾县)、同州(陕西省大荔县)、盩厔(陕西省盩厔县)。这样，吐蕃、回纥等民族有不少就聚居在灵州，而在适应了该地的环境后，此地便开始遭受这些塞外民族，尤其是吐蕃的入侵。
　　即在永泰元年闰十月，郭子仪一收复灵武，吐蕃便对该地区突然进行了猛烈的轮番攻击。根据两唐书、《通鉴》等的记载，在大历年间(766-779)，尤其是在其初期，吐蕃曾对灵州进行了频繁的围攻。但是唐朝方面对此也制订了防御策略，他们一方面将朔方的士兵分屯于邠、宁、庆三州，企图确保环庆路(《旧唐书》卷十一，《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大历三年十一月条)，另一方面增加戍兵(《资治通鉴》卷二二五)，以便对付吐蕃的围攻。
　　因此，尽管吐蕃一再进行攻击，但是自中唐以后至唐末，灵州城(回乐县)仍完全掌握在唐朝手中。于是，吐蕃的势力便越过灵州，或从鄂尔多斯向东，攻击盐、夏、银、麟诸州，或自胡卢川经原州，寇掠平凉、临泾、陇州等地。当时，终未能够攻陷陇州城的所在地回乐县的吐蕃，似乎是在位于回乐县西南120里的鸣沙建立了其前进根据地。
　　关于这件事，正如《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所载：
　　〔贞元〕三年春，……初，尚结赞既陷盐、夏等州，各留千余人守之，结赞大众屯于鸣沙。……四月，崔浣至自鸣沙。初，浣至鸣沙，与尚结赞相见，询问其违约陷盐、夏之故。
　　从上述吐蕃军之总帅尚结赞镇守鸣沙和入吐蕃使崔浣在鸣沙会见了尚结赞，而可以得到证明。〔9〕吐蕃之所以要占领该地，无非是因为灵州为东去鄂尔多斯内的盐、夏、银、麟诸州，南至环庆路、泾原路，北抵三受降城的要冲，而鸣沙则是距灵州城最近的要地。
　　吐蕃大约在大历年间就已经完成了对河西地方的征服，然后又把青海至涼州的势力线进一步推向黄河沿岸到达了鸣沙，在黄河、胡芦河畔等地饲养牧马，或侵入平涼或侵入盐夏州，纵横侵掠了鄂尔多斯、泾原路一带。〔10〕
　　唐朝对此所采取的方针则是恢复了到灵州去的孔道以及其周围的要地，加强了邠、灵州之间的联系。
　　例如，吐蕃在贞元二年(786年)攻陷了盐、夏、银诸州，向各州分别派遣了千余人进行屯戍，企图从东西两方夹击灵州。翌三年六月，由于馈运不继，病疫甚重，遂焚烧庐舍而去。于是，灵盐节度使杜希全乃分遣士卒，不久，于同九年修筑了盐州城。即在《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贞元九年二月辛酉条所见：
　　辛酉，诏复筑盐州城。贞元三年，城为吐蕃所毁，自是塞外无堡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后，边患息焉。
　　《资治通鉴》卷二三四摘录了《旧唐书·杜希全传》，叙述说：
　　初，盐州既陷，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绝灵武，侵扰鄜坊。(既阻绝灵武往来之路，又侵扰鄜坊之民。)辛酉，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州，(注略)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城之二旬而毕；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木波堡，(注略)由是灵、夏、河西获安。
　　贞元十三年所进行的方渠、合道、木波三镇之筑城，其目的亦是为了防御依靠环庆路而增强了的吐蕃。即，贞元十年春(《资治通鉴》作十三年春正月)，当时在木波镇的杨朝晟曾上奏说：
　　方渠、合道、木波皆贼路也，请城其地以备之。
　　贞元十三年春所筑之三镇就是出于上述原因。当时德宗与朝晟的问答，对于说明这时吐蕃的形势具有深刻的意义。〔11〕
　　由于朔方的战斗力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因此，朔方的战士不仅被用于对吐蕃的防御，而且在一旦危急之际还多次被征召到中原使用。姑且不谈安史之乱时郭子仪的奋战情况，建中四年(783年)，在朱泚之乱中，李怀光的活动则值得注意。据说，当时在怀光左右，聚集有不少胡人。(《资洽通鉴》卷二三一)
　　因此，后来当李怀光叛变时，度支以朔方将士与怀光同反而不发给冬衣。据说当时德宗说道：“朔方军累代忠义，今为怀光所制耳，将士何罪!”于是俟道路稍一通，便即时发给了冬衣(《资治通鉴》卷二三一)。由此也可以了解到德宗威信之高。
　　但是，由于反复的对外征讨和背叛等原因，朔方士兵的实力，在郭子仪任节度使的大历年间已相当衰弱。根据《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所载他给代宗的如下奏言：
　　〔大历〕九年，入朝，代宗召对延英。语及西蕃充斥，苦战不暇，言发涕零。既退，复上封论备吐蕃利害，曰：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狁，五城相去三千余里。开元、天宝中，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自先皇帝龙飞灵武，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东西南北，曾无宁岁。中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
　　可以看出当时的惨痛情况。
　　日趋衰弱的朔方军，之所以能够作为中原王朝的北方门户，直到唐末维持住其牢固的地位，则是因为如前所述，巩固了环庆路和泾原路以及历代节度使努力的结果。当然，其中也有象王佖(自元和四年至八年)〔12〕那样为了贪欲而被吐蕃利用的人。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宪宗纪，元和八年秋七月条所载：
　　初，吐蕃欲作乌兰桥，(《新志》：会州乌兰县有乌兰关，在县西南。吐蕃于河上作桥。)先贮材于河侧，朔方常潜遣人投之于河，终不能成。虏知朔方、灵盐节度使王佖贪，先厚赂之，然后并力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
　　(《旧唐书》卷一三三《王佖传》略同)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王佖因收受贿赂，使朔方在防御上犯了重大错误。但是在郭子仪以后，历代的节度使好象都孜孜不倦地进行了努力。不过，这些努力并未一一载入史册。〔13〕在此让我们以李听的屯田开发为例来看一看。
　　即，《旧唐书》卷一三三《李听传》所载：
　　〔元和〕十五年六月，改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盐节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至今赖之。
　　幸亏在长庆二年(822年)实现了期待多年的唐蕃会盟。不久，至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以后，由于吐蕃边将论恐热与尚婢婢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吐蕃的侵寇也逐渐衰弱。自会昌末年迄大中初年，居住在河州(甘肃省临夏县)的吐蕃论恐热与布防于鄯州(青海省乐都县)以东河源军的尚婢婢，曾经发生了多次的激烈斗争。〔14〕
　　如上所述，趁吐蕃内部发生斗争之机，陇右道逐渐为唐所恢复。大中三年正月，吐蕃之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新唐书》卷八及《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作大中三年二月)至同年七月，这些州、关分别由灵武、泾原、邠宁诸节度使所接收。
　　这样一来，形势逐渐向着对唐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要想完全确保陇右道，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河州建立根据地的论恐热尚健在，而且自兰州到凉州一带尚集聚有无数吐蕃族。因此，当时向西方及塞北去的孔道，不言而喻便只有经由灵州的道路了。
　　安史之乱后，有很多塞外民族聚集到了朔方地区，尤其是回纥，经常经由此地与中原王朝建立了密切的攻守同盟关系。另外，中唐以后，回纥依靠所谓的回纥路，进行了盛大的绢马交易，这是非常著名的。〔15〕在两唐书《回纥传》中对这种情况曾经做了如下叙述：
　　〔大历〕八年十一月，回纥一百四十人还蕃，以信物一千余乘。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
　　紧继此段叙述，又记述说：
　　是月，回纥使使赤心领马一万匹来求市，代宗以马价出于租赋，不欲重困于民，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
　　即回纥的使者赤心，带来一万匹马，据说代宗不欲使人民增加负担，仅许市六千匹。在此应注意的是，如此盛大的绢马交易，估计都是经由灵州进行的。《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中记载说：
　　回纥赤心卖马一万匹，有司以国计不充，请市千匹。子仪以回纥前后立功，不宜阻意，请自纳一年俸物，充回纥马价，虽诏旨不允，内外称之。
　　名将郭子仪欲拿出自己的俸禄，使立了大功的回纥的绢马交易成功。也就是说，当时的回纥，以助国讨贼的战功，看透了唐军的衰弱状况，随心所欲地经由回纥路至三受降城，进而沿黄河南下到达灵州，然后再由此地前去长安。两唐书《回纥传》中就曾记载着当时回纥在长安，于光天化日之下抢掠子女，或刺杀人民的极端蛮横的行动。另外，在《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三年三月甲戌条中还记述了回纥使节经过灵州的事例。即：
　　三月，甲戌，归纥使还，过河中，朔方军士掠其辎重，(注略)因大掠坊市。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自回纥路要到达中原有三条道路：即，东出河东道，自代经太原南下；自中受降城直接南下至夏州(《元和郡县志》卷四，关内道，夏州条)；西沿黄河南下至灵州。其中最重要而且利用最多的则是经由灵州的道路。
　　如前所述，迄五代宋初，河州、兰州、凉州地方因为是控制在吐蕃手中，所以，唐朝与河西地方的联系曾一度完全断绝。不久，至大中年间，可以看到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即在《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宣宗纪，大中五年(851年)春正月条中记载说：
　　春，正月，壬戌，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两唐书天德军记事)
　　这是有关张义潮起义初次传到中原的重要消息。同时从东西交通来看，它也是极为重要的史料。当时张义潮的势力尚未到达凉州，因为他是咸通四年(863年)平定凉州的，所以，这次遣使肯定是绕道凉州进行的。史料中虽然未有明确记载，但是，这个使节估计是经由沙州—甘州—居延—阿拉善沙漠—天德军这样的路线走的。除非这样，否则就无法考虑当时沙州与天德军的联系。而且正如已为藤枝晃教授所阐明的那样，沙州归义军与唐朝的连系是相当活跃的。亦如著名的大中五年略定瓜、伊、西、甘、肃等十一州的报告那样，或者也许象从前那样是经由天德军—灵州这样的路线进行的。〔16〕
　　于是，在唐末的灵州集中了来自中原、漠北、河西的使节，宛然成为一个国际都市。
　　例如，在《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十年冬十月条中曾记述说：
　　上遣使诣安西镇抚回鹘使者，至灵武，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十一月，辛亥，册拜为嗢禄登里罗日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以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由此可知，当派往回纥去的使节经由灵武要到漠北去的时候，恰巧回纥的使节也到达了灵武。但是，这次王端章的遣使，因途中为黑车子所阻未能成功。此后，虽然在咸通四年和七年有黠戛斯的遣使入贡和张义潮派使节送来有关北庭情报的遣使等。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元年十二月条的史料：
　　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郗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嗢末所破，(注略)逃遁不知所之，诏宗莒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还京师。
　　这是会昌中，回纥崩溃以后的事件，而且由于考虑到与吐谷浑嗢末〔17〕等民族有关系，因此估计这显然是指到甘州回纥去的遣使。我们可以认为持有玉册、国信的宗莒经过灵州这件事，确实证明了当时赴河西地方去的大道是经由灵州。因此，我们可以说唐末的灵州是赴漠北及西域去的重要门户，是诸民族使节往来的国际都市。
　　五、五代的灵州
　　在纷乱的五代时期，灵州以其地理上的独立性，作为中原诸王朝触角的活动，以及其活跃的中继贸易活动等，充分显示出该地的地域性质。
　　在自唐末迄五代的混乱期间，在灵州有个叫做韩逊的节度使施行善政。据说因为他能安抚其部下，部人曾为他立了生祠。(《新五代史》卷四十)关于韩逊的出身，两《五代史》都记载说：“不知其世家”，但从该地当时的形势来考虑，此人有可能是前节度使韩遵的亲属。〔18〕在韩逊之后，根据记载，灵州的实权便传给韩逊之子洙，而后又传给其孙澄。《新五代史》卷四十《韩逊传》记述了此一情况：
　　贞明中(915～920年)，逊卒，军中立其子洙为留后，梁即以为节度使。至庄宗时，又以洙兼河西节度。天成四年(929年)，洙卒，即以洙子澄为朔方军留后。其将李宾作乱，澄乃上章请帅于朝，明宗以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韩氏自逊有灵武，传世皆无所称述，澄后不知其所终。
　　也就是说朔方节度使迄天成四年(929年)一直是由韩逊一族世袭，此后才根据中原王朝的命令由康福、张从宾、张希崇、冯晖、王令温等赴任该地。〔19〕
　　当然，这些节度使并不是遥控，而是实际到当地赴任的。但在他们的统治期间，对居住在当地的羌胡则实行了让步。《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后晋纪，开运三年夏，四月条对其实际情况记载如下：
　　初，朔方节度使冯晖在灵州，留党项酋长柘跋彦超于州下，故诸部不敢为寇；及将罢镇而纵之。前彰武节度使王令温代晖镇朔方，不存抚羌、胡，以中国法绳之。羌、胡怨怒，竞为寇钞。柘跋彦超、石存、也厮褒三族，共攻灵州，杀令温弟令周。
　　从该史料所表明的当时以党项酋长为人质和以中原王朝法绳之，以及已完全不存在羌胡的统治等情况来看，可以说是记载了当时边境统治的实际情况。
　　关于五代时的灵州，我们不应忘记的，是羌胡，特别是其中党项放的侵入和凤翔岐国的发展，李茂贞乘唐末混乱之机兼并了凤翔、兴元、陇、秦等十五州，至乾宁二年(895年)又大致兼并了整个河西的州县，以其将胡敬璋为河西节度使。
　　正如日野开三郎教授所论述，〔20〕自五代至宋初这段时期，是绢马交易最活跃的时代之一。当时掌握陇右道实权的岐王，企图把另一个重要关门灵州置于其统治之下，是理所当然的。开平三年十一月，李茂贞令刘知俊攻灵州。朔方节度使韩逊向后梁太祖告急，太祖立即命镇国节度使康怀贞、感化节度使寇彦卿进攻邠、宁、庆诸州，企图扰乱后方。由于他们攻陷了宁、衍、庆诸州，近迫泾州，因此刘知俊终于在十二月己丑，解了灵州之围，引兵返回。(《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后梁太祖纪开平三年十一月条)这一记载清楚地表明了中原王朝与灵州、凤翔的利害关系。〔21〕
　　正如巳由藤枝、日野二氏所论述，〔22〕五代绢马交易的最大中继地就是灵州，而其中最活跃的是甘州回鹘与党项。据《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党项传》的记载：
　　明宗时，诏沿边置场市马，诸夷皆入市中国，有回鹘、党项马最多。明宗招怀远人，马来无驽壮皆集，而所售过常直，往来馆给，道路倍费。其每至京师，明宗为御殿见之，劳以酒食，既醉，连袂歌呼，道其土风以为乐，去又厚以赐赉，岁耗百万计。唐大臣皆患之，数以为言，乃诏吏就边场售马给直，止其来朝，而党项利其所得，来不可止。
　　《资治通鉴》卷二七六记载此岁耗为五十余万缗，边场之设置为天成四年夏四月。另外，《资治通鉴》卷二七八，长兴四年，冬，十月条记述了其繁荣景象。
　　〔十月〕乙卯，范延光、冯赟奏：“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日用绢无虑五千匹，计耗国用什之七。”(《册府元龟》卷六二一，卿监部，监牧条略同)
　　因此，象朔方节度使冯晖那样，一年市马五千匹，从而得到羌胡的拥护。《册府元龟》卷四八五，邦计部，输财条记载说：
　　冯晖为灵州节度使。天福中，官吏言，朔方军自康福、张从宾、张希崇相承，三正市马和入籴，蕃客赏赐，军州俸禄，供事戎仗，三司岁支钱六千万……。
　　此处虽然包括了军州俸禄等的开支，但是也可以了解到在市马盛行的灵州的三司，即依靠中央的钱的岁出达到六千万。
　　当然，经由灵州的河西诸蕃的交易品并不仅仅是马匹。《册府元龟》卷三九七，将帅部，怀抚条记载说：
　　张希崇镇灵武。闵帝应顺元年(934年)正月，沙州、瓜州遣牙将，各以方物朝贡。回鹘可汗仁美，遣使献故可汗仁裕遗留贡物鞍马器械。仁美又献美玉、园玉、鞦辔、硇砂、羚羊角、波斯宝*(左纟右枼)、玉带。
　　在同书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条中记载了天福七年回鹘托都督进献了硇砂千八百斤，犛牛尾一千斤，白布一万匹，斜褐一百段，玉梳玉装刀子等。还记载了清泰二年，张希崇入朝，献马五十匹，玉团、陇右地图、斜褐、犛牛尾、野马皮，拒霜菜等。此外，在两《五代史·回鹘、党项传》中记录有名马、玉团、白*(左叠右毛)、貂皮、药物、羚羊角、波斯绵、金星矾、胡桐律、大鹏砂、眊褐、绿野马、独蜂驼、白貂鼠、腽肭脐、金钢钻、红盐、罽*(左叠右毛)等朝贡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鹘传》的如下记载：
　　先是，晋、汉已来，回鹘每至京师，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宝货皆鬻之入官，民间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旧法，每回鹘来者，听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诘，由是玉之价值十损七八。
　　此一记载记录了周太祖允许迄今只限于官方贸易的玉的私人贸易，玉的价钱马上便宜了七、八成，这暗示了当时由回鹘所进行的玉石贸易数量之大。从以上诸史料来推测，我们可以说当时经由灵州的东西贸易是十分活跃的。
　　如上所述，五代的东西交通路大致是经由灵州，这从斯坦因带来的著名《西天路竟》亦可得到了解。该文书记载说：
　　西天路竟一本。东京至灵州四千里地。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十里，入鬼魅碛。行八日，出碛至伊州。又西行一日，至高昌国。
　　明确地说明了当时自东京至西域的孔道是经由灵州。〔23〕该文书特别重要之处，是自灵州避开凉州直接到达甘州这一点。
　　另外，自后晋天福三年至七年(938～942年)出使于阗的供奉官张匡邺、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所走的路线，在根据《居诲记》所记载的《新五代史》卷七四《于阗传》中作如下记载：
　　是岁(天福三年)冬十二月。匡邺等自灵州行二岁至于阗，至七年冬乃还。(中略)居诲记曰：“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
　　也就是说，《居诲记》与《西天路竟》的记载有所不同，自灵州经阿拉善沙漠南缘出白亭河，再由此经凉州赴甘州。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灵州到白亭河之间，要多次经过党项的聚落。从以上诸史料，我们了解到当时从河西地方到中原去，可以从甘州或凉州向灵州去。
　　此外，从中原到灵州去，虽然与唐末一样，可以走环床路和泾原路两条路，但尤其是利用前一条路。历代的节度使赴任也都是走环庆路。例如，明宗天成四年(929年)关于赴此地上任的康福，《新五代史》卷四六是这样记载的：
　　〔康〕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击走之。至青冈峡……(《册府元龟》卷四二〇，将帅部略同文)
　　在《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同条中，胡三省注释说：“自方渠橐驼路出青冈峡，过旱海至灵州。”这里尤其重要的是胡三省所引赵珣《聚米图经》〔24〕的注释，其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自环州至灵州的道路，因此，下面我们拟不厌其烦地加以介绍。
　　赵珣聚米图经曰：环州洪德寨归德、青刚两川，归德川在洪德东透入盐州，青刚川在洪德西北，本灵州大路，自此过美利寨入浦洛河，至耀德清边镇入灵州。自过美利寨后渐入平夏，经旱海中，难得水泉。
　　这样一来，经由灵州的东西贸易日益繁荣，而党项、吐蕃等的劫掠也就愈加激烈。虽然唐末以来，以内附于庆州的东山部落、居住于夏州的平夏部落为中心，党项广泛地散居于邠宁灵夏之间。但正如从上引《居诲记》中也可以了解的那样，五代时期，党项族仅分布于东起麟州，西至黄河西部的广大河曲地方一带。这些党项族在各自从事着绢马交易的同时，还经常掠夺回鹘、沙州等河西诸族的入贡使者，在史料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在《新五代史》卷七四，党项传中叙述了如下情况：
　　〔党项〕其在灵、庆之间者，数犯边为盗。自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道其部落，则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它族，以易牛马。
　　因此，后唐明宗发邠州、朔方之兵，企图消灭横行于环庆路上的党项。即，在《资治通鉴》卷二七七，明宗纪，长兴三年春正月条记载说：
　　三年，春，正月，枢密使范延光言。“自灵州至邠州方渠镇，使臣及外国入贡者多为党项所掠，请发兵击之。”己丑，遣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前朔方节度使康福将步骑七千讨党项。
　　最后，药彦稠等击败了党项十九族，取得了俘获二千七百人的巨大战果。《新五代史》党项传在记述了其族名的同时又叙述说：“杀数千人，获其牛羊巨万计，及其所劫外国宝玉等，悉以赐军士。山是党项之患稍息。”
　　就这样，一面派遣州兵、禁兵，护送回鹘使节，同时一面讨伐沿路的党项、吐蕃之为患者。在《册府元龟》卷一七〇，帝王部来远条载有：
　　〔末帝清泰二年〕七月，诏邠、泾、鄜、耀四周出州兵应接回鹘，时回鹘朝贡多为河西杂虏剽掠，故有是命。及回，又诏邠州节度使康福，遣将军牛知柔率禁兵援送至灵武，虏之为患者随便讨之。
　　《资治通鉴》在清泰元年(934年)秋七月丁巳条叙述此事说：“回鹘入贡者多为河西杂虏所掠，诏将军牛知柔帅禁兵卫送，与邠州兵共讨之。”该史料难道不是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回鹘入贡使所走的路线乃是经由灵武、环庆路，而在其往返途中还受到了州兵和禁兵的护送吗?
　　四、宋初之灵州
　　五代、宋初，在中原进行着眼花缭乱的争夺霸权的斗争，正如前章所述，西北边疆的灵州刺史，依靠中继贸易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及其地域性，从而加强了其孤立性及世袭性的倾向。
　　宋代最初的朔方军节度使是前节度使张晖之子张继业。张晖，在后周广顺初年(951年)染病，继业杀其兄继勋，于张晖死后成为朔方留后。据说他极为骄横拔扈，因屡次出兵攻击羌夷，使之动摇。(《宋史》卷二五三《冯继业传》)为此，太祖任命他为静难军节度。在他之后，段思恭、张全操、安守忠、侯赟、裴济等分别被任命为朔方节度使。他们努力绥抚羌夷各部，尤以段思恭、侯赟善于统治诸蕃部落，据说部内大治。(《宋史》卷二七〇《段思恭传》，同书卷二七四，《侯赟传》)
　　宋初的边境形势，其初期与五代时期相比并无何种特殊变化。灵州依然作为东西贸易的中心而十分繁荣。
　　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六，太祖乾德三年十一月条有如下记载：
　　戊午，甘州回鹘可汗与于阗国王及瓜，沙州皆遣使来贡方物。先是，沙门道园出游西域二十余年，于是，与于阗朝贡使者俱还，献贝叶经及舍利。癸亥，上召见之，问其山川道路及风俗，一一能记，上喜，赐以紫衣及金币。
　　记述了西域求法僧道园与甘州回鹘和于阗王瓜沙州的使者一起归国的事。从《长编》卷十，太祖开宝二年十一月条如下史料也可了解到，当时甘州回鹘和于阗王等的官方贸易都是经由灵州进行的。即：
　　庚申，回鹘、于阗皆遣使来贡方物。回鹘使者道由灵州，交易于市，知州段思恭遣吏市硇砂，吏与使者争直忿竞，思恭释吏不问，械系使者数日始贳之。使者归，愬于其国，回鹘可汗遣使赍牒诣灵州询械系之由，思恭自知理屈，不敢报。自是数年，回鹘不复入贡。(《宋史》卷二七〇《段思恭传》略同文)
　　这是宋初有关硇砂贸易〔25〕的珍贵记录，可以说它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灵州贸易的情况。而且只有经由灵州的道路才被称为“即回鹘、西谅路”(《宋史》卷二五七《李继和传》)。再者，在此史料的末尾有“自是数年，回鹘不复入贡”一句。虽然记述说一切贸易活动都中断了，但事实决非如此。例如，即使甘州回鹘中断了贸易，但是，当时在河西地方还有西谅吐蕃、沙州，远一点的有于阗、大食、西州回鹘。事实上，象大食国，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频繁入贡的。那么，我想甘州回鹘即使没有正式的官方贸易，恐怕也会组成商队活跃于东西贸易之中吧。
　　根据《宋史》卷二，太祖本纪，乾德四年(966年)三月癸未记载，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各赐钱三万，游西域。从上述史料我们估计，这些僧侣大概都是经过灵州。在此应当注意的，是《长编》卷九，太祖开宝元年十二月条中所记载的一段话，即：
　　先是，僧行勤游西域，上因赐大食国王书以招怀之。十二月，乙丑，遣使来贡方物。
　　根据此段史料，我们可以推测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位僧侣的西域之行，恐怕是太祖根据前年归国的沙门道园的报告而派遣他们兼带对诸国进行招抚的。〔26〕因此散见于《宋史》太祖本纪，《长编》卷十二—十六的大食国、回鹘、于阗、高昌国的遣使入贡等都是行勤等西域之行的结果。可以认为这些使者也都是分别经由灵州的所谓回鹘西谅路入贡的吧。
　　宋初，鄂尔多斯地方形势的最大特色是党项的加强与发展。关于党项、吐蕃两族袭击朝贡使者、官纲和商队的例子已在前章再三谈过。但是，五代之交，在沿边安置罪人和蕃人则更加助长了这种倾向。因此，太祖在乾德元年夏四月甲辰，“令泾、原、邠、庆州不得补蕃人为沿边镇将。”(《长编》卷四，《宋史》卷一)另外，对罪人的处置，在《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条中有如下记载：
　　五代以来，诸方割据，罪人率配隶西北边，然多亡投塞外。诱羌戎为寇。己丑，诏自今当徙者皆配广南，勿复隶秦州、灵州、通远军及沿边诸州。
　　促进这种形势的是沿道诸节度和刺史们的混乱状态。《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丙寅条记载了这种情况：
　　五代藩镇多遣亲吏往诸道回图贩易，所过皆免其算，既多财则务为奢僭，养马至千余匹，童仆亦千余人。
　　《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冬十月庚子条记述说：在泾州的官岁市马中，据说彰义节度使张铎“厚增其值，而私取之，累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麹六千四百余饼。”另外，在《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条中记载了当时的知灵州张全操部送岁市官马，因赂所过蕃族物粗恶，使戎人大扰。朝廷乃遣使以金帛抚赐其族，并将全操下狱。〔27〕
　　虽然，羌戎的跋扈愈益激烈，所在将吏继续混乱不堪，但贸易的往来却仍很频繁。这样，我们不得不说羌戎对旅行者进行劫掠是极其自然的。盘据于沿环庆、泾原两路的党项族，不久甚至把劫掠的行为转到了官纲和灵武的运粮方面。即《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条中所载：
　　是岁，灵州、通远军诸蕃族剽略官纲，诏知灵州安守忠、通远军使董遵诲讨之。遵诲部分将出，诸蕃族大惧，尽归所剽略，肉袒请罪，遵诲即慰抚之。自是各谨封界秋毫不敢犯。上命遵诲兼领灵州路巡检，在通远军凡十四年。
　　在《宋史》卷四九一《党项传》的有关部分中可以看到嗓咩族、折四族、吐蕃村族、奈*(左口右呙)三家族、尾落族、奈家旅、嗓泥族等族名。这些党项放好象仍在劫掠回鹘使者的入贡。在《涑水记闻》卷一中记载有：
　　党项羌掠回鹘贡物，遵诲寄声诮让之，羌惧，即遣使谢，归其所掠。
　　尽管有这样的阻碍，但是，由于当时的灵州有安守忠、侯赟实行善政，因此交易日益兴旺。〔28〕尤其是灵州的市马日益繁盛，其费用岁达铜钱五千贯。最后，因苦于搬运，甚至不得不提出以布帛、茶叶代替铜钱的意见。在《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一月壬申条就有如下记载：
　　盐铁使王明言：“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七百里沙碛无邮传，冬夏少水，负担者甚以为劳。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从之。
　　当时，在灵州的东方，李继迁兴起于夏州。他一面忍受着宋朝顽强的攻击，一面逐渐扩大其势力范围，这样就一举打破了鄂尔多斯好不容易才保持下来的宋与党项之间的平衡。〔29〕
　　即，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五月李继捧应绥州刺史李克文的邀请入朝，献出了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并留在京师。同六月，其族弟李继迁愤怒地跑到地斤泽，举起了叛乱的旗帜。对此，宋朝采取了强硬的政策。翌八年，知夏州尹宪与都巡检曹光实为了捉住继迁，断然进行了夜袭，斩首五百级，焚烧四百余账，俘虏了他的母亲和妻子，全部歼灭了其一党。其经过在《长编》卷二十五，太宗雍熙元年九月条有详细记载。〔30〕
　　然而，此后李继迁再三与党项诸豪族结成联盟，在雍熙二年(985年)二月迅速恢复了势力，把都巡检使曹光实诱杀于葭芦川，占领了银州。《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记载了这一情况：
　　继迁复连娶豪族，转迁无常，渐以强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继迁因语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众曰：“诺。”遂与弟继冲、破丑重遇贵、张浦、李大信等起夏州，乃诈降，诱杀曹光实于葭芦川，遂袭银州据之，时雍熙二年二月也。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觉到，李继迁对党项族来说是个应运而生的风云儿。即自中唐以来，分布于鄂尔多斯一带，由于进行绢马交易，或因中继贸易和劫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党项诸旅，这时有了一个好的领袖，欣然形成为部族同盟，最终成为不可轻侮的势力。
　　翌雍熙三年，由于他娶了契丹的义成公主，因而被册封为夏国王，毫无后顾之忧地全力开拓西部边境。自太平兴国末年至淳化年间，他保持了一种叛服无常的暖昧态度，终于在淳化四年(993年)率领了为青白盐之禁而触怒了的边人四十二族侵入环州，屠杀了小康堡，翌五年包围了灵州。〔31〕
　　不久，党项侵入到自环庆路北端的清远军至灵州之间的瀚海(旱海)，袭击了运往灵州的官纲刍粟。〔32〕即在《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中有如下记载：
　　〔至道〕二年春，命洛苑使白守荣等护送刍粟四十万于灵州，且令车重先后作三队，丁夫持弓矢自卫，士卒布方阵以护之，遇敌则战，可以无失。复令会州观察使田绍斌率兵应援。而守荣乃并为一运，继迁邀击于浦洛河，绍斌不救，众溃，运馈尽为继迁所得。
　　其详情见于《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太祖太宗经制西夏条中。这次失败固然是由于种种恶劣条件，但据说是因为不了解党项的洛苑使白守荣、马绍忠未听从率军来援的灵州田绍斌的“蕃戎禽兽不可追也。勿弃辎重与战。当按辔结阵徐行”之策略。〔33〕
　　至咸平年间，环庆路似乎完全控制在继迁手中。《长编》卷四七，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九月条中记载说：
　　是月，知灵州、陇州刺史李守恩，陕西转运使、度支郎中陈纬，部刍粟过瀚海，为李继迁所邀，守恩、纬皆战没，守恩子广文馆助教象之、陇州衙内指挥使望之，弟寄班守忠，亦俱死焉。上闻知震悼。
　　同书咸平三年冬十月条，又记载邠甯环庆清远副都部署、滨州防御使王荣，企图向灵武运送刍粮而再三失败。但《宋史·夏国传》中的记述却完全相反，在该传咸平四年条记载说：“麟府副部署曹璨率熟户兵邀继迁辎重于柳拨川”，完全颠倒了主次。
　　这样，灵州在朔风之野完全处于孤立的状态，其命运宛如风前之烛。如前所述，继迁攻击灵州是以淳化五年为开端，其后在至道二、三年和咸平四年反复地进行了波浪式的攻击。至道三年九月，宋太祖动员诸将，企图俘歼继迁。即，继隆出环州，丁罕出庆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麟州，分五路进讨继迁，但终归失败。李继迁未战退兵，却屯驻橐驼口，袭击归国的宋军。李继隆则派遣田敏等人逐渐平息了事态。(《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34〕)
　　如上所述，虽然灵州的命运逐渐趋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但是在此期间，宋朝内部对于灵州的守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例如，见于《长编》卷三五宋棋的上奏与卷三九的张洎，卷五十的刘综、杨亿等的奏疏等等，对灵州的守弃问题各自陈述了方策。在这些方策中，虽然也有象张洎那样接触到了熟户的变化，〔35〕瀚海之难，以及维持灵州至难等问题，主张应该放弃灵州的人物，但是真宗及朝议的大多数人则认为灵州不可放弃。〔36〕
　　咸平四年八月，真宗亲自经环庆路赴灵州，与宰相一起讨论了战守方略。(《长编》卷四九，《宋史》卷六)然而，翌年九月，环庆路之要冲清远军，由于都监段义逾的叛变为李继迁所占据，战局急转直下，遂匆忙拟定了弃守的策略。《太平治绩统类》卷五，真宗经制西夏，咸平四年十二月条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时灵州孤危，诏群臣议弃守之宜，知制诰杨亿，即日奏疏，略曰：“……直须废弃灵州，退保环庆，然后以计困之尔。如臣之策，只得两三骁将，付三万精卒，以数县租赋，给其用度，分守边郡，贼迁便可计日成禽，朝廷可以高枕无事矣。”上访于左右辅臣，咸以为灵州必争之地，苟失之，则绿边诸州亦不可保。上颇然之。
　　于是，真宗向当时居丧中的郑文宝询问了其策略。文宝献上了河西陇右图，并且强调了应放弃灵州的意见。(《长编》卷五一)另外也应当注意到《长编》卷五十，咸平四年闰十二月甲午条如下一节：
　　甲午，以马步军都虞侯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环庆路部署张凝副之，入内副都知秦翰为钤辖，领步骑六万以援灵州。……止走一使以会兵告潘罗支可也。
　　此最后一节极为重要。据《长编》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乙卯条，西凉府六谷都首领潘罗支，被任命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这次遣使无非是为了确保灵州，需要接受凉州吐蕃的援助。
　　真宗就是这样要尽力确保灵州。但是大局已定很难挽回。咸平五年三月，灵州终于被李继迁攻占，知州裴济阵亡。据《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三月甲辰条的记载：
　　李继迁大集蕃部，攻陷灵州。知州、内容省使、顺州团练使裴济死之。济在灵州凡二年，谋辑八镇，兴屯田之利，民甚赖焉。及被围，饷道断绝，孤城危急，济刺指血染奏求救，大军讫不至，城遂陷。(宋史卷三〇八裴济传，略同文)
　　记述了其悲惨的结局。根据《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三月己酉条，王超等大军虽然到达了环州，但终于未能赶上。
　　这样，宋朝唯一通向西方的门户和要冲，孤立于朔风之野的繁华的东西贸易的中心及中继基地的灵州，终于在咸平五年以后，完全控制在李继迁的手中。
　　五、结束语
　　以上，我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了唐末、五代、宋初灵州的地位，并据此考察了西北边陲的这个地方都市，随着时代的推移，表现出潜在的边境王国的姿态。尤其是到了五代宋初，它作为通向河西地方去的唯一关口，进行了活跃的中继贸易，尤其是进行了绢马交易。
　　唐末以来，由于吐蕃、嗢末等的跋扈，所谓的陇右道的交通变得极为不安全，其结果是经由党项熟户所守卫的灵州的环庆路、泾原路，作为回鹘西凉六谷吐蕃咩逋贱遇马臧梁家诸族路(《宋史》卷二五七，李继和传)，而成为东西交通的主要路线。
　　鄂尔多斯内的党项熟户，直接参与了中继贸易，多次劫掠使者，迄李继迁兴起后，大概是为历代的节度使所绥抚。但是以后的党项王国和西夏的令人惊奇的强韧的实力基础，实际上是散居在河套内的党项诸族，可以说这个时代的党项族的发展才是形成西夏王国的基础。而集合了这些党项族结成部族联盟的人则是李继迁。〔37〕正如藤枝晃所论述的那样，这个李继迁，由于占据了在当时内陆亚细亚的东西贸易中居重要地位的灵州，不久便给东西交通史带来了重大的变革。〔38〕
　　注释
　　〔1〕松田寿男：《东西交通史中的居延考》(《东方学论集》，19～20页，昭和29年)。
　　〔2〕《水经注》卷三，河水条。
　　〔3〕《通典》卷一七三，州郡三，灵州条。
　　〔4〕《太平御览》卷一六四，州郡十，关西道，灵州条所引，十道志。
　　〔5〕《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灵州条。
　　〔6〕拙稿《吐蕃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史观》第47册，昭和31年，收录于本书245页以下)
　　〔7〕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未》(《东方学报》京都12之3、4，13之l、2，昭和18—9年)。同《李继迁之兴起与东西交通》(《羽田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论丛》昭和25年)。
　　〔8〕《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一，玄宗纪，天宝四载二月己酉条。
　　〔9〕拙稿前揭论文。
　　〔l0〕过去，前田正名在《临泾与胡芦河》(《东洋史论集》，第三，昭和三十年)一文中曾说：“六盘山东麓一带，就中临泾与胡芦河是吐蕃的据点，其侵寇是以六盘山一带为中心，从这里成放射状地向四周进行。”但是，姑且不谈胡芦河，尤其是把临泾作为根据地的说法，是无视地理性障碍的论调。在干燥的亚细亚，走无道路的路就意味着死亡。而且在其论考中，对史料的释读，经常出现严重的缺陷。例如，他引用《旧唐书》卷一五二的《郝玼传》：玼以临泾地居险要，当虏要冲，白其帅曰：“临泾草木丰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请完垒益军以折虏之入寇。”以此来证明吐蕃经常集结在临泾并以此地为据点。但是，我们一看就会明白，这段文字显然说明了吐蕃入寇时只不过是以此地作为中继基地而加以利用而已，决不是象前田正名所说的以此为据点呈放射状的进行侵寇，看来他的看法完全出于阅读上的错误。恐怕他是过分强调了人文地理学在史学上的应用，而迷惑于“临泾草木丰茂”一句吧。
　　也就是说，他所认为的以六盘山麓为吐蕃的根据地这一想法，只不过是他的幻想，而他所谓的“围绕临泾及胡芦河描绘出美妙弧线”的贞元年间唐朝的筑城线，实际上并不是包围吐蕃根据地的筑城线，而是唐朝方面为了阻挡吐蕃自鸣沙方面沿马岭水、清水河、泾河不断侵寇所设的几段防御阵地。估计这也是为了确保与灵州的联系而建立的中继基地。当然，由于吐蕃军队是以带有游牧民族性质的军队构成的，因此尚结赞自己东奔西跑的情况也是很多的。(例如，如《资治通鉴》卷二三二，二三三所见)另外，正如在《旧唐书》卷一二二《崔汉衡传》所看到的那样，也有在平凉结为联盟的情况。但是，以青海—凉州为基地的吐蕃的前进基地，大致可以比定为自鸣沙至清水河的黄河沿岸一带地区。
　　〔11〕最详细地记载这一时期情况的史料有《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三年春正月条。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九域志》：环州，治通远县，唐方渠县地，有木波、马岭、石昌、合道四镇。使问邠宁节度使杨朝晟：“须几何兵?”对曰：“邠宁兵足以城之，不烦他道。”上复使问之曰：“向城盐州，城盐州见上卷九年。用兵七万，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虏境，兵当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对曰：“城盐之众，虏皆知之。今发本镇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虏谓吾众亦不减七万，其众未集，不敢轻来犯我。不过三旬，吾城已毕，留兵戌之，虏虽至，无能为也。〔注略〕城旁草尽，不能久留，虏退则运刍粮以实之，此万全之策也。若大集诸道兵，逾月始至，虏亦集众而来，与我争战，胜负未可知，何暇筑城哉!”上从之。二月，朝晟分军为三，各筑一城。
　　军吏曰：“方渠无井，不可屯军。”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时，居人成市，无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眢井，(原注：眢井，废井也。)果得甘泉。〔注略〕三月，三城成。〔注略〕夏，四月，庚申，杨朝晟军还至马岭，〔注略〕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数日而去。朝晟遂筑马岭而还，开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12〕吴延燮撰：《唐方镇年表》卷一，朔方条。
　　〔13〕根据《唐方镇年表》，自安史之乱以迄唐末，朔方节度使多达三十二名，但在两唐书中仅见有以下十四名(新为《新唐书》，旧为《旧唐书》)。
　　旧161 旧121 旧120
　　李光弼 仆固怀恩 郭子仪
　　新136 新224上 新137
　　旧121 旧144 旧151
　　李怀光 杜希全 范希朝
　　新224上 新156 新170
　　旧133 旧161 旧133
　　王佖 李光进 李听
　　新154 新136 新154
　　旧156
　　王晏平 田牟 新148 刘潼 旧149
　　新172
　　唐持 旧190 斐识 新173
　　〔14〕这期间的大致情况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四七～八。即，在《通鉴》卷二四七，唐纪六三，武宗会昌三年(843年)九月条记载说：“是月，吐蕃论恐热屯大夏川，大夏川，在河州大夏县西，有大夏水，汉古县也。尚婢婢遗其将庞结心及莽罗薛吕将精兵五万击之。至河州南，莽罗薛吕伏兵四万于险阻，庞结心伏万人于柳林中……”，接着在同书会昌四年三月条记述说：“吐蕃论恐热之将岌藏丰赞恶热残忍，降于尚婢婢。恐热发兵击婢婢于鄯州，婢婢分兵为五道拒之。恐热退保东谷，〔注略〕婢婢为木栅围之，绝其水原。恐热将百余骑突围走保薄寒山，余众皆降于婢婢。”形势逐渐变得对论恐热不利，终于在会昌五年十二月(同书，卷二四八)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吐蕃论恐热复纠合诸部击尚婢婢，婢婢遣庞结藏将兵五千拒之，恐热大败，与数十骑遁去。婢婢传檄河、湟，数恐热残虐之罪曰：“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于是诸部从恐热者稍稍引去。”但是不久，论恐热重新得势，由于婢婢诸将的失败，形势终于逐渐逆转过来。在同书卷二四八，宣宗大中三年二月条有如下记载：“吐蕃论恐热军于河州，尚婢婢军于河源军。(河源军在鄯州东。宋白曰：河源军置在湟州东西，本赵充国亭堠也。)婢婢诸将欲击恐热，婢婢曰：‘不可。我军骤胜而轻敌，彼穷困而致死，战必不利。’诸将不从。婢婢知其必败，据河桥以待之，诸将果败。婢婢收余众，焚桥，归鄯州。”
　　于是，论恐热乘势把婢婢追逼到河西走廊地带。即在同书卷二四九，大中四年九月条所载：“吐蕃论恐热遣僧莽罗蔺真将兵于鸡项关南造桥，以击尚婢婢军于白吐岭。〔注略〕婢婢遣其将尚铎罗榻藏将兵据临蕃军以拒之，不利，复遣磨离罴子、烛卢巩力将兵据牦牛峡以拒之。巩力请‘按兵拒险，勿与战，以奇兵绝其粮道，使进不得战，退不得还，不过旬月，其众必溃’罴子不从。巩力曰：‘吾宁为不用之人，不为败军之将。’称疾，归鄯州。罴子逆战，败死。婢婢粮乏，留拓跋怀光守鄯州，帅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注略〕恐热闻婢婢弃鄯州，自将轻骑五千追之，至瓜州，〔注略〕闻怀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廊等八州，〔注略〕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
　　〔15〕松田寿男：《绢马交易记录》(《历史学研究》6之2，昭和11年)拙稿：《吐蕃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史观》47册，昭和31年，收录于本书245页以下)
　　〔16〕藤枝晃在前揭论文(《东方学报》京都第12之3、96页，昭和19年)中引用了那波博士带回来的伯希和文书2748号背面论述说：沙州的使者是在大中和四年七月二十日到达天德军的。
　　〔17〕关于嗢末，在《资治通鉴》卷二五十，唐纪六六，咸通三年(862年)十二月条中载有：“是岁，嗢末始入贡。嗢末者，吐蕃之奴号也。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及论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廊、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又同书卷二五二，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条注中有大致相同的记载，据说：“嗢末者，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家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田牧。……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马尤良。”
　　〔18〕《唐方镇年表》卷一。但是，因在两《唐书》、两《五代史》中未见到《韩遵传》，故详情不明。
　　〔19〕但是，各节度使赴任的年代极不明确。万散同在五代诸镇年表(《二十五史补编》六所收)中对于天成四年以后的朔方节度使亦未提及。在《通鉴》中可以看到如下变动：
　　康福(天成四年 929年)
　　王令温(开运三年 946年?)
　　张希崇(清泰元年 934年)
　　冯晖(开运三年 再任)
　　冯晖(天福四年 939年)
　　冯继业(广顺二年 952年)
　　〔20〕日野开三郎：《五代的马政与当时的马匹贸易》载《东洋学报》29之1，2；30之2，4(昭和17—18年)
　　〔21〕关于凤翔在五代东西交通史中的地位，由于篇幅所限，拟另行论述。
　　〔22〕藤枝晃、日野开三郎前揭论文。
　　〔23〕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五卷，图版第167。《西天路竟》是五代、北宋时期的文书，参看藤枝晃前揭论文注(143)。
　　〔24〕宋赵珣：《聚米图经》自然是佚书，仅散见于诸书之注释中，是观察西夏时代地理的珍贵史料，关于该书仅在《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后唐纪三，天成元年二月甲寅条注中记载有“赵珣聚米图经，宋康定、庆历间(1040～48年)所进也”，赵珣的名字在列传中亦未见到，详情不明。
　　〔25〕关于硇砂，请参看松田寿男博士：《关于天山所产硇砂》(参看《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392～406页，早大出版部，昭和31年)
　　〔26〕似无必要举宋云、慧生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可以说屡见不鲜。但有必要同时考虑宋初佛教政策的隆盛情况。据《涑水纪闻》卷三，当真宗即位时，王禹偁曾上疏提出应废除僧尼和停止修寺等。
　　〔27〕《长篇》卷三五，太宗淳化五年三月条记载说：“初，环州民与吐蕃相贸易，多欺夺之，或至斗讼，官又弗直，故蕃情常怨。及崇仪使柳开知州事，乃命一其物价，平其权量，擒民之欺夺者置于法，部族翕然响化。”叙述了当时之环州官民与吐蕃的交易。
　　〔28〕《宋史》卷二七四《侯赟传》。《长编》卷二十三，太平兴国七年春正月条。
　　〔29〕能清楚说明当时国际形势和李继迁兴起的著述，有藤枝晃的《李继迁的兴起与东西交通》(《羽田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论丛》825～843页，昭和25年)。有关李继迁兴起的详细情况，拟他日另行论述。
　　〔30〕《长篇》卷二十五，太宗雍熙元年九月条：“九月。初，李继捧入朝，其弟夏州蕃落使继迁留居银州。及诏发继捧亲属赴阙，独继迁不乐内徙，时年十七，勇悍有智谋，伪称乳母死，出葬郊外，以兵甲置棺中，与其党数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泽，距夏州东北三百里，出其祖彝兴象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继迁自言：‘我李氏子孙，当复兴宗绪。’族帐稍稍归附，尝遣所部奉表诣麟州贡马及橐驼等。敕书招谕之，继迁不出。是月，知夏州尹宪侦知继迁所在，与巡检使曹光实选精骑，夜发兵掩袭地斤，再宿而至，斩首五百级，烧四百余帐，获继迁母、妻及羊马器械万计，继迁仅以身免。”
　　〔31〕宫崎市定：《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东亚经济研究》18之2，昭和9年)。关于此情况在《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太祖太宗经制西夏条中有以下记载：“淳化五年正月，灵州及通远军皆言：‘赵保吉复攻围堡寨，掠居民焚积聚’。上怒曰：‘保吉叛涣砂碛中，十年矣。朝廷始务含容，赐以国姓，授以观察使，赐子加等，俸入优厚，仍通其关市，又以绥宥州委其弟兄，可谓恩宠俱隆矣。乃敢如是，朕今决意讨之。”
　　〔32〕自清远军至灵州，在赵珣：《聚米图经》(《西夏书事》卷六所引，但这是否原文，尚有疑问)载有：“盐夏清远军间，并系沙碛，俗谓之旱海，自环州出青冈川，本灵州大路。自此过美利寨，渐入平夏，中经旱海七百里，无溪涧山谷，离得水泉钱，即曰瀚海，地皆*卤，或以饮马，口鼻皆裂。”参照第三章所出之《聚米图经》。关于清远军的位置，在转运副使郑文宝的建议中(《太平治绩统类》卷二)有如下记载：“于灵州南界积石岭筑城，号清远军。在翰海中，距灵环皆三四百里，地不毛’无泉水。”
　　〔33〕《太平治绩统类》卷二，太祖太宗经制西夏条〔至道〕二年三月，环庆总管皇甫继明受诏护送辎重赴灵州。继明先约灵州田绍斌率军迎援，会继明被病，白守荣、马绍忠等诸率兵先往，继明虑守荣等轻佻，与戎人接战失利，因谓之曰：‘我疾少间’，遂矍铄被甲上马，强行至清远军，卒。绍斌过咸井，贼众三千余来破阵，且行且斗，至耀德，凡杀千人。明日寇复尾后，绍斌为方阵，使被伤者居中，自将骑三百，步弩三百，与敌兵角于浦洛河，大败之。初，绍斌与守荣等为期，既而继明卒，故后一日，遂为贼所围。守荣等欲击之，绍斌曰：‘蕃戎禽兽，不可追也。勿弃辎重与战，当按辔结阵徐行。’守荣等忿曰：我不受若节制，但率兵来迎，勿予吾事。绍斌因别率所部，去辎重四五里而舍，继迁初见绍斌旌旗，不敢击。守荣等，自欲邀功与战，贼先伏兵，以羸骑致师，伏发，守荣等皆败，丁夫骇遁，蹂践至死者无数，刍粟四十万悉为继迁所获，继斌率所部徐还，入保清远军。”
　　〔34〕《长编》卷四十，太宗至道二年九月条及《太平治绩统类》卷二，至道三年二月条。
　　〔35〕《长编》卷三九，太宗至道二年五月条载有：壬子，〔张〕洎上疏曰：“……灵武地界与党项接连，自长安出鄜时，度塞门，经盐州，抵回乐东阪，入灵武东门。迄至近代以来，谓灵武可以控守者，缘路在党项内地，无钞略之患故也。今继迁以党项余孽，边方黠虏，据平夏全壤，扼瀚海要冲……。”
　　〔36〕例如，在《长编》卷四四，真宗咸平二年六月戊午条所见秘书丞何亮之上书。
　　〔37〕《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三月癸亥条中所见张齐贤之上书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关系。
　　〔38〕藤枝晃：《李继迁之兴起与东西交通》(《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所收，昭和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