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手工业在唐代前期有“南青北白”之称，北方有邢窑白瓷，南方有越窑青瓷，但是唐代后期，长沙窑外销瓷异军突起，形成中国陶瓷三分天下的局面。长沙窑的兴起有三个重要原因：
　　第一，“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中原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中国经济向南方转移。
　　第二，751年，唐军在中国怛罗斯兵败大食，失去对丝绸之路的有效控制，所以东西方的海上交通在晚唐重新受到重视，积极开拓海上国际贸易。
　　第三，陶瓷很重，无法从陆路进行大规模长途贩运。陶瓷之所以成为一种国际贸易商品，与波斯、阿拉伯人积极开展海上国际贸易有密切关系。
　　长沙窑凭借这三个契机，异军突起，在岳州窑基础上积极开发外销瓷。岳州窑又称“湘阴窑”，属于唐代中等水平的瓷窑。陆羽在《茶经》(760年前成书)中评述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上，殊不为然。”
　　长沙窑瓷器则名不见经传。有学者考证，比陆羽年代晚的唐代诗人刘言史(约9世纪初)在《煎茶诗》提到的“石渚窑”就指长沙窑，而刘言史诗中还提到“湘瓷泛轻花”，亦指长沙窑瓷器。关于长沙窑，唐代诗人李群玉(约9世纪中)《石渚》诗说：“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湘浦，就在今天长沙石渚一带。1956年，湖南省文管会首次在长沙市湘江岸边的铜官镇石渚瓦渣坪一带发现长沙窑瓷器，所以长沙窑亦称“铜官窑”或“瓦渣坪窑”。经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最后确认，终于揭开了晚唐五代外销瓷烧造地点之谜。原来，长沙窑外销瓷采用龙窑烧造。其中最大的谭家坡窑，总长41米，宽度3.5米，窑床坡度不一，分为五段，最陡处23度，平缓处9度，分为窑头、窑床、窑尾三大部分。1964—1999年，湖南省文管会和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先后四次对长沙窑址进行发掘，出土各类陶瓷近万件，198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
　　长沙窑主要销往中东阿拉伯国家，唐代称“大食国”。为适应外销的需要，长沙窑采用了许多新技术，并吸收伊斯兰艺术和印度艺术，开发出大批新产品，有多项技术开创了中国陶瓷史的历史先河：
　　第一，最早发明釉下多彩：釉下彩的发明，突破了“南青北白”一统天下的局面，丰富了中国陶器的类别。
　　第二，最早发明铜红釉烧制技术：铜红釉烧制成功，开创了世界彩瓷史的历史先河，并且为宋钧、元明清釉里红及祭红、郎窑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最早发明釉下彩绘：长沙铜官窑的彩绘有花鸟画、动物画、人物画、山水景物画、写意画，题材丰富，色彩绚丽，生动简洁，对唐以后瓷绘艺术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最早开创模印贴花：在伊斯兰陶器影响下，长沙窑大量使用模印贴花技术，在陶泥上模印出花纹后，粘贴在瓷壶的系纽或流下，再施以彩釉。
　　这些新技术使名不见经传的长沙窑瓷器后来居上，与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和唐三彩一争天下，并迅速占领了国际陶瓷市场的大部分的份额。
　　英国考古学家怀特·豪斯对波斯湾的西拉夫(即尸罗夫)港口先后进行六次大规模发掘，第一、三、四、五次发掘都发现了长沙窑外销瓷。〔2〕
　　1966年，怀特·豪斯对西拉夫港口遗址第一次发掘中，在早期居住遗址中发现长沙窑贴花纹壶、钵和黄釉绿彩的碗，年代约在9世纪中期。
　　1968年，西拉夫港口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的过程中，在大清真寺遗址发现很多黄釉褐绿彩碗片，这座清真寺始建于780年，这里出土的年代最晚的钱币为1050年发行。这次发掘的市场遗址中也发现黄釉褐绿彩碗片，年代约在9世纪中期。
　　1969年，西拉夫港口遗址进行第四次发掘，在公元10—11世纪的居住遗址中发现大批四曲黄釉褐绿碗，有的器物内壁底部点缀有许多斑点，有些碗的残片显示内壁饰有凌乱花草纹样。
　　1970年，西拉夫港口遗址进行的第五次发掘中，在宫殿遗址中发掘出褐釉双耳贴花罐及黄釉褐绿彩碗，该宫殿遗址有着明显的伊斯兰建筑风格，年代约在9世纪前期至中期。
　　西拉夫出土长沙窑瓷器与伊拉克萨玛拉(Samarra)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十分类似。除长沙窑瓷器外，晚唐五代的越窑青瓷以及不知窑口的中国白瓷也被大批贩卖到西拉夫。
　　1980—1982年，法国巴林阿曼考古队在阿曼苏哈尔(Suhar)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有彩绘纹碗片，该碗片与在西拉夫地区出土的黄釉绿彩内壁饰花草的碗片十分类似。1982年李辉柄在此进行考察时，在发掘品种中看到有釉下彩绘壶和褐斑罐。在与巴林岛隔海相望的沙特达兰(Dhahran)地区发现有一片长沙窑碗片，现存大英博物馆。〔3〕
　　目前在非洲发现长沙窑外销瓷数量不多，仅在北非埃及、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有发现。在肯尼亚的曼达岛(Manda)、坦桑尼亚翁古贾·库(Unguia Ukuu)发现了长沙窑瓷器。尽管非洲发现大量中国陶瓷，但是晚唐时代陶瓷器比较多，而长沙窑外销瓷较少。〔4〕埃及开罗附近福斯塔特(Fustat)遗址出土了六七十万片的陶瓷片，中国陶瓷有一万两千片之多，而唐代的陶瓷片有唐三彩、邢州白瓷、越窑瓷、黄褐釉瓷器、长沙窑瓷器等，以越窑瓷数量最多。据秦大树调查，福斯塔特出土中国陶瓷中有长沙窑陶瓷。〔5〕
　　长沙窑衰落于五代宋初。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20)釉下彩双鸾枕和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碾槽等长沙窑外销瓷。在长沙窑遗址的地表层中，发现过一些宋代货币和北宋多角坛。而在长沙窑廖家坝遗址的堆积层中，出土了北宋湖田窑刻划花瓷碗。所以长沙窑的下限，可以晚至北宋(960—1127)初年。〔6〕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波斯湾发生大地震，进口中国货的主要港口——尸罗夫(Shiraf)港被彻底摧毁。〔7〕长沙窑外销瓷恰恰在这时完全停产，似与这场大地震有一定关系。
　　长沙窑瓷器价格非常低廉。浙江出土越窑青瓷盘口壶，高47.9厘米，上面标价为“价直一千文”，而长沙窑外销瓷壶(高19厘米)标价只有“五文”钱，这两件唐代瓷壶大小相差不到三倍，差价却高达两百倍。因此，物美价廉的长沙窑外销瓷以价取胜，成为风靡一时的外销产品。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质量问题最后成为导致长沙窑最终停产的重要原因。长沙窑外销瓷介乎“陶”与“瓷”之间，或称“炻器”(Earthenware)，远不如同时代的邢窑白瓷或越窑青瓷，更无法与北宋兴起的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以及龙泉窑瓷器同日而语。北宋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开炉后，迅速取代长沙窑成为中国外销瓷的主流产品。龙泉窑自北宋初年就在浙江龙泉开炉，不仅大量内销，而且迅速占领国际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中国瓷器在东南亚、印度和伊朗古港口到处发现。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附近海域发现了唐三彩、越窑和长沙窑外销瓷；在南印度古港口——阿里卡梅杜遗址发现了晚唐至元代瓷片；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东郊班布尔的古海港遗址发现了晚唐越窑青瓷壶和长沙窑外销瓷；在波斯湾阿拉伯古港口——尸罗夫(Shiraf)遗址发现过许多唐宋瓷片，包括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和长沙窑外销瓷。
　　注释
　　〔1〕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2〕David Whitehouse，“Excavations at Siraf：First Interim Report，”Iran，vol．6，1968，pp.1-22；David Whitehouse，“Excavations at Siraf：Third Interim Report，” Iran，vol．6，1970，pp.1-18；David Whitehouse，“Excavations at Siraf：Forth Interim Report，”Iran，vol．9，1971，pp.1-17；David Whitehouse，“Excavations at Siraf：Fifth Interim Report，”Iran，vol．9，1972，pp.62-87；David Whitehouse，“Some Chinese and Islamic Pottery from Siraf，”Pottery and Metalwork in Tang China，London，1972，pp．30-34．
　　〔3〕李辉柄：《中国阿曼友谊的历史见证》，《外国史知识》1983年第10期，页32—33。
　　〔4〕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页34—35。
　　〔5〕秦大树：《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679—690。
　　〔6〕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页235。
　　〔7〕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页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