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考古发现的海底沉船多为宋代以后，唐代沉船十分罕见。1976—1977年，在南韩新安水域发现元代沉船，打捞出18000余件瓷器，包括南宋官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出产的名瓷，在国际考古界轰动一时。〔1〕1974年，在宁波余姚古代海口附近发现一条唐代沉船，打捞出越窑青瓷和长沙铜官窑青釉彩瓷和少量黑釉瓷，其中数百件为完整瓷器，同船出水铭文砖有“乾宁五年(898)”刻款，故知为唐末沉船。余姚在唐代属于明州，去朝鲜半岛或日本的海船一般要从明州港启航，所以这条海船可能是一艘到日本或朝鲜半岛的国际货船。更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则是我们将要讨论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勿里洞岛(Belitang Is.)水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
　　1998年，印度尼西亚渔民在苏门答腊东南海域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海域意外发现一条中世纪沉船，根据发现地点命名为黑石号(Batu Hitam)，打捞工作于2001年结束，出水中国瓷器和金银器多达6万余件。
　　沉船文物分类整理工作由海德堡大学陈玉秀女士负责。据调查，沉船多数文物的年代集中在9世纪中期，有纪年铭文的瓷器皆晚唐之物。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从沉船中打捞出6万余件文物，大部分送到新西兰由专家进行整理，少部分留在印度尼西亚；一部分精品送到海德堡大学进行研究。台湾大学谢明良教授撰写长文，介绍了沉船中6万件中世纪瓷器的窑口，包括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和广东窑系等及其相关问题，他认为这条船是从扬州启航，经广州等地驶往波斯湾，目的地可能是波斯著名国际贸易港——尸罗夫(Shiraf)。〔2〕
　　黑石号沉船地点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在苏门答腊东南海域，古称“麻逸洞”，唐代属于三佛齐国。《唐会要》卷一〇〇记天复元年(904)“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粟(栗)宁远将军”。据德国学者夏德(Hirth)考证，蒲诃栗之“蒲”姓即阿拉伯人习见人名Abu的音译，本义为“父”。五代至宋元，旅居中国的阿拉伯侨民几乎控制了中国与南洋的海上交通。最显赫的风云人物是蒲寿庚，旅居泉州。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著《蒲寿庚考》，详考其事。据《西山杂志》，“蒲氏盖从五代留从效使蒲华子、蒲有良之占城(今越南归仁)，司西洋转运使，波斯人咸嘉为号矣。故自宋元以来，泉郡之蒲氏，名于天南也。蒲厝宋末背叛，蒲寿庚航海居菲，一曰麻逸司(同)，一曰蒲端国也。”麻逸司似为“麻逸同”之讹，或称“麻逸冻”，就指黑石号沉船地点勿里洞岛。〔3〕
　　黑石号船体用椰壳皮编织，或以为是波斯船。公元1世纪起，波斯人就开始造单桅尖底船，船体用植物纤维缝合，故称“单桅缝合木船”。《南方草木状》(约4世纪成书)记载，“桄榔树实似并榈，其皮可作绠，得水则柔韧，胡人以此联木为舟。”所谓“胡人”指波斯或中亚人，这里当指波斯人。在造船工艺方面，黑石号沉船与波斯“单桅缝合船”一脉相承，属于波斯舶系统，但是用椰子皮缝合船体，则是昆仑舶的特点，因为波斯没有椰子树，所以此船不像波斯舶。我们认为，这条沉船更可能是蒲寿庚家族操纵的昆仑舶。唐慧琳《一切经音义》，说昆仑舶“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在中国古书中，昆仑往往指东南亚，那么“昆仑舶”当指东南亚海船。在红海之滨贝勒尼斯港发现了大批爪哇生产的玻璃珠，年代在公元6—9世纪。
　　唐代晚期，昆仑舶还经常远航到长江上游的扬州。晚唐诗人崔涯写诗嘲弄一个扬州妓女，说她“虽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4〕玳瑁为海龟科动物的背甲，产自南海和印度洋。苏方木简称“苏方”，是东南亚特有的一种制作红色染料的木材。〔5〕魏晋南北朝时代，苏方木已传入中国。晋崔豹《古今注·草木》说：“苏方木出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外国取细破，煮之以染色。”凡此表明，蒲寿庚家族为代表的华化阿拉伯人掌控的昆仑舶，在晚唐时期就开始成为红海至南中国海国际贸易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
　　黑石号沉船中的纪年文物如青铜镜等，大多在晚唐时代。一件为八卦四神铜镜，镜背有铭文“乾元(758)元年戊戌十一月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而成”。此外，沉船中还发现漆器2件，石砚台1件和碎墨若干。
　　黑石号沉船出土金银器多为晚唐之物，计有：錾花金器11件，金箔2公斤，鎏金银器20件以及个别爪哇本地金银器。器类和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相似。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金银器工艺遭遇沉重打击，从出土实物看，晚唐金银器艺术明显走向衰落。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包括不少皇室用品，但是工艺水平远不如唐初陕西何家村窖藏金银器。
　　黑石号沉船内的大宗文物是瓷器，约占90％。黑石号陶瓷窑系包括：
　　1．广东窑系：青瓷双系带流罐、青瓷四花口碗、青瓷圜底钵、青瓷碗。
　　2．邢窑系：白瓷执壶、白瓷碗、白瓷杯、白瓷杯托、白瓷穿带壶、白瓷带盖罐、白瓷带流壶。中国最早的白瓷是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所出白釉瓶、杯。这项技术在隋唐时代日臻成熟，隋代至唐代前期只施半釉，唐代后期施全釉。邢窑白瓷风靡天下，唐代成为“天下无论贵贱通用之”的一代名瓷。据文献记载，唐代广州烧造过白瓷，唐李绩新修《本草》说“白瓷屑，平无毒，广州良，余皆不如”，但是广州地区以及江南地区目前尚未发现白瓷窑址。
　　3．长沙窑系：青瓷夹耳罐、青瓷茶盏、贴花褐彩青瓷注子、青瓷小盂、青瓷碟、青瓷碗、青瓷犬、釉下彩绘碗、绿釉四花口杯。长沙窑不见于文献，从考古发现的实物看，始于唐而终于五代(618—959)。长沙窑对中国陶瓷史的重大贡献是首创釉下彩技术，突破了青瓷色彩单一的局面。首先出现釉下褐彩，然后发展出褐绿两彩瓷器。〔6〕
　　4．巩县窑系：白瓷带盖罐、白瓷碗、白釉绿彩穿带壶、白釉绿彩盘、白釉绿彩杯、白釉绿彩带盖罐、白釉绿彩带盖盒、白釉绿彩杯、白釉绿彩四花口盘、白釉绿彩碗、白釉绿彩盒、白釉绿彩三足带盖盂、白釉绿彩执壶、白釉绿彩四花口碗、白釉绿彩四花口碟、白釉黄绿彩贴花龙纹碗、白釉绿彩折沿盘(带“进奉”铭文)、白釉绿彩高足把壶、白釉绿彩大罐、绿釉执壶、绿彩钵、绿釉花口碗、白釉绿彩高足杯、白釉绿彩吸杯、青花瓷盘。
　　5．越窑系：青瓷玉璧形足碗、青瓷刻花四方碟、青瓷唾壶、青瓷刻花四花口碗、青瓷执壶、青瓷带盖盒、青瓷刻花鱼形穿带壶、青瓷四花口钵、青瓷折沿盆、青瓷镂空熏盒、青瓷带系盆、青瓷刻花穿带壶。越窑青瓷代表了中国青瓷艺术最高水平，主要流行于唐五代至北宋时期。
　　6．波斯锡釉陶系：波斯翡翠蓝釉安弗拉罐、青釉带系大罐。1965年，在福州五代刘华墓发掘出三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通体上釉，釉色晶莹，瓶内壁作青灰色，陶胎橙红，质地疏松，皆为小敛口，广腹，小底内凹。器高77．5—78．2厘米，口径12—14厘米，腹径40—41厘米，底径16厘米。刘华为闽国第三主王延钧的妃子，卒于后唐长兴元年(930)。此类波斯釉陶瓶的年代，因刘华墓的发现得以确认。1965年，在江苏扬州城南出土过一件波斯翠绿釉陶壶。壶高38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0厘米。经化学分析，此壶含有较高的钙镁元素，釉色属于钠钙系统，着色剂以铜为主，与中国传统的低温釉陶明显有别。据报道，扬州近年出土此类波斯釉陶残片多达二三百片。从出土情况看，属于8—9世纪遗物。
　　7．唐青花：这条中世纪沉船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三件青花瓷盘。青花始见于唐代，但是唐青花极其罕见，世界范围内流传至今的完整唐青花瓷只有四五件，而且全部流散海外，目前分藏丹麦、美国和中国香港。20世纪80年代初在扬州唐代遗址发现过少量唐青花瓷片。韩国新安元代沉船发现两万多件瓷器，但是没有青花瓷，所以研究者对唐代是否有青花瓷一直存在争议。黑石号青花的发现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安史之乱爆发，中原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于是中国经济中心向南方转移。长沙窑烧造的外销瓷成为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远销东南亚、印度、波斯，乃至东非坦桑尼亚。从长沙走水路到广州往往取道扬州，于是这座长江下游的重要口岸成了东方最大的国际贸易港之一，许多阿拉伯、波斯和东南亚商人云集扬州。邓景山出任扬州长史时“会刘展作乱(约761)，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7〕。所以扬州出土唐代遗物中有许多阿拉伯和波斯产品。
　　陶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际贸易的商品，首先以海路的开通为必有前提。如果说丝绸之路的开辟，为西方人了解东方打开了一个窗口，那么晚唐以来开辟的海上陶瓷之路，则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宋代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记载，“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以及《明史·真腊国》亦载：“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这种风俗对今天仍有影响，例如，东南亚和欧美许多国家都把中国侨民居住的地方称作“唐人街”。
　　注释
　　〔1〕李德金：《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2〕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三期，台北：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2年，页1—59。
　　〔3〕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208。
　　〔4〕这个故事流传甚广，本文引自《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嘲诮四·崔涯》。
　　〔5〕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页460。
　　〔6〕肖湘：《唐代长沙铜官窑址调查》，《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7〕《旧唐书·田神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