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6世纪，成汤在众多方国部落的支持下灭掉夏朝，建立了商朝。古云：“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实际上商朝共传17世，31王。商朝分为两个阶段，从成汤灭夏至盘庚迁殷以前为早商时期，盘庚迁殷之后至商朝灭亡为晚商时期。商朝与它西部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则不仅有地下考古的资料，而且也有文字方面的记载。由于商代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字的发现，商朝已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时期。
　　2.1 商与西北方国部族的联系和交流
　　2.1.1 商与西北方国部族的联系
　　成汤灭夏以后，商朝正式建立。早商的中心都邑在今郑州商城，而其西土在开国之初已达河西走廊氐、羌地区。《诗经·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莫敢不来享，曰商是常。”〔2〕商王朝注意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控制，它在西部设立有别都以加强其影响，偃师商城便是成汤时兴建的主要用于军事目的之城邑。张光直根据对甲骨卜辞的研究。认为商王朝与它西北的各方国保持着密切联系。
　　叿方位于商朝遥远的西北部，这是一个可能在陕西北部，或者更偏北部的鄂尔多斯地区的牧人部落，一次最多能召集6000名战士。它常常对商朝进行突然的袭击，给商人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失。双方也有友好相处的时候，甲骨文中有材料说明商王曾要求叿方派差使为商王办事。
　　商之西北还有一个鬼方，《世本》记载，鬼方聩姓，又称鬼戎。《竹书纪年》作西落鬼戎。鬼方是羌族，后世称先零羌，世居河西走廊，《山海经·西次三经》云在三危山之西、天山之东有隗山，是鬼方发祥地。古代的隗山在今玉门西南的巴颜达山，商代时天山以东都是鬼方游牧之地。殷王武丁时商曾与鬼方发生多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最长的一次长达三年，才打败鬼方。《周易·既济》九三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3〕此事为近年考古证实。殷墟妇好墓出土玉戈上刻文有卢方进贡“戈五”的记载。日本甲骨学家岛邦男考证，殷墟卜辞中之卢方在殷之西土。《国语·周语》中记戎狄氏族曰：“卢由荆妫。”韦昭注：“卢，妫姓之国。”可知卢方与鬼方同族，妫姓。向高宗妃子妇好纳贡的卢方就是高宗所伐鬼方。商代后期，鬼方东侵，越过黄河，成为商代西患。鬼方在商的西北地区青铜文化传播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荤粥当在鬼方东北，后来北移，可能与鬼方东侵有关。荤粥的北移造成商文化向外贝加尔湖地区扩散。
　　羌方也是位于商朝西方的国家，它的位置可能在陕西北部，北与叿方相邻。羌与商保持着长期的联系，羌的名字在甲骨卜辞第一、三、四和五期中都有出现。商人与羌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商征伐羌有时一次征发了13000名士兵。商人祭祀祖先时把羌作为牺牲使用，后来羌还参加了武王灭商的战争。
　　召方也位于商的西部，与羌为邻，可能在今陕西中部。商王武乙时商对召方的军事活动规模也比较大，商王亲自指挥，王族成员都充当战士。
　　商朝西部的周方和周从太王时起就活动在岐山附近的渭水中下游地区，后来成为商的敌手和征服者。“在商代甲骨文所记载的诸方中，周是唯一一个具有自己历史记载的国家。先周的活动中心通常被认为是陕西的渭水流域，但是钱穆认为在太王和王季之前，周人居住在山西省南部的汾河流域。不同的意见还不可能被解决，但是在太王统治以来周的政治中心位于岐山附近的渭水中下游地区是毫无疑问的。”〔4〕
　　商与西部这些方国之间既有军事冲突，也有友好交往。《商书·伊尹朝献》记载，成汤时四方民族都来朝献，带来各自和远方交换所得的异物。当时，西方、北方有十几个民族，其中也有鬼亲(即鬼方)。这种冲突和交往都会导致彼此文化上的接触和交流，商文化又通过它们与更远的西部、北部的国家、地区和民族进行间接的接触和交流。在中亚和西亚发现一种类似中国黄河流域常见的三足陶鬲，根据调查可知，这种陶器是公元前二千纪末期突然出现在东迄巴基斯坦北部，西经伊朗北部的里海南岸，迄伊拉克北部的广大的游牧地带。在伊朗北部一直存在到前一千纪的晚期。这种富于黄河流域文化特征的陶鬲，有可能经过畜牧、游牧民族的介绍，经过间接的传播而影响到中亚乃至西亚。〔5〕
　　2.1.2 商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尤其是手工业内部分工的扩大，商代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得到迅速的发展。商代手工业各部门彼此间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诸如冶铸、制陶、玉石雕刻和镶嵌工艺，以及纺织、皮革、建筑等行业，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和交通运输水平的提高。
　　在早商墓葬中已发现用贝随葬的现象，殷墟晚期墓葬以贝随葬的现象更为普遍，妇好墓中随葬海贝竟达6800多枚。〔6〕甲骨文、金文中也有以“贝”作为对臣下赏赐的材料，并以朋为单位。甲骨文“贮”“宝”“买”“贷”等皆为从“贝”之字。晚商墓葬中甚至还发现了不少铜贝。这种贝和铜贝已具有货币的机能，已经起着货币的作用，已经是真正的货币。
　　甲骨文中有“舟”“车”等字，在商代虽然没有发现舟的实物，而甲骨文中有一个字，像人手执竹竿立于舟上。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一个饕餮纹青铜鼎，腹内铭刻为人荷贝立于舟中，被认为是商人去远方贸易的形象。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车马坑则多次被发现。1935年殷墟第11次发掘发现不规则的长方形车坑，南北约3公尺，东西长约6公尺，底深2.5公尺。车木已朽，而有马络头饰和车饰数百件。此后的发掘又发现车马坑多处。《管子·轻重篇》记载：“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7〕古时一车驾四马，中间二匹叫服。根据甲骨文、金文和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以及古籍记载，可以知道，商代的确有了车马、舟等交通工具并用于商业运输。
　　此外，殷墟遗址出土不少来自远方的物品，如南方的象、海中的鲸、来自新疆和阗玉制造的玉器。有的龟甲经鉴定来自东南亚，还有的甲骨上粘有土卢布，可能来自域外。这些都说明殷都已经和我国边远地区以及域外存在相当规模的交通和交往。
　　2.1.3 青铜文化的传播
　　在与西北方国接触交往和商业交通发展的基础上，商与西北民族、地区和国家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交通和交流。我们首先注意到青铜文化的传播。冶铸青铜是商代重要的手工业之一，商代出土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工具和生活用具等。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各自发展了自己的青铜文化，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发明了冶铜技术。公元前2500年，印度人已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使用铜和青铜工具。巴比伦进入青铜时代也比商代要早。和殷商青铜文化同时，北亚也有两个青铜文化中心。一个是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发展起来的阿凡纳西沃文化，继起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另一个是以南土尔克曼为中心的纳马兹加文化。
　　考古学研究说明，河南二里头文化晚期已经进入商初，在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中，人们曾发现北方系特色的环首柄刀、器身类似北方系战斧而以扁平的“内”代替管銎方的奇特武器。这种北方系兵器最早起源于伊朗，而在中国北方，蒙古国境内，俄罗斯联邦的外贝加尔湖地区、土瓦地区、米努辛斯克盆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阿尔泰地区，更西的吉尔斯草原、鄂毕河中游地区，直到黑海沿岸一带，都有发现。说明出土这种青铜兵器的中国北方地区当时与西伯利亚地区和中亚、西亚地区都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青铜文化联系，商人引进了北方系青铜器的某些因素来改进自己的工具和兵器。易华指出：“大约5000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世界体系，大约4000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和欧洲一样，东亚也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在三代文化中，“新出现的青铜器、金器、牛、羊、马等表明受到了中亚青铜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8〕。
　　作为古代最常用也是最普通的兵器之一，剑在中国的出现是从制作青铜剑开始的。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剑的起源，过去一直认为是在西周时期。1956—1957年，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中出土的一把柳叶形青铜短剑曾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剑。后来，北京昌平白浮村西周墓出土的青铜剑，形制源于山西保德县林遮峪，〔9〕剑型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的柳叶形青铜剑有所不同，有人认为这两种短剑是殷周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的兵器，前一种具有西南地区文化的特征，后一种则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10〕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出现的最初年代在商代，学术界基本形成共识。但这种柳叶形青铜剑在中国的最初发源地，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起源于陕西，有人认为起源于中原，有人认为起源于四川。
　　段渝从考古资料分析，认为柳叶形青铜剑发现最多、最集中的，也是早于上述出土西周早、中期柳叶形青铜剑的中国西南的古蜀文化区，这里早在商代中、晚期就有了这种剑型。他认为柳叶形青铜剑发源于安那托利亚文明，时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稍后在近东文明，继而在中亚文明中大量出现柳叶形青铜剑，到公元前三千纪中期，柳叶形青铜剑出现在印度河文明中，这种剑型在印度地区一直流行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中国西南地区出现这种剑型，时当商代晚期，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从柳叶形青铜剑的发生、发展、分布及其年代等情况来看，中国西南地区这种剑型，应是从古代印度地区传入。商代晚期，柳叶形青铜剑主要集中分布在成都平原，商周之际和西周时代向北发展到陕西南部，春秋战国至西汉早期陆续而且呈连续性地向四川盆地东部地区以及四川西南地区和云南、贵州等西南夷地区辐射。柳叶形青铜剑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近东文明区，这种剑型由西亚、中亚，从伊朗通过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进入南亚印度地区，再从印度地区辗转传入中国西南。〔11〕
　　我们也看到殷商青铜文化西传和北传的迹象。卡拉苏克文化是分布于南西伯利亚、鄂毕河上游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青铜时代晚期文化，卡拉苏克文化晚期墓葬中发现的短剑、折背刀和弓形器等青铜器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某些器物具有相似性，因此有人认为卡拉苏克文化主要受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带青铜文化的影响。从发现的这些青铜文物多为兵器这一点来看，其传播的动因和媒介不能不说与商代和西北各方国间频繁的战争有关。战争必然造成双方的互相了解和借鉴，要改进自己的盾，就要研究对方的矛；要改进自己的矛，就要研究对方的盾。要补自己的武器之短，就要取对方武器之长。这就必然造成兵器形制性能的互相传播和借鉴。
　　2.1.4 玉石之路
　　商与西北各方国之间密切的联系促进了中西之间玉石文化的传播。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出土玉石雕刻品755件，数量多，造型多样，品种齐全。经过对三百件标本的玉料进行鉴定，发现有青玉、白玉(内有极少量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糖玉等，其中大部分属青玉、白玉，青白玉很少，黄玉、墨玉、糖玉更少。这几种玉料基本上都属于新疆玉，按照现代科学分类，均属软玉。〔12〕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安阳殷墟出土玉器已达1200件以上。这些玉石应该是通过西北地区游牧民族转贩和西北各方国朝献而来。
　　殷商玉石文化又通过北方草原传播到西伯利亚地区。在贝加尔湖沿岸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格拉兹科沃文化的墓葬中，曾出土有白玉环，其形制与纹饰与中国商代的玉器完全相同。玉器上的几圈同心圆刻线和外大里小的“马蹄眼”穿孔也显示了商代的艺术工艺。在俄罗斯联邦下诺言夫哥罗德市附近的塞伊玛墓地，也发现这种白玉环。塞伊玛文化出现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300年之间。苏联考古学家C.B.吉列谢夫说：“商代的白玉西传完全证实，在塞伊玛时期，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沿岸、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沿岸和中国北方之间曾有联系。塞伊玛、图尔宾诺、贝加尔湖沿岸和绥远等地相似铜戈的形制，很可能是沿玉器之路传播的。经由此路传播的还有塞伊玛出土的其他器物：锛和菱形铤的矛。”〔13〕
　　在中国境内，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一种龙首刀，而在新疆哈密盆地也曾发现与之形制完全相同的刀。同样的龙首刀在山西保德晚商墓葬也有出土，说明从新疆哈密经山西保德至殷都大邑商有一条古老的通道。玉石和龙首刀之类就是通过这条道路传播的。在哈密五堡发掘的青铜时代的墓葬中，出土相当数量的海贝，主要是货贝、环纹货贝，明显是产于东海、黄海、渤海、南海，或者是来自西南方向的印度洋、波斯湾。这种海贝“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出现在新疆东部的哈蜜绿洲，显示了当年新疆与周围地区实际联系的存在”〔14〕。而从上述当地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来看，来自中国东南海域的可能性更大。
　　2.1.5 西域胡舞初传中原及宫廷
　　《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荒淫奢侈，“好酒淫乐……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15〕。林梅村认为，这里描写的可能是殷臣师涓为纣王编排的舞蹈“北里之舞”，实际是一种裸体舞蹈。据殷墟卜辞，此类裸体舞蹈可能由男女奴隶来表演。如：“贞：今庚辰夕用献小臣卅，小妾卅于帚。九月”(《甲骨文合集》629)；“癸酉卜，贞：多妣献小臣卅，小妾卅于帚”(同上630)。小臣指男仆，小妾指女奴。中国传统观念是男女授受不亲，殷王这项活动同时使用男仆和女奴各30人，疑与《史记》中所说“男女裸，相逐其间”的北里之舞有关。〔16〕纣王年间出现于宫廷的男女相逐的裸体舞蹈似非中原固有文化。〔17〕
　　北周时传入中原的乞寒胡戏是西域胡人的一种裸体宗教舞蹈，据韩儒林研究，这种舞蹈的起源地在波斯。〔18〕法国伊朗学家华尔详考这种裸体宗教舞蹈的起源。他说：“俾路斯在位25年，他的统治是很不幸的。为了战胜长期干旱之后的饥馑，下令向外国购买粮食，减轻赋税，强迫富户分其储粮给予贫民。所谓泼水节即为纪念甘雨解除了灾难性的干旱而创立的。”“他在位时大旱无雨，波斯遭受干旱的苦难。国王免除国人多年赋税，打开国家粮仓，卖掉祆神庙的财产筹措银钱。最后亲到法尔斯的阿达尔忽拉山顶，祈祷神祇结束这场灾难。他的祈祷被神接受了。他刚刚到达这个地区的旷野，天际升起乌云，倾盆大雨下起来了。为了感谢神恩，俾路斯在这个地方建起一个村庄，名其村曰KāmPērōz，意即‘俾路斯的祈祷’。由于狂喜，人们用水互相泼洒。这个高兴的轻率活动成了泼水节节日具有特征的仪式。”〔19〕林梅村认为，殷末帝宫突然流行的裸体舞蹈和波斯祆教舞蹈不会有什么联系，但有可能与古代印欧人用于祈雨的原始宗教舞蹈有关。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深山一处崖壁上发现表现裸体舞蹈的大幅古代岩画，其中一幅有祭祀双马神的图案，双马神是雅利安人崇祀的重要神祇，类似的双马神还见于商代铜器铭文。这种裸体舞蹈的内容可能与古代印欧人祈雨的宗教活动有关，商代印欧人包含有裸体舞蹈内容的宗教活动随东迁的雅利安人传入了新疆地区。〔20〕但有人认为，纣王宫中出现的裸体舞蹈也未必是外来文化，乐舞奴隶必需按照奴隶主的要求去进行创作和表演，与“靡靡之音”并提的“北里之舞”，可能是在某地的民间情舞基础上加工的。〔21〕
　　先秦时中原地区可能已经流行四夷乐舞，但有的学者的论证却值得商榷。《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有云：“以舞大夏。”〔22〕王国维据《新唐书·西域传》“挹怛”条云：“大夏即吐火罗也。”推断先秦文献中的大夏，即隋唐文献中的吐火罗。〔23〕林梅村据《白虎通·礼乐》曰：“东夷之舞曰朝离”，《周礼·春官》郑玄注云：“西方之舞曰株离”，进而认为“株离之舞”应如郑玄所说乃西域胡舞，“朝那”一词可能来自吐火罗语，其所在地即今宁夏固原及其附近地区，曾是先秦时期吐火罗人的一个活动中心。株离之舞是先秦时期即已流行于中原的西域胡舞。〔24〕这种论证是有问题的。《春秋公羊传》所谓“以舞大夏”，本来就有解释：“夏乐也”，即禹夏之乐，先王之乐。而且书中子家驹明言：“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天子之礼怎么能解释成西域胡舞呢?但我们又不能否定先秦中原地区已有四夷之乐舞流行，因为《周礼·春官》云：“是娄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郑玄注云：“四夷之乐，东方曰昧，南方曰任，西方曰株离，北方曰禁。”〔25〕四夷之乐传入先秦时宫廷，宫中自然设有掌管四夷之乐的官职。
　　2.1.6 古史传说中商与西北方国部族的交通
　　古代传说中也有不少商与西域交通的材料。《竹书纪年》记载：“汤有七名而九征，放桀于南巢而还。诸侯八译而来者千八百国。奇肱氏以车至，乃同尊天乙履为天子。”〔26〕据《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在一臂国之北。〔27〕《述异记》云：“奇肱国其国人机巧，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吹奇肱人乘车东至豫州界。后十年，因风复至，使遣归国，去玉门四万里。”《大戴礼记·少间》记载，商汤时“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28〕。《竹书纪年》记载，成汤十九年，“氐羌来贡”〔29〕。“太戊二十六年，西戎来宾。王使王孟聘西戎。”“六十一年，东九夷来宾。”“太戊遇祥桑，侧身修行。三年之后，远方慕明德，重译而至者七十六国，商道复兴，庙为中宗。”〔30〕传说中还有彭祖流离西域的故事。葛洪《神仙传》记载，彭祖“年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三岁而失母，遇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殷王传彭祖之术，屡欲秘之，乃下令国中，有传祖之道者诛之。又欲害祖以绝之。祖知乃去，不知所之。其后七十余年，闻人于流沙之国西见之”〔31〕。葛洪《抱朴子·释滞》云：“彭祖为才(大之误)夫八百年，然后西适流沙。”〔32〕
　　商与西北方国的军事冲突也见于古史和传说中的记载。《竹书纪年》记载，阳甲三年，“西征丹山戎”〔33〕。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34〕商对西北方国部族的战争，造成西北方国部族对商的臣服，加强了内地与西北地区的联系。《后汉书·西羌传》叙述西羌之始末云：“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羌氐，莫敢不来王。’”〔35〕《竹书纪年》记载，祖甲“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十三年，西戎来宾”〔36〕。
　　商汤曾令伊尹作“四方献令”，规定前来朝贡诸国进贡方物。据《汲冢周书·王会解》记载，伊尹受命，为四方令，曰：“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八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支之鞞、□鰂之酱、鲛盾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己、闟耳、贯胸、雕题、离邱、漆齿，请令以丹书、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奸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槖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37〕这个记载反映了商时所得周边和域外民族的物产。
　　〔1〕〔南朝·宋〕裴骃：《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史记》卷3《殷本纪》，第109页。
　　〔2〕〔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收于《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359页。
　　〔3〕〔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6，收于《十三经注疏》，第60页。
　　〔4〕〔美〕张光直：《商代文明》，毛小雨译，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5〕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7〕《管子》卷24《轻重戊》，收于《二十二子》，第191页。
　　〔8〕易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载《全球史评论》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9〕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载《考古》，1976年第4期；吴振禄：《保德县发现的殷代青铜器》，载《文物》1972年第4期。
　　〔10〕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乌恩：《关于我国北方的青铜剑》，载《考古》1978年第5期。
　　〔11〕段渝：《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175-181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
　　〔13〕〔苏联〕C.B.吉列谢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转引自张广达等《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0页。
　　〔14〕王炳华：《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见氏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15〕《史记》卷3《殷本纪》，第105页。
　　〔16〕林梅村：《帝辛甲骨所见殷宫秘史》，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8页。
　　〔17〕林梅村：《帝辛甲骨所见殷宫秘史》，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8页。
　　〔18〕韩儒林：《泼寒胡戏与泼水节的起源》，见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103页。
　　〔19〕〔法〕华尔：《古代波斯及伊朗文明》(1925)，转引自前揭韩儒林文，第100-103页。
　　〔20〕林梅村：《帝辛甲骨所见殷宫秘史》，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第27-28页。
　　〔21〕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22〕《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4《昭公二十五年》，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2328页。
　　〔23〕王国维：《西胡考下》，见《观堂集林附别集》二，中华书局1962年重印本，第613-614页。
　　〔24〕林梅村：《帝辛甲骨所见殷宫秘史》，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8页。
　　〔25〕《周礼注疏》卷24，《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802页。
　　〔26〕〔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5，收于《二十二子》，第1062页。
　　〔27〕《山海经》卷7，〔晋〕郭璞注，收于《二十二子》，第1370页。
　　〔28〕《大戴札记》卷11《少间》，收于《汉魏丛书》，第98页。
　　〔29〕〔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5，收于《二十二子》，第1062页。
　　〔30〕〔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5，收于《二十二子》，第1064页。
　　〔31〕〔东晋〕葛洪撰，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卷1，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
　　〔32〕〔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7《释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33〕〔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5，收于《二十二子》，第1065页。
　　〔34〕〔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6，收于《二十二子》，第1066页。
　　〔35〕《后汉书》卷87《阿羌传》，第2860页。
　　〔36〕〔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6，收于《二十二子》，第1067页。
　　〔37〕《逸周书》卷7《王会解》，收于《汉魏丛书》，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