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商而起的是周朝，传说周人的祖先后稷与尧舜和夏禹同时，姬姓的周人本来就与西北游牧部落有密切关系。周人的历史从姜嫄生后稷开始，周人以姜嫄为女性始祖，将姬姜二姓联结为人类学上的两合氏族。姜、羌为一词二形，从姬姓周人的起源上看，周人便与羌人有密切关系。古代羌人活动的地域在陕西西北、陇右、山西南部。据《史记》记载，在夏后氏政治衰微时，周族的祖先奔于戎狄之间，他们放弃了原有的农业，改采戎狄的生活方式。后来在部落首领公刘的率领下，迁徙到豳，“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公刘以后九传至古公亶父，此时周人仍居于与戎狄相接的区域。《孟子》记载：“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1〕
　　周人大约在商王武丁时臣服于商，进入商人的文化圈和势力范围，周人也有奉商人之命与戎狄交战的活动。《竹书纪年》记载，商王武乙“二十四年，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千里，玉十毂，马十匹”“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2〕。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人为戎狄所攻，古公亶父又率众从豳(同邠)迁至岐山下的周原。此后周族迅速发展，《竹书纪年》记载，帝辛“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伯夷、叔齐自孤竹归于周”〔3〕。周与周围方国部族保持着密切关系。随着周部族势力的逐渐强大，西北各方国部族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其联盟或附庸。
　　作为殷商之附庸，周人则向商纳贡，有时进献征伐西北各方国部族所得。据《史记·周本纪》记载，由于文王积善累德，赢得诸侯的拥护，纣王恐不利于己，“乃囚西伯于羑里”。为了换取文王的获释，周人进行了多方努力，“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4〕。据林梅村对殷墟甲骨刻辞《小臣墙刻辞》的释译，周人为了获得纣王好感，释放文王，向西北芮国、奚国和辛国发动了进攻，将战利品进献纣王，其中有辛国美人24名，芮国人570名，奚国女子160名，车2辆，甲衣83副，箭囊50个，箭头60枚。〔5〕，帝辛“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诸侯入贡”〔6〕，后来周伐密，取耆及邗，伐崇，力量越来越强大，“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7〕在翦除了商之羽翼之后，武王率诸侯伐商，一些戎狄部落参加了他东征的行动。
　　周朝建立之前，周人活动的地域自古是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接壤的边缘地区。因此先周文化既受到商人青铜文化具有优势文明的冲击，同时由于与戎狄的接触的频繁，草原文化的因素也不能排除。西北游牧部落的马文化东渐首先见于商朝的周部落。《诗经·大雅》中有一篇《绵》，其中有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8〕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他在世时周族是附属于商朝的一个诸侯国。关于诗中反映的周人对马的使用，顾炎武《日知录》云：“古者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骑之称。古公之国，邻于戎翟，其习尚有相同者。然则骑之法不始于赵武灵王也。”他引程大昌《雍录》云：“古皆驾车，今曰走马。恐此时或已变乘为骑。盖避翟之遽，不暇驾车。”周部族开始单骑用马，是与西北游牧落接触中向戎翟学习而来的，也是与戎翟的冲突中逃避敌人追赶的快捷方式。据顾炎武考证，中原地区骑马的普遍风气是战国时形成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杜预注云：“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9〕隋代刘炫说：“此骑马之渐也。”顾炎武说：“至六国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不过，“骑射之法必有先武灵而用之矣”〔10〕。实际上早在商代周部族已经向西北游牧民族学会骑马术了。
　　《诗经·大雅》中有一篇《皇矣》，写到周人“是类是祃”〔11〕。郑玄笺云：“师祭也”，意谓军队祭典。关于这种宗教活动，林梅村引《周礼·夏官》“庾人”条云：“乃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及执驹散马耳，圉马。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认为这种身高近两米的大马应该来自中亚，祭祀八尺以上中亚马的宗教活动当即胡人的龙神崇拜，周人的“是祃”活动是胡俗。这是一种刑马祭天的宗教活动，周国地近戎狄，故周人有刑马歃血之胡俗。〔12〕《汉书·匈奴传》记载：“(韩)昌、(张)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13〕这种歃血为盟的习俗，在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的斯基泰人那里也可以看到：
　　斯基泰人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同别人举行誓约的。他们把酒倾倒在一个陶制的大碗里面，然后用锥子或小刀在缔结誓约的人们的身上刺一下或是割一下，把流出的血混到里面，然后他们把刀、箭、斧、枪浸到里面。在这样做了之后，缔结誓约的人们自身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当中最受尊重的人们便在一些庄严的乞求之后饮这里面的酒。〔14〕
　　匈奴和斯基泰人举行这种仪式时都用佩径路刀，这种“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的习俗可能来自斯基泰人。〔15〕
　　考古学家考察先周文化，均以鬲的形制为线索。先周文化的鬲有联裆与分裆两类，一般认为联裆鬲来自东方的山西地区，而分裆鬲来自西方的甘肃地区。分裆鬲中高领有双耳而有细绳纹的一型，老家在甘肃洮河、大夏河一带，是先周文化分裆鬲的祖先。周人克商之后，这种形制的鬲渐趋消失。在陕西绥德、清涧一带，出土的铜器除了有与中原同类器物基本相同的之外，同出的马头铜刀和蛇形铜匕，则具有浓重的草原文物特色。先周文化斗鸡台的圆肩罐与辛店文化的双耳花边罐形制基本相似。
　　在武器方面，周人的武器有戈、矛、剑、戟及弓矢。比之殷商，周人新添的武器是剑。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考证了商末周初时出现的青铜短剑和中原佩剑之风的起源，认为中国考古新发现以及中亚古代语言研究的最新进展，为探讨商周青铜短剑渊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大量证据表明，商末周初突然出现于中原的青铜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剑是游牧人发明的，对于游牧人来说，剑既用于防身，更重要的是作为吃饭时割取肉食的餐具。〔16〕卢连成指出，中国北方系青铜短剑和周初流行的柳叶形青铜剑，可能受到西亚杰姆代特·柰斯文化以及后来苏美尔-阿卡德时代青铜文化的影响，并经伊朗高原传播到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青铜短剑在杰姆代特·柰斯文化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900年，是当时普遍使用的短兵器。〔17〕林梅村认为，尽管柳叶剑最早产生于近东杰姆代特·柰斯文化，但它在欧亚大陆的传播却和古代印欧人文化密切相关。丝绸之路上流行的17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字无一例外地都源于古印欧语。古代印欧人最初是游牧人，他们曾在欧亚草原放牧，附带从事一些农耕生产。古代印欧人很早就有迁徙至中国西部的，天山以南的龟兹人、焉耆人、高昌人、楼兰人和天山东麓的月氏人属古代印欧人。印欧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便东迁至新疆东部的罗布泊和哈密盆地，学术界称之为“吐火罗人”。草原游牧民族的剑可能就是通过吐火罗人最早传入中国西部的，汉语“剑”字很可能来自吐火罗语月氏方言。〔18〕
　　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剑，除了上述古蜀地区，主要流行于商代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一带，如陕西绥德县；山西保德、石楼、柳林三县，河北青龙县、张家口市和北京市等地的商代遗存中，发现不少早商至周初的青铜剑。山西保德出土的铃首剑，年代大约为商代后期。保德地处晋北，出土文物血缘近于先周。出土铜器中有好几件铜铃和带铜丸的镂空装置，还有两件赤金弓形饰，都反映出草原文化的特色。《逸周书·克殷解》记载，武王“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19〕。轻吕，注谓剑名，《史记》便作“轻剑”，与匈奴语中的“径路”可能都是源于吐火罗语，是对“剑”的称谓。铜剑在西周早期已普遍出现，陕西长安张家坡、岐山贺家村，甘肃灵台白草坡，河北北平琉璃河各处西周早期墓中都发现一种柳叶状无首无腊的铜剑。草原文化中剑的历史很久，可能因为骑马作战时，剑可刺可削，比斧钺、手戈为便利。步卒用剑接敌，也为利器。周人用剑代替了商人的短兵，是受了草原文化的影响。
　　在西亚和中亚的青铜兵器中，柳叶剑是和管銎战斧配合使用的短兵器。中国境内甘肃灵台百草坡、陕西宝鸡渔国墓地和北京昌平白浮等周初墓葬中的柳叶剑也和管銎战斧共存。早在1961年，苏联考古学家契列诺娃已经指出，商周青铜兵器中的管銎战斧和管銎戈源于近东。〔20〕西北地区有此类兵器的不少新发现。中国考古学家通过对西北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兵器进行检验，认为它们确实和近东青铜兵器有联系。乌恩在《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一文中说：“据目前的发现，公元前第3千年至第2千年前半叶在近东已有管銎斧。年代早于我国北方管銎斧。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近东管銎斧的形制与我国北方的标本非常相像，如石楼曹家垣斧和伊朗尼哈温德斧，均有很长的管銎。这种长管銎斧在安阳殷墟和岐山王家嘴各出过一件。”他还说：“管銎戈和斧一样，最早出现于近东，后为我国北方的青铜文化所借鉴，并同短剑、管銎斧一样，经蒙古和外贝加尔传入米奴辛斯克盆地。”〔21〕甘肃、陕西地区周初墓中既随葬青铜礼器，又随葬富于西域文化特征的异形兵器，可能是华化戎人墓葬。据《尚书·牧誓》和《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时曾有西土八国军队参加。《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丰镐，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22〕可知周初西土戎人入居中原者甚众。上述含有柳叶剑和管銎战斧的周初墓葬正是这些入居泾、洛之间的戎人墓葬。柳叶剑和管銎战斧最初当以这些入居中原华化戎人为媒介而传入中原。
　　先周文化也有西渐的迹象。《孟子》记载，古公亶父为了缓和狄人的进攻，曾事之以皮币、犬马、珠玉。〔23〕周人亦有西行至西域定居者。《穆天子传》卷2记载：“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丌璧臣长季绰于春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24〕春山，丁谦、顾实、张星烺都认为即葱岭。赤乌氏国，在春山西三百里，丁谦、张星烺认为即《唐书》中之护蜜，又作护蜜多。〔25〕张星烺还认为大王亶父以元女妻季绰，即古代波刺斯国王娶妇汉土事。据玄奘据《大唐西域记》记载，朅盘陁国“建国以来，多历年所。其自称云，是至那提婆瞿怛罗(唐言‘汉日天种’)。此国之先，葱岭中荒川也。昔波刺斯国王娶妇汉土，迎归至此，时属兵乱，东西路绝，遂以王女，置于孤峰。”而日轮中来之“一丈夫”与其女相通，致其女怀孕，波刺斯国迎婚使臣不能奉女归国，于是“立女为主，建宫垂宪，至期产男。容貌妍丽，母摄政事，子称尊号”。揭盘陀国人“以其先祖之世，母则汉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日天种’，然其王族，貌同中国，首饰方冠，身衣胡服”。玄奘还记载：“无忧王命世，即其宫中建卒堵波。”〔26〕因此张星烺说：“无忧王与秦始皇同时，中国公主下嫁波刺斯，为周初之事可无疑也。”〔27〕周文王时，周边部族受到周部族文仕的影响。《大戴礼记》云：“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用，行三明。亲亲尚贤，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28〕
　　〔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2《梁惠王章句》，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1页。
　　〔2〕〔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6，收于《二十二子》，第1067页。
　　〔3〕〔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6，收于《二十二子》，第1069页。
　　〔4〕《史记》卷4《周本纪》，第116页。
　　〔5〕林梅村：《帝辛甲骨所见殷宫秘史》，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6〕〔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6，收于《二十二子》，第1069页
　　〔7〕〔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6，收于《二十二子》，第1070页
　　〔8〕〔宋〕朱熹集注：《诗集传》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页。
　　〔9〕《春秋左传正义》卷51，收于《十三经注疏》，第2110页。
　　〔10〕〔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29，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007-1008页。
　　〔11〕〔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卷16《皇矣》，收于《十三经注疏》，第254页。
　　〔12〕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原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收于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第70-83页。
　　〔13〕《汉书》卷94《匈奴传》下，第3801页。
　　〔14〕〔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92页。
　　〔15〕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前揭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第39-58页。
　　〔16〕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第44页。
　　〔17〕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与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收于上官鸿南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19页。
　　〔18〕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第55-56页。
　　〔19〕佚名：《逸周书》卷4，收于《汉魏丛书》，第276页。
　　〔20〕〔苏联〕契列诺娃(N.L.Chlenova)：《塔加尔文化部落的起源与早期历史》，莫斯科，1967年。
　　〔21〕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载《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第135-156页。
　　〔2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1页。
　　〔23〕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0-51页。
　　〔24〕佚名：《穆天子传》卷2，收于《汉魏丛书》，第295页。
　　〔2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上古时代中外交通》，第83页。
　　〔26〕〔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2，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84-985页。
　　〔27〕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上古时代中外交通》，第84-85页。
　　〔28〕〔汉〕戴德：《大戴礼记》卷11《少间》，收于《汉魏丛书》，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