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带着数箱写本离开敦煌后不到一年，法国学者保尔·伯希和(1878—1945)也来到了这些洞窟，挑选了一些材料运往法国收藏。伯希和在库车进行的发掘曾使正在返程途中的斯坦因羡慕不已。
　　虽然伯希和只在这一地区进行过一次探险，但他或许是在20世纪早期在丝绸之路上进行探险并搜集古物的所有学者中最杰出的一位。1899年初他被派往在法属印度支那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工作后，又被立即派往北京，此时的北京正受到义和团起义的威胁，他留在北京参加保护北京使馆区的行动(1900年6月13日—8月14日)。在这段时间的日记中，他流露出一位参加战斗的年轻人的心情：对他来说不是“研究现代战争”，而是一系列危险的小冲突使他激动不已。他缴获了一面义和团旗，还说跟一些义和团团员一起喝过茶。一幅年轻的伯希和和他的战利品的照片保留至今①，他获得了法国勋级会荣誉军团所颁发的勋章。1
　　1901年伯希和被远东学院派遣至中国搜罗书籍，他得到了一本大部头的18世纪插图版百科全书《图书集成》，还有大部分的明朝收录的道教经典《道藏》，此外还有藏文书籍《甘珠尔》和《丹珠尔》，这些书全部都被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1906年伯希和第一次出发前往中亚执行“科学任务”时，同行者有测量师路易斯·瓦扬博士和摄影师查理斯·努瓦特。他们从塔什干出发前往喀什噶尔，在喀什噶尔，伯希和进行了“语言学调查”。在塔里木盆地，他在吐木休克(Tumchuq)收集到了具有希腊风格的佛教小塑像和彩色雕像，于1907年1月2日到达了库车，在那里搜罗到了写本。在附近一座被焚烧过的寺院中，他发现了很多写本及用梵文和库车(龟兹)文刻写的木制文书。他在当时新疆自治区的省会城市乌鲁木齐听说了斯坦因在敦煌的发现，也在那里再次遇上了满族皇室一位并不重要的成员②——他是因为参加了义和团起义而被流放到乌鲁木齐的。这位流放者悲伤地说，他必须留下来，而伯希和却可以自由走动。伯希和“克制住自己没有说出早在七年之前，有一天‘他迫使我们留下来，而我们什么也不要，只求离开’。”2
　　伯希和在1908年2月到达敦煌附近的千佛洞。跟以前的斯坦因一样，他要等到王圆箓的同意才能进入洞窟，直到3月3日他才如愿以偿：洞窟中卷起来的纸质的手抄本堆得高高的。伯希和在里面待了三个星期，在斯坦因搬走几千卷写本和几百幅画卷后，腾出的空间刚好可容他工作。他在狭窄的空间内工作的照片显示出，蜡烛被不安全地放在成捆的纸写本上。他所翻阅过的写本达两万卷，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以赛车的速度工作的语言学家。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斯坦因必须依靠汉语助理，而其汉语助理对于佛经也同样一窍不通，而且完全不能处理非汉语写本。而伯希和实际上是第一位真正了解藏经洞价值的学者，虽然他的主要知识是中国和中国文化，但他却是能够全面研究窟藏文书的第一人。他精选了汉文、吐蕃文、和田文、粟特文和回鹘文文献，而且特别注意到了一些特殊的文献，如摩尼教文献。瓦扬博士回忆起一天晚上“他是如何给我们看圣·约翰的聂斯托里教教义；另一天晚上他又讲了一个从公元800年就存在的一个神奇小湖……位于敦煌南部一个高高的沙丘旁；还有一次他又给我们讲了寺院的故事”。3当伯希和争分夺秒浏览书卷的时候，他的摄影师努瓦特拍下了所有能够拍摄的东西，这是幸运的。因为在几年后，当白俄士兵被囚禁在这些洞窟中时，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对此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努瓦特的照片是对遭受破坏之前的壁画的唯一记录。
　　1908年5月，伯希和回到北京。作为一位知名的汉学家，他忍不住拿出了几幅书画给北京的中国学者们看(这时他知道，他所搜罗到的大部分物品已安全地装上了驶往法国的船)。他这种无意中的行为为中国挽救了大部分剩余的文物，因为北京立即向敦煌发了一封电报，指示敦煌县副知事关闭洞窟。然而，这却不受后来的外国探险家们的欢迎，包括正在进行第三次探险的斯坦因。
　　伯希和在1909年回到了巴黎，他受到了政府和学者们的欢迎，但不久法国汉学界就在一次激烈的辩论中分裂了。在这场辩论中，伯希和被指责为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另一位汉学家弗南德·法吉耐尔热衷于这样的辩论或许源于妒忌，因为年轻的学者伯希和受到了这块土地上最高层的如此令人羡慕的关注。法吉耐尔立即发起了几次攻击：他在一家反殖民者杂志中攻击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使人们对伯希和的语言导师沙畹的语言水平产生了怀疑；最主要的是，法吉耐尔指责说，伯希和把法国政府的资金浪费在了搜罗伪造品上，他说斯坦因一定清空了敦煌洞窟，伯希和所搜罗的一定是别人送给他的一堆伪造品，就像伊斯兰·阿克浑在和田制造的那种赝品一样。对于法吉耐尔对伯希和的攻击，斯坦因非常关注，这一点在他在这一时期内写的信件中显示出来。他同意让伯希和第一个观看他本人搜集到的敦煌写本，同时也希望伯希和能进行有限的目录编写工作。伯希和基于在洞窟中的工作早已提出了这项建议，计划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把2000部写本编成目录，但由于其他的工作和巴黎的学术之战，斯坦因只好放弃伯希和能取得什么成果的希望。
　　伯希和仍然是位神秘人物，仍然是位“没有争议的大师”，他有非常惊人的、对很多人来说难以置信的记忆力。就在离开敦煌之后，他成功地对其他人关闭了洞窟，但他本人也同样难以接近他自己搜罗到的东西，因为它们都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他坚持把这些文书保存在上锁的房间内，而且只有他本人能够掌管房间的钥匙。他的这一举动自然激怒了图书馆馆员，也使得巴黎国家图书馆和法兰西学院(1911年他被这所学院聘为中亚历史学和考古学教授)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火药味。伯希和搜罗品的目录不断被印刷出版，其中一些的前言部分仍能反映出保管者和编目者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这几乎是在一个世纪之前由伯希和本人造成的。他在1945年去世时，奇怪的是很少有讣告，甚至在《通报》上也没有刊登什么消息，虽然他生前为《通报》作了三十多年的贡献，4在去世时也是该报的联合编辑。为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次百年展编制大纲的一位匿名作者，在展览纲要中提到了这位令人生畏的学者伯希和：“他严密的精确度、寻根探源的习惯、无情而苛刻的科学态度、惊人的记忆力，使他成为无可争议的大师，但有时也是一位让人畏惧的人。”5
　　伯希和只进行了一次探险，但在1902年到1914年之间，柏林人种博物馆成员先后四次率领德国探险队前往中国新疆地区探险。第一支探险队由印度分部主任艾尔伯特·格伦威德尔教授率领，随行者是一位艺术史学家，名叫乔治·胡特，他不幸在返回后不久就死去了。他们也带上了在博物馆中干杂活的西奥多·巴塔思，他曾经是一位非常机智的水手。德国学术界的兴趣是在跟俄国探险家们，特别是跟克莱门茨夫妇会面后被引发的。克莱门茨夫妇在吐鲁番附近的废墟拍了照，把写本和壁画残片带回圣彼得堡科学院。1899年末，俄国考古学家们在前往罗马参加国际东方学会议的途中，曾在柏林短暂停留，他们把即将在国际会议上展示的壁画残片、文书和木版印刷品让格伦威德尔先睹为快。
　　格伦威德尔报告说：“俄国商人(在很大程度上应为吐鲁番市场的欧化负责，这一点是由斯坦因注意到的)已经把使人非常感兴趣的中亚古代壁画残片向科学院作了汇报，拉德洛夫先生委托居住在慕尼黑的汉学家赫斯教授把关于中亚佛教城市的汉语综合资料进行编辑，还立刻派遣克莱门茨先生赶赴中亚。这位绅士和他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妻子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他们在佛教区发现了一连串的洞窟寺院，其入口已被流沙掩埋，但有一些由到过现场的当地居民打通了通道，从那里仍可进入。所有这些洞窟都画满了壁画，它们的保护工作目前遭遇到极大的危险，因为邻村的伊斯兰教居民已经养成了将壁画打碎并用残片为田地施肥的习惯。多亏俄国学院的远见，约有五十磅剥离下来的残片被运到了圣彼得堡，一位画家也被派往那里在现场临摹、复制。”6格伦威德尔称，他所看到的这些碎片“属于古印度、古伊朗和古代中国佛教风格的壁画……毫无疑问我们碰上了一个古印度佛教绘画的中亚姊妹流派”。
　　就在这次国际大会上，德国人看到了印度政府收集到的样品(据霍恩勒透露)。据柏林博物馆的吐鲁番档案记载，“在这些发现中，写本最重要，它们大部分是用完全未知的语言写成的(或许伊斯兰·阿克浑的伪造品也掺杂其中)。一夜之间它们就给东方学家们提出了无数使人着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将会使中亚写本、语言和历史研究向前跨跃一大步。”
　　“雕像和绘画同样十分重要，因为它们显示了和中国、印度、波斯的艺术，而且确实和希腊、罗马和近东的艺术有极其令人感兴趣的联系。它们具有无法估量的科学价值。”7
　　格伦威德尔只得到了柏林科学院道义上的支持，他从博物馆获得了四分之一的资金，其余的则是由一位富有的艺术爱好者、一位实业家和柏林人种学进步委员会捐款凑集而成。1901年斯坦因来访时给他提出了一些建议。1902年11月末，德国探险队到达了丝绸之路北线上的吐鲁番，在几个绿洲点特别是在高昌一直工作到1903年4月。格伦威德尔这样写道：“毫无疑问，这座被遗忘的亚洲城市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仅仅它的规模就非常惊人。它的内城即圣城，只有寺院和宫殿，以仍然屹立着的墙壁为基准，在最宽处有7400英尺。数百座阶梯式上升的寺院和雄伟的圆顶建筑覆盖了广阔的地区，如今居民在这一地区开通了灌溉渠道。”不幸的是，“这座城市成了一个采石场，石料从这里被开采出来建筑现代房屋，也被那些淘金者当成了金矿开采。它还变成了一个娱乐场所，伊斯兰教信仰者为了赞美真主安拉可以随意打碎壁画和佛像，更不用说用壁画碎片给废墟中的甘蔗、棉花和高粱田施肥一类能带来实惠的事情了。”
　　格伦威德尔吃惊地发现，高昌不仅仅是一座佛教城市，它还保留有梵文、回鹘文、蒙文、古突厥文、汉文和吐蕃文写本，也有摩尼教和聂斯托里教遗物，具有古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熔炉”的特征。他们搜罗了44箱古物(泥和木雕像、壁画、木版印刷本和写本)，经圣彼得堡运往柏林。
　　这些物品的到来改变了德国某些人士的观念。中亚探险委员会很快被成立，支持第二次探险的资金也更容易募集了，德国皇帝也从他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中拨款资助，甚至在第二次探险开始之前就开始筹划第三次了。
　　胡特在返回后不久就死去了，格伦威德尔的健康状况也欠佳，所以探险队要从博物馆中挑选出一位志愿者来领导第二次探险。艾尔伯特·冯·勒柯克(1860—1930)是一位酒商的儿子，曾在伦敦和美国学习贸易，后来在父亲的公司中工作。40岁时他换了职业，开始在柏林学习东方语言。作为一名已成年的学生，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博物馆中工作，在1902年进入印度分部。他性格诙谐、开朗，跟安静而有时执拗的格伦威德尔不同。
　　冯·勒柯克和巴塔斯在1904年到达吐鲁番。冯·勒柯克像格伦威德尔一样，对当地居民对洞窟早已造成的破坏和正在进行的劫掠感到震惊：“我们的探险队到达高昌时为时太晚，如果他们早点到达，更多精美的壁画就会被保存下来，我们也能挽救更多的摩尼教文化，这对于研究摩尼教教史和语言史都非常重要。一位农民告诉我，在第一支探险队到达前五年，他在一个为了建造良田而正在被拆毁的寺院里发现了五马车写本，那些用‘小字’书写的写本，也就是摩尼教经文，对我们来说是多么有价值!但是他说，这些写本很多都有用彩色墨水和金色颜料绘画的插图，他很害怕……这些文字似乎充满着邪恶……他没有多加思索就把它们全部扔进了河里!”8
　　把壁画当肥料用、当地人对壁画的破坏和冯·勒柯克的观点，即“统治这一地区的清朝官员本可以更多地关注一下这样的劫掠，但他们全都是儒家官员，藐视佛教，认为这是‘低阶层’的宗教”，似乎都为冯·勒柯克把这些文书和古物转移到安全地方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1905年，冯·勒柯克来到了柏孜克里克。他发现，此地开凿在崖壁中的洞窟大多未被动过，这就使得巴塔斯得以把无数壁画搬运到德国的博物馆中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我们只能从冯·勒柯克的著作《高昌》(1913)中的照片中看到这些壁画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盟军发动的对柏林的大轰炸中它们都被严重破坏了。
　　在夏季到来之时，冯·勒柯克向北方地势较高的哈密地区前进，但他和巴塔斯很快就被召回到喀什噶尔，与格伦威德尔和他的助手博赫尔特会合。格伦威德尔在俄属中亚丢失了行李之后耽误了一段时间，但冯·勒柯克和巴塔斯在英国领事馆受到了据说十分好客的马嘎尔尼夫妇的招待。当格伦威德尔到达时，第三次德国探险(1905—1907)开始了。这一次他们开始探索丝绸之路北线上的一些地方，如库木吐拉，这里的壁画比他们在东北方的吐鲁番和北方的克孜尔所看到的更加“西化”。他们决定不为洞窟编号，而是根据其内容为它们命名：“十六剑客洞”、“海上旅行者洞”和“红顶洞”。在经历了三次地震后，他们向东到达了焉耆，但冯·勒柯克在那里病倒了，于是他们返回了喀什噶尔，又从喀什噶尔翻越喀喇昆仑山到达了印度。
　　其余的人继续留在高昌和克木尔工作，直到1907年他们才经乌鲁木齐和塞米巴拉金斯克返回家乡。到目前为止，他们收集到的材料如此之多，以至于直到六年后才进行了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探险。同时，由科兹洛夫和奥登堡率领的俄国探险队在1907和1911年之间探索了丝绸之路北线。1913年，在自担风险的声明(由于清朝在1911年灭亡，新疆已经动荡不安)上签字之后，巴塔斯和冯·勒柯克出发去库车、森木塞姆和库木吐拉探险，这几处都位于丝绸之路北线。他们越来越清楚，这一地区极其不稳定，乔治·马嘎尔尼在1913年9月给他们发来电报，警告他们说喀什噶尔有骚乱，而且有人想在夜间刺杀巴塔斯。他们能在1914年安全地把搜罗之物运回柏林，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外国人对丝绸之路的考古工作实际上终止于兰登·华尔纳的探险。1881年兰登·华尔纳出生于一个美国望族家庭。在日本奈良附近的法隆寺，他受到日本人民的纪念，那里有一座石塔，石塔之上耸立着一块石碑，碑文写道：“这位美国学者使京都和奈良免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保护日本的文化遗产，虽然这块碑文没有准确地记录他的贡献，但它反映了他在“日本圣徒传记”中的地位。他加入了拉菲尔·庞伯里的地理和考古探险队，于1904年前往俄属中亚安诺(同行者还有艾尔斯沃思·亨廷顿)探险。在游历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后，他独自一人去了希瓦汗国(当时仍然独立)，他是去这个地方的第一位美国人。1908年，他在京都东大寺跟塑像复原者一起学习。1913年，他被任命为计划在北京修建的美国考古学校(系美国史密森氏学会的分支)校长。就职之前，他在巴黎拜访了伯希和和沙畹，之后又前往圣彼得堡，在那里见到了科兹洛夫从黑城带回的绘画，然后又到了柏林，观赏了冯·勒柯克从吐鲁番地区搜集到的壁画。
　　1915年他按要求在新成立的克利夫兰博物馆开设东方部。1917年在西伯利亚担任美国政府和驻国外的捷克士兵之间的联络官之后(抛弃了新兵和战争中被释放的战俘)，他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现在的费城艺术博物馆)主任。
　　1923至1924年，兰登·华尔纳和霍华德·吉恩参加了福格博物馆组织的探险，前往黑城、敦煌和其他他们能够去的地方搜罗古物。华尔纳以自嘲的口吻谈到了他这次探险及其经历：“放弃了一些美好的东西。”在西安安排运输问题时，当地的邮政局长交给他一封信：“早上好，先生们。一辆四轮马车在西安府收费70美元，三辆两轮骡车收费105美元，其中每辆35美元，这是最便宜的价格。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预先支付10至20美元的保证金，在开始运输时你必须支付一半费用。我得告诉你明天上午肯定上路。还有，你有国旗吗?每辆车必须插上一面你们的国旗。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士兵会把你们的车征去运输军用物资。你真诚的朋友，周星岳。”9在美国国旗上有多少颗星星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执之后——“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数到42，那时我们都怀疑对方把爱达荷州数了两次”——没能画出用星星排列的美国国旗图样。“我有把握(只要我能记得在幼儿园时他们折纸的方法)用剪刀精确地剪出五角星的形状，结果我们剪成了三角帽。我们剪了足有能组成一支航海舰队的三角帽，一串这样的小玩具从我们手上跳来跳去跳到床罩上，这时我们的嗓子都痛了。”裁缝这时让他们的孩子来告诉我们说，布料上仅容得下6颗星星。
　　另一次苦难的经历发生在一天晚上。华尔纳在一家中国小旅馆中睡在一个砖炕上时，“被一种奇怪的呼呼旋转的声音……和一个射出旋转而有节奏的白光的巨大发光体”惊醒。原来这是霍华德·吉恩在防虫被单中“边痉挛似的操纵着用电机驱动的闪光灯操纵杆，边搜寻折磨他的臭虫”。10在西安，华尔纳瞻仰了唐太宗(626—649在位)昭陵的巨大的石刻马像。“在他(唐太宗)的墓周围立着六匹巨大的石马，即他的在战斗中牺牲的战马的石雕像。它们已被拖离了原来的位置，其中四块被运进了城中，我们在一个小博物馆中看到它们相当寒酸地立在院墙下，但却安全地躲过了我们美元的侵害。另外两个则被分解、被打破，成了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似乎为了方便运输，它们被分割开(被匀整地分成了四块)了。两匹石马的损失仍使中国人感到愤怒，在西安市新陕西省博物馆展出的其余四匹石马旁仍然摆放着费城石马的图片。11
　　跟他之前或之后的很多旅行家们一样，华尔纳对传教士们提供的经费不足感到不满，此例是指斯堪的纳维亚联盟传教团(陕西和甘肃是斯堪的纳维亚传教团的传教区)。“喝真正的奶!12杯茶!葡萄干面包!新鲜或加盐的黄油和一块覆盖着霜状物刚在炉子上烘焦的面包!或许当我开始沮丧地认识到，我无法得到更多的东西时，只有琥珀色的苹果酱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12
　　到达黑城时华尔纳很激动，他是根据斯坦因的照片认出这个地方的，但他吃惊地发现，斯坦因和科兹洛夫已经把所有的壁画都带走了。然而，他对黑城的描述仍然充满了感情：“这个地方美得超过了我的想象。周围是一英里左右的平坦砾石形成的平地，再远处就是沙丘。墙壁像城墙一样又高又厚，这些墙不是用遍布全中国的使人厌倦的灰黄土筑成的，它不同寻常地发出鲜艳的粉红色。朝霞和余晖使这些墙光彩夺目，而月光则使这些墙壁的影子在高过人头的高大银色墙壁的映衬之下像墨汁一样黑。夜晚，狼一直嚎叫不止，为此我们探险队的狗几乎发疯。帐篷的垂耳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天气极冷，骆驼在附近打着嗝、吐着泡。风卷起的沙和尘土直往脸上和眼中扑来。除了刮胡子和洗澡外，我们没有感到任何不适。”13
　　就在他们朝嘉峪关——“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长城就在这里的山脚下一个用墙围起来的小城中到达尽头”——跋涉的时候，天气变得难以置信的冷，因为这时是11月。华尔纳坚持步行——“我不敢像吉恩那样骑骆驼”——并因此避免了后来的灾难。由于吉恩骑在骆驼上不能活动，他的脚被严重冻伤。“翻译王近仁和我用雪给他的脚揉搓了三个半小时，他的脚才感知到剧痛，并昏了过去。我们焦虑不已，仍不停地为他摩擦，连心似乎都变硬了……在最后半小时的摩擦中，我们添加了油脂，希望能保留他脚上的一部分皮肤并减轻以后的肿痛。最后我们把他的脚放进我们的衬衫中紧贴我们的皮肤为他取暖。”第二天上午，“吉恩的脚长满了大量水泡，一直肿到膝盖。更糟糕的是，他又发起了高烧。”华尔纳用四个煮过的手帕绑扎他的脚，这时“帐篷外的狂风正在我们周围怒吼，吹得干雪在废弃城堡满是伤痕的灰墙四周到处飘洒”。14吉恩活了下来，但华尔纳只能独自前往敦煌。
　　他花了十天的时间观赏壁画。“14个世纪前，虔诚的人们把他们心目中的神以壮丽的景象描绘在了那些墙壁上。这些成千上万的神或缓慢地走在行进行列中，或安静地坐在盛开的莲花上，或举手来保佑人类，或冥想，或深深地陷入无思想的涅槃中。”15
　　1921年逃跑的白俄士兵翻过大山穿越沙漠后，被关押在了敦煌洞窟中达六个月之久。使华尔纳痛心的是，由于无知和无聊，他们在墙上胡乱涂写他们的名字，还在洞中生火。“我痛心地追寻下去，发现在那些佛像椭圆形的脸上和静默不语的嘴唇上，伊凡和他的同伙们留下了令人作呕的斯拉夫语淫语涂鸦和军团番号。两年前，一小队400人的白俄士兵，在苏联红军的打击和追赶之下，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逃入中国新疆。中国当地的统治者由于害怕布尔什维克胜过害怕日渐弱化的旧制度的士兵，就缴获了他们的武器和马匹，把他们关押在千佛洞洞窟中。而他们的将军则被关进了乌鲁木齐的中国监狱，但却有人颇具人情味地给他提供了足够多的鸦片使他忘记了污秽难咽的伙食，并且安然地死去。”16
　　华尔纳得出结论说：“很明显，一些壁画样品必须得到有效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保护它们免遭进一步的破坏。”17虽然第二个目标很有价值，而且如他所说，这是他根据所观察到的由于壁画遭到野蛮破坏而确定的目标，但华尔纳在来敦煌前就已充分作好了剥移壁画的准备。“在离开北京之前，我弄到了化学家推荐给我的粘着剂，用来固着古代壁画，现在这些壁画就像黑板上的粉笔末一样容易剥落。我也有可加热的胶水状底基，它是在确定颜料被固定后用于剥离壁画的。”
　　再看一看当地的佛教徒，他们的行为更坚定了他剥离壁画的决心。有一天，三个蒙古人“无精打采地走进来观赏壁画和拜神，他们虔诚地向一尊令人肃然起敬的面颊品红、头发亮蓝的现代泥塑像祈祷。但当他们站起来开始谈话时，一个人把满是油污的手掌撑在一幅9世纪的壁画上，还把整个身躯倚了上去。另一个则懒散地踱到壁画前，似乎出于好奇，他用指甲抠掉了壁画的裂片。当他们通过狭窄的入口并排往外挤的时候，他们的羊皮袄摩擦着门口的一排神像，这些神像，啊呀!在过去有如此之多的穿羊皮的肩膀和胳膊肘擦蹭过它们，这就够了……”
　　兰登·华尔纳开始工作。“我开始忐忑不安地把一位化学家给我的这种无色液体用于固定破碎的壁画，后来又用加热的胶水状底基剥离壁画。然而，这种工作有无法预料的困难。洞窟中的温度低于零摄氏度，我远不能确定这种化学物质在结冰之前是否已经渗入了灰泥，而且后来那种煮沸的胶状物在变硬之前几乎不可能涂抹到竖直的墙面上……我挑选了一些唐朝人物画——在遭受破坏的壁画中，它们的状况还算好。虽然它们还算不上是最重要的，但仍然是在美国未曾见到过的一类宝物，即使柏林(虽然存有来自土耳其斯坦灰泥墙上的方块形壁画)也会羡慕的。”
　　他遭受了各种折磨。“五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劳动，这几天夜里我也对我的所作所为充满了自责和失望，但每天早上我又艰难地说服自己。最后这些壁画碎片被安全地用毡包起来，夹在两块木板之间，准备用无弹簧而颠簸摇晃的马车、火车和轮船运输18周的时间到达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18
　　尽管他对自己很“失望”，但并没有就此罢休。这一次华尔纳抢救一件物品的原因并不是白俄士兵的破坏，而是“当地制作塑像的人”。这个人用的是泥铲和颜料盒，“将在几个星期之后出现……进行每年一度的无节制的破坏”。斯坦因此前曾以给王圆箓付钱的方式鼓励过当地的塑像制作者。王圆箓正设法把一些腐朽的地方恢复到从前的辉煌，也就是修复一些塑像，正如华尔纳所写的那样，“似乎这些塑像是他的骄傲。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募捐用来制作塑像。而现在又来了一个外国疯子，他虽然送来了一件不菲的礼物，却也希望带走一件。他说，假如一个人把这件塑像带到城市的市场中，让他早已雇好的雕塑师仿做一个，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也不需要运输。或许要一直等到到达北京才能找到艺术家来塑造一个。尽管这种想法有道理，我还是认为，被自己的殿堂视为神圣的塑像才更有价值。”19③
　　王圆箓虽有修复塑像的真诚愿望，却被华尔纳逼得走投无路。华尔纳提出：“只带走一件破旧而且变色的塑像，不带走王圆箓最近刚刚修复好的、已经付出了代价的艺术品。因此，我能够着手进行一种出于爱的劳动，我虔诚地把一尊单膝着地、传神的手紧握在胸前、显出崇拜神态的塑像从其底座上撬下来……尽管它布满了灰尘，其长袍的皱褶处仍有颜色。轻轻吹一下，用丝巾轻拂掉灰尘后，塑像身上显露出鲜艳的蓝色、深红色和金色。脸颊的象牙黄重新焕发出光彩，项链的颜色则鲜艳夺目。”
　　为了运输这个宝贝，华尔纳说“用我的毯子和改成了布赖恩·奥林样式的羊皮裤子，用毛茸茸的雅茄呢内衣裤、在我们美国杂志上才能看得到的让人感到羞耻的短衬裤”20把它包裹起来。
　　在返程途中，华尔纳在兰州遇上了安特生博士。安特生博士是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瑞典籍领队，他在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很多考古发掘，出土了非常精美的红土陪葬罐，上面装饰着黑色的螺环和卷状物图案。他们喝了杜松子酒，看了看安特生的最新发现。在中亚旅行者的记录中，这样的会面不断地发生，如斯坦因在哈密附近偶然碰上了赛西尔·克莱门蒂。某一天他们独自涉过沙漠，第二天就可碰上他们的同行。例如：对于到达喀什噶尔的记载就形成了一幅繁忙的交通画面，俄国、英国、瑞典和德国的探险家们常常相互碰头。
　　华尔纳在第二年进行的第二次福格探险中又来到了中国。这一次几乎在开始之前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一位英国警察命令他的人向在上海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开枪，打死了11人，中国人的抗议情绪达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当外国传教士们被从内地召集到了相对安全的沿海通商口岸时，兰登·华尔纳的队伍到达了敦煌。这一次他不仅带来了一位化学家给他的粘着剂和胶水，也带来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壁画专家。但在洞窟内，他们跟一群愤怒的中国农民对峙。当他们想在不远处洞窟数量较少的地方扎营时，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中国最终向西方淘宝者关闭了大门，第二次福格探险不得不就此放弃。华尔纳返回美国去教书，后来转而去了日本。
　　敦煌第17窟的宝藏现在分散于北京、圣彼得堡、巴黎和伦敦，还有其他少量的藏品散布于世界各地，其中一部分是在1902到1908年间由日本各个不同的佛教团体为净土真宗(纯大陆派)领袖大谷光瑞④积聚的，最终这部分敦煌写本和丝绸之路的其他发现成了最不平凡的传播物之一。当时日本佛教团体的活动引起了A.R.B.沙特尔沃斯上尉的注意，他在乔治·马嘎尔尼休假时在喀什噶尔代理领事。当大谷光瑞不得不出售宅第(他收藏的写本就保存在这里)时，他的写本似乎由于突然的资金流动危机已被出售。其新主人，一位前财政部长，似乎把这部分藏品的三分之一送给了日本驻朝鲜占领区总督，以此换取了采矿权，据传这部分藏品现收藏于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据说，大谷本人把另外的三分之一送给了占领大连的日本总督，剩余的部分留在了日本，最终落入了东京国家博物馆。德国收藏的部分文物来自于他们工作过的绿洲，即吐鲁番、库车和库木吐拉。圣彼得堡的中国文物包含了很多敦煌残片(科兹洛夫是较晚去千佛洞的人)，是在黑城发现的最好的收藏品。
　　①所指照片为“伯希和等人和一面被缴获的义和团大旗。”——编注
　　②即辅国公载澜。——译注
　　③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寺院或教堂是否应该冻结在某些理想化的朝代，或者他们是否应该随着宗教装饰时尚的变化而变化?我记得在1976年1月去过云冈石窟，这些石窟中有巨大庄严的黄灰色中央佛像和从黄色崖壁中凿出的数排小窟。在冬天蓝色的天空下，又长又干的黄色崖壁矗立在一条黄色的干涸的河床岸上：这是一个古老而宁静的地方。然而，当我们在市中心主寺外下车时，司机对我们说：“你会喜欢这一个的，它比那些老洞窟好得多。”这个寺院的壁画在19世纪晚期被重描过，它们颜色鲜艳、画面繁杂，画满了罗汉漫画——他们长着无限长的胳膊(更适合指路)或疯狂生长的眉毛。这是大众化的宗教，甚至公交车司机都喜欢。当然，由于外国人源于哥特式教堂和仔细保留的遗址所形成的审美观，都更加喜欢那些布满灰尘的旧窟。——原注
　　④准确地说，应为西本愿寺法主。——译者注